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小就耳濡目染，搬到上海之后，又长期和一帮捕快在悦来茶馆的后厅厮混，他对江湖上和官场上的那一套早已烂熟于心了。黄金荣当捕快，简直就是如鱼得水。黄金荣将他老子黄炳泉办案的那一套继续发扬光大，“吃”完被告“吃”原告，不但在表面上把案子办得漂漂亮亮的，还赚了个盆满钵满。黄金荣再也不是那个在街面上混日子的小瘪三了。县令十分赏识他的“办案”能力，又让他参与办理涉及租界的一些案子。
当时，上海有两个租界，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自从道光二十二年，五口通商之后，列强的势力就逐渐渗透到了上海。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向上海道台交涉，租下了县城外黄埔江边130亩荒地，设立领事馆。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秋，英国领事又逼迫时任上海道台的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了英租界。
章程规定，外商有权在租借的土地上建设房屋，可以停租或转租给别人，但清政府不能任意停租。此后，英租界不断扩充。美、法、俄等帝国主义国家见英国人捷足先登，也不甘落后，纷纷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在上海设立租界。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夏，上海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正式形成第一个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国中之国。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自设公董局。公董局相当于租界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它之下，分设警务、工程、税捐、分类营业、卫生等各个部门，其中尤以警务处的权力最大。警务处下面分设政治、刑事两部，此外还管理着租界内的巡捕房。警务处的政治部与刑事部各设督察长一名。
次年，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统一由工部局管理，官方称为公共租界，民间仍称之为英租界。至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上海公共租界大规模扩展，面积扩展到33503亩，北面的边界到达上海、宝山两县的交界处，西面一直扩展到静安寺。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四个区。法租界地盘虽小，但也十分繁华。
租界实际上就是洋人在中国的地盘上建立的“国中之国”，除了县衙的仪仗之外，洋人不准任何中国军队、捕快、差役进入租界。有公文呈办之事，中国官方人员必须改穿便服进入。各国在此均设有领事馆，用自己的军警守卫。租界里，外国商行、银行林立，比起中国的钱庄、银楼要气派百倍。黄金荣每次去租界送呈公文，都要卑躬屈膝地等候很长时间，直到有了答复才返回县衙。
租界里的那些巡捕要比上海县衙里捕快们神气多了，他们简直是租界里的皇帝，想抓谁就抓谁，想怎样就怎样，老百姓们都不敢吭声，就是县衙的捕快们见了他们也要怕三分。黄金荣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快便产生了到租界的巡捕房来混混的想法。想来想去，又不断地进行比较，他觉得在租界里当巡捕要比在县衙里当捕快有出息多了。
起初，租界里的巡捕都是英法等国从国内调来的。但随着列强势力的扩张，租界范围不断增大，仅靠本国的军队与警力已不足以保护租界安全了，就不得不相应地增加巡捕。当时租界的的人口增加十分之快，洋人数目由数十人增至数万人。起先，清政府规定禁止中国人进入租界。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上海小刀会在县城起义，城里的地主、豪绅和富商纷纷出城逃难，涌进了租界。一时间，租界内人口陡增，马路两旁的商店和住宅像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清廷颁布的华人不准进入租界的规定便成为一纸空文。中国人大量涌入租界，很快达到了数十万人口之众。这也为洋人不断扩充租界的范围提供了借口。
这一点在法租界表现得尤为明显。法租界当局深感地盘狭小，难以容纳这么多人口。他们便不断向上海道台施压，拓展土地。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民间反帝浪潮的兴起，帮会的流氓浑水摸鱼，租界里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英法等国为了维持治安，分别从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和安南（今越南）调来巡捕，执行警察任务。英租界的印度巡捕就是人们熟知的“红头阿三”或“印度阿三”。不管是印度阿三，还是安南巡捕都只能显显威风，摆摆架势，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主子一样，都不懂中文，无法和租界里的华人沟通。
