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福特拒绝承认美国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却很高兴看到，与欧洲那些在战争中被关闭、被炸毁或者被重新安排到军工生产中的企业不同的是，他的高地公园工厂从未停止生产T型车，现在，在凡尔赛条约问世而且国际联盟准备监控整个世界的时候，福特汽车公司已经做好了向每一个大陆出口T型车的准备。福特汽车公司被看成了闪闪发光的工业灯塔，为急于变革的世界照亮了变革之路。
1919年，威廉·S。克努森在视察了福特汽车公司的各欧洲分支之后建议说，公司应该立即在西班牙和丹麦建立工厂，而且应该设立一个统管全部欧洲网点的管理机构。他的大部分意见都没有被采纳，这表明他在福特汽车公司的光芒已经开始消退。
欧洲的确已经开始了竞争。1919年巴黎汽车展示会（Paris Auto Show）上，最引人注意的是雪铁龙SCV（Citroen SCV）：一款被漆成明黄和蓝色的短粗但却结实的法国小型汽车，这是一种低成本、高产量的车型。它的制造者安德烈·雪铁龙甚至请求亨利·福特投资他的公司。但刚刚煞费心机把本公司少数股东们解决掉的福特最不想要的就是另一个合伙人。他看到的不是合作机会，而是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尽管雪铁龙直到1922年才实现足够高的产量，但1919年巴黎汽车展示会上的大明星SCV明显证实了流传于欧洲各地的传闻：福特汽车公司不能永远保住它在全球低价汽车市场上的老大位置。一场竞赛已经在几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公司间展开，它们都想复制让T型车大获成功的那种生产方式。
在美国国内，各种各样或气派、或漂亮、或轻巧的汽车给美国消费者们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在聪明能干的杜兰特的领导下，成立于1911年的雪佛莱汽车公司已经成长为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它的产品定价也只比福特T型车稍高一点，这让雪佛莱车成了比T型车更华丽的经济型汽车。年轻人的品位对汽车业的影响促进了斯图兹（Stutz）和默瑟（Mercer）等跑车的诞生。相比从前，车型样式提供了更多的个性化吸引力，为帕卡德、富兰克林和凯迪拉克等公司加工车身的生意正越做越红火。豪华汽车爱好者们的最新谈论焦点在于林肯汽车公司（Lincoln Motor Company），这家公司的创立者就是福特的老对手以及此后凯迪拉克汽车公司的领导者亨利·M。利兰。在74岁高龄，利兰把注意力转向了为第一款林肯汽车设计新V-8引擎上。甚至在1920年生产开始之前，他的新公司就收到了超过1000份订单。家庭轿车也在变化，封闭型汽车开始取代敞篷型旅行车成为买主们的首选。
整个汽车市场都在竭力为顾客提供一种新的选择时，福特汽车公司却没有这种意图，亨利·福特坚持只生产一种车——T型车。幸运的是，在经济型汽车市场上还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大多数T型车买主不是买不起就是不信任其他任何品牌。结果，1919年时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的销量达到了820445辆，超过了其他汽车制造商的总和。
T型车稳坐在它的大众市场上岿然不动，它确实也在进步，尽管这种变化让人难以察觉。在战后的第一个销售季节内，为进一步提高T型车的便利度，公司在两个重要方面对它作出了改进：发动引擎和修理漏气轮胎。T型车终于用电子点火器取代了不可靠的手摇曲柄。整整七年前由凯迪拉克公司率先使用的电子点火器是到那时为止最重要的汽车进步。加入按钮式启动器需要新的电力系统，因为此前的福特汽车没有储电功能。于是，1919年的T型车第一次装上了电池。
T型车的老式轮胎很长时间一直是买主们的噩梦，由于T型车的轮子不能卸下来，驾驶员必须取出破裂的内胎，把漏洞补好，再把它塞回原处，然后重新打气，让它把外胎撑起来。而其他一些厂商早已开始使用现代化的可装卸轮胎，福特汽车公司现在才跟上这种潮流。
不过在1919年，这两项重大改进只是作为可选择项提供的，电子打火系统75美元，可装卸轮胎25美元。
在1920年的整个上半年，大约有两百家公司正在争夺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汽车行业预料销量将会上升，因为回到家乡的美国士兵肯定需要汽车。然而，面对通货膨胀的延续期，许多退伍士兵以及其他一些潜在买家决定等待价格的下降。由于T型车一直独占美国汽车市场的价格最低端，福特汽车公司实际上又一次开始同自己展开了竞争：同从前的销售记录竞争。1920年年初，T型车的销售速度远低于1919年。但福特汽车公司的执行官们以及大多数其他美国汽车公司仍然没有产生足够的警惕性，他们仅把当前的低迷归因于大战的短暂后续效应。
1920年夏天，生产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衰退。物价也最终开始下降，而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尤其厉害。结果，美国农场主，也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核心顾客，开始大量破产。数据非常惊人，仅1920～1921年间就有450000个农村家庭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同时，1919年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流出美国银行的资金也刹那间烟消云散。
