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许多手工作坊或个体劳动已逐渐转变成机器化的有组织的大生产劳动。在工业企业中，已采取了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的方式。当时的工业企业主要是洋务企业，普遍使用了机器生产。（图136）工人的劳动报酬采取工资制，并有比较固定的工时。但在管理上，在洋务军工企业中采用盛行于清军中的体罚习俗，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外日报》报道说：“上海制造局创设时，总其事者为前苏松太道冯竹如观察……每日必躬自至各厂视察，如见工匠辈有躲懒者或糜物料，手执军棍自挞之。”[20]民用工业企业在雇佣工人时，要求他们交付保结，甚至“各具连环保结”。[21]带有浓厚的封建连坐色彩。
在晚清社会。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乡村集市贸易仍是汉族社会商业的主体，大体维持了旧有商业的规模和性质；（图137）而在新兴的商业中心城市里，则已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大市场。清代末年，广东的粤商、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浙江的浙商等，在当时的商业界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又崛起了许多新的商帮。在上海的着名商帮中，除上列者外，又有绍兴、钱江、金华、湖北、四川、南京、扬州、江北、镇江、苏州、无锡、常熟、通州、天津、宁波、潮州等20余个，其中以宁波帮和广东帮最有实力。清末商帮都建有会馆或公所，这些会馆、公所为各帮聚议之所，大半设有神座，春秋“致祭”。所供奉的神像也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多为地方神，如山西帮供奉关羽，徽州帮供奉朱熹等。
当时的商业店铺，多雇用有人数不等的店员。老板决定留用还是辞退职工，一般于每年春节、端午、中秋三节时进行，俗称“讲生意”。讲生意有两种方式：一是老板摆酒席，酒席上鱼头对准谁，谁就被辞退。如果鱼头对准老板自己，即一个也不辞退。另一种方式是酒席结束，老板按次找职工在账房谈话，有的点头表扬，有的加点工资，对欲辞退者，则送上一张红帖。被辞退的职工离店，铺盖、箱子要放在店堂里，请老板过目，或老板派个学徒过目。
商业店铺一般均设有财神堂。商店每年正月初五要举行接财神仪式。
清末行贩，多挑货担沿街串巷叫卖，其货物多为日用品或小吃。（图138）有一种长途行贩，如送南北杂货下乡，收农副产品进城，经常跨县、跨府的流动。行贩常赶市集、赶庙会，或跟戏班兜售生意。小贩也信奉财神菩萨。逢正月初五接财神，要在钱桶上贴财神图像；除夕则要在秤尾扎红纸，秤钩吊纸元宝。
北京作为京城，商业活动繁盛，除常规的店铺、商场和商市外，又有晓市。《清稗类钞》曰：“京师崇文门外暨宣武门外，每日晨鸡初唱时，设摊者辄林立，名小市。”
晚清钱庄业发达，浙商宁波帮的钱庄有大同行、小同行、现兑行三种，统称“银钱业”。多为合伙股制，主要经营存放款业务，各行各业货款往来，不用现金，都通过钱庄过账方式，故称宁波为过账码头。
民间借贷，其利息有庄息、一分利、当息和印子钱四种。印子钱，息以月计，均须先付息金，即在借本中扣除；印子钱借者多为贫民小贩，放债者大都为地痞棍徒之类。
清代后期，饮食业发展迅速。如上海，据1876年出版的《沪游杂记》记述，当时从小东门到南京路已有上海菜馆一二百家之多。各种大大小小的菜馆酒楼，有本帮、苏帮、锡帮、川帮、浙帮、粤帮等区别。各帮菜馆纷纷拿出绝手活招揽顾客，同时以乡情、地方特色吸引本行帮的商贾聚饮就餐，结果，各帮菜馆成了各地行帮的歇脚点、归宿地、叙情场、生意厅。成都等地则茶馆业发达，据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1909年成都有街巷516条，而茶馆多达454家，几欲平均每街巷设一茶馆。
清代后期，娱乐业渐趋繁盛，当时北京的戏园子已达30余家。这些戏园子大多集饮食、观赏为一体。人们可以边看戏、边在楼上楼下摆席吃饭。清咸丰、同治以后，有些戏园子干脆改称茶园，来客可以边饮茶，边品零食，边闲聊，边看戏、听戏。
2．变革剧烈的生活风俗
清代后期服饰风俗变革剧烈。“禁头变服”，恢复“汉宫威仪”和接受西方文明“断发”、“易服”，相继为太平天国和维新派所提出，改革汉族服饰制度已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呼声。但在辛亥革命前，尽管民间的服饰风俗已出现了某些改革和改良，但男子长袍马褂、剃发留辫、女子缠脚的基本格局，并未有所更张。（图139）
清代后期的男子服饰，除清末有西装流行外，基本承袭清代前期的风俗，在服饰款式上也无新的更张。洋服早在乾嘉年间即随着来华的西方人进入中国，但开始并没有人仿效。鸦片战争后，在沿海城市如香港、广州，在为外国商人当买办的华人中也偶有穿洋服者。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剪辫易服呼声高涨，才有少数人带头穿起了洋服，但从整体来看还不成其为风俗。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提倡“剪辫”、“易服”。戊戌以后服饰改革呼声日高，穿西式服装渐成风气。（图140）至辛亥革命前，大体上西装革履和长袍马褂并行不悖。
