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年起，北大、清华等37所高等院校将向每名新生每年收费1000至1500元。有人说这是高校招生的改革新举措，是补充学校经费不足的重要措施；有人说，交钱选个好学校、好专业，划得来；有人说，这是把贫困家庭的子女排斥在大学校门外……
大学招生收费：是对还是错？
一项被称为大学招生“并轨”的改革新举措，今年将在以国家教委直属高校为主体的37所大学率先实施。所谓“并轨”，就是取消“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实行一个收费标准，一个最低控制分数线，并逐步由“双包”（包费用、包分配）向“双自”（自费上学、自谋职业）过渡。据有关方面透露，国家教委直属的北大、清华等37所高等院校的新生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学年收费1000～1500元，也就是说，四年大学学费需要4000～6000元。再加上学生每月消费100～150元左右，家庭供养一个大学毕业生，需要花费1万多元。
考生家长沸沸扬扬话“收费”
大学招生收费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就不平静的高校招生这个风波迭起的池塘，掀起了一阵阵波澜。其中理解的有之，叫好的有之，沉默的有之，持批评态度的也不乏其人。
一些农民说：“国家经济发展了，为什么反而没有钱培养大学生了？”
浙江省东阳县是著名的才子之乡，历年高考都有一大批工农子弟步入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如今仅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就不下数百人。
听到今年上重点大学要收费，一些“望子成龙”的考生家长感到很不理解。
“金榜题名时’历来被认为是人生的一大喜事。我那在重点中学学习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按照他的成绩，‘金榜题名’没有问题。可是看到那几千元收费标准，我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东阳县马宅乡农民马富有面有难色地说。
为了供养大儿子读书，马富有整年起早贪黑在那几亩水田中劳作。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不满15岁的小女儿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了。马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家中那位“秀才”身上。
“解放初期，国家很困难，政府有钱供工农子弟读大学；十年动乱结束时，国家也很困难，大学的门仍然向工农子弟敞开着。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为什么反而没钱培养大学生了？”乡亲们理解马富有的酸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或许，生长在沿海开放地区的青年人对这样的提问感到不以为然，但对那些依靠自己的智力和奋斗完全有能力敲开“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大门的工农子弟来说，仅仅因为一时还拿不出上万元的金钱而痛失良机，也着实令人遗憾。
发达地区考生说：“交钱选个好学校、好专业，划得来。”
对交钱上大学这个新问题，在发展比较快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被人们普遍认同。这个地区的学生认为，拿出上万元钱读大学，看起来费用很可观，但读到好专业，掌握一定的技术，毕业后能在一个好的公司或企业供职，一两年后就可以赚回培养费。
在去年招生期间，许多考生主动放弃读公费专科，而愿读代培本科；不少学生愿意多出钱而选择热门专业。一些农村的家长也全力支持子女自费读大学。他们认为，花一两万元读大学，既能取得文凭，又能转户口和找到工作，比花上万元买户口更合算。
花钱读大学，在上海也普遍被人们接受。去年有关部门在上海市5个区县的十几所中学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在回收到的1699张调查表中，一半以上的家长和学生赞同交钱读大学。
去年，上海高校招收的自费生创了历史最高纪录，许多大学的财会、计算机、外语、金融、房地产等成了竞争最激烈的专业。一些高分学生为了读上满意的专业，主动放弃公费资格，甘愿花钱读自费。
据上海一些高等学校教务处的同志反映，花钱读大学的自费生比公费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那种“60分万岁”的哲学，在自费生中没有市场。上海机械学院的一位自费生说：“上午上课，下午自修，这样的节奏不适合我们这些自费生。我们要求白天全天上课，晚上做作业。因为我们要对得起节衣缩食供我们读大学的父母。”
所以，今年高校招生“并轨”收费的改革，在广东、上海等地反映平淡。大多数学生家长感到道理上讲得通，经济上承受得起。
一位中学教师说：“就是孩子的分数上了线，可我的钱财也过不了关！”
丁老师于60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被分配到淮河之滨的农村中学担任高中数学教师。不久前，笔者在拜访丁老师并谈到了大学招生收费的话题时，这位中学校园的老园丁说：“如今教书匠同农民一样，经常忍受‘白条’带来的苦恼，更不用说拿出巨额款子供孩子上大学了。”
“听说你的大孩子学习很拔尖，想来考上名牌大学没问题。”我故意将谈话转到老师高兴的话题上。
“犬子’的智力和刻苦精神，着实让我骄傲了一阵子。可惜他晚出生了一年，如果是去年毕业，考个北大、清华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是今年不仅要考他的知识，而且还要‘考’他父亲的财富，就是他的分数上了线，恐怕我的钱财也过不了关！”
“实在不行，我看可以考虑上个免费的军校或师范院校。”我建议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我那小子也能拿出他的一套理论：有钱的家庭可以花钱买到热门学校的热门专业，毕业后又可以挣到大钱；穷人家的孩子只能上军校和师范，毕业后继续成为‘穷当兵的’和‘穷教书匠’，这是最大的不公。要跳出这种‘马太效应’怪圈，就应当舍得投资！你看，这不是故意给他老子出难题吗？”
