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古钱的根源
货币起源及金属铸币出现的时间是古钱收藏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在我国古代文献资料中有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述，但这些记述大都是捕风捉影之谈，缺乏确实佐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新的学科也不断出现。以古钱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学科——古钱学诞生了，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部门，它对历史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有着重大意义。
古钱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完全一致的。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人们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开始交换剩余产品，随着交换的日益频繁，人们感到最初那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越来越不方便了，于是，就有一些商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为充当一般商品的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这些特殊商品正是货币的原始形态，可称为实物货币或货币商品，充当这种特殊商品的东西一般是生活中普遍需求的商品，如工具、装饰品等。
据《史记》《管子》等文献资料记载，我国上古货币有龟、贝、珠、玉、金、银、刀、布等多种。
龟在今人心目中多含贬义，但在古人心目中却是能够预知未来的吉祥物，龟在古代还是长寿的象征。据史载，商代凡祭祀、征战、农作力役之事都先取龟甲或牛骨预卜，以知吉凶，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汉代。王莽改制后，推行龟贝金银等新币，按龟的大小尺寸定为龟宝四品。可见龟在古代确实能作货币使用。
贝这种重要的外采交换品，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曾充当过货币，这是没有疑问的，它是我国最古的钱币。有资料表明，贝在盘庚迁殷以前早就是货币了。在郑州和辉县，属于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墓穴中都曾发现过贝，在郑州白家庄发掘的一座商代前期的墓穴中竟发现了有穿孔的贝602块之多。
贝币是由海中的贝壳打磨穿孔而成的，一般为乳白色，大小轻重基本相同，用线绳穿作一串可作项链佩戴。它是古代象征高贵、富有的一种装饰品。因当时捕捞条件、交通运输相当落后，海贝的采集及运输相当困难，所以商周之间，贝币的价值较高，这也正应了“物以稀为贵”那句话。当时臣民得到君王赏赐的贝壳是一件极为风光的事情，从中国汉字中也可依稀看见这种历史文化遗迹。汉字中凡偏旁中有“贝”的，都与财物有关，例如：财、货、贷、贪、贫、贿、赂、赏、赐等等。
其实，贝币不仅指海中打捞的天然贝，还指商后期的金属铸贝，主要是铜贝。对于商代货币的情况有人曾作过这样一个推论；贝在夏代已经完成了向货币转化的过程，成为普遍流通的交换媒介。
在周代，货币的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这和当时商业的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从周代前期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来考察，天然贝、铜铸贝等都是当时重要货币。金属货币的广泛铸造和使用是春秋战国的事。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改革币制，“废贝行钱”，贝币才基本为金属铸钱所代替。据说在我国云南某些地区，贝币一直沿用到清朝初年。
珠玉也曾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货币形式。《管子？地数》中称古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因为珠玉的价值大大超过了其他形式的货币，所以它们不会在民间小额贸易中使用，它们作为大额支付或上层馈赠聘问之用。
古籍中的金一般并非单指黄金，它还包括银、铜等。金、银作为货币形式出现较晚。黄金铸币最早见于楚国的金版。中原地区也曾大量使用过黄金，《史记》中载有苏秦说赵王合纵，赵王赠苏秦饰车百乘，黄金千镒（一镒为二十两）。这种金币的形状目前仍不明确，但黄金在当时是一种贵重的金属称量货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外，黄金还是一种贵重的装饰品。银也曾为我国的一种货币形式，这点也早就有了明证。铜作为货币使用的时代也很久远，商周时期，青铜是制造工具、兵器及礼器的主要原料，除用于馈赠外，自然也可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今不赘述。
一、先秦钱币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迅猛发展使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原始的实物货币逐渐为大量出现的金属铸币所取代。
