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行易”是近代孙中山先生认识论命题。它与古代流传下来的“知易行难”之说相对。“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种“心理建设”的号召，其目的是批判当时革命党人在革命前惧怕困难的退缩思想，认为可以“先行后知”，不知也能行，强调了“行”的作用。无疑“知难行易”的心理建设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1935至1947年，刘百川在镇江大港试验区从事乡村教育，从他当时的日记体著作《乡村教育实施记》中，可以看到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形成过程。
关于“知难行易”的心理建设，他在1936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有一篇非常详细的论述，现在把这篇日记完整摘录如下：我们每次举行总理纪念周的时候，在报告及讲演以后，都要讲总理的遗教。一年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建国大纲都读完了，最近又把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的思想建设）读完了，我们觉得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学说，实是一种伟大的发明。这不仅有裨于革命，有利于建国，而且对于一切学术事功的建立，都有了更明白的解释，更彻底的启示。就是从教育方法上说，知难行易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定律。因此我们觉得根据知难行易的最高定律，我们的教育事实还要注意下列各点：（一）根据知难行易的原则，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不知也能行。这正与我们教学上“实行错误”的原则相吻合。陆游说“尝试成功自古无”，自然不如胡适说：“自古成功在尝试。”我们知道尝试可以成功，（不知也能行）我们应当多给儿童尝试的机会，让他们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发现，更应该使儿童知道你愿意他去尝试，他可以大胆的尝试，有计划的去尝试。爱迪生能够发明许多东西，无不是尝试的结果。
（二）在知难行易的学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便是以行求知。这与教学原则上“在做上学”的原则更完全符合。杜威说的“Learning by doing”也是此意。根据这条原则，我们在实施教学的时候，应该使儿童一方面做，一方面学，仅学而不做，恐不能真知。既做且学，所得到的学问，才是真的学问。
（三）知难行易给吾人的第一个启示，是求知颇不易。吾人教儿童，应当鼓励他们去求知。儿童好问，儿童好奇，便是求知的最好基础。我们对于好问好奇，应该好好地利导，不应该随便的呵斥，以埋没他求知的天性。现在一般成人，对于环境里的事物，都习焉不察，只知当然，不求其所以然，就是他们的求知性，早已没有了。所以教师对于儿童的追求真理，应当积极地鼓励与指导，希望他们当中，万一有少数人能创造发明的先知觉着。
（四）知难行易给吾人的第二个启示，便是实行很容易，所以吾人教育儿童的时候，应当鼓励他们实行。一切的知识、习惯、技能等，不仅要知道，还要能够实践。我们希望少数的儿童能成为创造发明的先知先觉者，当然很难，但是我们至少要使我们大多数的儿童，都能做到仿效推行的后知后行者。
（五）从知难行易的学说里，我们知道平时所谓知，有真知和假知，一定要彻头彻尾地明白，并且毫无怀疑缺漏的地方，那才算是真知。我们平常教学生，应当设法使他们真正的了解，不能在死背死记上做功夫，只以反射的动作为知识，那样完全是错误的。
（六）过去的人，以为知易行难，不便于去行，现在大家都知道行是最容易的，自然应该努力地去实行了；但又怕有人因为知难不肯努力去求知，以为行易，凡不注意去实行，犹之以前以为知易不注意求知同一样道理。今后我们教育儿童，一方面要鼓励他们去求知，另一方面也同时鼓励他们努力实行。俗语说：“眼高手低。”又说：“看花容易绣花难。”这都是行易知难的障碍。教师和儿童，都要打破这种心理。
（七）知难行易的最后结论，是有志竟成，我们实施教育，应特别注意训练学生的意志，尤其是要养植远大高尚的理想。