同丁老师比起来，北京某军事机关的王中校的经济条件要稍好一些。前些年，夫妻两地分居，工资的大部分交给“铁道部”了。妻子随军后，部队又调整了工资，这两年手头结余了几千块钱。今年新分了一套3居室的房子。本来王中校想把房子好好装修一番，可是当他得知大学招生收费的消息后，放弃了装修房子的念头，把刚刚取出的钱又如数存入了银行，作为孩子上大学的资本。
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弟在重点大学门前徘徊如果说丁老师家对孩子报不报交费的重点大学还有些犹豫的话，那么对许多贫困乡村的农民子弟来说，只能是“望校兴叹”了。
湖南省桃源县泥窝潭乡农民李原的爱女李莉是县中学品学兼优的学生，在高考来临前，李莉执意要报考北京的名牌大学。
父亲没有直接否定爱女的选择，而是认真地给女儿算了这样一笔帐：全家5口人，承包耕地7亩，全年总产粮食5600公斤，留口粮1500公斤，余粮4100公斤，按当地收购四川外语学院的女大学生在推销自己，寻找家教工作价，余粮可卖2500元，除去提留、统筹、农药化肥投资及其它农用开支1450元，还余1050元。家里每年可以卖一头猪，收入约600元，全年家庭总共收入1650元，仅生活必需品和人情消费要达1000余元。在全家平平安安的情况下，每年可结余500元左右。
当听到父亲算的这笔细帐后，李莉含着热泪向父亲表示：就报考师范院校！决不给家庭增加负担。
像李莉这样做出痛苦选择的农家女儿，当然不止一个两个。
“双轨制”弊端明显，需要及时改革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工厂、企业等用人单位扩大了录用自主权，使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招生计划和对大学生的“双包”做法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从1985年开始，国家对高等教育招生分配体制作了探索性的改革试验：在国家招生计划中，列入了社会调节部分，即可招收一定数量由用人单位缴纳部分培养费的委培生和个人缴纳部分培养费的自费生。在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还进行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改革探索。
1989年，国家教委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中提出：国家计划招收的学生，缴纳学杂费，毕业时可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经学校推荐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职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招收的自费生，缴纳部分培养费和学杂费，毕业时自主择业。这标志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与毕业生分配就业制度正式进入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双轨”体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普通高校招生中调节性招生计划的比例逐年提高，早已突破了国家规定的15%的比例，1993年“自费生”、“委培生”的比例达到了40%，有些省区甚至高达50%以上。于是，“自费生”和“公费生”录取分数线差距，由当初的20分拉大到100分以上。这种分数差给高校的管理、教学工作带来了困难。
“自费生”和“公费生”间巨大的录取总分落差，对中小学生和家长起着误导作用。看到有些学习成绩并不太好的学生，只因为家长出得起钱，就能上个好大学，一些学生错误地认为，自己学习成绩差一点不要紧，只要家长舍得花钱就行，影响了学习劲头。有的家长为了给孩子筹集上大学的款子，一门心思弄钱，有的甚至以身试法。
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司长王炽昌在谈到高校招生“并轨”改革的意义时说：高校招生“双轨制”严重冲击了大学招生的公平性原则，在社会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这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招生“并轨”改革的试点学校，实行一种招生计划，一个收费标准，一个录取分数线。“并轨”是为了引进一种科学、合理的机制，而不在收费的多少。通过建立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办学机制，激励学生奋发学习，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这就是大学招生“并轨”改革的目的。
历史的趋势
对于上大学为什么要收费的问题，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是这样解释的：多年来，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行了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虽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办法的弊病已日益明显，经费投入不足就是一个重要表现……因此，加快发展教育，除国家各级财政继续增加教育经费外，还需向学生个人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是补充学校经费的重要措施。
高等学校的尴尬局面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缴费。”上大学要收费，这是国家经过40年小心求证才摸索出来的。
