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邓天虎笔录完，时间已经进入零点。我和周彪悍安排妥当后准备睡觉，但我总觉得还有事在心里。后来周彪悍问起，便灵光来了，跟周彪悍说，先不睡，你跟我来，我们现在去仙姑岩乡政府值班室。
周彪悍当然不笨，问我是不是要跟指导员通电话。我说正是，第一，如果邓天虎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毛峰就是罪犯，而他现在却是对邓天虎进行看押的执法者，对于他这个人，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我拿出我作为记录员记录邓天虎签字后的谈话笔录举着对周彪悍强调说，这个是重要证据，虽然现在只是邓天虎单方面的举证，但如果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把它弄丢了呢？因此我建议，现在传真给指导员，即使真丢了，我们还有预存——我非常郑重地说。
周彪悍点头，说主意不错，你脑瓜子果然好使，可问题是，此时这么晚了，如果指导员不在，怎么办？我说，如果只是传真文件好办，不需要指导员亲自接，传真到咱们中队，没有公安局的人，不复杂，能够保密。但我还有第二，那是需要指导员亲自回答的。
你是要请示袁绵绵的事吗？周彪悍偏着头问，带着试探性。我说有这一条。但我还需要请示对毛峰这个人的处理。周彪悍说，那肯定没戏，毛峰不属于我们武警，指导员也作不了这个主。我说，虽然是这样，但还是要试试。周彪悍说，那就试试吧。
商量好后，我们立即到了乡政府党政办公室门口。
党政办公室一般是办公室主任、秘书和电话总机的办公场地。整个乡政府大院的晚上值班也就是办公室的事。我的哥哥李舸是干这个的，他现在据说要提升副乡长了，在提升前，他是先从电话总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一步步跃升的。
乡政府党政办公室就一间房，只是这间房一般选择楼房的最档处，因为按当地建筑，楼层的两档包容了走廊的位置，比其他房子都要大。因房子大，就一般在房子中间隔一堵墙，弄成两个房间。外面是办公室主任搞接待的，内面那一头就是电话总机。晚上值班时，接线员睡在总机房。现在年月已经进入1986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有些富裕的乡政府已经开始装程控电话了，像大城市那样已经丢弃总机了，但在这偏远的仙姑岩乡，我想，电话机应该还停留在摇把子状态。
我们敲开了办公室的门，总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见是我们，本有些怨言也就不敢发了。他昨晚值班时就知道我们，也大概知道我们当兵的都比较凶，说话和办事直来直往，不会转弯抹角。
我提出要给岳州武警总队岳州市机动中队打电话，另外还要发一份传真。小伙子揉了揉眼睛后笑着说：“对不起！我们条件有限，传真发不了。但可以打电话。”
我和周彪悍都看到了桌子上的摇把子电话机，相约着笑了。我敲着自己的脑袋说：“妈的！真糊涂了！早就应该想到你这里是摇把子电话机的，也早就该想到摇把子是发不了传真的。你看我们两个，真笨！”
周彪悍挤兑我说，是你笨。
总机在帮我拨电话的时候，看着我和周彪悍说：“我帮你们打在打印机上吧。”
打印机我也知道，它不是现在电脑式的、激光式的，而是检字的，需要一个一个字敲打，声音砸砸砸的，打一千字需要半天呢。我说：“那你不晓得要打到牛年马月，字不少，起码一个晚上睡不了觉。再说，我主要是要保持原件样子。”