为了加强巡捕的力量，租界当局决定增招一批华人巡捕，来帮助维持租界内秩序。开始，洋人们对华人有很大偏见，华人巡捕的数量有限，仅仅十来名。由于华人巡捕在语言和文化上更容易和中国人沟通，办起案来比印度阿三和安南巡捕得力多了。于是，租界当局便决定扩充华人巡捕的队小刀会起义的指挥部伍。得知这一消息，黄金荣感到机会来了，忙不迭地跑去报考，参加了考试。考完试，黄金荣特地到城隍庙前殿的八大皂隶磕头，磕头，再磕头。他虔诚地许愿道：“我黄金荣若有发迹之日，定当重修庙宇。”
第二天，黄金荣心慌意乱地跑到法租界总巡捕房前看录取结果。让他意外的是，他竟然名落孙山。黄金荣十分沮丧。看完榜回来，他闷闷不乐，一个人躲在家里喝闷酒。傍晚时分，他想到外面去转转，一出门便被人叫住了，停步一看正是自己以前的邻居曹婆婆。曹婆婆与她母亲曾经十分要好。曹婆婆十分同情这个父母双亡的小麻皮，所以她一眼就认出了如今已长大成人的黄金荣。
曹婆婆穿着不俗，一脸富态，俨然已经与数年前不一样了。黄金荣上前跟她打了声招呼，聊了几句。原来，这曹婆婆有个儿子，名叫曹显民，是上海中法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在法租界巡捕房当了几年的翻译。难怪她现在如此富态呢！
突然，黄金荣计上心头。他喜笑颜开地搀住曹婆婆，请她进屋坐下，又把自己报考巡捕的事说了一遍。曹婆婆是个热心肠，立即答应黄金荣，请她儿子曹显民替他向巡捕房的头脑们求求情。黄金荣向曹婆婆作了一揖。曹婆婆感慨说：“父母双亡的孩子就是可怜，也难为你自己一个人闯荡了这么多年啊！”
送走了曹婆婆，黄金荣禁不住大笑起来。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果不其然，曹婆婆的儿子曹显民替黄金荣向法租界巡捕房说情了。巡捕房的头脑见黄金荣身体强壮，又有办案经验，便松了口，录取了他，让他当了一名三等华捕。黄金荣马上脱下了上海县衙捕快的中国式制服，穿起了法国式西洋警服。头戴一顶红缨帽，身着一件单排扣上装制服，腰束一根足有两寸五宽的皮带，手拿一根警棍，双腿扎了一副绑腿，脚蹬一双快靴，神气十足！
黄金荣在上海县衙混了两年的时间，破了几桩案子，油水也捞了不少，其情其景简直就是多年前苏州衙门捕头黄炳泉的翻版。如今，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法租界的华捕了。给洋人当差肯定要比在县衙里当捕快舒服多了，而且收入也要多好几倍。当时，三等华捕的薪水是每月白银20两，随着服务年限的增长和职位的升迁，薪水还会逐年递增。
穿着崭新的法国式西洋警服，黄金荣原地兜了几个圈子，洋洋得意地在大街上巡起逻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野心在他的心中膨胀起来，他对自己说：“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受尽欺负的阿荣了。从今天起，轮到我欺负人了。我是注定要出人头地的！”
二、郑家木桥三结义
黄金荣进入法租界总巡捕房当三等华捕之时，正值法国领事馆耍滑头，以越界筑路的手段扩充地盘。他们强制时代居住在宁兴路一带的中国人钉上法租界的门牌号，并征收“房捐”和“地捐”。法国人的这一无理举措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百姓们纷纷将自家门口钉的新门牌拆下来扔进马桶里。
法租界巡捕房便派出全副武装的华人巡捕和安南巡捕去强制执行。黄金荣自然也在其中。黄金荣等一行来到宁兴路，把带来的门牌钉在各家门口。中国居民们奋力反抗，巡捕们举起手中的警棍猛击，将居民逼到一边。恐吓道：“不要不识时务，把你们的房子划到租界里来，以后就有洋人保护你们，很多人想挤还挤不进来呢！”“你们这帮人真是有福不享，有祸遭殃！要是再不肯钉门牌，小心把你们统统抓进巡捕房吃苦头。”在武力的威逼之下，很多民居的房门上都钉上了洋门牌，随即又被迫交付地捐和房捐。百姓们哭成一片，大骂道：“我们住在自己的地皮上，倒要向洋人付捐！还有天理吗？”
巡捕们完成了上头交代的差事，趾高气扬地回到了巡捕房。巡捕房的头脑将一部分地捐和房捐拿出来，分给了巡捕们，黄金荣也得到了几百文钱。
不久，法租界又强行征购宁兴路西南的一块坟地。公董局企图用低价购得这片地，兴建房屋，并开辟通向八仙桥的马路。消息早已传出，当地农民为了保护自家的祖坟，自发地到坟地周围去巡逻。公董局故技重施，让巡捕房出动大批巡捕，前去驱逐巡逻的农民。黄金荣自然也在这批巡捕之中。法捕一声令下，黄金荣等华捕和那些安南巡捕立即操起警棍向农民打去。
心狠手辣的黄金荣渐渐在租界混出名堂来了。他的头脑灵活，手段凶狠，又擅长奉承，很快就引起了巡捕房头脑的注意。黄金荣容光焕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黄金荣早已绝非昔日的那个小瘪三了，见了那些小瘪三，不顺眼的他还会去故意找碴，轻则痛骂一顿，重则饱揍一顿，也许只是为了排泄昔日他自己作小瘪三时所受的窝囊气吧！