1993年，全国投入教育经费63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2.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而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字表明：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世界平均为3.6%，其中美国为7.5%，法国为6.8%。
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历来主要由国家拨款。从1978年到1992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2.7倍，而高等教育拨款增长了6.3倍，由15亿元增加到90多亿元。尽管如此，由于大学在校生总数增加了100多万人，除了期刊、图书、教学实验物品等价格一再上涨的因素外，还有大学要包在校职工的医疗、住房及养老费用的现实。大学在办社会，使国家的教育经费的近1/3要解决后勤方面必要的支出。国家财力包不起高等教育，高教经费长期投入不足，使高等教育办学条件不仅得不到改善，而且每况愈下。
中国林业大学财务处处长告诉笔者，林业大学累积赤字高达330万元，还不包括公费医疗方面欠缺的103万元。目前，学校不得不挪用科研经费来填补。由于农林院校经费严重短缺，致使一些实验、实习无法进行，影响了正常教学工作。农业院校畜牧、兽医专业的解剖实验，由牛逐渐改成猪，由猪改为羊，由羊改为兔，现已由兔改为小白鼠。
堂堂的北京大学无线电系主任王楚教授竟然在北大没有地方做实验，只能求助于外校。该校地质系教学困难主要在于经费紧张。一个本科生到野外每周只有经费50元，同时，大家还要负担教师的经费。如果一个教师带3个学生去野外6周，经费总计900元。去一趟新疆往返路费500元（硬座），住宿、饮食统统涨价，一碗面条就要4元钱。所以这点经费哪里都去不成。
我国现在正在开采的石油和各种矿物资源，不是90年代找到的，而是五六十年代找到的。如果我们高等学府地质系的学生仅仅由于那点经费问题，而无法独立找矿，那么21世纪我们靠什么同世界强国竞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92年开支近1000万元，而国家只给700万元。为此，二外忍痛砍掉了购买外文书刊杂志的开支计划。因为经费问题而缩减订购图书资料经费的高等院校已经不是一家两家。要知道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乃是高等院校的血液呀！
国家投资办教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世界各国政府也都是这样的。但是由国家来包办教育，这在世界上还是很少的。
美国现有各类高校3601所，其中公立大学1598所，占44.4%；私立大学2003所，占55.6%。1990年，美国高校招收本科生13710150人，其中私立院校招收2969610人，公立院校招收10740540人，后者几乎是前者的4倍。私立大学经费主要依靠自费，如学费、私人捐赠，少部分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故私立大学普遍收费昂贵。公立大学的资金主要来自3个方面：州政府投资比例为38%左右；当地政府投资比例占26%左右；联邦政府投资比例占8%左右，3方面投资之和为72%左右。其余部分来自学生学费。而我国的教育经费基本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目前，中国在校学生已突破2.2亿。这个数字实在太大了，大得比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在校学生的总和还要多。尽管政府在逐年增加教育投资，但按人均计算，数目仍然少得可怜。
要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的窘迫状况，在国家保障教育投资的基本前提下，公民有义务关注教育发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投资教育，上大学交费便是改善高等教育条件的措施之一。
上大学收费的“合理标准”到底该如何确定国家教委王炽昌司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1994年，国家教委直属37所高校开始向全体新生收费。目前规定的收费标准，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在确定标准时，既考虑实际培养费用，又充分考虑社会和学生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
从总体上说，读全国重点大学每学年缴纳1000至1500元的学费，或许是合理的。从理论上讲，社会和多数学生家长是能够承受的。
因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826元。李鹏总理1994年3月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城乡人民生活改善时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去年（1993）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比上年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2%，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4764亿元（人均1200余元），比上年增长28%。”
也许高校招生“并轨”的收费标准是建立在以上统计数字基础上的。对于先富起来的少数家庭来说，这个收费标准是很低的；对城市一般工薪阶层来说，或许是可以承受的；对部分经济效益滑坡的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和贫困县农民来说，则是难以接受的。
看来，高等教育不收费是不可能的，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地用一个标准，又难以做到公正合理。
有人提出，能不能像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粮食那样，定出一个最低“保护价”，以保障优秀的普通工农子弟不致因经费问题而失去上重点大学的机会。
大学校园，当代社会的缩影