而女子服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比之前期已更为活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图141）如妇女的裤子，在光绪年间其制式为高腰、合裆，裤长及脚面，裤口处还镶有几重缘边。宣统前后，裤管向窄瘦的方向发展，镶的裤缘也大为变窄。之后，随着裤口缘边的减少、裤筒变瘦，又出现了用腿带缠扎裤口的习尚。这种装束一直延续至今，在一些边远山区的老年妇女依然可见。
妇女裙饰，咸丰、同治时，又重新时兴百褶裙，尤其以经过改进的“鱼鳞式百褶裙”最受欢迎。清代末年，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又出现了用西洋布制成的“洋印裙”。此外，还有“满花裙”、“鬼子栏杆裙”、“一块玉裙”等，均以装饰物而命名的裙子。
清末女子发式，变化较多，有抛家髻、元玉髻、扬州桂花头、苏州厥、平三套、连环髻、巴巴头、双盘髻、圆髻、圆月、长寿、风凉、麻花、双飞蝴蝶诸髻式，（图142）年长者还要在髻上加罩一个硬纸和绸缎做的黑色冠，绣以“团寿”字，或以马鬃一类做成纂，加于发髻上面。光绪年间妇女以圆髻结于脑后，或加细线网结，髻以光洁为尚；姑娘做“蚌珠头”，小姑娘做“双丫髻”。清末光绪庚子时妇女髻式更是花样翻新，名目繁多，其中以前额垂帘式的“刘海发”式最为时髦。
清代后期汉族社会的主食风俗，因循千百年来形成的主食南米北面、副食蔬菜为主的格局基本没变。（图143）只是到清末时，随着西方饮食文化的逐步进入，才有了些许的变化，有些人偶尔也会以面包、牛奶为主餐。但在礼仪宴饮方面，则比过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宫廷菜大量流人民间菜馆酒楼，另一方面是西餐番菜纷纷在各大城市粉墨登场，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饮食生活。
清代前期，当时市面上的酒楼饭庄，大多以承办民间的宴会酒席为主，但到了清代后期，从光绪五年（1879年）以后，官府之间的请客宴会也进入了营业性质的酒楼饭庄，酒席宴会也有了新的发展。仅其菜单的名目就多种多样，举不胜举。有依一桌之主要菜品而称的，诸如烧烤席、燕菜席、鱼翅席、鱼唇席、海参席、三丝席、广肚席等；有用一种原材料做成一桌酒席的全羊席、全鳝席、豚蹄席等；还有依盘碗碟的多少而为名的，如十大件、八大吃、十大菜、八大碗等[22]。到了清末，社会上最为流行的是八个盘八个菜的所谓“八八席”。当时的筵宴，其规格最高的当推“满汉全席”。“满汉全席”本是清官里的筵席菜谱，乾隆年间传人民间，光绪以后，一般官宦富商，也无不以满汉全席为荣。
随着清代后期的餐饮业日益发达，各种地方风味菜肴不断得到发掘、改造、创新和相互交流，到清代后期，最终形成了苏、鲁、川、粤四大菜系和淮扬、湘鄂、江浙、闽、陕等不同的地方菜系。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俗东渐大潮的驱动下，汉族社会的饮食习惯在晚清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特点是社会上出现了中西餐并行，士大夫以西餐为时髦的风俗。此时，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外国菜馆越开越多，西餐逐渐得到汉族社会上层人士的喜爱，官场、商场应酬多择西餐馆。
到了清末，食西餐已成了有钱人的时尚，如在北京，飨宴亲朋好友，往往到“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23]。与此同时，西式葡萄酒、汽水、冰激凌、糖果、罐头、点心等已在一些城市中流行。《大公报》介绍说：“北京街市向届夏令有梅汤、冰水之摊，今年则均带汽水数瓶，值亦不昂，较之冰水有益于人多矣。”[24]所费无几的西式汽水、糖果、罐头等大众化饮食却在清末已走人了千家万户，使汉族社会的饮食风俗有了显着的变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西方机器、技术的输入，自来水开始在城市中使用，使中国城市的饮水习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城市居民饮水向来汲于江河或水井，“井泉不洁”，且“取水艰难”。自1907年8月16日自来水正式开水使用，当月食水用户有600家，至年终达7500家，“各户报装食水者，一洗从前藏纳垢污之苦，更免传染疾疫之虞……绅民称便”[25]。
清代后期，民居风俗的发展和演变有两个特点：一是散落在广大乡间集镇以及偏远地区的县城，除了极少数地方建有欧式教堂建筑以外，绝大多数建筑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延续，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客家的土堡房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这些民居建筑与清朝前期无大变化，体现出传统性特征。（图144）一是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受到西方建筑风格影响的新式民居，体现出西化的特征。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兴仁里一带出现三间两厢二层联立式建筑——里弄房屋。从这种居室建筑布局来看，里弄房屋每个居住单位仍按中国传统设计：主房居中，左右对称两个厢房，房前设置天井。而它的外观则完全是外来的建筑风格：楼房式样，一楼一底，单调平直。外国人称这种房屋为“联排房屋”。受上海的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26]。到后来，这类民居形式变化较大，开始向多层、大进深发展，其外观和内部结构也更接近西方公寓建筑，人称之曰“小洋楼”，和中国传统低层院落式民居风格愈发泾渭分明了。
