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对待诸如黄金荣、杜月笙等大亨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改过去大力扶植的政策，而采用一边加以抑制、一边加以利用的政策。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上海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与战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英、法等盟国先后向日本宣战，日军大举进攻英法租界。英法等国随即宣布向国民政府归还租界，放弃在租界的一切特权。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原英法租界也就不复存在了，上海全部成了国民政府的天下。黄金荣、杜月笙等既是租界当局仰仗的大亨，又是国民党在租界的代理人，堪称列强与国民政府沟通的桥梁。租界消失了，他们自然失去了利用价值。
蒋介石为了骗取舆论的信任，巩固政权，全力对付共产党，对杜月笙、黄金荣这类由白相人而发家的名人自然而然地要冷淡一些。国民党便用了一345招“卸磨杀驴”，大力抑制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势力。上海警察局局长公然逮捕杜月笙的心腹万墨林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万墨林在上海开了一家“万昌米号”，依靠杜月笙的势力，很快发展成上海规模最大的米店。抗战结束后，万墨林在杜月笙、吴开先等人支持下，又当上了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生意做得更大。
当时，由于国民政府趁着接收日伪物资之机，巧取豪夺，致使物价腾涨，米价更是扶摇直上。上海市民很快陷于饥馑威胁之中，街头时见饿殍，路边常有饥骨。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却视此为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于是，他们与万墨林勾结，让其充当棋子，为他们办事。万墨林在前台，很容易受到市民的注意。
上海有个滑稽戏演员筱快乐，针对米价暴涨的事实，迎合上海市民愤懑不平的心理，每天在电台上直指其名，编了一套滑稽戏词，猛烈抨击万墨林。后来，筱快乐干脆给万墨林取了个“米蛀虫”的绰号。
“米蛀虫”一语，由此传遍上海。万墨林为千夫所指，坐卧不宁，他的狐朋狗友想代万墨林封住筱快乐的嘴，便给筱快乐寄去匿名信，威胁说：要请他“吃生活”！岂知筱快乐毫不示弱，在电台演播节目时，公布了匿名信的内容，从而激起上海市民更大的愤怒。万墨林的狐朋狗友冒天下之不韪，纠集了一伙流氓打手，在电台公布他们匿名信的当天晚上，突然冲进筱快乐家中，见人就打，见物就砸。
幸好，筱快乐那晚不在家，得以幸免，他的妻子却被打成重伤，家具摆设也被砸得稀烂。上海市民本来对物价腾贵极为愤怒，万墨林又生出这一事端，恰如火上浇油，舆论大哗。国民政府担心激起民变，决心抛出万墨林，以缓和人民群众的愤懑。宣铁吾便签发了拘票，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把万墨林抓进了监狱。
报纸上刊登筱快乐、程笑飞、任咪咪痛骂“米蛀虫”的起因后果。
后来，杜月笙只好拿出证据，证明上海滩上囤积的粮食最多的是孔祥熙的亲信开设的长江公司，而非万墨林。如果要法办，就要将他们一起抓起来。宣铁吾担心这件事情再闹下去会牵扯到孔祥熙，收不了场，才下令将万墨林交保释放。
杜月笙看透了国民党“卸磨杀驴”的伎俩，他曾对心腹说：“你们不要看许多大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在拿我当做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藏到床底下去。”
但国民党也不敢从正面向杜月笙和黄金荣下手，毕竟他们的手中掌握着上海最大的帮会组织。只要他们一声令下，整个上海滩就会闹个翻天覆地。国民党无论如何也不敢拿国家的金融中心的安危当赌注。是故，杜月笙和黄金荣在抗战结束后，势力一度曾有所恢复。
1945年11月，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让上海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晓崧筹划实施地方自治的有关事宜。一个月后，张晓崧将上海全市划分为31个行政区。杜月笙对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一职垂涎已久，于是他暗中部署，在31个区重要职位当中，杜系人物当选者竟达30余人，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恒便当选为嵩山区区长。上海市第一届参议员选举中，杜门亲信在181个席位中也占据了50多个。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蒋介石企图利用遍布各地的帮会组织，帮助他对付中国共产党。军统负责人之一郑介民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人民行动委员会秘书、军统骨干徐亮赶赴上海，去拜访杜月笙，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将组建于抗战时期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人民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的帮会联盟，当年组建之时便是由杜月笙经手的。
