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评价的手段或表达形式，主要包括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其中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属于社会评价，它的特点是，行为主体是作为被评价的客体出现的，而评价主体是作为“旁观者”出现的，并由此地位来确定行为的善恶价值，表示对这一行为的倾向性态度的。而内心信念则属于自我评价，它的特点是：评价主体和评价的客体两任集于一身，是直接为评价者本人自己认识和调节自己道德行为服务的。社会评价只有和当事人的自我评价相一致或大体相一致，并在行为当事人心理上引起了共鸣，才能使行为当事人真诚地和自觉地坚持或改变他所作的行为。
（一）社会舆论
所谓社会舆论，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指一定社会或社会集团中，相当数量有组织或无组织的人们，从某种传统、经验、信仰或愿望出发，自觉地或者自发地在或大或小的社会范围内，表达、传播、交流关于某一现象、事件、关系、行为和人物的评价性看法和倾向性态度。从生态道德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们从热爱自然的传统、经验、信仰和愿望出发，自觉地或自发地在或大或小的社会范围内，表达、传播、交流关于生态系统的某一现象、事件、关系、行为和人物的评价性看法或倾向性态度。这种评价性的看法和倾向性的态度，一旦成为“舆人之论”，在相当范围广为流传，往往直接地或间接地表达着当时一定社会集团以至整个人类的社会要求、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正是由于它具有这种特点，所以社会舆论突出地成为道德评价的重要手段。
社会舆论一般分为正式的社会舆论和非正式的社会舆论两类。正式的社会舆论是由社会组织或国家机关正式表达的，或者是因它的传播而形成的。这类社会舆论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有明确的目的和自觉的意图，有由国家或相应社会组织建立并直接控制的舆论机构和舆论工具（如报刊、书籍、电视、广播、网络等及其相应机构）。它的内容以及表达方式，一般是经国家或相应社会组织批准的或认可的。非正式的社会舆论则不然。它是人们直接凭借传统和经验，在一定范围内，自发表达和流传的看法和态度。这种社会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不一定有明确的目的和自觉的意图（即所谓“发发感慨”、“随便说说”），不表达或不是有意识地表达国家或相应社会集团、组织的意志和要求（即所谓“平心而论”），所表达的看法和态度也往往是不成体系的（即所谓“三言两语”），没有固定的正式的表达机构或工具（即所谓“街谈巷议”、“流言蜚语”）。在每一个社会里，正式的社会舆论和非正式的社会舆论都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在对同一事件、行为，包括同一道德行为的看法和态度上，可能一致，但也可能不一致，甚至可能是根本对立的。
在生态道德的行为评价中，社会舆论有着特殊的功能。第一，它是社会对某种生态道德行为的善恶判断和褒贬态度的表达方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出现了高潮，人类的认识也随之出现了三次高潮。一次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工业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达到了严重程度，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安全，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也影响了经济的顺利发展。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对人类认识环境问题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工业发达国家把环境问题摆上了国家议事日程，整个社会舆论也开始谴责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第二次高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这是伴随环境污染和大范围生态破坏出现的一次高潮。这一次高潮，人们已经开始自发地抵制污染环境的行为，而且“保护环境”的呼声，不仅为环境保护的专家们重申，也上了政治家的讲坛。就连笃信上帝等“救世主”的世界宗教大会，会议的主题也是全球生态问题。整个社会舆论都表明了，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污染环境等行为是一种必须抵制和反对的行为。第三次浪潮以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首脑会议）为标志，人类开始从环境与发展的分离走向环境与发展有机结合的道路。特别是大会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推向行动，使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实现了发展观上的根本变革，在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树立起了新的里程碑。
第二，社会舆论是向行为当事人传递其行为价值信息的重要手段，它能够使行为当事人从中了解行为的社会后果。我国的环境问题直接关乎个人、公共领域、民族和国家三个不同层面的利益。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国土面积的1/3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而环境导致的公害，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音等，则更是对公共利益的危害。同时，环境问题直接影响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我国每年因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在GDP的总量中不断增大。2005年3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这一切都表明，每一个行为当事人都开始清楚，我们对环境的行为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我们只有保护环境，保护自然，才能够对得起子孙后代，对得起养育我们的这个星球。
