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可以大刀阔斧的推行改革了。
所谓改革，也就是汉化改革。
有一次，孝文帝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以闲聊的语气说：“你们觉得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大家都知道该怎么说，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这就叫与时共进嘛，因循守旧是要不得的，它会导致思想僵化，使社会发展停滞。”
孝文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嗯。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孝文帝又发布什么命令。
很快，孝文帝宣布了法令，推行完全汉化的政策。
首先，他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的服装），大多数鲜卑人都不乐意，很多人没有执行命令，如东阳公（原东阳王）、太傅拓跋丕就公然一身胡服，拒不换装。不过经过孝文帝严厉的镇压后，反对者们最终就范。
道理很简单，在衣服和脑袋面前，当然还是脑袋重要。
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正式宣布了他的另一项汉化措施：“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或许一时难改，三十岁以下的朝廷现职官员不许再讲鲜卑话，如有故意不改的，就要降职或撤职。”
六月初二，孝文帝正式下诏，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违者一律免职。
考虑到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执行，三十岁以下人，特别在朝廷做官的，必须改口说汉语，违者会受到降职或者撤职的处罚；于是，在神州大地上，首次掀起大规模学习“外语”的运动，鲜卑语和汉语差别很大，几乎没有相通之处，但在高压政策的鞭笞下，鲜卑统治阶层终于从对汉语的排斥，转向为对汉文化特别是汉语的青睐。
二十年正月，孝文帝走出了汉化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步，将本家族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包括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统统改姓，如拔拔改为长孙，达奚改为奚，乙旃改为叔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改为于，尉迟改为尉，等等。鲜卑等族与汉族在姓氏上的差别至此消除。
再就是大规模的与汉族通婚。孝文帝不但自己娶汉女为后妃，还亲自安排亲族重臣娶汉族士人之女为妻，可以说引起鲜卑贵族和普通鲜卑人的极大震撼。尽管此前鲜卑族与汉族已开始通婚，如孝文帝的嫡祖母冯太后就是北魏第一位被立为皇后的汉族妇女，但如此大规模的通婚，无疑使鲜卑族从皇族元氏开始不再有纯粹的血统了。
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如此，洛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洛阳伽蓝记》中传神的描述和今天还能看到的龙门石窟的辉煌艺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当然，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了化解广大鲜卑贵族阶层的不满，孝文帝又引进了士族门阀制度，规定鲜卑族的八个豪门大姓，让他们在内部互相通婚，其子弟可世代任高官，这样以来，原鲜卑族以军功封官晋爵的传统被废止了。士族门阀制度制度兴起于汉末，在两晋时期达到顶峰，也在那时候彻底腐朽，因为此举阻碍了寒族人才的升迁，不宜成为治国安邦的长久之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重建士族门阀制度是必要的，它促进了鲜卑族同汉族完全融合，这是历史的进步。
点评：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相当成功，其全面性、深刻性、彻底性在历史上无与伦比。二千多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取得过比孝文帝改革后的鲜卑族更好的结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充分说明了孝文帝这个人的雄才大略与治国之道。
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孝文帝或许会被当作千古罪人。由于他的改革，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纯粹的鲜卑族、鲜卑语言、鲜卑文化以至拓跋氏家族很快消亡了。尽管中国还有元氏和其他鲜卑姓氏的后裔，但都已不是纯粹的鲜卑血统了。于是，有人认为，孝文帝的作用与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采用了另一种手段而已，甚至是更阴险毒辣的手法，起到了外部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完全是一个“鲜卑奸”。
孰是孰非，一时还真难以说的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