刘百川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以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勇于实践，从教师做到小学校长，教育厅科员，直到实验区的主任都体现一个勇于实践，从具体的事做起，不断总结，不断进步。当他来到实验区前，是江苏教育厅的科员，他愿接受比科员低的工资待遇到乡村工作，当时他剃光了头从教育厅来到实验区，他自称为这是：从“头”做起。他以为过去的都过去了，现在的事一切都的从头开始。到了大港他不穿西装，不穿皮鞋，生活俭朴，克己奉公，不用公款请客送礼，不用公家邮票和朋友通信，与同事们同吃同住。
两年半的时间使得实验区的成绩斐然。因而引起他的同事和老师向他提出建立乡村教育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最先是朱智贤向他提出的，这件事可以从1936年6月12日的日记中看到，这篇日记这样写道：智贤今天自济南寄来一封信，信中有一段是这样的说：“《乡村教育实施记》已收到，尽一上午之力，大略翻读一遍，其中所述，较《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有深刻多多矣。且所涉及之方面较广，所见有多恰当。百川之有不惜之进步，于此盖可觇之。唯弟读后，也不无一言可以贡于百川者，即吾兄所认识与研究之问题，乃不免限于表面及技术的，每就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之解决办法，甚少有一贯之观察，且对于每一问题所说想之解决办法，又多系就事论事，罕有从社会结构上下思考功夫，故不免流于主观的浮面之嫌，譬如对民众应如何讲话，如何接近民众学校，应如何招生，如何留生……单从问题的表面上下功夫，殊觉不够，似有深一层想之必要也。百川有敏锐之思想与前进之热忱，若能从此处著力，将贡献必更大也，不知百川以为如何？……”
我读了智贤这封信，是无限欢愉，因为智贤信中所提到的，正是我自己最近所感想到的，关于这些意见，我和梦南谈论过，我们都觉得我们今后对于各种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应采取下列几种态度：我们所作的工作，虽然是教育工作，但是我们所讨论所研究的问题，不能仅以教育问题为限，诸般的社会问题，都直接间接与教育问题发生关系，我们对于这些社会问题，都应当加以注意，万万不能仅注意到教育问题，而忘记其他。
我们工作的时候，对于目前的困难，自当好不畏难趋向发自去求解决，更当深入到困难的里面去研究困难的原因，体现困难的情形，找出解决困难的方法，但是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就是我们置身在困难之中，不要为困难所范围住。如果为困难限制住了，我们的头脑便想不开。我们在埋头苦干当中，还要抬头细想，想的时候，要作通盘的观察，免有偏见或受一部分事实所蒙蔽的事。
（三）我们在观察研究的时候，要目标与技术并重，理想和实时兼顾。不要离开目标和理想偏重枝节的或零碎的技术问题，也不要离开事实及技术而空谈目标及理想。
我正在把我的意思，写信答复智贤而城湾生活学校校长居兆喜，忽然来向我来向我表示辞职，我因为他辞职有特殊原因，自然不能允许他。我和他从辞职问题谈到人事问题，从认识问题又谈到事业问题。兆喜的意思，也觉得过去的一年。对于事业问题，已有相当的主意，对于技术问题也能运用得巧妙，所称慰问腿的，还是目标和方针问题。兆喜和我平时很少谈话机会，这会和我谈得很痛快，他所标示的意见，也都很确当。我想我复智贤信的时候，对于这一点应当特别提出来和他讨论，请他多多发表意见。不过我以为确定目标及方针问题，也要注意下列三点：（一）先考虑我们有多少力量，能达到什么目标？那么我们的方针便是那么确定。
（二）先要考虑我们所确定的目标，于其他各方面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要只看到我们的本身。
（三）我们所拟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具体的，不应当完全基于主观的或完全是假设的。
关于这个问题，刘百川在江苏省第八师范的老师，原扬州中学实小校长谢鸣九也写信和他讨论过，他在1936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接到鸣九先生的信，信中有一段说：“……接读吾兄新著乡村教育实施记，知近来努力乡教工作很是勤奋，佩慰之至。……我国从事乡村教育工作者，大读注意在技术方面的探讨，而忽视了理论方面的建立，考其原因，盖由于后者工作艰巨，不如前者之容易欺世而盗名也。吾兄既愿意实干苦干之精神，致力于乡村教育，弟极盼能另辟一新天地，以建立健全乡村教育理论，以贡献与我国家社会，不知吾兄其有意于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