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幼年是在神童的赞誉声中度过的。梁启超出世的时候，他的祖父正在做教谕，父亲正奔劳于科举的道路，加之母亲略知诗书，梁氏家族对这位将来顶立门户的梁门长子，自然寄予满腔热情。梁启超才华早露，童年时就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其父梁宝瑛一向视之为奇才。祖父梁维清更把他看做梁家出人头地的希望，对他是宠爱有加。母亲赵氏将全部的爱深深倾注在幼年的梁启超身上，对他进行方方面面的训导。母亲谆谆的教诲和无私的关怀无时无刻不在激励鞭策着童年的梁启超发奋读书。由于较优裕的家庭经济条件，使梁启超能够较早地开始启蒙教育。
1882年，梁启超刚满9岁，他的祖父和父亲就决定让他到广州去考秀才。这次应试，梁启超虽然没有考中，但他从偏远乡村走向了繁华的广州大都市，见了世面，增长了知识，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回乡后，他更加发奋攻读，并反复参阅从广州买来的一些新书，其中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对他影响极大，使他眼界开阔了不少。1884年冬，11岁的梁启超第二次到广州应试，中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员。11岁的童子中秀才，这在中国科举史上都是不多见的。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进入当时广州著名的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是由前两广总督、颇有文名的阮元设立的。1888年，梁启超取得了学海堂正班生的资格，同时又成为粤坡、粤秀、粤华等书院的院外生。1889年，饱读经、史、子、集，颇具训诂词章之学的梁启超，结束了四年多的学海堂学习生活。这年９月，梁启超踌躇满志地参加了广东的乡试，结果是一举中的，榜列第八名举人。
梁启超初识康有为是在1890年。这年春天，梁启超北京会试落榜后，继续回到学海堂求学。８月的一天，梁启超的同学、康有为的学生陈千秋，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陈千秋转述康有为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极大地震撼了这位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学子。梁启超拜会康有为后，为其学识、思想所折服，毅然决定退出学海堂，从师于康有为。经过康有为整整四个春秋的教诲，为梁启超的一生谱写了颇富激情的一章。康有为特别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为让学生在实践研究中增长才干，康有为还让梁启超等人参加自己的研究项目，或收集资料，或写某些章节，或编索引和提要。万木草堂的日常管理，也都是由学生来实行的。梁启超曾做过全面负责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的总学长。万木草堂的设备也较完善，学生的饮食起居和学习用具皆有妥善的安排，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阅览室。为了寓教于乐，万木草堂还设了一个礼乐器库，藏有各种仪器和乐器，康有为曾亲自谱曲编舞。康有为还经常让学生结队出游，让学生在大自然中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万木草堂的教学，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死读书”境况，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求实、善思、创新、奋进的良好学习风气，使学生得到全面的锻炼，充分发展青年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激发了青年学子们跳跃的思想火花。当时的万木草堂，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尽。
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求学时恰值17~20岁，正是思想活跃、勇于进取，最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龄。再加上他遇到了康有为这样一位思想激进、知识渊博而且又善于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导的好老师，本来就思想活跃天分颇高的梁启超，学问和见识与日俱增。康有为的授课大体以今文经学为纲，以西学为纬，掺杂佛学等思想资料，抨击现实，鼓吹社会改良。在万木草堂求学期间，梁启超曾经一度往佛山教书，借机大量传播康有为的政治学术观点。1893年，梁启超还往东莞县讲学，所论皆康有为之“古怪之说”，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一批青年。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善于学以致用的梁启超，学问和能力迅速地增长起来，成为万木草堂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受到康有为的赏识。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受命做校勘工作；编《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分担部分写作任务。这些工作，更好地提高了梁启超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增长了才干。梁启超也和康有为一样，其求学是抱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感，他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去研究学问的。面对中华大地的客观现实，康有为慷慨激昂地宣讲自己的改革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深受感染。康有为那种无法克制的爱国热情和冲动，大大地启发了梁启超，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开始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创造性的理性思考。从1890年至1894年，梁启超都在康有为门下从师学习。这四年求学，康门显然是梁启超生活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四年中，梁启超逐步接受了康有为社会改良的思想体系。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思想格局大致由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循环进化的历史观点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交织起来，其核心是为改革社会寻根探源。
