1999年春节前夕，牛玉儒同志冒着严寒，顶着大雪，率队到社区慰问困难职工。当来到一个下岗女职工家时，发现12平方米的屋里空空荡荡，牛玉儒同志心情沉重地拿出了慰问金，详细了解她的生活状况，当场安排有关部门认真摸底调查困难群体的生活和再就业情况，妥善解决好再就业工作。在返回市政府的路上，为了让这个下岗女工全家能看上春节晚会，牛玉儒同志与随行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你一百他二百的，当天就凑钱为她买了一台新的电视机。
2001年元旦后的一天早晨，他得知一位残疾人要轻生，便找残联的同志说，我们不能不管。一要救下他，二要耐心疏导，三要设法帮他安排一份力所能及的活儿干。残联的同志及时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并联系有关部门为那个残疾人租了一间电话亭，使其有了生活来源。
2003年4月，牛玉儒同志刚刚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呼和浩特市就遭遇了严重的“非典”疫情，在此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他始终吃住在办公室，奔走在疫区，搞调研、查疫情、作决策，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嗓子沙哑了，眼睛熬红了，却照样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危难之时，牛玉儒同志与人民群众坚定地站在一起，手挽手、心连心。
牛玉儒同志对党忠诚，以事业为重，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集中体现了新时期领导干部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坚强党性。
一位老同志这样评价牛玉儒：“虚怀若谷，大气若山，坦荡若水。”参加工作以来，牛玉儒同志曾十多次调整工作岗位，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他的选择，每当组织召唤，他都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在工作中，他坚持原则，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和亲和力，许多和他共过事的同志都说，在牛玉儒手下工作，虽然工作很累，但是心情舒畅。在固阳县召开的一次农业开发会议上，牛玉儒同志讲完话后，县里一位负责同志马上提出不同意见，俩人争执起来。事后，牛玉儒同志主动向他道歉，十分诚恳地说：“你的意见我反复考虑后认为是对的，应该按你说的办。会上我不冷静，考虑欠周到，请你谅解。工作中上下级之间有分歧很正常，谁说得对，就照谁的办。”
牛玉儒同志认真学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观察、处理民族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和各民族的团结，为各族干部群众树立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榜样。他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担任市长时，他坚决执行市委的决定；做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时，自觉树立政府工作一盘棋的意识；当市委书记时，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办事。在干部问题上，牛玉儒同志从不封官许愿，从不拉拉扯扯，从不任人唯亲。有一位同志任同一级别的职务时间较长，心中难免有些想法，牛玉儒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经得住考验，受得住委屈，当官挣钱无止境，做人做事最重要。如果和那些无职无权的老百姓比，我相信你会有所领悟。”
牛玉儒同志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集中体现了新时期领导干部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革命本色。
“我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属于我个人，我不能随便乱支配，你们要体谅我。”牛玉儒同志这样对亲戚、朋友说。牛玉儒同志始终坚持严格要求自己，从严要求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从不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牛玉儒同志的5个兄妹至今仍在通辽老家。几年前，两个妹妹和妹夫先后下岗，多次求助于他，他说：“这事儿我不能帮，你们要自己克服困难，给大家带个好头。”他的两位亲属至今在火车站靠蹬三轮车维持生计。
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他经手的项目数都数不清，却从来没有给有关部门和单位一张条子、一个电话或一个暗示。包头市青山区区委的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与牛玉儒同志上下级关系近五年，接到他唯一的一张条子是要求关照一位老红军的遗属。”包头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回忆说，“跟着他工作特别累，但心情特别舒畅。因为他是一位用人格征服人、用行动教育人、用真诚帮助人、用感情打动人的领导干部。”