第三，从一定意义上，它可以说是一种“强制力量”，因为它能够通过赞誉或谴责，迫使行为当事人接受来自社会的善恶裁决和准则性命令，从而继续坚持或改变道德行为的方向和路线。在过去的日子里，人类并没有意识到人类自身对于自然的威胁。近来，通过社会舆论，人类开始意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无怪乎一些舆论指出：现今人类对核战争的恐怖已被担心人类生存环境发生危机的恐怖所代替。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舆论都迫使人们去思考，去改变或者说改善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道德行为纳入到生态环境中，开始调整人类的生态道德行为。人类开始清楚：必须迅速一致地行动起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个不堪重负的脆弱的家园――地球！正是全球范围内的保护环境的呼声，产生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伦理学思考。
（二）传统习惯
所谓传统习惯，仅就社会道德生活方面来说，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已被人们普遍认可和熟悉的，一些日常的、稳定的道德经验、道德常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方式等。它包括了生态道德生活方面。道德上的传统习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但又具有它自身的特点。这个特点便是：传统习惯是一种“自发的”、既成的、获得性的社会意识现象，它所包含的行为准则，多半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些最起码的要求。
传统习惯虽然是较低的道德要求，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些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但是，它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对人们的道德行为过程来说，大半都是从因袭某种传统习惯开始的，并在这种因袭的基础上逐步提高，随即又把提高了的道德行为作为一种传统习惯运用于将来和传给后代。
因此，对于传统习惯，重要的在于分析它的性质，并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性质的传统习惯。这一点在生态道德行为上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对于传统习惯，我们应当区分以下三种不同情况：第一，历史上传留下来的旧传统习惯和当代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新风俗习惯。旧的传统习惯并没有把人和自然看成是平等的，而且也没有把自然纳入道德评价的范围，虽有一些风俗是保护自然和热爱自然的，但却显得并不那么重要。新的风俗习惯形成于我们人类的实际生活实践中，它把保护自然和热爱自然的道德行为作为一种传统习惯运用于将来和传留给后代。第二，属于某一阶级或职业集体所特有的风俗习惯和全社会、全民族共有的风俗习惯。生态道德的传统习惯应属于后者。因为我们所提倡的这种生态道德传统习惯，是整个人类共有的，并不是哪一个集体具有便完成任务，我们生活在一个既可以破坏、毁灭自身生存环境，也可以改善这一环境，从而创造一个较为美好的现实与未来的时代，这关系到整个人类，所以保护自然的传统应该是全人类所共有并一代一代的传留下去。第三，是符合历史必然性要求的道德关系及其发展的风俗习惯或是不符合历史必然性要求的道德关系及其发展的风俗习惯。生态道德传统习惯是属于前者的风俗习惯。我们这样说是因为，这一生态道德传统习惯要求我们为维护大自然，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作出努力，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休戚相关的。
传统习惯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既可能是行为当事人之外的因素，也可能就属于行为当事人自身的因素，因此，它存在于社会的道德评价和自我的道德评价之中。传统习惯的重要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习惯是评价行为善恶价值最初的最起码的标准。人们在评价行为的善恶时，特别是评价日常行为的善恶时，总是首先看这一行为是否“合俗”，是否“反常”（即与“常识”、“常规”和“惯例”不同）。例如，现在，每一项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都要先看一看它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平衡。若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平衡，便可广泛应用；否则，就要加以完善，使之达到要求。第二，传统习惯是评价行为总体善恶的重要根据。人们在评价行为总体的善恶的时候，不是也不应当是这个行为“一时一事”的动机和效果，而应当是贯穿于他“一贯表现”中的稳定性倾向。仍以科学技术为例，我们不能因为一些科学技术应用的后果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就进而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被动的方式来与自然达到和谐，这显然是错误的和不能接受的。应该肯定和相信，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指导来发展科学技术，同样可以达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第三，传统习惯是每次道德评价作出的价值判断（善或恶）和准则性命令（应当或不应当）得以巩固和传留的外在形式。这就是说，道德评价的成果，只有成为行为当事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以至成为一定的社会道德风尚，才算达到了它应有的成就。这一点也正是生态道德传统习惯追求的目的。由于人们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还在逐步完善过程中，因此，生态的道德传统习惯还有待于逐步地巩固。
