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不论如何时过境迁，每一个小镇人都不会忘记，那些被一只灰壳录音机反复唱响的岁月，和那个在镇子里往返穿梭的疯女人。
和任何一个小镇一样，这个赣西北的小镇也只有一条长街，长街两岸，是一丛接一丛的生活，一茬挨一茬的成长。每当天色微明，或者夜色四合，就会有歌声响起，像一种额外的乐子，循环着，从镇东头一直唱到镇西头，又从镇西头唱回镇东头。
一听这歌声，大家就知道阿香来了。
有人啐了一口，这只癫子！
这个半疯的女人，已经不年轻了，不知是四十，还是五十，不知从哪来，也不知住在哪里，仿佛从我刚到小镇中学教书起，她就已经在那儿，叼着烟，提着装了四截干电池的录音机，将几首老歌放得精疲力尽。
她靠什么为生呢？新来的老师问。
呵，能靠什么？只有卖。
她不好看，年纪又大，还脏，长时间不洗澡，短发糟乱，穿一件男式夹克，衣服糊里糊涂的，已经辨不清颜色，凑近时异味扑面而来。但她要生存，即使是像蝼蚁，像癞狗，像稗草一样生存。
不知从哪天开始，她在小镇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或者林间河畔，和男人“做生意”。她的要价极低，十块二十块是常事，有时只有四五块钱，或者半包烟，更多时候，她会什么也收不到，完事以后，男的提起裤子就跑了，等她爬起来，早已不见人影。她打不过，也追不上，满腔悲愤地跑到大街上来，站在某个屋檐下，高一声低一声地骂。言辞里踊动着各种生殖器官，又粗鄙又生动，整整一条街都被骂得活色生香。
每次她一开骂，小镇就浮动着快活的空气。大家纷纷走出门来，站在门口，端着一碗什么，一边看着她捶胸顿足地哭，一边心满意足地吃。
有几回，她站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里，蚕蛹一样短黑多褶的手指，直戳学校大门，说我们中学的一群半大孩子把她怎么了，大概还有人踢打了她。她气不过，又不认识人，到每个教室门口去张望，终于没找到，被保卫科的人轰了出来，又站在大家快活的笑声里，嚎啕大哭，眼泪与鼻涕糊满了她那张可笑的丑脸。
我大伯是镇中学的老师，一个极严谨的中年人，几近于刻板，不通人情，年少时，我和他说话都是倒提着气的。但等我长大，成了他的同事，他逐渐没了架子，偶尔还会说一些他的小故事。有一回，正在吃饭，录音机的歌声扫了一遍窗子，他忽然变了色，说，不要脸，怎么会有这种女人，一点自尊都没有！
那是某一天黄昏，他在学校后面的山路上散步，不幸遇见了阿香，录音机滚出毛茸茸的歌声，“真的好想你”，“我心中只有你”，替她勾引着他。
她向他走过来，大声说：老头，做生意不啦？
我伯父不知是没听清，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了一句：什么？
做生意不啦？XX生意！她凑近他耳朵，吼了一句。
这个正派的老先生像受了奇耻大辱，气得眼前一黑，你嚼杆是吧？！
她咝咝地笑，指指旁边的草地，提议说，那个草地酥软的，舒服的，去那X啊！来扯他的衣服，有一种势在必得的神情。
这种势在必得把我伯父气得肝肠寸断，他怒不可遏地把她的手打开，提起脚，匆忙离开，回到学校，一连洗了三次手，两次澡，一次头，衣服从里到外都换了，他那么生气，我怀疑如果可以，他真会把内脏也翻出来洗一下。
听到这些歌，觉得耳朵洞都被唱龌龊了！他仍然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气呼呼的，腮帮子嚼得飞快。
我伯父这么高尚，当然不会光顾她，那些和伯父一样的伯父们也是，如果有需要，他们也会驱车去县城，找一个红通通的小店，和一个肉冻般的胖姑娘，而不是在乱草中央和阿香滚在一起。他们觉得这样太掉份儿。会光顾她的，多是些老鳏夫、农民工，或者和她一样残疾的人。
她就靠着这种方式，卑微又艰难地活在我们的视野里。
这是典型的乡村，去除了对风景的抒情，与对乡愁的追捧，就留下这样隐隐作痛的真相，窝藏在我的乡村岁月里。
但，如果不是发生那一个故事，我真的都不会动笔来写她。她太特殊了，也太普通了，几乎每一个村庄都会有几个这样的人物，在田畴村落世态人情之间默默地生，默默地死。
那时候我教初二语文，有几回，正在上课，她逃脱了门卫的防备，在教室的门窗外，东伸一脖子，西探一脑袋，饶有兴趣地朝里看。
问她找谁，也不说，笑，露出一口黑黄的牙，一边吸着烟，一边踢踢拖拖走开了。
每次她一出现，教室便一阵沸腾，尖利的女声，正值变声期的男声，此起彼伏地猜测着什么。我于是刻薄地以为，幸许，她只是在找某些男生。
但我错了。
她并不是找某些男生，而是某个男生。
春天阴晦的下午，雨像一排排感叹号往下坠，三四点的时间，也像是入了夜。我们正在沉闷地上着课，一转头，又看见了她，手里拿着一个赭色的布袋子，身子在外，头斜伸着，执着地望着里头。看到我看她，她一反常态地没有缩回去。
你找哪一个？
她没回答，目光继续盯着教室的某一处，喃喃叫着，彬啊，彬呐……是和以往的诅咒、哭泣和傻笑时完全不同的声调，叫得我们摸不着头脑。
忽然想到，难道，她小孩在这个班里？
她从前的故事，很少听人说，提起她，大家多是打趣、调笑和诅咒，偶尔听到只言片语，都说惨，说她曾经很好看，一个壮年女人，肯干活，实心眼，可惜嫁了一个暴戾又不可理喻的老公，被活生生打成了半疯。
又有人说，似乎是她有外遇，老公自然不会放过她，折磨成这样。她本来可以逃走的，她脑子活络，有的是办法活下来。但因为孩子还在上学，舍不得，就一直咬着牙，忍受着男人一轮又一轮变相的伤害。