当时，人民行动委员会已迁到上海梵皇渡路40号。委员会是在抗战中建347立起来的，众头目对抗战胜利后该会的发展方向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改成政党，有的主张组为协会。杜月笙与郑介民达成协议后，便与上海洪门老大向海潜、四川袍哥老大田得胜以及许崇智、杨虎、范绍增等人商议，要求人民行动委员会接受军统的建议，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会”）。
杜月笙发话，又有军统撑腰，众人自然不敢拒绝。于是，经过一通紧锣密鼓的筹备，“新建会“便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在上海丽都花园召开了成立大会。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会议的帮会首领、军政大员、社会名流达千人之多。蒋介石也派了代表参加会议。
“新建会”宣称他们“秉承孙中山先生遗教，以求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秉承事业以人民为本之原则，以努力新社会事业之建设；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达成复兴民族，安定世界之目的”。而实际上，“新建会”不过是蒋介石集团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一颗棋子。
会议选出了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曾、张子廉、徐亮、田得胜、张钫等九人为“新建会”理事；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五人为“新建会”监事；以军统特务徐亮为书记长，程克祥为副书记长。杜月笙、杨虎、向海潜为常务理事，黄金荣为常务监察；王铁民为总干事。
之后，“新建会”又在上海、南京、福建、台湾、贵州、江西、云南、山西、陕西、河南、浙江、重庆、安徽、山东、河北、天津、香港、广东、湖南、甘肃、新疆等地设立了28个分会，并在这些省、市、地区的下属县设县支分会468个，会员达56万人。
“新建会”成立后，各地帮会组织在其指挥下，配合国民党特务，大肆破坏解放战争，打击进步力量，并以侦缉走私为名，大肆敲诈勒素，鱼肉百姓，犯下了滔天罪行。
杜月笙的势力在迅速膨胀，各种各样的头衔接二连三地被他收入囊中。杜月笙当时的职衔居然有70余个，包括国民政府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上海市参议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南区救火联合会理事长、上海市工业会筹备主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复旦大学校董、上海法学院校董、《申报》董事长、《商报》董事长、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银行董事长、浦东银行董事长、国信银行董事长、亚东银行董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市轮船公会理事长等。政界、慈善、金融、工商、教育、文化、交通等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无一没有杜月笙的势力在其中。
眼瞅着杜月笙的风头盖过了自己，黄金荣的心里十分不舒服。他要把停顿了八年之久的忠信社重新组建起来。在弟子黄振世的建议下，黄金荣决定把忠信社改名为“荣社”，社址设在嵩山路振声里原法租界公董局买办赵振声的家里。1946年6月，荣社正式成立了。成立那天，黄金荣身着长衫，有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搀扶着，站在赵振声的家门口，拱手迎接应邀前来观礼的要人。杨虎等人走来，一一向黄金荣拱手作揖。
成立大会看上去很热闹，实际上，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们却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荣社宣称“以利用业余时间，提倡正当娱乐联络感情，研究学术，增进知识，共谋社会福利合作事业为宗旨”。
虽然荣社入社誓词宣称“尊奉总理遗嘱，信仰本党主义，遵守本党纪律及本社社章，绝不自私自利，绝不以个人好恶感或意气用事，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而实际上，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们无不自私自利，各怀鬼胎。荣社成立后不久，黄门中人便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组建了新的社团小集团，如老北门鸿运楼酒菜馆的老板周一星组建了“星社”，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金九龄组建了“春社”，黄振世组建了“振社”。这些小团体为了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闹得好不热闹。
这一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黄金荣势力的进一步衰落。不过，已经年近80的黄金荣对这些已经不大在意了。他在意的事情唯有一桩，那便是捞钱。每次荣社聚会，每名社员都要交一笔不菲的交际费。而聚会的内容十分简单，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钱。剩下的钱全部进了黄金荣的私人腰包。除了贪墨弟子们上交的交易费之外，黄金荣还纵容荣社成员在外胡作非为，敲诈勒索，甚至实施绑架。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就曾被黄金荣的弟子敲诈了法币两亿之多。这笔钱大部分都落入了黄金荣的口袋中。
