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多年的教学和管理实践中，对教育领域里的诸多问题，如教育宗旨、师资、教育行政管理等，曾进行过认真探讨，提出了许多精辟、深刻、独到的见解，丰富并发展了我国的教育理论。
教育宗旨
王国维的观点很明确，教育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之人物”，使之逐渐达到真、美、善的理想境地。培养完全之人物的“完全之教育”必须由对智力培养的智育、意志培养的德育、情感培养的美育和身体训练的体育所组成，四者缺一不可。于是王国维就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的教育主张。在他看来，“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种：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智育
在王国维看来，智育就是对人知识的培养，要求一个人应具有广博的知识。生活在“今世”的人，由于“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故而要受今世之知识教育。他又把知识分为理论的和实际的两种，理论的知识满足人们的求知欲，实际的知识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需要。因此，“完全之人物”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知识，才能有益于社会，有利于人生。
德育
王国维强调道德教育是教育的根本，是保证个人幸福和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指出：“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所以，办教育者，对道德教育不可不重视。
美育
王国维认为，美育之重要毫不在德育与智育之下，因为美育有其特殊的作用。首先美育能调和人们的感情，由此养成学生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其次美育又能成为德育的手段，能陶冶人的心灵，使人变得高尚纯洁；还有美育可以发展学生的“聪明官及发生器”。所以王国维告诫人们，教育者不可不留意于美育。由此，王国维成为中国近代美育思想的奠基者之一。
师资培养
王国维十分重视师资培养。他认为，初、中、高等教育三者应该并行，而不应偏废。高等教育又是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根底。要兴办小学、中学教育，就要“视教员之得人”，即要有合格的教师。为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员，就必须先办好中等教育。但中等教育也同样存在师资的问题，这就需要办好高等教育。所以“论学问之根底与教师之所出”，必先办好高等教育，才能使初等、中等教育“立其根底”，否则“中等及初等教育均无下手之处”。王国维主张，从全国中学生中选拔智力优胜并具有一定基础知识和外语水平者，经一两年严格训练，授以专门知识，使其能够胜任中、小学，则定会时间快、质量好地解决“人才之取乏如彼，而国家待用之亟”的矛盾。这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一种适时兴学育才的良法。
“亟兴高等之教育”，是为了解决留学太滥和高等教育的师资问题。20世纪初，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出洋留学。王国维冷静地看到这股留学风虽然打破了闭关自守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因此留学需要变计，他主张，一般学科不派留学生，用留学经费来办自己的大学；而留学生限于从分科大学毕业生中选拔。赴国外“研究学术之间奥”，以备他日大学教授之选；而在我们还不具备充分的高等教育的师资时，就应该大胆起用外人，聘请外国专家，作为权宜之计。王国维认为，这是办好我国高等教育的永久之策和自立之路。
教育行政
王国维认为，当时学校办不好原因之一就是机构庞杂，人员过多。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学校人员当以教师为主，其他与教学无关的冗员一概辞退。他主张在中小学里，凡是名目繁多的非教学人员应尽量淘汰，必不可少的职员和管理人员才留下来，并要提高其工作效率。他这种精简教育机构、淘汰学校冗员以提高工作效率、办好教育事业的思想，在今天仍是具有相当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王国维关于学校管理的另一思想是人要专其用，更须尽其才。他说现代世界，分工日趋精细，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受专门的教育与训练，具备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就个人来说，必须具有专职、专业和特长。故而用人之要，就应专其用，尽其才。
王国维还提出，学校管理应人、法、物三因素相结合。人，指管理学校的人。教育之事应“以明教育者为之”。所谓明教育者，就是具有教育理论修养和教育行政管理知识的人。法，指学校办得好坏，教育的效果如何，首先要有一个统筹全局的计划，使“教育之系统完全无缺”。这不是一个人，一所学校所能胜任的事。所以，要使教育事业有成效，就需要有适时的学制体系和完备的学校规章制度，这就叫做“法备”。物，指办好教育应有一定的经费、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等物质条件，但又必须努力做到物尽其用。
知识教育
王国维十分重视知识的价值，他自己学识渊博，也强调对学生的教育。在知识和知识教育问题上，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王国维强调“完全之知识”。他认为，知识有当然与所以然之分，只有知其当然进而知其所以然才算得“完全之知识”。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给学生以知识，同时还要发展其智力；智力发展之最高者，即“理性之作用”。理性就是一种思维能力。王国维很重视对学生知识的培养，要求给学生以“完全之知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对学生智力的培养，他认为发展智力不仅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而且“物之可分析”，知识是可供人们进行思维活动的。他认为学生知识的形成与智力的发展是不矛盾的，必须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其智力。人的认识能力，是与修养学问联系在一起的。王国维的这些观点与中国传统的观点有着较大的区别，这在当时来说，是卓有见识的。
高教地位
在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教育究竟应从何处着手？对此，人们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人“动曰小学小学”，“日日言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则往往谢不敏；若进而主张高等及专门教育，未有不惊其河汉者也”，大都推行平凡教育主义。但只有少数人认为，当务之急不是中小学，而是兴办高等教育。这其中王国维就是代表，并深刻分析了自己的理由。
在王国维看来，高等教育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根柢。虽然就个人学习的顺序而言，由低到高是教育之常理，但是，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教员之缺乏，可谓极矣！”毕竟当时的初等学校多为“蒙塾”，教员多为先前的秀才和举子，这些人满脑子都是旧思想、旧学问。而这些老顽固恰恰是“兴普遍之教育”的阻碍，即使是在教育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新兴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也是“学术卤莽，教授拙劣，断不能族任教员之任，况人数亦属无几。”由此看来，要培养出合格的基础教育教员，就必须先办好中等教育，而中等教育也存在同样的师资问题，所以办好高等教育就成为当时兴教强国的当务之急。故而，学问的根柢与教师的培养，最终还是要由高等教育来承担。“不兴高等教育者，则中等及初等教育亦均无下手处。”不兴中等教育，则小学教师素质成问题，不兴高等教育，则中学教师素质成问题。高等教育办不好，则初等、中等教育要达到“平凡苟且之成绩亦终不可得。”因此王国维批判“动曰小学小学”的所谓平凡主义为“苟且主义”、“颠倒主义”，并将“曰师范传习所，曰私塾改良会”的人称为“尤苟且主义中之苟且者。”因此，王国维极力推崇先办好高等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中等、初等教育“立其根柢”。他提出，从全国的中学生中选拔“智力之优胜”并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外语水平者，经一两年严格训练授以专门知识，则定会在短时间内较好地解决“人才之取乏如彼，而国家待用之亟”的矛盾，为中小学培养出得力的师资。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适时育才兴学的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