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美国采取了两手战略，美国一方面加强同中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如果中国选择在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制度中采取合作态度，并成为美国眼中的“责任的国家”，就同中国发展伙伴关系。如果中国成为“谋求地区主导权的敌对国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会转变为全方位地遏制。其实布什政府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加紧构筑“亚太小北约”，已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合围。“一旦需要，美国就可以很快将这种‘潜伏性战略包围圈’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封锁和全面的军事遏制。”再次，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向更有利于美、以方向演进。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以“反恐”和捍卫人权为借口，使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发动“倒萨”战争，以推翻它认定的“邪恶轴心”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政府，扫除其推行单边主义的障碍。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将产生重大影响，总体上将更加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首先，一个由美国扶持的“阿拉伯民主化”石油大国的崛起，经济上将成为美控制和左右欧佩克和国际石油价格的重要工具，政治上将与以色列、土耳其构成“中东民主大三角”，成为美民主改造中东的“战略支柱”，给中东政教合一及美国认定的“独裁专制”政权形成辐射威胁。沙特、埃及等地区大国则因地位和影响的下降不得不屈从于美“民主”改造的压力。另外，土耳其作为美在中东唯一实行世俗化的伊斯兰盟友也可能逐渐失去“伊斯兰宠儿”地位。而所谓“无赖国家”的处境将更趋险恶。伊朗陷入美势力的四面包围，更加孤立无援，只有“变革图存”。其次，阿拉伯整体力量进一步弱化，进入阿以对抗半个多世纪以来最软弱无力的时期。阿拉伯世界在经历了埃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以及海湾战争后的两次大分化后，联合抗以能力大大削弱。此次，美“倒萨”成功，沉重打击了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相反，以色列处境却更趋好转。美武力“倒萨”为以色列除掉一个劲敌，并对仍不承认以生存权的伊朗构成强大的威慑。在力量对比更加不利于巴勒斯坦的形势下，巴以谈判受挫。由于阿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双方均不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但也很难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再次，美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将进一步强化。萨达姆之后，美主导下的中东更迅速地向美霸权下的中东演进，将逐渐形成美控制下的大国竞争与合作局面。由于惧美心理作祟，某些中东国家将表现得更加崇美，主动或违心地配合美国在中东的各项政策，从而助长美在中东地区的霸气。而俄、法将更难与美“平起平坐”。萨达姆倒台后，俄、法没有太多牌打，外交回旋余地缩小，对美国的影响和制约能力大大削弱。
最后，美国对联合国地位的压制。国际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又被称为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具代表性和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应在反恐中发挥主导作用。按理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从反恐斗争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中、俄、法等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反复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应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和按《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行事，并认为应组成一个由联合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但是美对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呼吁不予理睬，而坚持这个国际组织只能由它来领导，联合国只能起着支持和帮助美国的作用，而不是主导和领导作用。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倒萨”战争，美国均是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这是对联合国和安理会权威的又一次重大打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声称：这是美国的“自卫权力，无需联合国授权。”“联合国需要美国，但美国需要操纵它。”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描绘美与联合国关系时一句生动而确切的名言。
但是，现在美国越来越感觉到联合国已经不再是他手中的“橡皮图章”了，想借助联合国这一国际多边组织来推行它的战略、维护它的利益，实现它的霸权已成为黄粱一梦，联合国已成了它实现扩张目的的“绊脚石”。“它开始转变对联合国的态度，并作了从此分明的三种准备：概言之就是，以美国为主、联合盟国、争取中俄。如果事态能够在后两种层面上实现，或者能在盟国层面上得到支持，中俄不加阻挠的情况下，联合国仍可利用；如果第三层面发生障碍，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就抛开联合国而靠盟国发挥作用；如果第二个层面有问题，那就等待，必要时，也不排除单干的可能，这可以说是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成熟特点。”美英对伊动武实际上篡夺了国际社会授予联合国的神圣权力，有意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这种格局一旦得到国际社会的许可和默认，那么未来的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宁，而只能是“强权控制下的和平与安全”或者说是“美国制下的和平”。
从“9·11事件”发生后至今，“反恐主义”在短期内的确取得了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效果，表面上看，美国胜利了。其实不然，从长远看它也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将使其效果大打折扣，不见得会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首先，反恐助长了美国的单边主义。虽然美国为适应新的形势，其外交策略手段确有改变，不再一味追求单边主义，而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交替运用，相互配合。但在关键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十分霸道。先后退出《反导条约》，提出先发制人战略，肆意扩大反恐范围。
在反导问题上实现软着陆。《反导条约》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础，全称《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即ABM条约）。ABM条约禁止部署旨在保卫一国全境的战略反导系统（这即后来所说的NMD）：禁止研制、试验或部署海基、空基、天基或路基移动式战略反导系统。只允许美苏两国在各自首都，以及洲际导弹发射井半径150公里范围内，部署两个保护有限区域的战略反导基地。1974年7月，美苏签署ABM条约议定书，将条约允许的两个战略反导基地减为一个。美国要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明显违反《反导条约》规定的，不退出《反导条约》，美国这些计划无法进行。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决意发展NMD。在布什政府某些实权人物看来，美国完全可以使用武力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不必顾及现有的条约和盟友的反对”。“9·11”事件的发生和反恐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的氛围。布什利用这一事件后人们遭受袭击的担忧大肆宣扬弹道导弹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不顾中、俄等国的反对，最终退出《反导条约》。《反导条约》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础，一旦退出，将为国际裁军和军控带来变数，破坏全球战略平衡，导致军备竞赛升级，损害亚太和平、安全与稳定。美国要建立的NMD实质是谋求建立一种攻防兼备的绝对军事优势，获得绝对安全。这种“绝对安全”的思想实质是美国冷战后军事、经济、科技优势极度膨胀的结果。它要求美国对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建立起绝对的优势，使自己处于绝对的安全环境之中。美国这种“绝对安全”，对其他国家来说只能是“绝对不安全”。在美国没有实现“绝对安全”之前，它在对外干涉和使用武力时还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而有所顾忌，一旦它实现“绝对安全”，在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核武器时将变得毫无顾忌。这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非盟国来说，只能是绝对不安全。布什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仅引起了中、俄等国的反对和抵制，也引起了美国的西方盟友的不安和反感，美国同盟国之间分歧增大，这不见得有利于美国主导地位的维持。
