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十二月，朝政格局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朝中的反对派们开始活跃起来了，率先弹劾张居正的是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上疏例举了张居正的十四条罪状。万历帝朱翊钧看完此疏后，依然有些犹豫不决。这时候，敏感的朝臣们心领神会，随后弹劾的奏章如同雪片一样不断飞来……一时间，闹得朝野上下乱哄哄，最后终于说服了朱翊钧，下令要对尸骨未寒的张居正痛下杀手。
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朱翊钧颁发了查抄荆州张家的诏书，并由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刑部右侍郎丘木舜等人主持这次的抄家行，这就把皇帝翻脸不认人的冷酷面目表现到了极致。在他们还没有赶到张居正的老家，就已经命令地方官员闯入张府门口，彻底封闭府门。府中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逃出，门就已经被彻底封闭了，最终饿死十余人，其中还有三名婴儿。
此番查抄张居正家所获的财物，据刑部当时所列的清单，共计为：黄金2400两、白银1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另有玉带16条等等。其实，这与朱翊钧原先的估计相差甚远。或许少的那些财物都是被张居正贪图享受用了吧？
科学的“先驱”徐光启
回顾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小皇帝朱翊钧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朝廷面貌焕然一新，对于改善明王朝的经济状况也算是卓有一番成效。十年过去了，除了国家财富的增长之外，朱翊钧也逐渐成为一个20岁的青年。万历十年（1582年），当初的小皇帝朱翊钧开始亲政。
朱翊钧虽然贪图享乐，懒于处理朝政，但眼界还算开阔。他鼓励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并提倡明朝的官员研习西方数理知识以及新的科技用于本国建设，比如西式的火器与水利办法。徐光启就是当时最早一批学习西方科技的明朝官员，也是中国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人。他不仅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
徐光启，是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的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一个小商人的家里。当时的法华汇还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贫穷的小乡村，在他家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幼时的他，每次进学堂读书时，就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徐光启的父亲徐思诚不仅精通商业，而且博识强记，对阴阳、医术、星相、天文等方面十分精通。徐光启的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妇女，她操持家务，每天从早到晚纺织耕田，深深具备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这对徐光启日后重农兵、尚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等到徐光启长大后，他就决心考取功名，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万历九年(1581年)，徐光启20岁时顺利考中秀才。后来，因为家境的关系，他在家乡和广东、广西等地教书。他白天给学生们上课，晚上在微弱的灯光下阅读古代的农书，开始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与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于是，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再加之连年遭遇自然灾害，他参加举人考试又屡试不中，这期间，他备受辛苦，也算是对他的一个难得的考验。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两年后，他又再次转移至浔州。他在韶州教书时，很幸运地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这是他与传教士的第一次碰面。后来，他还去了郭居静的住宅，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形的，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所有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从此，他便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只为了学到更多丰富的知识。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参加应试，本来应该落选了，却又被主考官焦竑在落第卷中去除，并提拔他为第一名。现在看来，徐、焦二人之所以都主张文章学问，应该“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或许在经世致用思想上的一致，徐光启才得到焦竑的大力赏识，并被提拔为第一名的。但没过多久，焦竑就被朝中大臣屡屡弹劾，最终丢了乌纱帽。第二年，徐光启参加会试也未能考中进士。于是，屡试不中的他又乖乖回到家乡继续教书育人。
在同郭居静交往的那段日子，徐光启听说有一位叫利玛窦的欧洲传教士也在这里传教，并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给当地的读书人。这下徐光启彻底坐不住了，四处打听利玛窦的具体下落，想要当面向利玛窦请教各种问题。后来，在熟人的介绍下，徐光启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得到了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的消息，立即专程前往南京去拜访。徐光启一见到利玛窦，就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情，希望可以向他学习西方更多的自然科学。利玛窦看他也是个读书人，也想向他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于是二人就交谈起来，从天文谈到地理，又谈到中国和西方的数学。临别之际，利玛窦还送给徐光启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一本是《马尔谷福音》，讲的是耶稣的故事，另一本是《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解释天主教义的书。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经过三年的考虑，徐光启终于决定在南京接受洗礼，一家人都加入了天主教。后来，徐光启还成为教会中最得力的干将。第二年，徐光启终于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徐光启20岁中秀才，36岁中举人，43岁考中进士，掐指算来，他为科举功名花了整整23年的时间。可以说，徐光启是明学术界、思想界兴起的实学思潮中的一位有力的鼓吹者、推动者。徐光启考中进士后，便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留在了京城。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徐光启再次请求利玛窦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早已经把徐光启当做至交，所以爽快地答应了。利玛窦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做教材，对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利玛窦每两天讲授一次，徐光启每次都能够准时到达，一刻也不耽误。此外，徐光启在公余之暇，还经常去拜访利玛窦，彼此间慢慢熟悉了，开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利玛窦的培训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已经熟练掌握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并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于是，徐光启希望利玛窦能够跟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一开始，利玛窦对这个建议犹豫不决，因为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语法不同，词汇也很不一样，书里的许多数学专业名词在中文里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想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之前曾经有一个姓蒋的举人也同利玛窦合作试译过，就因为这个缘故才半途而废的。但是徐光启坚持认为，只要肯下一番苦功夫，肯定可以译成的。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利玛窦终于同意了他的建议。