福特公司面临的问题还有来自内部的。到1919年，亨利·福特操控全局的地位已经开始变得有些古怪，因为他原本应该把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
在埃兹尔·福特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之后，他作了长时间的努力以求建立自己的力量根基。以前，他已经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他亲自招募的第一个人是他的表妹夫欧内斯特·坎兹勒（Ernest Kanzler）。1916年，这位才华横溢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加入亨利·福特父子有限公司，负责原材料和拖拉机的运输。四年之后，他成为高地公园的生产经理。1919年年初，埃兹尔解雇了索伦森，在公司，索伦森独断专行是出了名的，这与温和理性的埃兹尔没有共同之处，而且，索伦森的忠心只针对福特。埃兹尔要继续加强他的管理队伍，索伦森必须要走。但仅过了几个星期，亨利·福特直接违背了儿子也就是公司总裁的意愿，重新雇用了索伦森。埃兹尔上任后的这第一件事情已经预示了接下来的24年中他在福特汽车公司中的处境，并揭开了亨利·福特无休止地羞辱儿子的序幕。
作为才干超出同龄人、热情像同龄人一样高的新秀，26岁的埃兹尔·福特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快。毕竟，56岁的父亲本应在1919年退休，至少他曾经这样承诺。上一年11月当老福特买下《迪尔伯恩独立报》（以下简称《独立报》）时，他曾说过他想成为一个出版商甚至专栏作家。不过，《迪尔伯恩独立报》很快也成为公司的另一个噩梦。
福特买下《迪尔伯恩独立报》后，这份周报成为一个专门传播亨利·福特哲学的工具。这家报纸是迪尔伯恩出版公司（Dearborn Publishing Company）的主要资产，亨利·福特任出版公司总裁，他的妻子任副总裁，他的儿子任秘书兼财务主管。但除了《独立报》报头注明克拉拉和埃兹尔为公司官员之外，母子俩与报纸实际上毫无关系。
在亨利·福特发行《独立报》的第一年中，他最喜欢的话题是储蓄银行。他认为储蓄银行把美国的力量集中在太少人的手中，而且那些人都是些可耻的家伙。然而在该年末，他又开始把敌意从一般的金融家们转向了特定的犹太人。
在收购《独立报》之前，亨利·福特已经开始用“犹太人”这三个字取代他认为存在于世界事务中的任何强大的、不可辨识的力量。从爵士乐到下流电影，从通货膨胀到世界大战，福特攻击犹太人的理由千奇百怪。这很明显是毫无道理的。买下《独立报》之后，亨利·福特直接掌握了媒体的力量。他的反犹太言论也逐渐从开始的个别措辞膨胀为整篇文章甚至最后的整份专刊。他的报纸毫无根据地批评说，一个国际银行业犹太人阴谋集团想要控制全球金融系统，摧毁美国的制造业。
亨利·福特的私人秘书利博尔德是那场反犹太闹剧的执行经理。他拿出了许多所谓的历史“证据”去支持报纸上的那些不可理喻的指控，比如说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驶向美洲是犹太人试图征服新世界的一个阴谋。他的另一个成就是证明了，至少在福特看来已经证明，亚伯拉罕·林肯是被犹太人刺杀的。更不幸的是，利博尔德并未就此收手。1920年，当他无意中发现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锡安智慧长老协议》，据说这个协议上带有一种古老的、神秘的手抄文，记载着七位“锡安智慧长老”的谈话，他们想教会其他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如何除掉信仰基督的人类文明，然后征服整个世界。
许多知名人士对反犹太活动表示了抗议，但福特对那些批评不屑一顾，对公众的强烈抗议、许多经销商的怨言以及妻子和儿子的竭力劝阻，他同样置之不理。1923年9月，无法忍受的克拉拉·福特和埃兹尔双双退出了那份越来越混乱的家族报纸。
亨利·福特也一直没有意识到，受他的报纸伤害最大的不是“犹太佬”，而是福特汽车公司。尽管迪尔伯恩出版公司形式上一直是独立于福特汽车公司的，两者的创始人却是同一个人。报纸的损失在两年之内就被发行量的急剧攀升弥补了，因为亨利·福特命令每一个福特汽车公司经销商都必须要争取到一定的订阅量，通常是每年100份。许多经销商不愿意这样做——特别是那些不得不自掏腰包满足大部分配额的经销商，但没有一个拒绝：福特汽车公司的经销权太有价值了。结果，《独立报》的发行量，一路从1920年的刚超过七万上升到1924年的65万又上升到1926年的90万。
对福特汽车公司来说，最大的噩梦却是背负的三大债务，每一项都需要在1921年偿还。该年7月末，《纽约时报》引用了亨利·福特对公司困境的总结，“1919年时我们借了7000万美元用于买回我们的股票”，他说的是从其他股东那里购买股票，“我们已经还了3700万美元，剩下的3300万美元4月18日到期。然后，1920年的所得税我们还有最后一期没有交，结算期是4月15日，这样我们还欠政府1800万美元。还有，我们得为员工们上一年的工作付他们奖金，这又加了700万美元。总的算起来，从1月1日到4月18日，我们得还5800万美元的债。”
问题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手头资金只有2000万美元。这样，在经济萧条和荣格河工厂建筑项目的夹击下，公司还得在1921年4月18日之前筹到380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