1894年3月，为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梁启超风尘仆仆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古都北京，下榻粉坊琉璃街新会会馆。这时的北京，乍暖还寒，却已焕发出一派春的生机。然而北京城内腐败的政治，危机四伏的国难，却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凄凉。无情的政治斗争很快就把初涉政坛的维新志士卷入了斗争的波澜之中。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9月初平壤一战，清军失去朝鲜。日军越过鸭绿江，入侵辽东；10月里，黄海大战清军又遭失利。北京城里舆论大哗。在这亡国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派，却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忙着为慈禧的60大寿庆祝。梁启超目睹清廷政治的黑暗，亡国的危险，心急如焚，而他除了吟诗以外，无法实现自己忧国忧民的报国理想。11月，梁启超怀着悲愤的心情返回广东。1895年3月，梁启超、康有为等到北京会试。这次会试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梁启超却名落孙山。这次考试的落榜，梁启超并没有感到十分不快。这时的梁启超已把科场的胜负看得淡如浮云。他把满腔的热情关注到祖国的前途和维新变法的事业上去了。1895年春天，中日战争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4月中旬，李鸿章签订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参加会试的举人们立即沸腾了，决心抗争。康有为即刻要梁启超串联鼓动各省举人上书。梁启超四处活动。4月22日，以康、梁为首的广东、湖南两省举人首先联名上书，要求拒签对日和约，同时还鼓动朝官出面。5月1日，康有为和梁启超邀集18省120多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康有为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大家一致通过了康有为上书朝廷的建议，并公推他为奏议起草人。康有为奋笔疾书，向清政府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三项建议。这就是震动朝野上下、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这次运动，声势浩大，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集体上书，抗议政府的新格局，第一次显示了维新派在舆论上的力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公车上书”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它唤醒了中国数千年未醒的大梦，是一代青年人爱国、求变革，奋发向上的思想的反映。上书的各省举人回乡后，对各地民智的启迪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康、梁经过公车上书，都认识到要发动维新变法，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即他们的“合群”。要建立组织，必须从制造舆论开始。1895年8月，正式创立宣传维新变法的刊物《万国公报》，附《京报》发行，每天送千余份给各王公大臣，不收报费。这一做法是梁启超的“欲开民智，先开官智”的维新思想的具体体现。《万国公报》除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史地、风情和转录一些消息外，主要宣传富国强兵之道，极力鼓吹维新变法，以期获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报纸出刊发行后，收到了很好的舆论宣传效果。1896年1月，清政府下令解散两地强学会，许多会员闻讯后仓皇失措。就这样，康、梁辛辛苦苦建立的维新团体和刊物转瞬间就荡然无存。强学会解散后，梁启超深感变法维新的艰难，他认为主要是风气未开，于是他决定把注意力转向办报上。1896年3月，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到上海办报。与黄遵宪、汪康年等利用强学会余款作资金，创办《时务报》。8月正式创刊，汪康年任总编辑，梁启超任主笔。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维新志士和同情维新派的名流学士作为撰稿人。《时务报》宗旨是开民智，求自强，尤其注重中外时事的介绍。《时务报》内容新颖，反映民众呼声，敢于抨击时政，一时成为风靡全国的报刊。梁启超利用这一报纸作为维新派的喉舌，较全面地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改革措施，一时间梁启超声名鹊起。