包头市政府一位曾同他共事多年的干部说：“牛玉儒同志的生活非常简朴。包括子女教育，他从小就教孩子们要学会节俭，尤其反对倒掉剩饭剩菜。”在呼和浩特市工作时，为了招商引资，他经常在外出差。住宾馆大多只开个普通标准间，会客时就到宾馆大厅的喝茶间。办事时，错过吃饭时间，他就常常在路边的小饭馆随便吃一点。
牛玉儒同志走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他那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勤政为民、鞠躬尽瘁的公仆情怀，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坚强党性，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革命本色，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像牛玉儒同志那样，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地为民尽责、为党分忧，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不忘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全部精力用在为人民群众造福上。
（资料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勤政为民的楷模领导干部的榜样》，《党建研究》，2004年第12期）
案例2阜阳腐败群案：一手遮天之祸
以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为代表的阜阳腐败群案，涉及市县“一把手”，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自2000年起，继王怀忠之后，前后两任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市辖原颍东区委两任书记韩希鹏和赵光席，原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原蒙城县委三任书记王保民、孙克杰、孙孔文，原阜南县委书记殷光立，原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汉卿，原副市长付红杰等纷纷落马，初步查实受贿和不明财产总额达4000多万元。
在多数县区仍属沿淮灾区和国家重点贫困县的阜阳市，令人震惊的腐败群案，揭示了诸多深层次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是，难以有效监督的“一把手”一旦失控，因其一手遮天而营造出来的“一把手天下”，给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灾难。
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在阜阳等一些地方发生了扭曲。1995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对选拔干部的原则、任用条件、考察方式和决定程序作了规定。但总的来说未能触及任命制度弊端的核心部分：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机制仍然没有变。选拔干部仍是在少数人中选，由少数人选，即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好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阜阳等一些地方的长官意志下，群众意见的征求、组织部门的考察、领导班子的集体决定等，都成为表面化的形式、手续和程序，导致了“程序是合法的，意志是个人的”现象严重。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王怀忠担任亳县县委常委、区委书记时，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极力迎合上级的心理。上级领导好大喜功，他就伪造政绩；上级领导要抓典型，他就到处建立闪光点和形象工程。因此，尽管他名声一直不好，却靠着见风转舵的本领，一再被当做有能力的干部受重用。80年代初他成了全地区最年轻的县长之一，此后又担任县委书记、常务副专员、专员，直至升到阜阳市委书记和安徽省副省长的高位。
干部考核办法一度失之片面，在考核中过度偏重各类经济指标，在经济指标中又过度偏重“表面数据”。为此，王怀忠大搞数字游戏，导演了一场20世纪90年代的“大跃进”，“九五”期间，阜阳市年均GDP增长只有4、7%，但上报却高达22％。为了实现“大跃进”，逼得从下至上层层造假，这虚假的繁荣却赢得了省里的表彰重用；而这背后的民怨沸腾却在考核中得不到任何体现。
每年年初，王怀忠让各县市区主要领导逐人表态报产值和有关数据，凡实事求是上报数据者，总会遭到王的严厉批评甚至人身羞辱，而浮夸虚报者却被提拔重用。然而吹牛是要收税的，每年阜阳市的财政虚报都要上缴22、5％的税费，1997年仅此一项就损失1300万元。
“数字经济”导致全市县市区、乡镇债台高筑。1998年至2000年，阜阳经济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2000年阜阳GDP负增长7、9％，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一把手”肆意践踏党内民主，这是阜阳前些年出现大面积腐败的一个突出原因。
王怀忠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在市委常委班子内部，一切大事都由他个人说了算。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他既拉又打，软硬兼施，使其屈服。他经常欺上瞒下，推说是省里某领导的意思，使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敢坚持。