教室里安静得吓人，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坐在后排的李彬彬，一个寡言的男孩，成绩不好，长相不出众，不活泼也不惹事，是人群中最不引人注目的孩子。此时，他正双手交叠，低着头，僵着脸，像木桩一样坐在位子上。
彬啊，彬啊……阿香又柔软又绝望的呼唤。
他依然坐在那，头深深地勾着，什么表情也没有。
旁边已经有细微的议论，啊，他就是她儿子？
癫子是他妈？
你从前知道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
他终于走了出来，脸胀红着，我几乎能感觉到他的百般不情愿，和呼之欲出的愤怒。他走出来的时候，阿香，这个疯癫的女人一反常态地紧张起来，她佝偻着身子，神情近乎于谄媚，怯生生地递过手中的布袋。
给你的菜！
那时班里的学生都来自附近的十里八村，周末的时候，会从家里带来米、钱，和已经炒好的菜，装在瓶子里带到学校来，佐伴着白米饭吃。
我的猜想被验证了，他真的是她儿子，这个孩子，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老师谈过他的家庭，每一张联系表上，母亲目前状况的那一栏，他一直填的是“已故”。
我回到讲台，继续上课，留他们母子在外面交谈。但不到半分钟，门外就传来激烈的争吵，男生怒吼着，你来干嘛，不是叫你别来吗？然后便是叫她滚，给我滚，给我滚，滚呐，滚！
女人近乎哀告地喃喃细语，听不清内容，不知是在解释，还是在哭泣。
再接着，一声响亮的玻璃碎裂声传来，什么东西被摔碎了。我慌忙走出去，映入眼帘的，是走廊里的一地笋片，切得粗粗大大的，拌着绿褐色的酸菜末，大小不一的玻璃碎片，油渍斑斑，摊在他们脚下的水泥地面上。
他伸出双手，猛地将她一推，吼道，你滚啊，你来干嘛？不要来找我，不要让我看到你！
她一个趔趄，还好没有摔倒，眼光乞求似的看着他，嘴唇动了动，但什么话也没说。
我说，李彬彬，别这样！
他不再吭声，全身发抖，牙齿狠狠地咬着下唇，渐渐发了白，又慢慢渗出了血。后来流下泪来，但眼睛里的那点恨意，依然像针一样尖锐。他盯着她，盯着这个疯子，这个小镇的公共妓女，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这个已经不再熟悉的亲人，这个神智不清离家多年但仍然惦记着他的生身母亲，盯着她肮脏痴肥的脸颊，盯着她脸上的血道子，新的，半新的，已经痊愈了的，像运河一样交缠在她深泥色的皮肤上，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李彬彬，你先进去吧！
孩子进去以后，她哆哆嗦嗦地伸出她的手，说，老师，你看，我摔了一跤，摔破了！掌桩那里，的确有几道血沟，几片碎皮像软弱的牙齿一样咬在两侧。她又捋起裤腿，给我看膝盖，又是一块黑板擦大小的伤口，已经溃烂了，中央正在流着脓，血滋糊拉的，一股隐约的肉体腐烂的腥味扑鼻而来。
你快走吧，我们要上课了。
她似乎听得懂，点点头，对，要上课，上课。
在那节剩余的课堂里，李彬彬再也没有抬起头，他一直趴在课桌上，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教室里有目光陆陆续续投向他，像生平第一次知道有他这个人一样。那天下课以后，我和他聊天，问他的家庭情况，他拧着，什么也不愿说。我不想强求，只说，如果需要帮助，尽管来找我。
在往后的岁月里，他的生身母亲一如既往地卖身、哭泣、骂街，她提着那只录音机，在镇上往返，唱着“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唱着“一剪寒梅，无怨无悔”，唱着“我又爱你我又恨你，恨你对我无情无义”。他更加沉默，从早到晚坐在位子上，不动弹，不言笑，像固定在教室里的桌椅。
有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窗外有女人哭，模糊的方言，嘶喊着不知道什么内容的内容，怪诞、凄恻，惊得小镇的梦戛然而止。
男人从窗子里探出头，大喝一声，大清早鬼叫鬼叫做什么。
那声音便断了一下，又渐渐弱下来，细下来，最后逐渐消失，仿佛是走远了，不知去了哪里。
不久，我就调离了小镇，因为个人的许多原因，我极少回去。有一年，忘了是去办一个什么证件，办完后，坐在临街的小卖铺里，忽然听见了录音机的歌声，已经不是“真的好想你”，而是“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心田”了，跟着歌声走过来的，果然是阿香，她居然还在，一如既往地，提着那只灰壳录音机。可是，已经老了，从前的黑色短发，已经灰了下去。
经过我面前的时候，我对她笑了一笑，她很意外似地，说，你回来了？
她居然记得我。
我说是。
然后在不远处站住了，点了根烟，是最便宜的庐山，没人和她说话，我也没有。她对着尘土翻飞的长街，寂寞地吞吐着烟雾，抽完，又提着录音机慢慢走远了。她走之后，旁边有人说，你怎么会认识她？
是我从前学生的娘呢。
哦，听说没什么救了，屙尿的地方烂得跟只臭茄子一样，他啐了一口，似乎觉得晦气或恶心，不愿再说了，转过脸，对着柜台里的人，今夜三缺一，你们谁想来乐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