从1896年到1898年“百日维新”前，梁启超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维新活动中。1897年冬，在他的多方努力下，于上海创立了大同译书局，广译外国图书。大同译书局出版了大量中西文化书籍，为维新运动作了舆论准备，为民智、风气的开发提供了精神食粮，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中，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失败而告终，随之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不少地主、官僚、商人、买办、绅士都争相办工厂、开企业。清政府也从增强经济实力出发，加以鼓励，一时间各界人士都开始去投资近代企业。同时由于新式企业的优厚利润，更加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清政府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使得新式资本主义企业的开办存在许多不公平的地方，引起了民族资本家的极大不满，要求改革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新式企业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对立与日俱增。而清朝统治阶级却一再妥协，投降卖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工具。其内部是政治腐败，公开行受贿赂。大部分官僚不顾广大贫民的死活，横征暴敛，自己却过着穷奢极欲、奢侈糜烂的生活。这样，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起来。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1898年1月，康有为上第五封与皇帝书，以血泪交织的文字描述了民族危机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提出“不变法国将亡”的警告。梁启超也上书清廷，要求对俄采取强硬态度，索回其侵占的旅顺、大连。面对亡国灭种的严酷现实，此时的梁启超、康有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促使清政府变法，他们已不惜牺牲一切。1895年7月，光绪发布上谕，举办实业，不久又令广办学堂，培植人才，还命各地广泛地推荐人才。光绪积极变法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康梁等维新派。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百日维新正式开始了。新政颁布后不久，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参与维新变法。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当天即被清廷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其实，从光绪开始策划维新变法起，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守旧派就坚决反对，他们视维新派为大逆不道。从保住自己的权位出发，他们反对任何改革。慈禧之所以在变法之初采取克制和容忍的态度，主要是因为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民族危机太严重，不满清政府的情绪高涨，慈禧企图让光绪折腾一阵子，缓解一下全国人民的情绪，然后找借口将光绪打下台去。1898年8月下旬，慈禧太后暗地策划政变，推翻光绪皇帝。政变发生后康梁等人逃走，六君子牺牲，大批维新人士或被捕入狱，或遭流放，到此梁启超等为之兴奋不已的百日维新，犹如一场梦，烟消云散。
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心情极度紧张。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是追捕维新党的军警。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化装，在日本友人的护送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梁启超抵达日本后不久，在英国人的协助下，康有为也从香港转到了日本。师徒相见，不禁热泪盈眶，难以用语言描述彼此的心情。
戊戌政变对康梁等维新派是个巨大的打击。和平改良的道路受到阻碍，但他们还不死心，于是把维新的理想寄希望发动一场武装改良上。他们的基本设想是组织一股武装力量，捕杀慈禧太后，救出光绪皇帝，然后再借光绪的力量击败守旧派，实现变法维新。但庚子之役的失败让革新人士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是绝对没有前途的，只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在改良主义道路上苦苦求索的梁启超，等待他的是一个政治道路的重大决策。
1902年1月，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内容更加广泛，专栏多达25个，涉及各个方面。出刊后以其新颖、广泛、生动、动人的特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一时供不应求。1903年发行达9000份，后又达14万多份。梁启超备受鼓舞，为《新民丛报》撰稿不遗余力，有时一天写5000多字。他那新颖的观点，独特的见识，严密的推理，扣人心弦的评述，文情并茂的语言，使一大批青年倾倒。可以说梁启超的文章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影响了那个时代。《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灵魂的体现，通过它梁启超逐步树立了在舆论界和学术界与日俱增的地位。《新民丛报》也反映出梁启超日渐成熟的学术思想，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初期新生的方向。后来，梁启超在政治上逐步滑落，站到了和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对立面，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仍闪着熠熠光彩。
1899年12月20日，梁启超由日本横滨乘船，奔赴美国的檀香山，目的是发展自己的组织，推进维新变法。此时的梁启超刚二十六七岁，英姿勃发，展望未来的事业，颇有几分踌躇满志。1903年2月，梁启超开始了他早已梦想的美国之行。他先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后到蒙特利尔，再驶往美国的纽约，先后游历了美国的十几座城市；历时9个月，初步了解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情、习俗以及华侨的衣食住行，对梁启超以后的思想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正确比较中美的社会差异，得出了中国不能行革命，建共和，而只能走改良主义道路，站到了与时代潮流相对立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