王怀忠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玩弄权术却老谋深算。他的绝招是拍桌子、瞪眼睛、“熊人”。有一次王怀忠带外商到颍州区谈开发项目，区分管领导讲了几句维护群众利益的话，王怀忠勃然大怒，桌子一拍，大声训斥：“观念落后！地方保护主义这么严重，阜阳还怎么发展？”说罢拂袖而去。与会者面面相觑，噤若寒蝉。第二天王怀忠不再露面，市里只来了一位分管领导就轻而易举地按照王怀忠的意图把项目定下来了。
在王怀忠的家长制作风影响下，只要谁对“一把手”持不同意见，就会被以“闹不团结”或“有杂音”的借口加以调整。
无论是王怀忠还是阜阳腐败群案所涉及的其他人，在被挖出前一直都是群众密集举报的对象，但他们却能在声声民怨中步步高升。王怀忠甚至在大会上扬言：“你们不是到处告我吗？告状又有什么用？你们告一次，我就升一级！”
阜阳市纪委的同志总结说，王怀忠在阜阳当政数年，乱纪无纲，随心所欲，把人的思想搞乱了，风气搞坏了，经济搞垮了，人心搞散了。
地方纪委没有独立行使的办案权，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如果党委“一把手”不能坚定反腐败和一抓到底的决心，纪委的监督和查处案件的力度会大为削弱。同级党委“一把手”捏着纪委的“乌纱帽”，“一把手”的监督被虚置，这也是阜阳市县“一把手”成为腐败重灾区的原因。
与王怀忠沆瀣一气的王汉卿、付红杰、张华琪等人的问题，早有确凿证据反映到阜阳市纪委，但因王怀忠的阻挠，不仅纪委的查案工作根本无力展开，而且腐败官员竟逆着民怨步步高升。
（资料来源：陈先发、包永辉《阜阳腐败群案：一手遮天之祸》，《瞭望》2003年第50期）
案例3“我的手铐有你的一半”
近年来，伴随着贪官的被查，贪官背后的“贪内助”现象引人关注。众多案例表明，在一个个中饱私囊、徇私枉法的贪官身后，往往有一个贪婪的内当家。她们或对丈夫行为视而不见，或同流合污，赤裸裸地帮助丈夫受贿、索贿、转赃，或订立攻守同盟，为其开脱罪责等。一个个反面教材向我们发出了警示：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这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一环。
（1）田雅芝、马德的“收钱袋子”
2005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着该案的审结，记者再次将目光对准与马德共同索贿受贿的马德之妻田雅芝：因与其夫共同受贿7笔共370余万元，田已于2004年11月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记者曾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见到了正在服刑的田雅芝。田说，她和马德收来的钱是不得已收下的。因为怕有人到家里来送钱，他们晚上都不敢开灯，因为只要看见她家里灯亮，就有人敲门或打电话。对于收受的钱财，她还狡辩说：“这些钱我一直都想退回去。”
她俨然将自己打扮成了可敬的“贤内助”，事实果真这样吗？
哈尔滨市南岗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亨是负责“田雅芝案件”的主管副检察长。说起当初到马德家搜查时的情景，他至今还感慨不已。马德家的装修平常，但打开一排排衣柜，光是没穿过的高档皮鞋就有几百双，两三千块钱的鞋在那里都不算高档。田雅芝的裘皮大衣就有8件，金银首饰、高档相机、手表、电脑、古董字画……应有尽有。沙发下、床单下到处都能摸出钱来。他们家有一个大冰柜，里面的熊掌就好几只。办案组十几个人在他家清点赃物就用了7天。
田雅芝说，那些钱我一直想退回去，钱我们一分都没动。而检察官对案件的调查早已证明他们在不断地转移和支配这些钱。
田雅芝曾说，绥棱县原县委书记李刚给过她一个30万元的存折，一直到案发这个存折都没动。但是据侦查李刚案的哈尔滨市道外区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介绍，当时李刚是县长，因为绥化干部私下的风言风语已经传了很久，说马德这个人爱钱。为了当上县委书记，李刚和妻子商议说，我是个后备干部，咱们也要给马德送钱才行。于是，李刚的妻子从银行取出30万元，以“马方”的名字存下并送给田雅芝。半年后，李刚如愿被提为县委书记。而这笔钱后来被田雅芝转存到自己名下。之后，她又将这笔钱汇到北京，并在“风声”紧时用假身份证转移了这笔钱。
马德和田雅芝从来不在绥化当地存钱，因为当地有很多人认识他们。于是夫妻俩商量把钱存到北京。1999年开始，田雅芝就让儿子在北京的银行开户，之后不定期汇款，或是由马德赴京开会提个保险箱带现金过去。2002年4月马德案发，在其儿子的账户里共发现人民币、美元、港币共计2000余万元。就在马德案发前不久，田雅芝还给她儿子以“宋伟”的名字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并另开了一个户头，将所有的钱款转存到宋伟的名下。因为银行有规定，每一笔转存最高限额为9万元，所以后来当检察官打开账户时，9万元一笔的存单密密麻麻打印下来，整整用了5个存折才打印完毕。
案发前，田雅芝已是黑龙江省林业法院的副院长，但她并不懂法。一个曾给马家行贿的老板说，田雅芝这个人物欲特强，小到一件衣服，大到上万美元，不论礼品贵贱，她都是一番推辞客套后全部“笑纳”。
随着马德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加大，田雅芝的虚荣心和贪欲也一天天膨胀起来，其敛财的惯用做法就是哭穷。她常常这样暗示别人，“我们家老马没别的爱好，就是好打个麻将”，或者“老马最近要出国了也没有外汇”，等等。
1998年，田雅芝对哈尔滨金事达集团董事长肖海鹏说，我儿子要结婚，在北京想买房，钱不够，你帮忙筹集点钱。肖于是凑了60万元，按田雅芝写的地址和银行账号将钱汇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