至于逛妓院，黄金荣已经不去烟花间了，他专挑一些有名气、档次稍高的长三堂子。长三堂子的老鸨们知道黄金荣是法租界的华捕，巴结都来不及。有时候，黄金荣在妓院里吃吃喝喝，又住上一宿，玩够了那些妓女之后，拍拍屁股走人，一分钱都不给。老鸨们也无可奈何，谁敢得罪租界里的太岁爷呢！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随着帝国主义的气焰日渐嚣张，国人的反抗情绪也日益高涨，暴力事件此起彼伏。吸取几次冲突事件的教训，公董局和巡捕房认识到由洋人出面对中国居民明目张胆的镇压和欺诈，会引起不可收拾的民族仇恨和对立情绪。洋人们经过一番思虑，决定在华人中豢养一批忠实的鹰犬，让他们去勾结地方上的流氓，用流氓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于是，法租界当局便大力黄金荣常用的枪从巡捕房的华捕中挑选得力人手，加以培训。黄金荣便在这时顺理成章地脱掉了制服，穿上了便衣，成了一名便衣侦探，即旧上海所谓的“包打听”，被派到了小东门巡捕房。巡捕房分好几个股：采访股负责治安；外勤股专门在大街小巷搜集形迹可疑者，同时检查赌场和烟馆；正俗股又称花捐班，向法租界各类妓院征收“花捐”，以管理为名包揽伤风败俗的丑事；强盗班专门负责侦查和缉捕强盗、窃贼以及为非作歹的流氓恶棍。黄金荣被分到了强盗班中。强盗班的头头是一名叫徐安宝的中国包探，因长了一身肥肉，绰号“大块头”。徐安宝出身地保，会讲一口生硬的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英语是英语与上海话结合的产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宁波话与粤语的影响。其语法不符合英语习惯，语音受汉语影响。它最初是19世纪中外商人使用的混杂语言，只有口头形式，没有统一的书面形式，而且变体很多。由于洋泾浜英语主要流行于当时的上海洋泾浜周边地区的租界，故由此得名。
徐安宝发给了黄金荣一张包探卡，编号为13。当时，巡捕房共有13名包探，根据年龄和资历，予以编号。黄金荣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所以轮到了最后一个号。但有了这张卡在手，就成了租界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包探卡相当于皇帝的尚方宝剑，可以对租界里发生的的案子予以裁夺，一手包办。当时，上海滩将像黄金荣这样手捏包探卡的人称为“捏卡人”或“老正”。
黄金荣对官与匪之间的关系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多年来，在父亲黄炳泉和众多捕快的教导下，再加上他自己当捕快和华捕的经验，他摸索出了官与匪之间相互利用、沆瀣一气的规律。官是匪为非作歹的靠山，匪是官晋升发财的帮手。要使天下太平，财源茂盛，对匪盗流氓不是严加镇压，而是勾结、收买，相互帮衬，坐地分赃。
黄金荣首先看中的人选，是郑家桥的流氓头目丁顺华和程子卿。旧上海流行着一句话：“当心郑家桥的小瘪三。”这句老上海人人知晓的话，不仅说明郑家木桥的流氓瘪三活动猖獗，更说明他们的头目足够厉害。
在英法租界的交界处，有一条界河，即护城河，名洋泾浜。它自西向东流淌，进入黄浦江。河南是法租界，河北则属于英租界。河上横跨数座木桥连接两岸，郑家木桥便是其中的一座。郑家木桥坐落在老北门外的护城河上，桥两端都有码头，皆在桥头两边，每天都有无数船只从黄浦江驶入洋泾浜，运来大批的粮食、蔬菜、鱼虾以及其他货物。船主大多是浦东南汇、奉贤等县的农民与商贩。他们一般先将货物送上码头，在那里等候出售。
由于地处英法交界处，为流氓瘪三实施抢劫提供了便利。他们在法租界作案后逃到桥北英租界，在英租界作案后逃到桥南法租界。而两租界巡捕只管发生在自家地界上的案件，对于从对岸逃过来的案犯均不予理睬，加上安南巡捕与西捕以及英租界的红头阿三，既不了解地形也不了解中国民情，这些流氓瘪三便有了可乘之机。
丁顺华原来是摇船的农民，孔武有力，一个能对付四个。过去，他摇船过郑家木桥，也几次被抢，他挥拳打倒了几个小瘪三，但瘪三流氓在英、法租界巡捕的庇护下，还是抢了丁顺华船上的货物，丁顺华反遭拘捕。程子卿身材颀长，皮肤黝黑，外号“黑皮子卿”，读过几年私塾，早年在镇江米店当学徒。由于从小就靠卖力气度日，程子卿练就了一身的功夫，扛两袋米步行十里不喘一口气。后来，程子卿看到为老板卖力气根本就养活不了自己，索性就靠拳头去闯天下。他勾结丁顺华，将郑家木桥一带的流氓瘪三全部制服了，成了这一带有名的流氓头子。
这天，又一艘大货船停在郑家木桥的码头，船主是外地人，不明这里的规矩，所以船一停下，便叫来搬运工开始卸货，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场面。丁顺华和程子卿早已得知有这么一艘大船要来，暗中便布置好人手，看船主识不识相。识相的话，船一靠岸便会与他们联络，孝敬点烟酒钱，算是上香，以后的费用再慢慢算；不识相的话，便只有一条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