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的原因与王仙芝起义相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剧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而引起的。黄巢起义中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优秀品质、智慧和局限性，充分验证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朋党之争
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史称“朋党之争”。当时宦官专权，朝廷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一些依附宦官的朝官，又分成两个派别。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
唐宪宗在位的时候。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直言敢谏的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个下级官员，一个叫李宗闵，一个叫牛僧孺。两个人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看了卷子，认为这两个人符合选拔的条件，就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了他的短处，让他更加生气。他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人被推荐，完全是因为跟试官有私人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把几个试官降了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依靠他父亲的地位，做了翰林学士。那时候，李宗闵也在朝做官。李德裕对李宗闵批评他父亲这件事仍旧记恨在心。
唐朝穆宗年间，又举行进士考试。这次科举考试由右补阀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等科举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段文昌和李绅都十分意外，他们的亲属没有一个考中的。相反，考中的人分别是宰相郑覃的弟弟郑朗、宰相裴度的儿子裴撰、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还有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
段文昌和李绅极为愤怒。段文昌向唐穆宗检举说：“这次科举考试中录用的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都是靠关系才考上的。”唐穆宗听了段文昌的检举，就向翰林院的学士们问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究竟怎么样。因为中书舍人李宗闵曾经在奏章中弹劾过自己的父亲，翰林学士李德裕很痛恨李宗闵，而翰林学士元稹也和李宗闵有些嫌隙，所以在唐穆宗问翰林学士意见的时候，李德裕、元稹和李绅都说段文昌说得对，那些人确实没什么真才实学。唐穆宗听了翰林学士的话，就下令重考，将郑朗、裴撰、苏巢和杨殷士等人的资格取消，并把主考官杨汝士、钱徽和李宗闵都贬官下放到地方。
李宗闵知道李德裕成心排挤他，把李德裕恨透了。牛僧孺当然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方明争暗斗得厉害。因为李宗闵一派中的牛僧孺地位和李宗闵不相上下，后来李宗闵死后团伙由牛僧孺领导，所以两个团伙之间的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
到了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任西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节度使。
那时候，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上算呢。”他请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吐蕃，把李德裕气得要命。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并且说这件事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挺懊悔，对牛僧孺也疏远了。唐文宗本人也受宦官控制，没有一定的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一会儿用牛僧孺。一派掌了权，另一派就没好日子过。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悠着，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
当时，河北地区有地方割据势力反叛唐朝，朝廷里有朋党之争，唐文宗很发愁，认为朋党之争比河北的反叛更难对付。他常说：“消灭河北的叛贼很容易，可要想根除朝廷中的朋党就太难了。”
牛、李两派为了争权夺利，都讨好宦官。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的宦官杨钦义被召回京城，大家传说杨钦义回去一定掌权。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就办酒席请杨钦义，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杨钦义回去以后，就在唐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
到了唐武宗即位，李德裕果然当了宰相。他竭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他们都贬谪到南方去。
李德裕得到了武宗信任，当了几年宰相，但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闹了四十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闹得更加不好收拾了。
846年，唐武宗病死，宦官们立武宗的叔父李忱即位，就是唐宣宗。唐宣宗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即位第一天，就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谪到崖州（今海南）。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又被召回朝廷。不过李宗闵还没回朝廷就死在了自己被贬官的地方，牛僧孺回到朝廷后也很快就去世了。李德裕一直没有被调回朝廷，最后死在了海南岛。
