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去湖北曾多次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晤谈。毛泽东第一次在东湖客舍下榻时，对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问：“哪个？”“你猜”，毛泽东莞尔一笑。梅白想了想说：“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李达第一次见毛泽东时，他想改口喊“主席”，可又不习惯，便连连“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没跟上来。毛泽东见状制止说：“你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中共“一大”上，李达被推选为中央宣传局主任）现在我喊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二人入座后，李达面有愧色地说：“我很遗憾呀，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道：“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送走李达以后，梅白问毛泽东：“您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把您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由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李达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在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弟兄五人，只有他才得到了读书的机会。上了几年私塾后，他在十五岁时考上了公费的永州中学，开始接触了一些新知识，知道了列强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有一次，学生们接到长沙来信，里面有“徐特立断指血书：号召人民起来参加反日救国运动”的内容。大家群情激昂，在操场集合议决了两条办法：抵制日货和练军事操。以后每逢帝国主义向清廷提出亡国条件时，进步师生就举行集会，呼口号、发宣言，但每次都以被压制而告结束。少年的李达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产生了爱国思想。
1909年，李达考进了京师优级师范，途径汉口、上海、天津时，他看见到处是外国的兵舰、商船、租界、军警、银行、教堂，悲愤地想到中国已经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了。他立志学习科学知识，复兴祖国。在北京求学时，辛亥革命爆发了。他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考上了留日公费生，东渡扶桑，到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理科。但是，事与愿违。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教育和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使他难以忍受，国内的情况也越来越糟。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21条时，留日中国学生义愤填膺，决定开大会，发通电，坚决抗议。可是，连会场都很难找到，刚开会就被警察驱散。积极参加这些爱国活动的李达感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梦破灭了，亡国的惨祸迫在眉睫。出路何在？当时他是茫然的。后来，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他看到了希望。当时日本进步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还很零碎，加上书报检查机关的删削查禁，使他无法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从报刊杂志上还是读到了不少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产生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
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李达以火一样的热情攻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学习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成了克思主义的笃信者。他还以艰苦的劳动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注：以上两书由中华书局于1921年出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向国内作宣传。其中《社会问题总览》一书达21万字。1920年3月，李大钊在其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告上，把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列为学习文献。这时，而立之年的李达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实现了由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飞跃，走进了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
《社会学大纲》——中国第一本马列主义的教科书1923年夏，李达在上海与陈独秀因国共合作问题吵翻后，仍回长沙主持自修大学的工作。尽管他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仍把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作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当年11月，自修大学和《新时代》刊物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后，环境比较险恶。当时，李达夫人王会悟已有身孕。为了不拖累丈夫，王会悟带着年仅两岁的女儿回到浙江家乡，不久，在嘉兴生下了儿子李心天。李心天刚满半岁时，王会悟又带着儿女回到长沙。李达则到公立法政学校、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宣传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问题。后来，李达将这些学校中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内容编成《现代社会学》一书，于1926年6月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反动派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辑人犯”名单上开列的“罪恶事实”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而革命者却十分欢迎这本书。国民党将要出师北伐，这本书非常适合革命斗争的需要，一时在广大革命军人和进步学生中广为流传。这本书至1933年再版了14次。解放后，贺龙元帅见到李达时，还提起这本书的事。他紧紧地握住李达的手说：“你的《现代社会学》写得好啊！我当时也得到了一本呢！”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至于今日，一死，一囚；所以只有李达了。在今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氏。”
1937年4月，笔耕堂书店出版了李达的重要著作《社会学大纲》。这本书是作者献给党和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和其他爱国志士的礼物。该书的主要内容是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济学也有相当份量的论述，其中对国家公共权力、国家机关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等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行政管理学的萌芽。李达提出的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机构的组织形态和活动方法要适应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转向经济建设的需要进行改变等观点，至今仍放射出真理的光芒。这部42万字的书是当时第一次以教科书形式公开出版的一部马列主义巨著。
