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晶晶许久没有说话，空气中有股焦灼的气息叫做等待。良久，电话那边传来她幽怨的声音：“你个坏东西，给了你这么多机会，过了这么长时间你才说出口，有这么难吗？”
我有些心虚地说：“美女主动献殷勤，我心里面没底。”
谭晶晶大声地反击说：“如果对你没有意思，谁愿意成天和你瞎耗时间？有意思吗？”那话语的尾音带着倔强的哭腔，显然她的情绪有些失控。
我内心狂喜不已，嘴里诺诺地不知道该说什么，急促的咳嗽声覆盖了整个电话线，也掩盖了我的木讷和迟钝。谭晶晶破涕为笑，说：“真应该让你这个坏东西多咳几天。”
我赶忙配合地使劲多咳嗽了几声，又装腔作势地连哼带喘。谭晶晶“咯咯”地笑个不停。我见时机稍纵即逝，赶忙见缝插针地说：“都是我不好，自己心里受煎熬，让你也跟着一起受罪。我这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你看我这笨嘴拙舌的，也不知道给自己心爱的姑娘说几句好听的话！”
谭晶晶大声抗议说：“就你还笨嘴拙舌？你这张嘴啊，说起大道理一套一套的，就快成铁齿铜牙了。”
我顺着她说道：“要不，咱把它拿根针缝上？”谭晶晶马上想到了那晚她自己说的话，不禁又笑了起来。
那一晚，电话中回荡着温馨而持久的笑声和咳嗽声，将两颗年轻的心久久地缠绕在一起。
吃过药，休息了一天，我的病情基本已经痊愈。随着那个感染了非典病毒的倒霉蛋的痊愈，我们的隔离生活也在持续了半个月后正式结束。老赵颇有些依依不舍，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中吃得最High的半个月。而另一屋的大肚则更是叫苦不迭。由于他热衷网络游戏，在这次事故前已将半年的生活费花得所剩无几，眼瞅着就快断顿儿。用他的话说，拜非典所赐，天生掉下来个大馅饼，解决了他半个月的生活费，不啻于“天灾发救济”一般地滋润和熨帖。我们一路笑骂着搬回原宿舍，仿佛凯旋的英雄胜利班师。
私下里，我们曾讨论过这次事故的校园政治影响，尤其是校长的政治前途。诺大的一个省，只有我们学校出了事情。毋庸置疑，在若干年后提起这件陈年往事，史学家们会深锁眉头，痛心疾首地说这是一次典型的防范意识薄弱、风险管理不强的事故，为后期政府、高校等职能单位的灾难应急预案提供了负面教材和警钟长鸣。但与未来相比，我们更关心的是当下校长的乌纱帽。在其他高校谨慎地封校控制疫情侵入、而我们却顶风而上、飞蛾扑火般地自取其辱时，校长的昏招让所有人看得一清二楚。那么，按照中国历来首脑问责制的原则，校长是不是该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引咎辞职呢？
历史的事实无情地反驳了我等毛头小子的浅薄和无知。校长大人在事故后安然无恙，并在我等毕业后若干年内仍稳如磐石地坚守第一线岿然不动。而在此后十数年间，国内一起接一起的安全事故下稳坐官位或者暂时退下避风头、而后悄然重新上台的官员们，再一次用教科书般精准的事实让我们深觉中国官场的变幻莫测。直到若干年后，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年长的老校友，提起当年非典事故后的校长政治生涯时才获知，校长大人当年虽然保得大位安然无恙，却就此将几乎已经稳操胜券的省委教育厅厅长的职务拱手让给了别人，其间的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够体会了。
回到宿舍后，我第一时间和谭晶晶相约在校园的小树林里见面。这次见面，我们忽然都变得有些拘谨，因为我们都意识到从今天开始正式在一起了，多了些许庄严和肃穆的意味。我想起她长期以来对我的欣赏和主动，想起非典时期日日夜夜的电话和思念，想起她给我送药那天的身影，忽然紧紧地抱住了她，久久不愿放开。
良久，我轻吻了下她的额头，在她的耳边说起老赵曾经苦口婆心向我传授的防守反击战术，末了叹道：“这次与其说是我反击得手，莫若说是撞了大运，或者说是非典不经意地促成了我的反击。”
谭晶晶娇嗔地捏着我的鼻子，说：“别自鸣得意了。是我不小心进了个乌龙球，被你捡了个大便宜。”
随着全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宿舍隔离彻底解除了，但校园的封闭仍未停止。据校方解释，这也是为了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稳扎稳打，巩固胜利的果实。
这天，我在寝室看书，教导处的姜老师给我打了电话，说副校长的儿子有个朋友托人帮忙写论文。这个差事姜老师打算让我去做。我满口答应，并迅速与这人进行了联系。约定晚上八点钟，教学楼前见面。
初夏的夜晚，凉爽有风，夜幕下的校园内显得静谧安宁。教学楼前，一辆辆名牌汽车停在路边，五颜六色，形态各异，如怒放的鲜花，争芳斗艳。不时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学生如蝴蝶般轻盈地驻足停留在某辆车前，微微前倾着身子拉开车门，随后动作娴熟地钻进车子里，在汽车发动机的咆哮声中扬长而去。