1989年以来，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代培生”、“自费生”、“公费生”等多色彩现象。刚开始，那些自费生还因为考场那几十分的差距而感到脸上无光，随着自费生队伍的不断壮大，他们在高等学校已经有了“三分天下”。同样属于自费生，他们中有的潇洒，有的苦涩，有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1993年下半年，山东省高校工委就大学招生收费问题作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对上大学收费表示理解，但对收费过高甚为不满，特别是经济负担过重、生活条件下降的学生意见更大。一些学生反映，学费年年涨，伙食费年年涨，教育改革除了加重学生经济负担外，没有实质性进展。许多学生要求学校拿出办法保护家境不富裕的学生能继续学业。
据对1000名大学生抽样调查，学生中每月收入在100元以下的（包括家庭供给和政府各种副食补贴）占80%，其中每月收入在60元以下的占30%，这些学生每月连伙食费都不够。生活困难的大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山东建工学院有一名女生，常吃馒头，喝白开水，把省下的困难补助费寄回家，解决家中困难。有的学生为了省钱，入学一个多月没吃过肉。
在1000名被调查的新生中，学费靠各方面凑齐（包括家庭支付、借贷、亲朋帮助等）的占47%；学费难以承受的家庭占20%，勉强承受的占67%。山东水利专科学校159名自费生中，有24人因上学家庭举债，数目一般在3000元至5000元，最多的达6000元以上。山东工业大学有的学生借不到钱，以36%的利息借了高利贷。
据四川省有关方面反映，有的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在500至600元以上，花钱大手大脚，放假上学都是乘飞机往返。而另一些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60至70元，甚至出现了学生靠卖血维持生活和学业的情况。目前，有的学校一般荤菜每份价格已达1.2～1.5元，饭每斤都在1.00元左右。学生伙食费男生最低需120元，女生需100元。据四川师大反映，有5～8%的学生仅能保住每日两餐饭，而不吃菜；一周吃一次肉的学生占20%；一周吃3次肉的占50%。
吉林大学是全国首批试行大学生入学缴纳学费的学校，而有一些来自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生活困难。吉林大学曾发现一位身为长春市学雷锋先进个人的女大学生一个月就着咸菜吃29个馒头的事。为此，学校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了177名特困生，决定对烈士子女、孤儿免收学费并每月发放特困补助50元，同时，将无息贷款由原来的每月30元增加到每月50元；其他特困生每月补助生活费35至50元，并享受无息贷款；学校设立勤工助学金，为特困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上海同济大学及时采取措施，为月平均生活费低于120元的1150名本专科生（占学生总数的14%）进行解困；特困生可享受一级贷款（每月30元）；每人每月享受补助金20元；将上海市政府下达的8万元专款，按每人50元的标准补助给特困生；优先安排他们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将奖学金的金额由300、200、100元提高到600、300、150元……
1994年的新学年里，大学校园中在原有的“公费生”、“代培生”、“自费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交费款额介于自费生和公费生之间的“并轨生”，使得本来就丰富多彩的大学校园，又增添了新的“景观”。
看来，如何使那些家庭经济不富裕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应当引起校方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警惕金钱对教育的负面影响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时期，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当适应这个转变。在高等教育新旧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既要克服那种仍然抱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教育观念和体制不放的僵化思想，也要注意防止和避免金钱至上观念对教育的冲击和影响。
目前，许多人包括一些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的行政官员，在回答“上大学为什么要收费”这个问题时，常常用“人才是商品，教育是产业”等市场经济的新观点作解释。理由之一：劳动力和人才已经进入市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劳务是提供特殊使用价值的一种商品，应当进入市场进行交换。你上大学学本事，为的是将来赚大钱，因此上大学收费便是理所应当的了。理由之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你要想优先获得人才，就应当向学校付培养费，高等学校向用人单位收钱也就顺理成章了。
教育活动和经济活动是人类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活动。虽然这两种活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它们两者之间又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如果把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势必要给社会带来混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必须把企业推向市场。而对于学校，即便是属于非义务教育的高等学校，向学生和家长收取部分培养费是可以的，但决不能把这种“交费”理解为买卖关系。即使是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从来没有把高等教育当作商品推向市场。恰恰相反，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舍得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进行巨额投资，这也许正是其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
