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是武则天亲自规划营建的。在乾陵陵园内，除了五十文明的屋子碑外，还有一同高大的石碑。这通石碑因刻篆《述圣纪》一文而被后人称为《述圣纪碑》。长期以来，唐高宗在历史学界被斥责为一名“懦弱”的昏君，因而《述圣纪碑》也受到冷落。据笔者统计，从1949年至今，见诸报刊上的有关秦岭的文章多达110篇，其中，对这通石碑富的研究文章仅有5篇，占总数的0.22%。如此小的比例，与《述圣纪碑》的史料价值格格不入。其实，只要对《述圣纪碑》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本身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并不亚于乾陵其他石刻，同时，伴随着唐高宗“昏懦”帽子的被摘掉，学术界也应该重新认识研究这通石碑的文化价值。
《述圣纪碑》位于乾陵陵园朱雀外司马道西侧，北距朱雀门西网楼遗址约巧米，东跨司马道与无字碑相望，两者相距约30余米，他们几乎处在东西直线上。碑通高7.3米，碑身宽1.86米，底座方形，高1.2米，四边边长2.94米。系石灰石岩质。根据推算，大约重90吨。所用石料约31立方米。
如此高大、如此之重的石碑，在目前现存的所有唐代碑石中堪称巨制，是乾陵陵园内第二件大型石刻。
与中国现存的其他石碑相比，这通碑比较独特。表现在：第一，它的名称特殊，除了以碑文命名的名称以外，当地群众给它起了一个别称，叫“七节碑”。因为此碑从上到下是用七块巨大石料桦，时口接而成，共分为七个部分，故名。而“七节”的节数被后人赋予了一定含义。“七节”恰好与天文数字中的“七耀”，（日、月、金、木、水、火、土）相吻合，意喻高宗李治一生的文治武功犹如“七耀”照耀天下。明代《乾州志》以及《陕西通志》等地方文献上记载了郡人宋廷佐的一段话：“西碑即《述圣纪碑》后自制，碑制四方如棋局，俗称七节碑。”可见，这个俗称至迟在明代就出现了。第二，石碑造型不同。首先，高约40厘米的碑首的设计与制作并非唐代流行的璃龙盘绕圆形，而是唐代建筑形制中最高等级的庞殿式的顶盖，有屋脊，有筒瓦，有滴水，有勾头，与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德太子墓中石停停顶造型一致。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庞殿式建筑的又一实例。碑首无任何形式的碑额。碑身则是用五块方形石料垒叠而成，长宽均为1.86米，高1.2米。五块石料之间以桦卯相接，稳固可靠，碑的底部则是用四块规格相同的青石拼凑成一个正方形基座，从而支撑着重约几十吨的碑身与碑顶。座的南面与东西面均雕刻了大量的线刻画，内容有装饰性的花卉、凶恶的猛兽和流畅的云纹。
布局均衡，刻工精细，是乾陵石刻线刻画中的主要部分，也是唐代石刻艺术佳品。总之，这种造型的石碑，惟乾陵独有。
参阅有关文献，经对碑文详细考证，《述圣纪碑》原刻文字5100余字，为阴刻正楷。竖行，共46行，行字不等，满行110字，字大小为3.3公分，分别刻于碑身四块石料的阳面，即从上到下为第二石、第三石、第四石和第五石。每块石料刻字1280字。四石文字，竖行连读，有题款，有立碑日期。然而，历经1300余年的人间沧桑，碑石文字大部分已严重剥落，字迹已残缺不全，远非昔日可比。现在，第二、三、五石尚有部分文字，稍清晰可读，第四石文字已全部漫患，石面光滑，看不出所刻文字的痕迹。
