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堆场是三班倒，没有特别的休假日期，所以，这个春节我只是象征性地回家呆了两天。可这两天的时间却让我如临深渊。
首先让我遭遇冷落的来自淼淼的家庭方面。按照既定的计划，两家马上就要商量婚事，最晚明年初我和淼淼就要结婚了。春节期间，双方父母见了面。我眼见去泉城的时日已经不短，而花总却迟迟没有将我调回来的意思，只好如实地说明了自己目前被下放分公司锻炼的现状。
我尽量表现出乐观和自信，直言自己不会轻易放弃在基层锻炼的机会。但这些显然无法让淼淼的爸爸满意。老头儿尽管没有过多言语上的微词，但显然心里藏了很多想法。我一方面心里面像做贼一样地惴惴不安，另一方面却又觉得这老头儿过于世故，刚经历了点儿事情就一副恨不得将我钉在耻辱柱上的架势。
当天晚上，淼淼打电话来，说她的爸爸问起我的工作什么时候能调回来。我一股邪火在心里面憋了很久，忽然就气急败坏地吼道：“我还没有要饭呢，这就开始嫌弃我？”
淼淼委屈地在那边哭了起来，说：“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我是那种人吗？可你的工作迟迟不能定下来，总归不是一件让人放心的事情！”
我心里一软，安慰她说：“我们会度过难关的。过了这道关，我们前面必定一马平川，再大的坎儿也迈得过去。你相信我，再给我点儿时间，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回来的。如果在这个公司真的再无希望调回来，那我就辞职，大不了重新再来！”
淼淼在那边的情绪稍稍平复了一下，但我却始终心神不宁。
另一方面的压力则来自我的父母。老两口在与淼淼的家人见面时方才知晓了我并不是去什么分公司调研，而是被集团总部贬到了分公司，连人事关系都调过去了。目前，我在分公司不仅是工资待遇大幅降低，而且连归途也遥遥无期。老两口听到这个消息后，当时脸色便有些难堪，一时间默默无语。
当天晚上熄灯后，我清晰地听到在隔壁的房间里，父母正在窃窃私语。
母亲悲伤地说：“沛文他们公司的老总怎么就这么狠心？孩子眼瞅着明年就要结婚了，偏偏在这个时候被下放到泉城去！”
父亲冷静地说：“你没听沛文说吗？连赵浩这样老婆怀孕、生病的老母亲没人照顾的员工，都被调到北京分公司去了，何况是沛文这样没结婚的人？一个掌管着几千人大公司的老总，要是还管员工个人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那他也不用干别的了。恐怕花总是想赶他们走，却又不想支付解约金，现在是摆明了叫沛文他们自己知难而退。”
母亲焦急地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了啊？孩子这么年轻，在泉城那边人生地不熟的。我听说泉城又是个那么乱的地方，可千万别出什么事情啊！”
父亲冷静地说：“你也别老是惯着他，孩子早晚要独立。目前来看，既然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沛文在总部机关这两年多，是有干劲儿却没机会，到了下面的分公司，兴许真能闯出一片天地来！”
母亲唉声叹气地说：“刚毕业那会儿，沛文放弃了托亲戚关系进国有银行的机会，自谋出路来到这家公司，我初始还以为挺好，不用花钱就找了一家这么好的单位。如果早知道是现在这样，当初就应该让他去银行！”
父亲说：“现在的社会，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花钱就占了坑，又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能耐，肯定被人连根拔起！”
母亲接着自己的逻辑，说：“沛文如果当初进了银行该多好啊。大部分银行都是女孩多男孩少，男孩更容易获得晋升的机会。我的一个同事的儿子，在学校表现挺一般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在银行都是小主管了，年薪十万。”
父亲反驳道：“你们女人就是眼光短浅。沛文没调离总部机关前的工资是不如人家，可也差的不多。年轻人还是要看发展前途嘛！”
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我的情绪乱到了极点。我本以为自己能够扛得住压力挺过去，可照目前来看，我真的是太天真了，压力不过才刚刚开始，生活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第二天，尽管父母为了不给我压力而强颜欢笑，但我还是感觉到了空气中的阴云不散，沉闷压抑。临走时，父亲嘱咐我要注意现场的安全，千万别出事故。我却觉得他除了说这些无关痛痒的话以外，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和王正一同乘车回泉城。王正全程眉头紧锁，少言寡语。显然他也经历了一个不愉快的春节。
大年初四，杜飞回来了，却是最后一次的告别——他要走了，已经找好了新的工作，年后就去赴职，此次来泉城办理离职手续。
我将他所分年货变卖后的钱交给他，并送他去车站。
杜飞仍然一副不羁的模样，笑着说：“保重了，哥们。其实外面的工作机会还是很多的，未必一定要死守在这里。”
我笑了笑，说：“看合适的机会吧！”
杜飞忽然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道：“其实我们混到这个地步，是遭人暗算了。春节后，邢斌已经升至房地产公司的副总。他和我们，一升一降、冰火两重天的境遇，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听说花总获得的所有关于我们的负面信息都是邢斌打的小报告。你以后要小心了。”