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称遏制和威慑战略，已不能完全适应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今后将对拥有生化武器或核武器的恐怖分子或敌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布什政府这一战略，已经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一些基本原则构成了挑战。如联合国的自卫原则和协调原则。另外，在判定某个国家因为支持了恐怖活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就该遭受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标准上，美国将可以更加自说自话，这种战略一旦实施，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次，可能引起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打着自卫的旗号仿效美国的单方面行动。例如，印度如果以巴基斯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先发制人”无疑会给南亚局势带来不稳定因素。
反恐扩大化既可趁机打击被美视为眼中钉的国家，清算旧账，又可借机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挤压俄国的战略空间。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邪恶轴心说”，将伊拉克定为“邪恶轴心”，借机扩大反恐战场，将伊拉克列入下一个打击目标。自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一直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但美国政府已换多届，萨达姆仍在执政。美国如鲠在喉、苦无良策。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将推翻萨达姆政权提高到反恐高度，使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于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斩首行动”军事打击，“倒萨”战争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一系列的深远影响。
第一，造成大西洋联盟内部深刻的危机。战前，西方集团在战与和问题上产生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分裂”。美英为首的主战派得到澳、日、西、意、葡和东欧集团的支持。法、德挑头主和派，旁边站着奥、比、芬等国，更得到希腊、韩国、加拿大的同情。两大派主力主要集中在欧美，他们之间的争执已经演化成欧洲内部、北约内部的矛盾斗争，造成大西洋联盟内部从未有过的深刻危机。法德的反战立场而且还得到俄的公开支持和中国的有力呼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形成“3+1”的“反战联盟”，对美形成有力的制约。战后，欧美之间的裂痕加大，不同地区的利益和全球利益，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和全球治理将使大西洋联盟关系渐行渐远。同时法德等国开始从欧洲的“分裂”中吸取教训，提高了对美国控制欧洲图谋的警惕，注重内部协调，加快对东欧各国的融合进程，加强防务建设，使欧洲成为未来的多极化国际体系中真正的一极。
第二，美国扩大打击面激化了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反美情绪不断上升。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从某些方面看反映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曾谈到“断层线战争”，也就是文明的冲突，认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和西方文明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利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美国打伊是要搞掉伊斯兰文明一个‘准核心国家’。如果再把冲突扩大到改造沙特、伊朗等国，则可以把冲突理解为代表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企图改造代表伊斯兰文明的‘准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的现实表现，更是西方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现实步骤。”
美国的这种不顾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单边主义，是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的，它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通过武力打造霸权，又可能自毁其身。美国的学者约瑟夫·奈在其新著《美国强权的悖论》中指出：“一个国家不管有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单枪匹马、单边主义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它存在着损害我们软国力和促使反美联盟形成的危险，最终我们的硬国力也将受到限制。”
第三，区域强权的战略走向并非与美国的反恐目标一致。“9·11事件”之后，虽然各国都团结在美国的“反恐”旗帜下，但各方利益不一，各有所图。俄、欧、日、印等国，都支持反恐但更主要的是借反恐之旗做自己的文章。俄罗斯有车臣问题，可以使打击车臣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合法化，稳定自己局势；印度要将打击克什米尔恐怖主义与美国的“反恐”相提并论，并称这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部分；欧洲有扩大政治合作的意图，以协助美国为由趁机加快独立防务建设，强调“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欧盟，使之能够对一个多级世界起推动作用”。其中德国派兵打击塔利班政权，实现战后国防军首次派出海外，表明它“已放弃在欧盟的舒适地位”，并表现出“新的世界政治野心”，试图充当“全球玩家”；日本要“借船出海”，借反恐提高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先后通过三个法案，即《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日本意图与德国不谋而合；中国参与反恐，一是想调整中美关系，减轻自己的战略压力，二是铲除“东突”分裂势力，谋求安定的环境，加快自己的发展。各国在反恐问题上各有所图，尽力争取维护自己的利益，加强各自的力量，它在客观上推进了多极化进程，不能不说对美国的霸权是个有力的制约。
第四，反恐造成传统地区热点问题的激化，不见得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运筹。在反恐进程中，有的国家利用国际反恐之机，采取强硬立场，使一些地区热点不降反升，为地区冲突等老问题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这在中东和南亚表现得尤为突出。“9·11事件”之后，以色列总理沙龙企图搭美国反恐便车，打击巴勒斯坦的极端势力。2001年12月初以色列耶路撒冷和北部海法等城市相继发生爆炸事件后，以色列出动军队入侵了所有巴勒斯坦控制的城市，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宣布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团体”而拒绝与其和谈，阿拉法特被“软禁”，失去行动自由。哈马斯等一些巴激进组织重新宣布向以色列“全面”开战。美国则继续采取偏袒以色列的立场，频频指责阿拉法特在打击激进恐怖活动方面措施不力。中东和平进程一波三折，这不见得符合美国的中东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