春秋时期，河南地区的货币以空首布为主。空首布的形状与一种叫“铲”的农具相似，它的币身厚不足一毫米，显然已失去了其作为农具的价值。这种空首布已完全从实物货币中分化出来，成了真正的金属货币。空首布有平肩、斜肩及大小多型，其中特大型及特小型很少见。空首布的面文相当复杂，自一个字到四个字算来多达一百余种，有的是数字，有的是天干、地支，还有一些币文前人认为是铸地的名称，但这并不完全正确。一般认为，大部分单字空首布的面文仅是铸炉的标记，这些文字是先在土范上用刀刻成，然后翻铸的，在币文上仍可看见刀锋的痕迹。不少空首布的面文与甲骨文极其相似，如一些天干、地支及侯、京、吉、于、宫、朋、不、大、弗等。这说明在东周时代，殷商文化在洛阳地区仍有很大影响。
二、秦汉六朝钱币
秦统一六国后，规定以黄金为上币，方孔圆形的半两钱为下币。从这种方孔圆钱产生直到它被近代的机制铜圆取代，这期间累计达两千多年。
秦、汉半两钱流通了数百年，其间虽然几经变迁，这种钱在不同时间内的大小、轻重都有很大差别，但要严格去区分先秦半两、秦半两与汉半两的界限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先秦半两的文字微带隐起，笔划分方折及圆折两类，大部分重4克左右，秦统一全国后，规定半两钱应名符其实。按秦代量制计算，半两约重8克，所以一些币体制作精美，文字工整，重约8克的半两钱大多铸于秦始皇时代。
三、唐、五代钱币
唐代的第一枚铜钱是开元通宝，每十文重一两。我国量制中的一两十钱制就是起源于这里。开元通宝的钱文是唐初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字体端庄、凝重。开元钱的出现宣告了自秦开始流通了八百多年的铢两货币的结束。这以后的中国货币多取名为元宝、通宝等。开元通宝在唐代铸行了二百多年，铸量较大，铸地分散，版别也很复杂，估计有几百种。开元钱背面常有月纹和其他纹饰。有人说月纹是开始铸开元钱时，文德皇后在蜡样上掐的指甲印儿，也有人说是太穆皇后和杨贵妃的指甲印儿，还有人认为这是模仿外国钱币。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些纹饰大都是当时各个铸炉的特别标记，是用来检验铸钱质量的凭据。
五代时，福建的王氏政权也铸有多种多样的钱币。公元916年，王审知曾铸铅钱，与铜钱并行。这种铅钱的面文仍为开元通宝，背面有福、闽等字。公元939年，王延羲改元永隆，铸永隆通宝铅铁钱，公元944年，王延政天德二年铸天德重宝铜、铁钱，背有殷字。
唐末时刘隐占据广东，公元917年，刘隐的弟弟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铸有乾亨通宝和乾亨重宝两种铜钱。公元918年，又铸乾亨重宝铅钱。铅钱近年出土较多。
唐末、五代之初，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盘踞在幽州近二十年。
他们曾先后铸造过—批大面额的劣质铁钱，如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等，也铸过一些铜钱，但数量不多。公元911年，刘守光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传世有应天元宝背万、乾圣元宝背百、应圣元宝背拾三枚铜钱。
唐、五代货币除了有铜、铅和铁质外，还有少量金、银质钱，但这些金币、银币多用于统治者上层赏玩、馈赠之用。
四、宋、辽、金、西夏钱币
宋代开始盛行年号钱，几乎每次改元都要新铸一种钱币，版别复杂，钱文书体中篆书、隶书、真书和草书样样俱全。
南宋时铸钱量远远不及北宋，这与当时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萧条、铜源缺乏有关。
五代时，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也自铸铜钱，但铸量不多，辽王朝早期的铜钱非常罕见，传世的从一到十数枚不等，这些钱有：天显通宝、天禄通宝、保宁通宝等。重熙以后的辽钱存世稍多，如清宁、咸雍、大康、大安等。辽王朝还铸有一种吉语钱叫做千秋万岁钱，分大小多型，版别也很复杂。
继辽而起的金王朝铸钱种类较少，只有正隆、大定钱略多。正隆钱的“正”字末笔左向出头的称为五笔正隆，非常少见。大定背有申、酉字，有人说申酉属金，为了标明国号，金章宗（公元1190～1200年）以模仿瘦金书闻名，他所铸泰和通宝的楷书钱文很有宣、政的神韵。金代又有崇庆、至宁、贞祐钱，都为稀世珍品。由金人扶植的刘豫政权（公元1131～1137年）铸有阜昌钱，制作精良。
与辽、金同时代的西夏所铸钱币分西夏文与汉文两类。西夏文钱的铸量不多，有贞观宝钱、福圣宝钱、大安宝钱数种，汉文钱如直读大安通宝、元德重宝、元德通宝等均少见。汉文钱还有天盛元宝、乾祐元宝等。
五、元、明钱币
历史文献中关于元代铸钱情况的记述非常少，因而对元代钱币的研究主要依靠许多钱币学家多年积累的经验。
元朝的前身蒙古汗国（又称天朝）时曾铸过少量钱，如大观诵宇、泰和通宝和大定通宝等。其中大观通宝的钱文书体与瘦金书不同，有人将它称为“米书大观”。这时期还铸过天朝通宝银、铜钱。
元末农民起义军也铸过不少铜钱。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义军于1355年建都亳州，改元龙凤，铸有龙凤通宝；徐寿辉领导的义军于1351年建元治平，后来被他的部属陈友谅篡位。陈友谅先后铸有天启通宝、天定通宝和大义通宝，形制都不算好。占据江淮地区的张士诚于1354年建元天祐，铸有天祐通宝。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1年开始铸行大中通宝，1368年建元洪武后，又铸大中、洪武通宝五等钱，五等钱的重量依次从一钱到一两。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明王朝大力推行大明宝钞，铜钱禁止流通，铸钱也自然停止了。