1994年2月，美国总统在1995年《总统预算咨文》中说：我们将继续对我们的宝贵资源——我们的学生——进行投资，办法是用公认的、有效的计划和新的倡议来对付不断变化的社会出现的问题。
日本政府历来把教育看成是“下金蛋的母鸡”，舍得下“血本”。法国人塞尔旺·施赖贝尔在对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进行认真研究之后说：“日本人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在他们获胜的每一个领域，人们发现起作用的总是同一种材料，同一种爆炸物，即智力。”
据韩国报载：“1993年韩国30家大企业集团为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研究费、设备、基金等共达1000亿韩元。”韩国企业界一致认为：大学为企业提供新鲜血液，只有办好大学，才能办好企业。
我们在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时，一方面要说明学生和家长明白上大学交费的道理，一方面要注意不能一味地在学生和家长的身上动脑筋、搞“开发”，因为先富裕起来的国民只是少数。要看到，解决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办法还很多，如国家投资、地方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精简富余人员、联合办学等等。办法还是有的，关键在于决心。
更重要的是，高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把我们的大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文化的合格人才，永远是高等教育追求的主要目标。
林木
“现在什么不涨价呀？！”作为通货膨胀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工薪阶层牢骚尤盛。尽管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已具备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但人们仍然关注着物价涨势和涨价原因，仍然在关注——
中国能够治理通货膨胀吗？
“现在，什么不涨价呀？！”
中国的经济改革自进入1993年以后，热度逐渐升高。早在1993年上半年，就有经济学家在经济过热的形势下，明确指出过通货膨胀的危险。但这个警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1993年8月始，反对宏观调控的声浪抬头，认为是向计划经济的倒退。
1993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百名经济学家出席的“中国当前形势与深化改革问题讨论会”。会上有人提出，经济不是“双过热”，而是应该“双加快”，即“加快改革，加快发展”。
“双加快”的口号，终于出现在《人民日报》1994年元旦社论中。
基于这个思路，中国人民银行1993年9～11月大量发行基础货币，并提高了年贷款规模。
在这样的措施下，紧缩了3个月后的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反弹。1993年底，全国出现了对粮食和黄金的抢购；外汇汇率并轨、人民币贬值后，进口商品大幅度涨价。1994年1～2月，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20%，城市居民生活费用指数上升了25%以上。钢材价格从3000元一吨上升到4000元一吨。
由于人们对人民币信心不足，外汇储蓄成为保值手段。尽管外币储蓄利率一再下降，仍无法阻止人们抢购的势头，中央因此重新加强外汇管制。
过去，人们习惯于每次大涨价之时先聆听一番层层传达下来的文件精神，然后被告知作为补偿增加的一点儿工资，以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收支和精神上的平衡。这次涨价一反习惯做法，显然缺乏这种按部就班的安排，以无声但迅猛的方式降临。
同样出乎意料的是，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承受能力（包括经济上的和心理上的），并表现出一种苦涩的幽默与自慰。商场里，小摊上，当顾客抱怨价格贵时，卖方会笑着反问：现在，什么不涨价呀？！
纵观今年中国市场，物价变化呈如下态势：
1.物价水平在去年高涨幅的基础上继续攀升。1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去年12月上升3.6%；2月又比1月上升3.3%；3月在平抑物价的行政干预下涨势见缓，但仍比2月上涨0.9%。
2.城乡价格基本同步增长。受这次涨价大潮影响的不仅是城市居民，农村人无论是在生产资料的消费上还是在生活用品的消费上，都同样地感受到了涨价的压力。
3.日用商品（包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涨幅大。受粮价上涨的拉动，蔬菜、肉蛋、水产、水果的价格一齐上涨；服务价格的涨幅涨势更是大而猛。这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有些是必需的）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远高于全国零售物价的上涨水平。
通胀：谁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有经济学家指出：通货膨胀对于每元钱的损失是一样的，但对于社会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