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是要遭恐吓、逮捕，甚至掉脑袋的事情。李达十分注意斗争的灵活性、巧妙性。书名虽叫《社会学大纲》，而内容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因为列宁说过，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因此，把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称之为《社会学大纲》，是名副其实的。不过，当时国统区学术界一般来说并没有这种知识。他们只知道从欧美引进的社会学，因为这种社会学“无害”，甚至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书名叫《社会学大纲》，就可以保险，让它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的图书馆和课堂。
李达把毛泽东当成学术上的知己。每逢他的著作出版，如条件允许，他都要千方百计地给毛泽东寄上一本，请毛泽东指正。而毛泽东也是李达著作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他对李达的著作称赞备至，有的书不只读一遍，而是读许多遍，并且在书上详细批注。当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李达寄去的《社会学大纲》一书时，极为兴奋，在陕北阴暗的窑洞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把这本书整整看了十遍，并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他在给李达的回信中，盛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并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都来读这本书，还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这本书。后来，毛泽东还对秘书郭化若说：“谁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湖南零陵就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61年8月25日下午，正在庐山的毛泽东派车接在庐山休养的李达去他住所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肯定了他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当李达说那是在“国统区”用“奴隶的语言”写出来的，没有《实践论》、《矛盾论》那样鲜明集中、通俗易懂时，毛泽东说，我哪有你的系统呀，我把《大纲》读了十遍，还作了好多眉批，可惜后来行军丢失了。可见此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大。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还希望他尽可能多寄些书去延安，并热情称赞李达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李达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悄悄地读着毛泽东的来信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李达激励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润之也。”后来，李达在与尹世杰等同志解释“真正的人”时说：“真正的人，就要真正坚信马列，就要真正宣传马列，就要真正坚守马列主义理论阵地。”李达作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几十年如一日地为真理而斗争。
“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还表现在他在复杂的理论斗争中，只服从真理，而不随波逐流去违心地和无原则地附和那些来头很大的错误见解和错误倾向。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动动摇摇，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墙上一兜草，风吹两边倒，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者。”
1958年，当有人片面夸大群众学哲学的成绩，否认和贬低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和从事专业的哲学教学的重要性时，他并不因为某些领导人支持这种做法就盲目地赞成。对于当时理论界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他也是抵制的。他对于当时存在的不重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一文中，他明确地指出：“我们有不少的理论工作者，不肯花一点时间气力去认真理解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有的人写文章大骂按劳分配，大骂物质利益的原则，说这是‘见钱不见人’，是‘钞票挂帅’，是‘钱能通神’，有的人给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列举了若干条‘罪状’，主张立即消灭……这样的解释和说明不过是抒发个人的感情，根本不是科学研究。”
1958年以后，一些高等学校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并在学生和教师中大拔所谓“白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些情况也波及到武汉大学。作为校长，李达非常痛心，并多次提出“要马上改”。
李达对理论战线上的错误思潮的批判历来是旗帜鲜明的。但是，当看到批判的矛头、批判的目的和方法本身是错误的时候，他决不盲目地去投入这种错误的批判。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国哲学界开始了一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大论争。倡导和拥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唯物论的文章充斥报刊，并从学术之争逐渐演变为对持反对论者的政治迫害。
作为我国马列主义理论界的鲁迅、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采取了郑重的态度，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论争。但是，他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他与原中央党校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神交”已久。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李达曾对杨献珍说：“怎么搞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怎么现在人们都说是唯物论？”杨献珍听后，会心地笑了。他于1987年7月在为王炯华所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书所作的序中回忆道：“老实说，当时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的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颇感有点孤立。听了李达的话，如闻空谷足音，我精神为之一振。同时，我也感到，在当时情况下，李达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真是卓卓如野鹤之立鸡群，可钦可佩。”
在李达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期间，关于所谓“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大论战达到了如火如荼的白热化程度。他的编书助手们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当时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应该积极参加批判。但见李达态度冷淡，无动于衷，很不理解。不久，苏联一家电台播出“中国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这场斗争中沉默了”的消息。他的助手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建议他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表明态度，并且要反映到《大纲》里去。校党委书记根据上面的旨意上门做他的工作，说在中苏“论战”的背景下总该表个态吧！可是李达却说：“这样的批判文章我不能写！”1963年9月24日，李达还从北京写信给助手陶德麟特意提到：“在对立统一规律一章中不要提‘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在杨献珍遭受批判，身处逆境的日子里，李达曾向他的助手们伸出拇指说：“杨献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