著录此碑的著作有《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八琼室金石补正》、《金石萃编》等。40年代初期，原陕西省博物馆何正磺女士曾随原中央教育部西北文化艺术考察团来乾陵考查乾陵石刻，后在《旅行杂志》1949年第1期上发表了考察报告，名叫《女帝御寝》，文中提到“能看见的字迹已不多了”，“此碑向无拓片流传”。那么，翻遍宋以来所有史料，确实如此。虽然这通石碑原刻文字5000余个，但上述著作和地方文献都没有全部收录。这大概是因此碑高7米左右，捶拓收录文字极为不便的缘故；再者碑倒塌后，有一部分碑石阳面深埋于地下，人们无法看到所刻文字。清人谢质清在《转轩诗存》卷八中写道：“石人断首各僵立，述圣字迹埋蓬篙。”那么凡是收录的都是第二石文字，估计惟此碑石面朝上，人们容易收录和捶打拓片。在这些著作中，收录最多的亦不过千余字。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文化典籍上的一笔巨大的损失。
1957年，陕西省文化局会同乾县人民政府整修乾陵石刻时，原陕西省文管会干部贺梓诚先生曾对此碑考证，收录了1500余字，发表在《文物》杂志1961年第3期上，这是解放后首次著录。1980年，乾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编写《乾县文物志》时，乾陵博物馆干部张永祥先生对此碑作了详细全面的文字考证，最后确定《述圣纪碑》现有文字1630个，收录在《乾县文物志》上，这是自宋代以来收录文字最多、最全的一次。
这1630字，仅仅只占全文的31%，而近70%的文字已无法找到，且这1600余字在四块石料上分布不均，因而依靠其不能全面地通读《述圣纪》全文。但仍可窥视到当年撰写《述圣纪》全文所表达的意思。归纳、梳理，大约有以下几点：
1.高祖李渊顺天应时、叛隋兴唐之举。碑文曰：“钟昊穷之眷命，迎……”
2.太宗季世民平定战乱，奠定贞观盛世之业基。碑文曰：“动风云于四海，她而殖封稀……”
3.皇后怀高宗时有吉祥之兆。碑文曰：“爱初在孕，及乎载诞，见龙登寝”，“有梦象之符体”。太宗“口因口景口口后必有鲤鱼腾波，回沂迎舟，口口口于大帝之怀，紫鳞锦翼，与常有异”。
4.高宗李治被立为皇太子的原因。
碑文中提到高宗立为太子是异鸟报样之兆。碑文曰：“口口将下，仰乎接之，得一三足乌焉。即捧之以献太宗。口口口口圣后曰：乌为慈孝之鸟，覆是太阳之精，天意若曰：此儿其以爱口口口口……”“初涉艺术，生知自远，若之含彩”。“柔范稻怡，”“年尚幼冲，志迈老成”，“埋玺与相思殿前”，“因告知天地明智及山川望日，当玺而立。”
5.叙述唐太宗的对外战争失败后，令高宗总知军国事。碑文曰：“濡水之风，九山组顺，黄赫斯怒”，“而已远涉之劳，时有不愈。令大帝总知军国”，“大帝承旨玉阶。”
6.太宗患病后对高宗孝行之嘉奖。碑文曰：“太宗扶大帝之颊而言曰：‘吾闻古之孝者，无过……之行过于文王。’”
7.记唐高宗即位之事。“侍臣衔涕敦劝扶而……”
8.太宗驾崩：“地含梧野之哀，山起柞宫……”
9.歌颂唐高宗的文治武功。碑文云：“五材兼运，杖仁义以明威；七德同敷，资口兵而口口；藏刃韬弓，归牛散马。”“兴百王之绝典，播十纪之高，谋臣如雨，猛将如云，竞献九攻之能事，争口口口之术”。
10.记高宗老来期求长生不老之术。碑文曰：“逍遥而访道，思睿吵以寻真……”
11.记高宗驾崩年月。“以弘道元年岁口已崩……”
12.记唐高宗之遗嘱：戒厚葬。“自古圣皇，咸尊菲葬，谷林稽岭，唯闻简素，德弥厚者藏弥薄，圣逾重者痊逾轻，具珠宝口口口……”“安膺之时，必口口绝明器，唯施凡木……”
藏习书。“将所习之书，以示不忘圣道，自钦雇命，奉以周旋，藏硷之资，一遵遗志”。
总之，碑文洋洋5000余字，都是宣扬高宗一生的丰功伟绩，为高宗树碑立传。
