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后，我和蕾蕾谈起聚会的感慨，她却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毕竟是两代人，有些事情经历了才会长大，而有些事情只有长大了才会经历。
我试探性地问她：“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你愿意跟我回咸城吗？”
她不假思索地说：“怎么可能？我们俩的收入加一起足够好好生活了。”
我问道：“万一有孩子怎么办？”
她小脸红了，说“不可能有，我可不想要孩子。”
她的回答让我绝望，我虽然不喜欢孩子，但还不至于达到坚决不要孩子的地步。
我索性追问道：“万一有了呢？多一张嘴吃饭总要钱吧。”
她嘟着嘴说：“到时候让我们的父母帮忙给点钱，总不至于让我们饿死吧？”
她的回答更让我绝望，因为至今为止她说的每句话都让我希望尽丧。
我对生活的迷茫无法在她那里得到答案，开始变得情绪焦躁，始终有股邪火一蹿一蹿的没处发泄，连往日里她的单纯无邪如今都变成了年幼无知，有时候仅仅是看到她在玩游戏我就头疼，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我和老赵抱怨说我找了个娃娃，老赵反驳说你不能什么都要，又要人家百依百顺，单纯可爱，又要人家知冷知热，红颜知己。
我忽然有些悲哀，说：“没想到我李沛文三十多岁的人了，到如今混得连个在枕头边陪着说话的人都没有。”
蕾蕾显然也感觉到了我情绪的异样。一次，我在她的宿舍里发现了一幅她画的画——是一个男孩和女孩在接吻！但是仔细一看，女孩明显很投入地紧闭着双眼在追着男孩的嘴唇，男孩却瞪大了眼睛，茫然若失！
一个雾霾的周末，我和蕾蕾窝在家里面看电影，窗外是满眼的灰色。
我酸溜溜地说：“不开窗屋里的甲醛无法散发，开窗则全是雾霾。这鬼地方没法呆，比老家差远了。”
她却不理我的抱怨，光着脚丫，撒娇似地碰碰我的腿，道：“叔叔，我饿了。”
我起身去冰箱查看，只剩下一截大葱、两个西红柿、四个鸡蛋外加一坨冻鸡翅。
更令人郁闷的是，她自己长期没有交煤气费，已经被燃气公司停了供气。
我把几样东西拿给她看，摊摊手说：“今天只能吃葱绿拌葱白了。”
她嘟着嘴说：“你给我做好吃的。”
我问道：“要不用电饭煲做个西红柿鸡蛋焖饭？”
她头摇地跟拨浪鼓一样，说：“不吃。”
我变着花样道：“电饭煲焖可乐鸡翅膀？”
她依然摇头表示不喜欢。
我耐着性子道：“西红柿鸡蛋寿司加鸡翅粥？”
她晃着一双纤细的白脚，说：“不要。”
我问道：“你说吃什么？”
她没心没肺地想了想，说：“红烧狮子头，你出去买回来。”
我望了望外面的霾，回过头来，只见她自己玩手机游戏正酣，没好气地说：“不吃饿着。”
她生气地说：“男人疼媳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还是不是男人？”
我气急败坏地说：“谁是你男人？跟你领证了吗？”
她声音微弱却清晰地说道：“流氓。”
我抬头看她，只见她瘪着嘴，满脸委屈的表情，大眼睛闪烁着楚楚可怜的光芒，看得我心都软了，只得叹口气道：“好吧，我是你男人，我冒着雾霾给你出去买红烧狮子头。”
默默地穿鞋出门，我的心情就如外面的天气一样阴郁。
周一清晨，我从蕾蕾的宿舍出来，坐地铁赶往单位上班。走在高峰期的地铁里，人流涌动。
一个经验丰富、身材肥胖的中年妇女从车厢外粗鲁而野蛮地猛然挤进车厢，将车厢内的人群瞬间挤压成一团，并趁着“人团”尚未恢复原样时，用手臂在看似已毫无富裕的空间里硬生生地开出了一条小缝，进而扭动着身体努力沿着这条小缝不断地深入开凿，最终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掘出了一条“隧道”，完成了一个不小的奇迹。
车厢内，两个女孩由于拥挤而产生了口角，进而演变为大打出手，互相拽着头发，抓挠着脸。两个人都戴着眼镜，看样子是白领，却为了一寸微小的空间而扭打在一起，连眼镜都掉在了地上。
这样的场景尽管不是每日发生，但对我而言已经习以为常。在一个资源有限、人口拥挤的城市里，人们为了生存和抢夺资源可以不顾一切。
在换乘车站间转换的国道里，密密麻麻的人群沿着蜿蜒曲折的路径快速行进，步履急促。昏暗的灯光下，人头攒动，神色匆匆，仿佛世界末日的错觉。
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我难道以后一辈子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离开北京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但离开的方式又该如何呢？
在志化集团内部调动吗？都说花总是绝顶聪明的人，可自从中国进入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后，志化的好日子就结束了。除了我们北京分公司，志化集团下属大部分分子公司均处于亏损状态，房地产公司原本就不是行业内的顶尖企业，如今大市不好，更加举步维艰；我在泉城曾经短暂待过半年的仓储公司，效益也大不如前。这些大公司尚且如此，更别谈那些原本就盈利不佳、处于维持状态的中、小公司了。
如果离开志化呢？在家乡小城我要重新开始，将不得不面临着收入大幅减少的窘境，甚至我连个中层管理者的职位都未必会找到，需要重新从底层做起。
穿鞋的没有光脚的自由，我终于知道，在这个体系里呆得久了，我也成了一只贪恋温水的青蛙。