在涨价的威胁下，首当其冲的是工薪阶层，而这个阶层是起决定性的稳定作用的社会阶层。工薪阶层中受到的影响也不相同。被划分为企业和事业两大块的工薪阶层此时被悄悄地拉开了档次：在国家实行了公务员制以后，政府机关人员的收入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而随之而来的是事业单位的“参照执行”，发得出钱的事业单位也涨了工资。那么余下的就是企业中的工人了。企业中的工资是要与效益挂钩的。在1/3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的局面下，企业能让工人的工资与物价同步上升吗？更不要说那些完全暴露在尚无社会保险掩护下的“关停并转”企业的工人了。
感到极大压力的除了上述现职的工薪阶层外，数目庞大且日益庞大的离退休人员更是雪上加霜。我国退休人员的工资水准是建立在低物价水平上的，退休金则在他们工作时以存储的形式预留在财政上。退休后，按工资比例发放的退休金，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常数，极少能够随物价上涨而有所提高，更不用说同步上涨了。
除了工薪阶层外，受损巨大的还有各个阶层的存款人和债权人。尽管自1993年年中和下半年，银行两次调高了存款利率，但这样的利率水平在今天的通货膨胀形势下仍可视为负利率，存款人将继续蒙受损失。1994年发行两年期国库券时，出现了人们踊跃购买的势头，再也不用去搞摊派式的强制发行。人们对银行存款的负利率状态感受强烈，目前做出的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在时下颇为流行的“欠债的是爷爷，讨债的是孙子”的恶劣世风下，通货膨胀无疑给了这些有恃无恐的债务人员一种心理优势的支柱：拖欠的时间越长，获取的利益越大。
除了上述人等，比工薪人员境遇更差的便是在中国人口中占最大份额的——农民。
涨价原因：众说纷纭的话题
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在1994年4月15日召开的“春季形势分析会”上，提出了造成通货膨胀的11条原因：
价格结构调整；体制和机制转换摩擦；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国内经济与国际接轨；投资过大；流通中货币增加；收入提高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通过提价增加盈利；财政赤字；居民的心理涨价预期；管理不力。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樊纲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总需求膨胀，主要是投资需求和公款消费需求膨胀；
吴敬琏认为通货膨胀总是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多，其余只是间接原因；
刘迎秋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
经济学家们的争论是一般百姓难以完全理解的。简而言之，今年持续上升的物价可以用以下原因作出解释：
1.上半年物价高涨幅的递推效应。1993年，国家为了进一步理顺价格，改变基础产品价格长期过低的格局，逐步建立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加大了价格的改革力度，先后放开了粮食、钢铁及部分统配煤炭的价格；调整提高了原木、水泥的出厂价格，并对部分原油价格实行了议价。这些改革措施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价格的上扬。由于这些基础产品的涨价，拉动了消费价格的全面上扬。
2.投资规模过大扩张了需求压力。1993、1994年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高增长的年份，货币投放量相应增多。这势必加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必定会拉动市场物价的上涨。
3.经济转轨时期有效的价格宏观调控管理机制尚未建立。在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的同时，有效的价格宏观控制机制尚未健全，缺乏对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现象的及时有效的制衡和监管约束，使得价格放开变成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4.人为乱涨价。这是老百姓感觉最为强烈也是最难调控的一种涨价原因。今年年初税制推出后，一些企业借口对新税制的不理解，把17%的增值税加入销售价格里。税务局长在电视上三令五申，仍不解决问题，老百姓的印象里是只要物价涨上去就不见有落下来的。此外，在涨价风中，出于各种心理的经营者们，一哄而上，哄抬物价，致使有些不想哄抬的也不能自持，从而形成恶性涨价的多米诺牌效应。在脆弱的物价监管发挥出一点作用时，涨红了眼的企业便使出变相涨价的招数。以北京地区的大米为例，零售价先是猛升到1.60元/公斤；国家对大米实行限价（1.60元/公斤）后，粮店不敢突破，便干脆不卖这种米了，把同样的米用塑料袋一装，5.00元/公斤，名曰“健康米”。家家粮店只此一种，爱买不买，拿工薪的平头百姓叫苦不迭。最后市政府出面调来大米，限价1.60元/公斤出售，总算缓解。但不过一个月，粮价还是被突破，上调20%强。
中国市场物价大幅攀升，表面上看是价格问题，而实际上它是改革过程中尤其是在转轨时期各种经济关系变化的一种反映。从长期目标来说，它将促使政府尽快建立健全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从目前看，政府将在稳定经济的目标下，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谋求控制物价，以免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中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