那么，此碑碑文作于何时，碑石又立于何时？
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上说：“《述圣纪》碑文，武后制，中宗书。”
而碑文开头行刻有“述圣纪”“太后”等字样。根据韩理州先生的考证，这篇文章是武则天于东都洛阳所写，时间大约在文明元年（684）正月。
碑文最后刻有年月时间，惜字迹残损较多，风化严重，因而不能辨读，尚可认清者有“岁”、“四”、“十”、“月”，“年”，“十一”、“旧”等8字，刻在第五石最末一行，可能为碑文落款或立石时间。从这8字中，不能判断出具体日期。李显曾于弘道元年十二月即位，嗣圣元年（684）二月被废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五月迁于均州，后又迁房州。因此，中宗书丹《述圣纪碑》的时间应在公元683年十二月至684年二月之间。唐高宗葬于乾陵的时间是文明元年（684）九月，那么，此碑树立时间应在其时。
乾陵《述圣纪碑》在今天看来，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研究唐代帝王陵墓的体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5100百余字的碑文，从文字数量上讲，是武则天一生所撰写诗文之最。据考证，武则天一生所撰文章约70余篇，文字最长的有《升仙太子碑》、《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改元载初赦文》、《改元光宅赦文》等。这些文章的字数与《述圣纪》相比要少得多。不但如此，在唐代所有碑文中亦极为罕见。一般来说，字数的多寡虽不能作为评价碑文质量高低的标准，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武则天很高的文才水平和坚实的功底。而使用的文体为初唐盛行的六朝骄体文。引用典故，堆砌词藻，是武则天擅长此道的表现，符合《文心雕龙》所要求的“文体庄重，气象恢宏，典雅有则，要言不烦，既纪功颂德，又昭告当时，还传之后世”，是一篇盛唐初期质量较高的碑文。
第二，就目前所知，这是唐代第四位皇帝中宗李显留下的惟一的一篇墨迹。中宗李显，两次执政，但时间很短，因而留给后人的文化艺术品—书法寥寥无几，大概这是惟一的一篇传世作品。因此，它就为唐代帝王书法作品这个文化艺术宝库中增添了新内容。初唐帝王，几乎人人都有书法作品流传于世。太宗李世民有《温泉铭》、《晋祠铭》；高宗有《李鼓碑》、《万年宫铭灰武则天有》、《升仙太子碑》；睿宗李旦有《顺陵碑》；李隆基就更多了，诸如《石台孝经》、《纪太铭》、《凉国长公主碑》、《郭国长公主碑》等。《述圣纪碑》墨迹使得李显亦留下了一份墨宝，从而在书法艺苑内占有一席之地。
据传唐人碑文不用书丹，由书者用墨笔直接写于石上，镌工按墨迹刻治。但《述圣纪碑》如此高大，如中宗皇帝仆伏跪坐书碑，如何受得了。
但此碑书法工整俊秀，似有名家之势。试想，以这种姿势写5000余字，又越写越精神，实在难以想象。如果唐人碑不书丹的说法属实，那必然还有另外的办法，希有识者予以研究。
仔细观察李显书法，正楷字体，相当劲秀，似楷似行，逸劲粗疏，既有欧阳询外方内圆、方圆并用、骨气劲森、雄浑温雅特点，又具虞世南字字珠现、温圆玉润、外柔内刚、俊朗沉厚、横平竖直韵味。可谓唐代书法艺术品中的佳作，亦是唐楷造字之法规典。难怪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说：“字法遒健，深得欧虞遗意。”