我听了以后，想起邢斌昔日表面上对自己看似如兄长般殷切的点拨和劝告，又想起父亲之前对我那看似多余的提醒，心里面顿时百感交集。
从此，杜飞远走他乡，志化集团的江湖里再没有杜飞的传说。
晚上，泉城下起了大雪——纷纷扰扰、迷~离双眼、看不清方向的大片的雪，永远让人感觉阴冷的雪。天空灰蒙蒙的，一如我们第一次踏上泉城的这块土地的模样。冥冥之中，我似乎从终点又回到了原点。只是，时间的指针此时已划过了整整一百二十天。
杜飞离职其实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他是喜欢热闹和繁华的人，吃不了这个苦，更受不了这种单调而乏味的生活。而我，其实在哪里都摆脱不了内心深处的孤独和落寞。所以，有时候我对环境的诉求反而显得简单而朴实。
有时候，孤独也是一种习惯。
作为同期进入公司的研究生，杜飞与我之间的关系微妙——既有抱团临敌的团结，又有各怀鬼胎的小算盘。我们曾经一起去赏槐花，去各种饭店胡吃海塞，去游戏厅里打磨时间。在练歌房里，我们俩是最佳拍档，从九十年代的怀旧老歌到2008年的时代金曲，样样精通。
只是，他终究是个玩伴，仅此而已。
我们时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绞尽脑汁，各自提防，生怕自己的不当言行被对方利用，进而影响到自己在公司的发展。我们会因为某些竞争关系而各自较劲。从做人方面来说，我们的价值观深处存在着太多的矛盾。他生性风流，阅女无数，我则抱着一个执著的信念，傻乎乎地等待与淼淼修成正果的那一天；他心思缜密，甚至多疑，我则某些方面单纯地像根直线；他个性过于偏激，而我虽然好不到哪里去，但总觉得这样极端的想法对自己、对社会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始终致力于建立积极的心态。
可如今，我连这个玩伴也失去了。
我正陷入兔死狐悲的沉思中，手机响了，是邢斌。在听了杜飞的阴谋论后，尽管我不完全相信，却也提高了警惕。我接通了电话，笑着说：“邢总，怎么今天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
邢斌笑道：“慰问慰问你嘛！春节过得如何？”
我笑着应答：“还好，还好！听说邢总又高升了？”
邢斌依然是过去的谦虚语气，道：“我只是先走了那么一小步而已，大家都有机会嘛！”
这句话我听过好几次都不以为意，今天却忽然浑身冰冷，微微颤抖。
邢斌说：“今天，杜飞去泉城分公司辞职了吧？”
我敷衍着说：“人各有志嘛！找到好工作自然要另攀高枝，这也是值得恭喜的事情！”
邢斌半开玩笑地说：“你在那里有什么打算啊？总不能一辈子窝在泉城吧？”
我一个机灵，迅速调整了思路，缓缓地说：“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管理人员，基层的情况必须要了解。我在这边还是很有收益的！”
邢斌夸张地说：“李总的觉悟太高了，”接着神秘地说：“你知道吗？杜飞临走时去花总的办公室大闹了一次，张秘书拦都拦不住。”
我心里一跳，问道：“情况很严重？”
邢斌说：“据说他将公司招工黑幕的事情作为筹码和花总谈条件，要求花总恢复他的待遇，否则就将事实公之于众。”
我问道：“花总不会这么容易就被要挟吧？”
邢斌老练地说：“那当然。无凭无据，杜飞的那些话顶多被传为小道消息。不过，花总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给了他一万块钱，将他打发走了。”
我苦笑着说：“看来会哭的孩子还是有实惠的，不一定有奶吃，起码可以有奶粉顺顺嘴！”
邢斌和我又简单地聊了一会儿。可能是杜飞提前预警的原因，我真的开始有点觉得邢斌的每句话后面都挂满了勾刺，随时准备倒转，在我的身上刮出血来。不过，目前我处在非常时期，不管是公司的谁来问我近况，我都会精神饱满地答复说一切都好，自己正在向着既定的目标奋进。
同事就是同事，永远不会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如今，第一个人走了，不知道后面是否还有第二个，但我知道没有第三个，因为——我会坚守，不是为了所谓对企业的忠贞，而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在可以预计的将来，重新站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哪怕仅仅是给自己一个真实的交待。
我回忆起我们几个第一天来泉城的情景：天空飘着落叶，我们三个人围坐在一家茶馆里，烟雾缭绕下，故作轻松地谈笑风生，好奇地看着新城市的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流，不时地撇撇嘴，说些不咸不淡的玩笑，信誓旦旦地约定今后一定要团结，互相照应，共度难关。尽管没有人认真地追究这约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每个在寒冷中瑟瑟发抖的人似乎都宁愿怀揣这样一个虚假而温暖的谎言，求得哪怕些许的心理安慰，以期度过这寒冷而漫长的冬日。
我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雪，记忆的摄像机自动开启了回放程序：窗外的车水马龙循序倒行，我们击掌相约有难同当，鱼贯从茶馆中倒退回宿舍，收拾行李，返回小车，从泉城反向行驶，开往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