（三）内心信念
在伦理学意义上，内心信念主要是指道德信念。在道德评价中，内心信念主要是作为良心来发挥其功能的。第一，内心信念作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是推动人们对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最直接的内在动力。人们评价他人或自己的行为善恶，可能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凡是主动的（包括自觉的和自发的）评价，一般都是受作为良心的内心信念所推动的。这就是人们在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时，所常说的“我受良心的驱使”、“良心不容我如此行为”等等的意思。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是以公民关心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博大胸怀为基础的，是人类意识的一次伟大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具有强烈而自觉的生态意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一种生态道德的内心信念，将直接影响到该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倘若，每一个公民都具有了这种内心信念，他必定会凭良心去做事，去约束自己干扰生态系统平衡的行为，为自己具有这样的行为感到内疚，并竭力去改正这种不良行为。第二，内心信念作为“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去”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也是人们道德评价中的直接标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扪心自问”、“凭良心说话”、“问心有愧”、“问心无愧”等的意思。作为生态道德行为的评价标准，一旦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就会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内心中，并体现在人们日常的行动中，它能够自觉地控制人们的行为，使得人们能时时注意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第三，内心信念由于包含情感和意志等因素，可以作为一种内在的强制力，迫使行为当事人接受善恶判断，以及相随的赞许或谴责。当人们培养了自己的内心信念，就可以从社会或他人，以及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评价中，得到善恶的价值信息，产生或增强责任感和荣辱感，以至于达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目的。一般地说，行为当事人更容易接受从自我评价来的善恶判断和偏颇态度，内心信念便属自我评价这一类。最后，内心信念也是使道德评价成果成为行为当事人内在的稳定因素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评价的成果，只有成为行为当事人的内心信念，以及上面所说的日常行为习惯，才算达到应当达到的成就。现在，整个世界环境范围内，都在大造“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社会舆论，其目的就是想让这一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行为能深入人心，使这一成果成为人类每一个公民的内心信念，这是我们所追求和努力的方向。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内心信念毕竟是主观方面的东西，所以只有在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时，它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
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既有其特殊的功能，又有其共同的基础和密切的联系。作为生态道德行为评价中的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是在人类科学技术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的条件下形成的，并且，它们也只能在具备了某种社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地在道德评价中发挥作用。离开了人和自然目前所处的社会条件，它们都既不能成为一种力量，更不能发挥其扬善抑恶的功能，这一点，反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便不难明了。我们说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还在于它们在道德评价中是相互凭借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信念作出善恶判断和命令，往往是要通过社会舆论的传播和强制，才逐步被当事人所接受并按照这种判断和命令而形成个人的行为习惯，扩展为社会的道德风尚。人们又经过这种风尚习俗的陶冶、感染，而形成新的更高的内心信念，并经过舆论的传播，从个别人的信念扩大为整个人类的信念，人们的生态道德形成过程便是如此。最后，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在道德评价中是相互促进的。这就是说，社会舆论有助于人们内心信念的形成和坚定，反过来内心信念又是社会舆论对行为当事人施展其功能的基础。只有内心信念、传统习惯、社会舆论三者在善恶判断上达到一致，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