学校内流传着盛行已久的传闻，这些年轻妖~娆、姿色俊美的女学生都已经被社会上的各类达官贵人**，在苍茫的夜色中打扮得婀娜多姿，前去赴约。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独特现象，叫做：官僚主义。
这些达官贵人个个手眼通天，即使在非典这样校园封闭的非常时期，仍能够自由出入校园，将所谓的校规校纪视如无物。当然，他们有这个资本，用老赵的话说，这是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连王法都未必会管得了他们，何况是糊弄学生的校规校纪？
正想着，一辆白色的丰田霸道驶到了我的面前。车窗被摇开，一个面色和善、戴眼镜的中年人问我：“是李沛文吧？”见我点头认可，中年人开了车门，我稳稳当当地坐在了副驾驶的位子上。中年人伸出手，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那手掌绵软温和，给人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我见这中年人在三十五岁左右，皮肤细腻红润，保养得很好；头发简单地烫了个电棒卷，干净而整齐；一只欧米茄的海马表在左腕间晃动，显得低调而又奢华。我心说，既然是副校长儿子的朋友，那他肯定也是个公子哥无疑。
中年人开门见山地说：“小李，我姓徐，你就叫我徐哥吧。我和王副校长的儿子是哥们，想求他找一个帮我写论文的人。”
我见他丝毫不提姜老师这层关系，便也没有捅破，只说：“徐哥，有什么事情我如果能帮得上忙，您就尽管说。”
中年人接着道：“我媳妇儿今年在京城念了个大专，本想着混个文凭，可谁成想，管得比本科生还严。考勤、学分、论文样样要合格。这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不，还差了三篇论文，交不上去这学期就算是白念了。”
我心里好笑，一个大专的论文能难为人到哪里去，面上却仍是不动神色的一副耐心倾听状。
中年人接着愁眉苦脸地说：“这三篇论文，字数都要求在三千字以上，内容在企业并购、重组及文化整合三个方面，一周之内就要拿出来，急得我媳妇儿天天在家发脾气。”
我听他的情况，心里已经胜券在握：这论文，别看字数要求多，外行眼里是文山书海，可遇到专以复制、粘贴为乐的中国学生，再多的字数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当然，要说复制得有水平，粘贴得够高明，那也有讲究，就是要多读理论文献，尤其是国外尚未翻译过来的最新文献。这样即使抄得天花乱坠，那些外语水平有限、忙于应酬和交际、疏于学术钻研的教授也是断然看不出来的。对于这种专科的论文，本身学生的水平就不高，又仅仅是课堂作业，老师断然不会对论文水平有太高要求。
“不过，既然他这么外行，又显得很着急，”我眼睛瞟了瞟丰田霸道的车身内部——皮质座椅，全景天窗等装备都是顶配，暗道：“不宰这个公子哥一刀，实在是对不起自己。”
我的脑子在电光火石间转了几个弯，马上也很着急地接着中年人的话说：“要在一周内做完这些论文，时间和工作量确实是紧了些，”我顿了顿，故作沉思着说：“只能试着拉我的同学来帮忙了！”
中年人赶紧拍拍我的肩膀，仿佛生怕我反悔一样，说：“是啊，是啊，这边就拜托你了。”
我知道下边就该谈报酬的事情了，索性默不作声。
中年人从兜里掏出钱包，点出六百元钱，自信满满地交到我手上，说：“一点小意思，劳动报酬嘛！”
我心里暗笑，其实这论文没有个固定的价码，尤其是对时间充裕而经济上并不富裕的学生，有钱总比没钱好。但是，我看出了这个公子哥的外行，决定赌一赌，心说：“冲你这辆霸道，也得狠狠地宰你一下。”我面露难色地说：“徐哥，不是兄弟我不想帮你。不过目前，这有学术水平的学生都开始准备考博士了，人家不一定愿意为了这点钱牺牲自己的时间呢！”
中年人一愣，显然在他的认知范围内，六百元三篇论文，已经是可以接受的价钱了。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说：“这样啊，那你要多少钱？”
我目光坦然地迎上那目光，语气低沉却坚定地说：“一千元。”
中年人踌躇了一会儿，又从钱包里点出四张百元大钞，交到了我的手上。
我踏出了车门，内心既紧张又窃喜，目送着霸道发出阵阵嚣张的呐喊，瞬间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晚上回到宿舍，我悄悄将老赵和老郝喊来，小心翼翼地说：“来活了。”简单交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像个贼头一样交代任务：“这下，老子可是狠狠地宰了那个公子哥一刀。不多说，每人负责一篇论文，各三百元的报酬，剩下的一百元完事后当做集体吃饭消费。”
老郝一本正经地说：“这种人，不宰白不宰。”
老赵则一脸狡黠地说：“没看出来，李哥还是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适合当特务。”
三个人一阵笑骂后，将论文的安排讨论了个大概，各自准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