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
。它是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的史书。如果说，《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是横的叙述历史，那么，《春秋》、《资治通鉴》这类的编年体史书，就是纵的叙述历史。
编年体这种体裁的史书，在世界上，我国起源最早。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撰写本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统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因商代和西周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而无冬、夏，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
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春秋》命名。而晋称《乘》，楚称《梼杌》。
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后来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了下来，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他在68岁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关于孔子删订《春秋》的意图，孟子说得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理解他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大义”，诸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本人把经他删订的《春秋》看成是他的第二生命。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因此，史学家就把200多年的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孔子是活到73岁才辞世的，那么，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打猎（“大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人”。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春秋·经》：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
在对待人与神关系上，孔子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王道的兴衰取决于“天命”，表现了天命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表示“敬鬼神而远之”，这说明他对鬼神是抱怀疑和保留态度的。对于一些灾异现象与人事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明确表态。可见，他持保留态度。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它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开辟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还表现在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也记载自然现状。如它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彗星（哈雷彗星）入紫微境的事：“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史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容易。
如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记清楚。所以，后世的学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
。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可对照参考的。
《春秋》有些材料的来源也有些问题，对材料又未剪裁，尤其是记别国的事，人云亦云。至于鲁国，“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史记·孔子世家》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实际上这是夸大之词。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也有点过分。而梁启超称《春秋》为“流水账簿”，却是有点道理的。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它的缺点，主要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的毛病；
还有记人物活动时，更难详其来龙去脉。因此，后来才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