面对物价高涨的局面，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平抑物价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大致上可分为三类。
以短期的宏观调控为目标的行政性措施：
1.实行市长负责制，抓“菜篮子”、“米袋子”。今年3月，国务院召开“菜篮子”工程会议，要求各级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切实抓好人们日常生活最基本的有效供给，建立大流通格局，强化对市场的宏观调节。
2.加强对期货市场的宏观管理。今年4月初，国务院发布了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规定。规定要求：一律暂停审批注册新的期货交易经纪机构，并对已成立的各种期货交易机构重新审核登记注册；取缔非法期货经纪活动；从严控制国有企、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活动，以求避免因期货市场发展过快而对物价产生副作用。
3.实行物价大检查。国务院从今年3月下旬开始进行全国物价大检查，以求遏制不正当经营和乱涨价。争取6月底取得阶段性成果。物价大检查的主要内容是199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各种乱涨价和价格违法行为。
4.各地出台了一些控制物价的地方性政策措施。各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具体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先后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抑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如上海推出《反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北京市近期对物价实行直接和间接两类调控措施等。
有关部门的专家们还建议，应设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建立粮食和副食品调节基金，健全价格法规等等。
以短期宏观调控为目标的主要经济措施：
1.发挥国营粮店的主渠道作用，平抑市场物价。针对1993年底以来的全国粮食新的涨价风潮，国务院及地方政府通过国营粮店发挥主渠道作用，抛售部分储备粮，暂时稳定了粮油物价。
2.加强对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由于去年棉花欠产，今年一季度棉花供应紧张；食糖的供求也不平衡。为此，国家通过动用棉花、食糖储备来缓解缺口的矛盾。
3.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鉴于目前的物价上涨与投资规模过大的密切关系，过旺的投资需求拉动、增大了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政府对投资规模继续从严控制，以堵住需求膨胀的源头。
4.切实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去年以来，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码标价规定》等，以法律来规范市场秩序，稳定市场物价。
制度性规范与改革措施：
1.建立粮、棉、糖等主要农产品的储备制度。针对农产品受自然条件影响大的特点，为了保证供应和稳定物价，要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粮、油、棉、肉、糖的储备制度，进一步完善储备的管理使用办法，把政策性储备和经营性周转库存分开。
2.建立粮食和副食品风险基金。为此，要把中央和地方减下来的粮、油、菜的贴补金额用于建立粮食和副食品风险基金，还要从其它主面筹集部分资金，形成一定规模。风险基金将主要用于平抑物价和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3.增加主要农副产品的供给。为此，要落实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基金、价格风险基金和冷库等流通设施的建设基金。
4.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从现阶段国内的通货膨胀的成因看，结构性因素占有很大成分。从需求方面看，当总需求过旺的时候，首先对物价上涨拉动的是“瓶颈”行业。从总供给方面看，由于工业制成品结构不合理，致使相当一部分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因此，政府要加强推动结构调整步伐，以堵住通胀源头。
5.加快经济立法，建立健全依法行为的价格宏观调控机制。除了继续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项法律、法规外，目前正在抓紧研究制订《反垄断法》等；进一步加强物价执法力度，努力造就一个法律环境和制度规范。
控制通胀：年底前形势展望
经济学界对今年年底前控制通胀的展望基本上可归结为：
总体形势上看今年比去年好，总需求的压缩已经到位，物价上升的加速度已经下降，对于通货膨胀是可以控制的。
宏观调控的效果已经微观化，国有企业困难加剧，债务链条重新产生。
就中期而言，通货膨胀问题并未解决。去年超预算的项目达40～50%，今年无法压缩；收入攀比机制仍然存在，企业人员会出现与公务员的攀比；货币“倒逼”机制仍旧起作用。上述三大微观机制会冲击宏观调控。
从近来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中可以看到，在继续推进体制改革的同时，政府对保持经济发展和稳定采取了越来越现实的政策立场。这对中国这个尚未完善的大市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伴随政府对控制物价的强硬措施，加上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经济立法和执法，如果在年内不出现大的政策变动和突发事件，今年的物价上升水平将保持在可接受的程度。
本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