第三，碑文内容为我们推测唐乾陵地宫的文化珍宝提供了线索。
碑文写到：“将所习之书，以示不忘圣道，自钦顾命，奉以周旋，藏硷之资，一遵遗志。”真实地记载了唐高宗临终之前有遗嘱。文献记载，高宗和武则天两人一生都喜爱东晋王羲之之书法。《谭宾录》和《旧唐书·王方庆传》上都记载了两人从凤阁侍郎王方庆那里求得王羲之及王献之等王氏先祖凡28人书共10卷，并诏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
唐高宗还擅长飞白书，而飞白书在世作品极少见，高宗的作品就更加珍贵。
另据考证，武则天一生著作甚多，文在百卷的著作大约有23种，如《字海》、《列女传》、《古今内范》、《玄览》、《垂拱集》、《高宗实录》等。除此之外，还有《青宫纪要》30卷，《少阳正范》30卷，《列藩正论》30卷，《百僚新诫》5卷等。旧称《万岁通天帖》（即后来人称《唐摹王右军家书集》）就是武则天救摹本之残存者。如果将来发掘乾陵时，能够发现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宝章集》全文、唐高宗的飞白书作品、武则天一生的著作，能使唐代藏之于秘阁的重要典籍重见天日，毫无疑问，那将是一个震撼世界的大事。
与史书相比，碑石记事的最大长处在于保存期长久，且记载的基本上都是当时当地发生的真人真事。所以根据碑石研究历史事件更可靠，更科学一些，因此碑文的记载是引起我们注意的线索之一。
第四，《述圣纪碑》形制，尤其是碑顶的造型，传到了边远的西藏，映了边疆与内地文化的交流方式。
据张仲之先生考查，西藏地区现存的早期碑石约10通，其中有些形制与《述圣纪碑》造型一致。如立于779年的西藏扎囊县桑耶寺的《桑耶寺佛证盟碑》，立于815－836年之间的西藏琼结县的《赤得松赞墓碑》。这两通碑的碑帽均为庞殿顶式，基本形制与《述圣纪碑》十分相似，尤其是《赤得松赞墓碑》，座为石雕，两侧刻有线雕大龙云纹，与乾陵《无字碑》规制相似，而帽却与《述圣纪碑》庞殿式碑帽如出一辙。这种文化现象并非一种巧合。不可否认，西藏地区的这些庞殿顶式碑的制作很可能就是当年修建乾陵的西藏少数民族工匠的子孙后代所为，至少是他们最先把这种帝王陵前的石碑形制以及制作技术带到了家乡，从而修建了与中原地区十分相同的石碑。反映了西藏少数民族崇拜中原皇帝的心理，反映了汉藏文化交流尤其是内地文化西传的某些特点。
第五，它是我国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通圣功颂德碑。据记载，唐代属于为帝王树碑立功颂德的碑有两通：
一是这通乾陵《述圣纪碑》，一是刻于唐开元十三年，由达奚殉作序、吕向撰颂并楷书的《述圣颂》（此碑原在华岳庙内，现藏西安碑林）。从时间上看，乾陵《述圣纪》比《述圣颂碑》要早40余年；从立碑位置上看，乾陵《述圣纪碑》一开始就立于唐高宗陵前，为实实在在的帝王述圣颂德；而《述圣颂》则是立于庙内，是为五岳之神述圣，是人们意识中的“帝王”；从碑的规模上看，乾陵《述圣纪碑》高得多，而《述圣颂碑》高才2米有余，宽仅为0.8米，所刻文字共600余个。
乾陵《述圣纪碑》的树立，打破了帝王陵前不立碑的惯例，它是我国最早、规模最大、文字最多、造型最独特的帝王圣功颂德碑，是武则天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上的一个创举。这通石碑，对于中宗来说，是母亲为其父撰文歌功颂德，是儿子亲自为父撰书，而文章的载体—碑本身的建筑及名称又独特因此称它为“唐代三绝碑”，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