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质性关系方面，台湾当局意图通过与“邦交”国家的弹性经贸往来，保持与他国间的必要联系。在国际交往方面，欲维持在剩余国际组织机构和民间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与大陆抗衡。此外，还采取提供技术合作与参与国际文化体育交流的方式，争取建立“国际友谊”，并鼓动民间社团和个人从事“国民外交”，以求维持、争取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一时期，宋美龄备受打击的身心逐断好转过来。她对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心怀怨恨，觉得在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官方关系方面，她已无事可做，便开始把精力转移到经营实业方面来，争取以实业为手段，推动“民间外交”。她投资500万美元开发新墨西哥州的天然气，成为菲利浦石油公司的合伙人。1973年，投资创办休斯敦的魏斯兰石油公司及天然气公司。1974年，她组织了夏延石油公司，并控制了大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公司和阿托卡铝探公司。
在经历了对美外交，“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的风风雨雨之后，宋美龄又在新的战场上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四、“外交人才”主考官
（宋美龄是蒋介石无法缺少的夫人、助手、翻译）
早年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人选是由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专门机构挑选或政府要员推荐，送到蒋介石身边的。但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的选定工作实际上由宋美龄拍板，这些人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如能获得信任，得到赏识，便可以到“外交部”获得较高的职位。宋美龄由此也就成了台湾“外交人才”的主考官。
1．必试课目是英文口语
钱复，台湾大名鼎鼎的才子，他的父亲是台湾大学已故校长钱思亮。钱复从小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才华，他才思敏捷，智力过人，年纪轻轻就已经很有成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待到自美国攻读博士归来，则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已是无人可比了。
宋美龄早就得知此人是一位才子，可是，即使是如此一位名声在外的人才，要担任“总统”的英文秘书，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
那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直接召见钱复，作最后阶段的口试。钱复的优点是稳健持重，反应敏捷，口齿清晰，英文程度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口试的时间比较长，大概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束之后，只见钱复有些面红耳赤地走了出来。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很不以为然地干脆说道：“觉得他的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蒋介石知道宋美龄的意思，所谓的“马马虎虎”，以宋美龄的标准，便是可以录用了。
这样，钱复便正式进入蒋介石的幕僚群，后来正式踏上仕途。而改写钱复命运的，不是别的，正是宋美龄最后一次口试奠下的基础。钱复也不负宋美龄之信任，的确是一位青年才俊。每次“国宴”或是重要的外交场合，如果是由他担任翻译，他总给人一种大将之风的感觉，很少有翻译不清或听不懂的时候。
台湾外交界“三沈”之一的沈锜，当初即是因为口译能力强，被宋美龄一眼相中，深受宋美龄赏识，被宋美龄推荐给蒋介石作为他的英文秘书的。
宋美龄对沈剑虹的英文能力也相当赏识。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台湾访问，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府”前的广场，对欢迎群众作演说，宋美龄亲自指名让沈剑虹作同声翻译。那次沈剑虹翻译得很好，从此以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更加深了对沈剑虹的信任。沈剑虹的前途更是因此而一帆风顺，官至“外交部长”。叶公超、沈昌焕也深受宋美龄赏识，都是她非常信赖的英文译员，只是他们都是在大陆时代就被用了，并没有躬逢其盛，让宋美龄直接口试，不然的话，在官场上必有更大的作为。