电话快接通的时候，周彪悍突然敲着自己的脑袋说：“你看我们两个多蠢！我们可以用照相机照下来啊！”
我也惊喊一声，对啊！于是赶紧回房间。我曾经当过一回水货记者，指导员给过我相机。这相机我经常随身带着，比如仙姑岩的景致，我就用去了两张胶卷。我而且遗憾在抓捕邓天虎时，没有留下影像记录。当时，自己作为抓捕手，哎，哪有时间去想着照个相留下历史痕迹呢！
电话接通了。总机把话筒先递给我，我让周彪悍说，周彪悍推让。我才接了，接电话的是文书小于。小于知道这个文书位置半半地是我让给他的，对我一直比较恭敬，这会儿听到我的声音，首先就祝我新年快乐，也祝周彪悍和大家在外的几个都新年快乐。我说说不上新年快乐，也说不上不快乐，你现在帮我找指导员，有紧急事情向他汇报，指导员不在，就中队长。反正要找到他们。
小于说，中队长回老家探亲了，正好指导员在看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大家都在看。
论说，这样的正式汇报和请示，应该周彪悍来说，但周彪悍和我都非常清楚一个实情：这次任务，如果不碰上我李霖关禁闭，组长职务就该是我，而不会是周彪悍。周彪悍虽然也深受指导员器重，但真拿我跟他比，这么说吧，假如指导员是孙权的话，那么我当是周瑜，而周彪悍还只是陆逊。
因此，周彪悍这小子非常清楚，即便我谦逊加礼让地把话筒递给他，他也定让我来说。
我不说废话，没有拜年的客套，我第一个问题是，袁绵绵是邓天虎的表妹，为了预谋杀害欧阳军，提供了欧阳军去岳州的信息。现在袁绵绵说，既然你们抓了我表哥，也应该把我一起抓去。这个袁绵绵抓还是不抓？请指示。
指导员说，不抓。理由：她即使犯罪了，也由公安的专案组来定。定了，再抓不迟，一个女孩子跑不到哪里去。她不是送上门来吗，说明她压根儿就没准备跑嘛。“真正的罪犯一般不送上门。”指导员还说了这么一句很哲理的话。
第二个问题，跟我们一路到封王山区的警察毛峰几次都想中途杀了邓天虎，动机不纯，形迹可疑。现在他的枪被我们暂时保管了。
指导员生气地说，糊涂，你们有什么权力没收他的枪？保管也不行。别让他找到告我们武警的理由。将枪马上给他。至于邓天虎能不能顺利押解到岳州，这就是考验你们五个人的智慧的时候。你们总不至于五个人对付不了一个人吧？
我在电话这边立正，大声地回答：报告指导员，我一个都可以对付五个，不是我们五个对付他一个！
指导员又批评我说，都是一家人，什么对付不对付，你小子搞成敌我矛盾啦？什么觉悟？还有政治性没？
我于是只好是是是地回答，再不敢胡乱说话或多说话。
见我在电话的另一头成霜打的茄子——焉了，指导员就问周彪悍在不在。我说在。指导员让我把话筒给周彪悍。
周彪悍接过话筒，但也只条件反射地在电话机前立个正，再就严肃并大声地回答一句“是”，然后就挂了话筒。
谢了总机后出门，我好奇，问指导员说了什么，你“是”什么，周彪悍说，五个人有一个受了伤，少了一根寒毛，中队长和他拿我是问。明白吗？你小子倒轻松，主意出了蛮多，但任何一个主意都不需要对五个人的生命负责，多轻松啊！
我知道周彪悍这话，不全是内心话——他不至于这么小气，但也多少有点怨言。我于是故意气他，在他的怨言上加一把火说：明白吗？这就是指导员对我的恩重如山。哈哈……哈哈……
我最后还故意笑得很夸张，气得周彪悍用脚来踢我，但都被我及时躲开了。
当周彪悍停止追赶后，我也停下来，等他走上来，我打出打住的手势，然后认真地说：毛峰的枪要马上给他，指导员说的。他们公安最会猪八戒过墙，倒打一耙的。到时告我们一状，我们会吃不了兜着走。
周彪悍说：那我们去驻乡民警的家里看看，看他毛峰是不是还在跟那个民警喝酒，顺便跟他套套近乎。这民警家不可能有电视机，我想也只能是喝酒了。
我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