之后不久，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花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提拔了一大批人担任公司的领导岗位。公司上下将这次火箭式提拔解读为花总临退休前最后一次贩卖人情。
其中为我所熟悉的就是当年因为任性而被秦总遗弃的林涛，这个在我们看来既无过人本领、又无太高情商的年轻人却靠着老婆家里深厚的背景，被花总安排到苗胖子的公司任副总，而他不过才28岁。
一个任性妄为、毫无实际能力、连自己的行为和情绪都无法控制、更奢谈业绩的年轻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当上分公司的副总，我和王岳之间为了另一个分公司的部门经理位置斗争又有什么意思？斗垮她当正职？然后呢？接着斗下去，要么身败名裂，要么功成名就，再不断往上爬？
而这其中，没有任何背景、仅靠我自己努力，又有多少希望？没有关系，我在这个企业里寸步难行，只有给别人干活的命。
这实在是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我想起当年花总在年度工作讲话里豪情万丈地高调表示要给年轻人机会，其时将我那颗天真无邪的心撩拨得蠢蠢欲动。我又想起花总在08年的金融危机时，将我们几个研究生贬到泉城分公司之前的那次谈话中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非常困难时期，企业最需要千方百计保留的不是踏踏实实干活的人，而是关系背景深厚的人。因为干活的人随时可以在市场中用钱买到，而有关系背景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
而今看来，给年轻人机会也好，提升也罢，都是建立在关系背景的基础上，靠拼命干活想要快速升迁简直是痴人说梦。
而花总以前这么做，现在仍然在沿袭这个思路，并开始为退休后的关系维护做准备了。
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更加心灰意冷，只觉得人生如戏，戏无精彩，千百年来不过是按照固定的王侯将相故事重复演绎。
而接下来一件有惊无险的意外事件更加让我坚定了回家的决心。
端午节晚上八点钟，我给家里打电话，却一直无人应答。给父母手机拨过去，语音显示关机。父母端午节从来不串门，这个时候应该在家看电视节目，怎么会无缘无故不接电话？
我安慰自己许是出门散步，便耐心等待。
九点钟，我拨打家里电话仍然无人接听。老两口手机继续关机。
十点钟，情况仍是如此。
我的心里开始变得忐忑不安起来。一会儿担心是父母身体有了状况，一会儿害怕家里出了什么意外
从那一刻开始，我每隔五分钟就要拨一次电话，电话那端却始终都是空荡荡的等待声音。
我心里开始变得急躁不安，一遍接一遍地不停拨打，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我开始忧心忡忡。
我想起上次回家时，母亲说自己的后背疼痛，当时并没有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莫非是她的心脏出了状况？一想到母亲肥胖的身材，我的担心更甚，简直好像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一样。
父亲呢？他虽然身体健康，但近年来随着年纪增大，也已经大不如前。尤其是他那一直如影随形的哮喘，更是让我揪心。好几次我看到他在呼吸困难时使用抑制哮喘发作的喷剂，且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莫非是他的身体出了问题？
黑暗中我开始胡思乱想，心说，父母就自己这一个儿子，他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投在了我的身上。这些年，自己一直没有时间陪在二老的身边，如果真有一天他们离我而去，我一定会遗憾和自责，因为自己尚没有来得及尽一份孝心，甚至连他们期盼已久的儿媳妇也没有娶回家。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像是得了魔怔一样，每隔几分钟就要起来看下手机，确定没有来电或者其他原因错过任何信息。
过了一会儿又担心手机出了故障，关掉再重新打开，却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凌晨一点、凌晨两点……电话那端一直没有人接听。此时，我已经无法入睡，脆弱的神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我不断在内心祈祷，只要父母平安无事，我宁愿减寿，宁愿受尽世间的苦难。
凌晨四点钟，依然无人接听电话。至此，我已经彻底崩溃，放弃了仅存的希望，认定家里出了意外，神情恍惚地起身穿衣出门，准备乘最近一次的火车回家。
走在路上，我心里不断自责，如果我就在父母的身边，他们怎么会有事？如果我不在北京工作，就算出事，我又怎么会如现在这样束手无策，只能苦苦地在千里之外焦急和后悔？
还没有到车站，我的手机就响了，此时时间接近早晨六点。接通电话后，母亲久违的声音出现在整整一夜都寂静无声却焦躁不安的电话线里：“沛文，你昨晚上打电话了？有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