当上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在其他人看来是千载难逢的幸事，但是就这些英文秘书自己而言，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了出头之日。事实上，英文秘书也好，“总统”幕僚也罢，哪怕是一个“部长”，在蒋介石的眼中，也不过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关紧要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值得好炫耀的事。当过“外交部长”的沈剑虹，到了“总统府”见蒋介石或宋美龄的时候，连走路都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放轻脚步，甚至是蹑手蹑脚，像溜进“总统府”准备盗窃的小偷一般。“总统府”内的服务人员每次见到他的这副模样都觉得十分滑稽。沈剑虹之所以连走路都如此小心谨慎，甚至有些恐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知道蒋介石怕吵，特别是蒋介石睡午觉的时候，如果谁在这时候惊动了蒋介石，那就不得了了，轻则被蒋介石骂一顿，重则直接卷铺盖卷回家。所以在士林官邸的地上走路，谁都不敢大声。
据沈剑虹自己回忆担任蒋介石英文秘书的酸甜苦辣道：当蒋介石出巡的时候，如有外宾晋见，则须陪侍。担任翻译工作的人必须是随叫随到，根本没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星期日，本来没有什么安排，正准备与家人和朋友出去玩玩，散散心，但只要“总统府”一个电话打来，就必须立即抛开家事赶到“总统府”去。
接见外宾时的口译工作并不难，如系一般外宾，则应酬性较大，至于“友邦使节”如美国使节或政界人物，则所谈的均是关系重大的事情，不得有丝毫的差池。蒋介石对于重要的外宾极为用心，接见前必先参阅有关部门——主要是“外交部新闻局”事先准备的背景材料，有时候还将他要说的先写下纲要，让英文秘书先行过目，以便口译时有所遵循。每次谈话后，蒋介石必然会嘱咐作成中文纪录，呈阅后再译成英文送对方作为备忘录。蒋介石对于说话、备忘录的措词十分严谨，有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后才能送出。
当蒋介石英文秘书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处理英文书信，信的内容应酬性的多于实务性的。重要的文件，一概由“外交部”起草。但有时也有例外，譬如蒋介石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往来书信中，不少是由沈剑虹根据蒋介石亲笔书写的要点，译成英文后呈“外交部”签发的。
蒋介石接见外宾有一套特定的程序，如白天都在“总统府”举行，有茶无点；下午在“总统府”举行则有茶有点；如更具身份的外宾，而且是夫妇同来的，则在“总统府”设宴欢迎。至于“国宴”则分别在“总统府”大礼堂或圆山大饭店举行。当英文秘书的人例须陪侍担任口译。茶点招待的时间较短，英文秘书只有喝茶的机会，点心则只能眼看而不能动手。至于晚宴，则必须注意席间谈话，无暇吃饭，面对丰盛的酒宴，只有“望宴兴叹”，虽不至于完全饥肠辘辘，但多数时候只得半饿回家再吃些稀饭聊以补充。
每逢元旦、春节、青年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蒋介石照例有文告发表。先由中文秘书，主要是秦孝仪拟稿核可后，交由英文秘书负责翻译成英文。蒋介石对于此类文告，用心良苦，一稿数易乃是常有之事。有的时候，中英文稿已交“中央社”签发，还需要追回修改。
如一般人所知，蒋介石并不太懂英文，所以需要有人替他口译，他与外宾会谈的时候，宋美龄往往在场，她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打断翻译人员的叙述而加以更改，此种情形在沈剑虹服务的十年内也曾发生过，“所幸次数不多，否则会动摇我对此项工作能否胜任的信心。”蒋介石是否完全不懂得英文，据沈剑虹回忆，蒋介石曾念过一两年英文，他的英文老师是日后作过“驻美大使”的董显光。记得有一次蒋介石在“总统府”设宴款待来自美国的某政要夫妇。席间，女宾问到蒋介石是否学过英文，蒋介石说他学过英文，但因为他的老师不好，所以没学到多少。外宾又问：谁是你的老师？蒋介石微笑着用手指着当时在座作陪的董显光说：他就是我的老师。那个晚上董显光似坐针毡般不安。
蒋介石晚年因为宋美龄的关系还记得不少英文单词和简单字句式，使他能听懂普通应酬的话。据沈剑虹讲：
我为他担任口译，因为段落特别长，末了我遗漏了一、二点以备稍后再行补译。蒋公不待我向他求助，就把这些要点重述了一遍，他如果完全不懂英文的话，怎么会知道我漏译了哪些要点呢？
替蒋公担任翻译，曾有听不懂或翻译不出的时候，好在蒋夫人多半在场，她立即接口加以说明或补充。但有一次，蒋夫人不在场，外宾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我虽系教会大学出身，但未读过《圣经》，蒋公在说话中提起《圣经》中的《约伯》篇，我一时不知如何口译才好，只好就字面作音译，好在对方能勉强听懂。还有一次，蒋公在接见外宾时提到“哲学”两字，我听起来好像他在讲“积蓄”，但上下文不连贯，我口译时稍加迟疑，蒋公知道我没听懂，所以他又重复说了一篇，我还是没有听懂，最后他说：是人生哲学的哲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公说的是带浙江口音的官话。
在此十年期间，蒋公曾先后接待过约旦国王胡笙、伊朗国王巴勒维、泰国国王蒲美蓬、美国政要如副总统詹森、前任副总统尼克松，以及美国当时在位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等等。先后共有五位美国“驻台大使”晋见蒋公，这些“大使”从来不带翻译官，虽然他们早期的
外交官生涯中曾学习过中文，但精通的程度仍不足以应付重要谈话，这种场合下，由我一人来回担任口译，所以有时候我自比一架电话机，惟一功能在于传话而已。
2.英文秘书的前程和秘密使命