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后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地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一个国家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唐代最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是“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使唐朝本已不和谐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几分混乱。
郑注行医乱政
郑注是翼城人，身材矮小，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地下，然而却非常会说话，讨人欢喜。他云游四方，生活非常穷困。他曾为徐州牙将治过病，牙将非常高兴，就把他推荐给节度使李愬。李愬吃了他的药以后，很有效果，十分宠信他，任命他为牙推。
郑注倚仗着自己得宠，逐渐干预军政，肆意妄为，节度使府的官员都十分忧虑。监军王守澄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李愬，请求除掉他。李愬回答道：“也许郑注确实像他们说的那样，然而他是个奇才。如果你不信，请试着和他见一面，当面谈一次，如果认为他一无是处，再除去他也不迟。”于是让郑注前去拜见王守澄。王守澄便约了个时间接见郑注坐下来谈话。没谈多久，王守澄十分高兴地把郑注带到中堂，促膝交谈，十分投机，只恨没有早些相见。
第二天，王守澄对李愬说：“郑注的确像你说的那样。”从此，王守澄也开始喜欢郑注，郑注的权势更大。李愬任命郑注为巡官，让他做自己的幕僚。
郑注掌权后，担心原来推荐自己的牙将暴露自己的身世，就编织了一个罪名向李愬告发，李愬把牙将杀了。后来，王守澄被穆宗召入朝廷，任命为知枢密。王守澄把郑注带到京城，给他建造住宅，供给他财物，又向穆宗推荐。穆宗也很厚待郑注。
穆宗晚年得病，王守澄专政，权倾朝野，郑注经常出入王守澄家，与他商议谋划，一谈就是一个通宵。
穆宗去世后，敬宗继位。几年后，敬宗被身边的宦官杀死，王守澄等人立江王李涵为帝。李涵即位，是为文宗。文宗因为郑注依附王守澄，权大势大，对他恨之入骨。
833年九月，侍御史李款上奏弹劾郑注，不到十天，已经连续弹劾了几十次，王守澄只得把郑注藏在右神策军中。
左神策中尉韦元素以及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都很讨厌郑注，左神策军将领李弘楚对韦元素说：“郑注阴险狡诈，趁他羽翼未丰的时候如果不赶紧除去，等到羽毛丰满之后，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现在郑注藏在右神策军中。你不妨假称生病，召他来诊断。来了之后，我在你旁边侍候，你用眼睛向我示意，我就把他抓出去杀掉。然后你再面见皇上，叩头请罪，历数他的罪行。到时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一定会帮你说话，绝对不会因为除去奸人而降罪于你。”
韦元素听完后，同意这样做，就派李弘楚去召郑注。郑注来了以后，表现得恭敬谦卑，谄媚的话连续不断，韦元素听得聚精会神，不知不觉地拉住了郑注的手。李弘楚在旁边多次暗示，韦元素都不理他。最后，韦元素又给了郑注很多金银绢帛，送他回去。李弘楚大怒道：“你失去今天这个机会，以后一定会遭到他的陷害。”于是辞职离去。
王涯升任宰相的时候，郑注帮过忙。而且王涯畏惧王守澄，把李款弹劾郑注的奏章压了下来。王守澄又在文宗面前为郑注为辩解，于是，文宗赦免了郑注。不久，王守澄上奏请求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军判官，朝野上下都为之震惊。
834年，文宗身患风疾，不能讲话。郑注被推荐给文宗治病，颇有成效，由此得到文宗宠信。十二月，郑注任太仆卿，兼任御史大夫。
835年，郑注迁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后来，他助文宗杀王守澄，出为凤翔节度使。郑注又与李训秘商，意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行动开始后，他率亲兵五百人赶赴京城。途中听说李训败死，郑注仓皇逃返凤翔，被监军张仲清和押牙李叔和杀死，尸体被送往京师，枭首兴安门。
郑注在唐文宗时是显赫一时的人物，他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公报私仇，更加剧了唐后期政治上的混乱和腐朽。他谋划除灭宦官，虽然是为了摄取更大的权和利，但在客观上对唐代的发展是有益处的，然而却以失败告终。
郭琪设计保家人
黄巢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到成都。僖宗车驾刚到成都的时候，赏赐给蜀中军队每人三缗钱。田令孜担任行在都指挥处置使以后，每当有进贡来的金帛，就自作主张地颁赏给随车驾而来的外镇军队，几乎每天都有，而蜀中的军队却再没有得到任何赏赐，军中怨言纷纷。
881年七月二十日，田令孜为本土蜀军和外来客军的都头设宴，用金杯行酒，并把金杯送给众都头。都头们都叩拜接受，西川黄头军使郭琪却没有接受。郭琪站起来说：“众都将每个月都领丰厚的俸禄，赡养一家还有剩余。还没有报答这份情，又怎么敢贪得无厌，再接受金杯？我看到蜀地军队与外镇各军一起宿卫，但得到的赏赐却很悬殊，蜀军颇有怨愤，可能会导致变乱。希望田军容减免给予众将的特别赏赐，把它们平均赏赐给蜀军，使土军与客军的赏赐一致，那就是君臣上下之大幸！”
田令孜听后沉默了好长时间，问：“你曾经立过什么功？”郭琪回答说：“我并不是蜀地人，我生长在崤山以东，曾经戍守边远地区，率领军队与党项人交战十七次，与契丹人交战十几次，全身都是伤疤。还曾经出征吐谷浑。”于是田令孜另外拿了一个酒杯，亲自斟酒给郭琪喝。郭琪知道酒中下毒，然而又不能推辞，拜了两拜，把酒喝下去。回到家里，马上设法为自己解了毒，吐出好几升黑色的血。
二十一日，郭琪率领自己的部下造反，焚烧劫掠成都的坊市，成都城里混乱一片。田令孜奉拥僖宗保守东城，紧闭城门，登上城楼，命令各军攻击郭琪的乱军。
郭琪率领军队回到营地，陈敬瑄派都押牙安金山率军前来围攻。郭琪连夜突围逃走，准备逃奔广都，跟随的士兵各自逃散，只有其军府的厅吏一人跟随。在江岸休息时，郭琪对厅吏说：“陈公敬瑄知道我无罪，但军府受到惊扰，不可能不处置我。你侍奉我始终如一，我现在可以报答你。你可以拿着我的官印和佩剑，去报告陈公，就说：‘郭琪渡江逃走，我用剑将他击杀，尸体掉进水里，随急流而下，得到他的官印和佩剑，献给陈公。’陈公一定会把我的官印和佩剑悬挂在成都坊市，张贴告示以安定人心。如此，你一定能获得丰厚的赏赐，我的家人也可以免于一死。我从这里前往广陵，投奔淮南节度使高骈。几天之后，你再把实情偷偷地告诉我家人。”
郭琪说完后，解下自己的官印和佩剑交给厅吏，然后逃走。厅吏按照郭琪所讲的把官印和佩剑献给陈敬瑄，郭琪一家果然得以赦免。
郭琪征战多年，有功于国家，却因仗义执言而差点被当权者毒杀。他被迫造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兵败逃走。最后，他想了一个死无对证、一石三鸟的金蝉脱壳之计，不仅自己成功逃脱，还保全了家人的性命，更成全了下属的功劳。
吕用之装神弄鬼
淮南节度使高骈相信神仙之术，方士吕用之曾经参加妖党，事发后投奔高骈，高骈厚待吕用之，给他补授军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