二、风光而又凄凉的大寿
黄金荣晚年最辉煌、最得意的事情要数他的80岁大寿了。1947年，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年届80的黄金荣穿得鼓鼓囊囊地坐在客厅里闭目养神。
他的心腹门生黄振世突然兴冲冲地跑上楼来。黄金荣懒得睁眼，闭着眼睛问：“昨天荣社开会，有什么情况吗？”
黄振世恭敬地回答说：“人倒挺多，不过现在时局那么乱，大家也没有心思去关心社会建设了！昨天大家讨论最热烈的事，是给先生办80大寿，大家都说要热闹一场呢！”
黄金荣没说话，好像睡着了似的，黄振世随手扯过一床被子给他盖上。黄金荣突然开口道：“我想过了，今年不做了！”
黄振世大吃一惊。按照往年的惯例，黄金荣的生日必定要大摆宴席，热闹一番的，如今这80大寿，怎么能不做呢？黄振世忍不住追问道：“不做了？”
黄金荣惆怅地说：“局势这么乱，前线的战事吃紧，我那么铺张，传到他的耳朵里不好听啊。我是要入土的人了，能节约一些就节约一些吧！”
黄振世不敢违逆黄金荣的意思，但也知道他其实并不是不想大张旗鼓地操办，只是担心屡吃败仗的蒋介石不开心而已，于是，黄振世又追问道：
“那具体事宜？”黄金荣无奈地回答说：“你和天健商量着办吧！”黄振世领了命，便和龚天健一起去积极筹备了。他们在《申报》上刊登了启事，宣称：“国历十二月十二日既（即）农历十一月朔日为黄理事长金荣老先生八秩寿辰。先生任侠好义，公仔社会，亮节高风，望重当时，同人等共沐熏陶……订于是日假玉佛寺聊备粗筵尽一日之欢，顶礼寿佛来表祝福之愿。凡与先生交好，欢迎参加，增辉盛会。”
黄金荣80大寿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各界领袖写联送匾，大加称颂。于右任、王瓒绪、王懋功、白崇禧、何应钦、吴铁城、李品仙、汤恩伯、许崇智、陈果夫、孙连仲、卫立煌、顾祝同、钱大钧等军政要人还联名在报上刊登了《黄锦镛先生八秩寿序》，盛赞黄金荣是上海历史上自春申君之后德才兼备的君子，为“今之德星”、“中国在野之巨人也”。金荣小学还特地让学生排演了恭祝校董80诞寿歌。黄金荣虽然表面上说这些事情有些过了，心里却十分高兴。
大寿当天，杜月笙、杨虎做主持，黄振世为总务，程锡文、鲁锦臣等人负责接待宾客。第一位前来拜寿的显赫人物是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蒋纬国既代表自己又代表蒋介石，在玉佛寺的大殿里恭恭敬敬地给黄金荣磕了头。随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带着社会局长吴开先以及市府各局局长走进寿堂，为黄金荣拜寿。当天前来拜寿的还有一位重要的客人，他便是前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上海市政府全体政要和孔祥熙的到来，让黄金荣赚足了面子。政要们拜完寿，黄门子弟和众多亲朋好友也开始登堂拜寿了。当天前来给他拜寿的多达上千人，玉佛寺门前一整天都是熙熙攘攘的。看着大把的礼金入账，黄金荣喜不胜收。
12月14日下午，黄金荣收到蒋介石秘书陈布雷发来的电报，说蒋介石翌日来沪拜寿。黄金荣大喜过望，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他便精心布置，一方面要李志清亲自监督，将黄家花园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则通过门生的关系，调动了漕河泾地方自卫团500余人，荷枪实弹地在花园外担任警戒工作。
下午1点，黄金荣便穿戴起来，在袍子外特地罩了件前后有八个“寿”字的黑缎马褂。他率领杨虎、杭石君等人在花园门前恭候着。两点整，三辆351黑色轿车开到黄家花园门口停下，前后两辆车上跳下六个保镖，往周围一站，一个忙上前打开第二辆轿车的车门。黄金荣领着手下人一起过去，弯腰点头拱手。蒋介石从车里钻了出来。
蒋介石身穿蓝色夹袍，上罩一件玄色马褂，光头上扣着顶铜盆帽。他向黄金荣连连拱手，笑容可掬。一行人前呼后拥着蒋介石来到四教厅。一进大厅，蒋介石就对黄金荣说：“初一我太忙，没来拜寿，请原凉。”
说着，蒋介石到右边亲自去搬一只红木大椅，把它放到大厅当中八仙桌前，回身把另一把椅子上的一只大红垫子取来，放在搬来的椅子上。然后，他转身走到黄金荣面前，扶着黄金荣到这把椅子上坐下。
黄金荣连忙摇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
蒋介石不听劝阻，“扑通”跪下，“咚”地磕了个响头。黄金荣急忙上前扶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站起来，客气地说：“这次专程来拜寿，聊表心意，前线军情紧急，我不好多耽搁，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
黄金荣忙道：“总统日理万机，日夜操劳，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来看我，我感激涕零，我已备下一席家宴，请总统赏个光吧！”
“不啦，你多保重！”说着，蒋介石一拱手，向门口走去。一行人赶忙出来欢送。蒋介石钻进汽车一溜烟开走了。黄金荣如浴皇恩一般，感恩戴德。蒋介石的汽车渐渐消失在视野之中，黄金荣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凄凉之感。这种凄凉既是因为自己年事已高，势力衰弱，也是因为蒋介石的气数已尽。
三、借势蒋经国，打击杜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