纵观蒋介石身边的英文秘书，从大陆时代的董显光开始，接着是李惟果、沈昌焕、沈锜、沈剑虹，再到钱复，先后共有六人。从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宋美龄所选择的外交人才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多是留洋学成回国者，他们专攻或政治、或法学、或经济、或新闻、或英文等，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第二，他们多属社会名士、贤达、专家、学者，往往满腹经纶，文韬武略；第三，他们多为蒋介石的同乡或与蒋、宋、孔、陈家族有亲缘关系。除了李惟果籍贯是四川外，其余五人都系江浙一带人士。董显光是浙江宁波人，沈昌焕是江苏吴县人，沈锜是浙江德清人，沈剑虹原籍是上海，钱复是浙江钱塘人。这主要是他们能听懂蒋介石的浙江官话。
除了李惟果之外，其他五人皆先后参加“外交”工作，董显光曾任驻日、美两国“大使”，沈昌焕两度主持“外交部”，还任过“总统府秘书长”。沈锜担任过驻西德办事处代表。钱复曾任“外交部政务次长”，驻美代表。沈剑虹则曾任“外交部长”，出任过驻澳洲“大使”、驻美“大使”等等。他们做事多是忠实可靠，尽力效命，谨言慎行，万无一失。由此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得蒋介石、宋美龄青睐者多是忠诚可靠，机敏聪达，疏于派争之人士。惹其厌嫌者多为过于精明，锋芒毕露，狐假虎威，野心勃勃，政治欲望过强，立场不稳之人。
宋美龄选拔英文秘书，不仅需要他们作风正派，办事机敏，忠诚可靠，而且需要他们有较高的智能、信息灵通、知识全面、善于出谋献策，能应付紧急情况。其原因在于：外交尤其是对美外交，是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最为重要的“外交”内容。蒋介石、宋美龄对美国的仰赖事实上是太深了，特别是在早期的军事、经济上，可以说样样仰赖美国人扶持，仰其鼻息。因此凡是与美有关的问题皆不敢怠慢，包括英文秘书、“外交”人才的选拔上更不敢有任何疏忽，因为他们往往肩负着许多“神秘使命”。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即是运送“政治献金”。
为了维系和美国的关系，许多国家都会对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下若干的“政治投资”，以求该党上台后的若于利益作为回报。一般来说，这种“政治投资”都是在私底下秘密进行的，为了保证秘密性，通常这类的政治捐献都是由各国政府政要的亲信亲自去处理的。当年台湾和美国政党之间的秘密交易，除宋美龄或她最亲近的孔家成员主要是孔令侃亲自执行外，其他皆需由其信任的英文秘书或其他“外交人才”奔波。
一位蒋介石夫妇身边的随从回忆时称：
每次届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老先生夫妇就担心得不得了。有一回，我亲眼见到老先生的英文秘书某某，拎着一只硬壳大型旅行皮箱，从官邸正门进来要上楼。
就在他要上楼的同时，老先生恰巧打铃要我上楼，在楼梯口碰到某秘书，彼此打了个招呼，我见到他很吃力的模样，就好心好意地向前作势要帮他一起提，可是，他却很敏感地退后一步，连声说：“不用你帮忙，谢谢！我可以，我可以，你别来！”然后兀自吃力地双手铃着箱子，独自上楼。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那样神秘，我只不过要帮他提一把，没有其他的用意，而且我平时和他很熟悉，可以说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从别的地方得知、原来那天某秘书来官邸，是提着一箱美元现钞，他是要把那箱现金，拿给老先生看。某秘书大概进去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一个人空手退出房屋。老先生的门口除了我之外，还有值班侍卫官坐在门口。如果某秘书拿出那只皮箱的话，一定难逃我们的双眼，显然那只皮箱是从老先生书房的另一扇门，由另外的人员取走了，而最可能的藏钱地点，就是老夫人的房间。
我从老夫人的亲信随从那儿知道，那笔美金是要送到美国去的，然而那段时间，台湾虽然慢慢已经脱离了美援，经济上还不算特别好，可是，台湾为什么要送钱去美国呢？那一大箱子的钱，如果全是百元大钞的话，少说也有一百万元。美元和台币的比例，在那时还是一比四十的年代，假设有一百万元，就价值台币四千万元。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传统上国民党是支持共和党的，从二战后，国民党支持美国总统候选人杜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直到台湾，老先生对共和党还是情有独钟，而我见到某秘书提着一箱子美元现钞的那次，正是美国总统选举前不久，而那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尼克松。
五、“心战”主将
（1960年10月31日，蒋介石宋美龄巡视“心理战”的部署）
退守孤岛的蒋介石曾有言：要用共产党的方法对付共产党，于是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文攻武卫”开始了。用“心战”动摇大陆的军心民气，自50年代末成了“反攻大陆”的主要内容。“对大陆同胞广播”，“空飘”洒传单……宋美龄的“心战”更有独特之处。
1．政治“反攻”
在“反攻大陆”的方法上，蒋介石一直认为应包括军事“反攻”和政治“反攻”。对于军事“反攻”，屡攻屡败，不但对共产党无伤大雅，而且到头来自己反招致一顿狠打。所以，他对此已不抱什么幻想。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况下，5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更强调政治“反攻”，政治“反攻”中又突出“心战”、“政战”。
1959年国民党在八大上，蒋介石提出在实施“军事反攻”的同时，应强调“心战政战的积极开展”。其心战包括广播、空投宣传品、办地下报刊、进行策反宣传等，以便“未制其人，先收其心”。
而张后生在《党务工作报告》中对“心战”、“政战”则有较详细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