同年冬天，他们二人就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利玛窦先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每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地做一番推敲和修改，然后再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遇到译得不妥当的地方，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地讲述一遍，让徐光启重新修改，如此反反复复。徐光启对翻译工作十分认真，常常到了深夜还不肯休息。利玛窦休息了，他还独自坐在灯下加工、修改译稿。有时候，为了确定一个译名，他不断地琢磨、推敲，不知不觉就忙到第二天。到了第二天更顾不得休息，继续翻译，总想着要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完，才觉踏实，才肯罢休。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和当时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徐光启有了更多的时间对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进行研究，也从事了不少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徐光启还与传教士合作，再次校订了《几何原本》并出版了第二版。同时，他还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撰写了序言，这些序言都表达了徐光启对西方科技知识的真实看法。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北方后金叛乱军队袭击边关，有人极力举荐召回徐光启。徐光启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于是又写信给自己的好友焦竑，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看得出，他不但自己立即赴命，同时还感召别人共赴国难。至天启三年(1621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一直从事选兵、练兵的工作。这期间，焦竑还把徐光启推荐给登莱巡抚袁可立，徐光启在兵器方面的才干终于得到袁可立的赏识。后来，他们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只可惜在天启四年的时候，二人受到阉党的排挤而先后离职。这时徐光启虽已年近六十岁，但是保国守土的爱国忠心，昭昭可鉴，不让壮年。
万历四十七年(16l9年)，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的新官衔督练新军。他主张“用兵之道，全在选练”，“选需实选，练需实练”。在这期间，他写了各种军事方面的奏疏、条令、阵法等等，后来大都由他自选编入《徐氏庖言》一书之中。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议臣掣肘等原因，练兵计划进行得并没有那么顺利。徐光启也因为操劳过度，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正式提出回天津“养病”的申请。同年六月，辽东兵败，他又再次奉召入京，但终因制造兵器和练兵计划不能如愿，于十二月，再一次提出辞职，回到天津安度晚年。
狂士李贽之死
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年），福建晋江（今泉州）人，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因避讳明穆宗朱载垕的“载”字，改名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是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他幼年丧母，跟随父亲读书，自幼善于独立思考。在他十二岁时，写了一篇作文，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下人”，一下子点中儒家理论的软肋。后来，迫于科举的需要，他不得不以《四书》《五经》为课本。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26岁的李贽得中举人，中举后因经济困难，没能继续参加科举。四十多岁时，他又出任云南姚安知府，进入明朝高官的行列。但三年的任期做满之后，他已经对官宦生涯彻底厌倦，目睹了官场的黑暗与腐朽，觉得自己与官场上的迂儒昏庸及假道学者们不能相容，终于在万历九年（1581年）辞官，携带家人离开云南，寄居到湖北黄安。正常情况下，他应该衣锦还乡，泉州的亲族也这样期盼他，因为这样一个退休官僚回家，对亲族还是有庇护作用的，但他宁愿漂泊异乡。
过了没多久，李贽又迁居到麻城龙潭湖芝佛院后，就一直在那里待了近二十年。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籍，也留下了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著作，以《焚书》《藏书》最为著名。李贽认为自己的言论针砭了当世道学家的膏肓痼疾，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也必定会焚弃，所以取名《焚书》。关于《藏书》，李贽充分发挥史论的作用，对历史人物做了重新评价。他自称这是一部“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作品。在当时看来，李贽的确敢“言别人不敢言”，说出了许多进步人士的心里话。他的著作在受到了许多人喜爱的同时，也引起了麻城当地的官僚地主阶级的一些不满，他们围起群攻。于是，李贽干脆削发为僧，与鄙俗断绝。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麻城几个无赖还纵火烧毁了李贽所住的芝佛院。李贽的老朋友马经纶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北京赶来，把李贽接到通州居住。这时候，李贽已经75岁了，他觉得自己活这么久是他的倒霉与不幸。李贽的一生充满矛盾，他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但却没能创造出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看到传统历史观的错谬和伦理道德的虚伪，不幸的是，他自己正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有切肤的痛与恨，却不能重建新的历史观、道德观。他言论攻击、调侃、批判的居多，建设的少，有时难免偏激、矫饰。他生命的巅峰，是在狱中的壮烈一死。
在对待死亡这个问题上，李贽曾在一封信里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可如何？”在李贽眼里，他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根本不值得再活下去。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死不死的问题，而是死在哪、怎么死？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李贽知道自己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好结局。对于死，他有两个愿望：一是宁可死于女人之手，不可死于假道学先生之手；二是“荣死诏狱”，他认为死于诏狱是自己最好的死法。武将死于战场，马革裹尸；文人为了自己的思想，死于捍卫自己思想的牢狱之中，也不失为人生一件快事。只是可惜，他的愿望只能达成一半。最后他是“荣死诏狱”，也是死于假道学的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