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铸宣德通宝，这种钱比较厚重，版别简单，很少混杂质量低劣的私铸钱。宣德通宝中有一种的“德”字中省去一横，属珍稀品。
弘治通宝的铸期和铸量情况都与宣德通宝相近，今不赘述。洪熙年间（公元1425年）是否铸过铜钱至今还悬而未决。
自嘉靖年起，铸钱量开始回升。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铸嘉靖通宝，仍采用洪武五等钱制。南京博物馆藏有一枚嘉靖通宝当十雕母大钱，铜色又黄又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铜雕母钱。所谓雕母钱指铸钱前先用铜、锡、铅、牙、木等材料雕成的第一枚钱币样品，又称祖钱、雕祖。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铸有隆庆通宝，这种钱铸量不多，但铸工精良，钱体厚重，钱文大方端正。
万历年间，铸钱权限下放，各地纷纷私铸铜钱，铜钱的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而且铜钱的面文也由传统的楷书向不标准的仿宋体发展，钱文的书法艺术呈衰落趋势。
明熹宗（公元1621年）即位后铸有泰昌通宝，数量很少，版别却不少。其中有一种“泰”字左方少一点的叫做心泰泰昌，非常少见。
天启年间，全国的铸炉达156座之多，因而，天启钱的数量大，版别多。天启小平钱的背纹大致可分以下几类：一类是背有星、月、日及横划等标记；一类是纪重钱；还有一类背有户、工、新、镇等文字。天启时也铸有当二和当十钱，这种钱较小平钱要少得多。
崇祯时所铸钱也比较复杂。崇祯小平钱按背文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背有星、月、日、圈星等标记；第二类背有天干；第三类为纪重钱；第四类背有各种文字，多纪局名与地名。崇祯当二钱可分大小二型，大型的应属初铸品，背有星纹、二和监工等字；小型的与小平钱大小轻重相近，背有工二、局二、户二等字，其中大型户二钱极其罕见。
崇祯死后，在南方各地成立的各个南明政权也纷纷开炉铸钱。
福王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铸有弘光通宝；浙江的鲁王政权铸有大明通宝；福建的唐王政权铸有隆武通宝；桂王朱由榔于1646年改元永历，铸永历通宝。
明末农民起义军也铸有一些铜钱。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铸有永昌钱；张献忠在四川的政权铸有欠顺通宝小平钱，后来还铸有西王赏功大钱。张献忠的后代还铸有兴朝通宝，这种钱存世不少。
六、清代钱币
清代的钱币铸量大、种类多。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关外建国，铸有汉文天命通宝及满文天命汗钱两种。这以后的皇太极铸有满文聪汗之钱背十一两大钱，面文的读法依次为左、上、下、右。背文左十、右一两。
入关后清王朝第一代皇帝顺治铸有顺治通宝。小平钱版别很多，有人将它们分作五类，这主要是根据背文的不同所分的类。
康熙在位61年，康熙通宝的铸量非常大，但类别却不如顺治的多，基本上只有背满文宝泉、宝源及背满汉文纪局名钱二类。
雍正钱的铸量少于康熙钱，并且背文一律采用满文纪局，存世有宝泉、宝源、宝浙、宝武、宝济、宝昌、宝苏、宝巩、宝河、宝云、宝南、宝晋、宝黔等十余种。
乾隆在位60年（公元1736～1795），铜钱铸量极大，背文也用满文纪局，总共有宝泉、宝源、宝真、宝陕、宝福、宝浙、宝苏、宝武、宝昌、宝桂、宝广、宝云、宝南、宝川、宝晋、宝济、宝黔、宝台、宝伊、乌什、叶尔羌、阿克苏、喀什、库车等24局，其中宝台局和新疆各局铸量较少，另外其他各局的一些特殊品也较少。如宝福局有一种乾隆钱，背为满汉文福字或满文宝、汉文福字；再比如，阿克苏局有一种乾隆钱背有三角星或“九”字。
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铸钱质量继乾隆之后逐年下降。当时钱局有19局，大都是沿用乾隆时的旧局。
道光时的铸钱局与嘉庆时基本相同，仅比嘉庆时多出库车、宝新二局。道光通宝的质量和面文都非常差。
咸丰各省局大量铸钱，因而这时所铸钱种类多、版别杂，约在千种以上，集币爱好者对这一时代的钱表现出极大兴趣。
咸丰帝死后，曾一度改元祺祥（公元1861年），因而有少量祺祥钱传世。后来，西太后发动政变，改元同治，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铜钱铸量锐减。同治通宝除宝云、宝苏、宝浙、宝桂、宝州、宝昌、宝巩、宝泉外，其他局的制品少见。
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机制银铜币开始出现，方孔圆钱逐渐走向衰落，但光绪钱的种类、版别以及钱文的书法艺术都超过了康熙、乾隆盛世，这可谓回光返照。
七、少数民族货币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的祖先，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
历代民族经济发展和交流中，产生的用本民族的文字，或与汉文合璧铸造的货币，是中国古代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不少是极罕见的珍稀品种。
少数民族的历史货币，流通范围有限，发行量不会很大，一般的铸造时间不长，而距今又年代久远，实物很少，而且多缺乏文字记载，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