当时洋房建筑的室内陈设也以洋式为考究，不仅旅馆广告标榜“一切器具均仿欧美式样”，百姓居室也用上了西式家具。上海“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风扇，才觉适意”[27]。北京“国人用西式家具者日益增多”，以致在民国后各地开设了不少西式木器家具厂。有的富户设有西式客厅，一应西式家具。专门接待洋人或新派人物。
无论是经济发达的商埠市镇，还是偏僻落后的农村，清代后期都保留着旧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如陕西宜川凡稼禾收获、亲友迎送，悉仰赖牲畜驮载，俗称“驮子”。甘肃华亭县民间代步多用驴马，运载间有牛车或人力车，至于轿车、脚踏车、黄包车、汽车等，因为“碍于道路不治，交通未便，无用之者”。至于肩舆，在清末上等人家嫁娶时稍用之[28]。（图145）山东沿海多淤沙，不通舟楫，故尊隆者必骑驴马，或乘骡车、骡桥，（图146）或乘小车。在北京，有站口车陈设于市口以待雇者；有跑海车，沿途招揽坐客。
北方寒冷地区则有冰车，也称“冰床”，是用木制成长方形架子，下有二足，裹以铁条，上铺毡褥供人乘坐，亦可载物，以人力拉动，于冰上滑行[29]。在西南山区，则出现了专事运货的马帮。一个马帮，少的有10余匹马，多的有百余匹马；驮运最近路程为百余里，最远路程达千里之远。
在舟楫交通方面，广东省河渡船，有紫洞艇、河头船，专为载客远行者；又有低舱艇、瓜皮艇、沙艇，（图147）则专为渡行人过河之用。在江宁、苏州、无锡、嘉兴等地，还出现了专门供民间游客游览饮宴的灯船。在四川川江上则有名目繁多的“江船”。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西式交通工具和设施已被陆续引进。许多商埠与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在清末出现了火车、汽车、电车、摩托车、腕车（人力车）、脚踏车（自行车）和西式马车等，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最早的铁路是英国人杜兰德于1865年农历七月建于京师永宁门外的平地，长有里许，试运行时，火车迅疾如飞，世人诧为妖物。而后遂有了淞沪铁路，当时运行的火车分慢车、快车与特别快车三种。汽车初见于天津，时先试于租界土路，初乘者为驻天津英领事与地方官员。试行一周，便捷而精美，“华人咸鼓掌称善”。摩托车，俗称机器车，日本人谓之自动车，京师、天津、上海都有引进并投入使用。电车始见于上海，创设于1908年。腕车，即为人力车，有两轮和两个车柄，一个坐箱，一人以腕挽之而行，因创始于日本，故又称“东洋车”，输入中国后，在商埠市镇颇为风靡盛行，然尤以上海为多。（图148）脚踏车，即自行车，男子所用者与妇女所用者，式样有区别。西式马车，形制有多种，有曰船式者，制如舟；有曰轿式者，制如轿舆；有曰皮篷者，上有篷，可张可弛。清代末年，达官贵戚已以乘坐西式马车为时髦。（图149）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西式器物逐渐进入我国，汉族社会的器用风俗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照明器具方面，首先是新式煤油灯进入中国，不少城市居民“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30]。随之，洋蜡、火柴也被引进，形成取代土蜡、火寸之势。当煤气灯尚未在中国城乡普及的时候，另一种新的照明器具一一电灯，亦被引进，很快被汉族社会所接受，最先在上海使用，继之，北京、天津也相继使用电灯。20世纪初，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了电灯照明。
计时器具，早在明末，西方钟表始输入中国，被称之为“自鸣钟”。晚清时期，西方钟表进口日渐增多，挂钟、坐钟、怀表、手表等陆续出现，成为上层社会日常生活的必备用品。与此同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人把缝纫机带入上海，也逐渐进入了汉族社会人们的生活。
变化较大的是文化器用，长期以来毛笔一直是汉族社会主要的书写工具。然而在晚清，西洋式的文具，如铅笔、钢笔、墨水、西式纸张等在中国开始流行，如宣统年间，已“有仿西法制墨水以供书写者”[31]，可见墨水不仅已被汉族社会使用，而且已经开始生产。尤其是纸张，西式纸张几乎取代了传统纸，无怪有人慨叹：“近数年风气渐替，南来所见，以西洋笺为伙，过此以往，恐无复人用国中纸墨者。”[32]
清代后期，汉族社会的娱乐、休闲风俗基本传承前期固有的格局。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戏剧娱乐，已逐渐走向成熟，成为官民士庶的主要娱乐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