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董其昌和徐渭。董其昌以温文的书风引导书坛，徐渭则以人生与艺术的交融影响后世。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又字思白，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早年与朋友相处，学习书画，并与禅宗大师一起参禅论道。30岁后，他历任清要官职，但多次告退在家赋闲，以书画自娱、交友。
董其昌的书法取法古人，是一位集大成的书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作品多为他中年以后所书，作品风格的丰富多变说明了他的师法古人的深入程度。他学书不求外在的形似而注重内在的精神的体现，对结体、用笔、章法皆有深入的研究和高妙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淡雅清秀的书风，创造了他理想中的文人书法，对清代书家影响巨大。
徐渭（1521～1599年），字文长，号天池，晚年号青藤山人，山阴（今绍兴）人。他自幼聪明，诗书琴剑，无所不通，亦无所不精。他襁褓丧父，多次科举考试皆未及第，以课徒为生。后因学识过人、精通兵法进入平倭大将胡宗宪府中为幕僚，出谋划策，深得胡宗宪的器重。胡宗宪因奸相严嵩入狱后，徐渭郁迫难伸，终于疯狂，又在病中误杀妻子而身陷牢狱达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习书度日，并深入研究书法理论，53岁由朋友保释出狱后曾游历塞北边防，回到绍兴后以书画、课徒为生，生活穷困潦倒，但书画作品多作于这一时期。徐渭很看重自己的书法，自谓“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他长于草书，早年书法有黄庭坚、米芾的遗意，晚年变得雄浑恣肆，满纸苍茫。用笔挥洒，结体错落无方，看似无法而实际有法。挥洒的笔锋处处着力，章法奇正相生，于动乱中求平衡。淋漓的墨迹恰似他人生的写照，正如袁宏道所评是“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
明末的书法家中还有一些颇具特色的人物，如邢侗、张瑞图、米万锺、黄道周、倪元璐等。他们都能师法古人而加以变化，并与董书不相雷同，不求秀雅而求奇倔。黄道周善小楷，学锺繇书风，结体扁方，用笔雄劲，但无锺书的深厚之气，黄书大概可代表这一类书风。
清代书法若以体式的多样化而论，实在是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先有以董其昌为宗的帖学大行其道，后有以碑学为标志的普遍流风，把甲骨、篆、隶、魏碑的刀刻意趣引进笔中，既创出了新的书风，也影响了新的画风。清代初期，张瑞图、黄道周等对个人艺术风格的强调影响了大批由明人清的文人，其中尤以王铎、傅山的风格最为突出。一旦社会稳定，平和的人心与社会氛围使秀雅的董其昌书法统领了书坛，如冒襄、查士标就是代表。
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为同榜进士，明亡时，黄、倪均以身殉国，成就了千秋名节。而王铎却以明朝大臣的身份投向新朝为官，保住了功名利禄，失去了文人的节气，这一点一直被当世及后来文人所贬斥，也使他的人生多出了无法纾解的郁结。他的书法在当时就名重一时，以用笔险劲沉着著称于世。王铎楷、行、草、隶诸体皆善，隶书古意盎然，小楷沉稳方正，行草书成就最高，也最能体现他的艺术风格，气魄雄大，用笔连绵沉厚，结体幽密而意态奇伟，写得收放自如而又酣畅淋漓，似乎在抒发他那无处宣泄的郁闷。
王铎的书风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及日本曾经风行一时。
王铎自少年起就勤学苦练书法，他初学二王，小楷学锺繇，进而学唐宋诸家，博学众长，自成一体。他曾自己规定：“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这也是他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保证条件。他的传世代表作很多，有《行书诗翰四首》《学书杜甫诗卷》等。
傅山（1606～1685年），字青主，号公之它，山西阳曲（今太原）人。他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医学家与书画家。明亡前他就因率众为袁继咸喊冤而名重一时，士林皆知其高尚的义举和节气。
明亡后，他投身反清复明的斗争，拒不与清朝合作。傅山治学广博精深，思想通透而不依附门户，卓然独立，自成大家。他的书法尚真率，反奴性，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轻率勿安排。”其行草书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傅山精于各种书体，篆隶功力深厚，小楷直追锺王，早年对晋唐宋元明诸大家反复深入研习，最终形成了他“书以人重”的美学思想。他的行草书用笔纵行高迈，锋颖翻腾，结体跌宕欹侧，一气相包。心中的英雄刚烈之气在笔下能沉着痛快地表现出来。他常运用大节奏的对比造成章法上的气势，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疏密、开合大起大落，行笔或生涩、或流畅，使人觉得时而心音缠绵、时而意气勃发，把一个洋溢着真挚情感的内心世界体露无遗，看去苍茫乱落的纸面动人心魄，给人以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清初文人中，继承董其昌书风的书画家为数不少，如冒襄、查士标、担当等人，都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冒襄是明末著名文人，明亡后隐居不仕。他是董其昌的学生，但书法与老师不同。其书用笔沉着，结体内缩而笔画具有外拓的形式，行草书写得秀雅而不失刚劲。查士标同时也是画家，书法用笔爽健，结体秀美，笔精墨润，深得董书真传。
乾隆年间，书坛上出现了名重一时的大家——刘墉、王文治、翁方纲。
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大学士。其书法享有盛名。他从赵孟頫、董其昌人手，广泛吸取晋唐宋大家的精华，晚年又习北碑，故能不同流俗，形成了他骨力内蕴、体势沉厚的书风。他写字喜用羊毫、浓墨，用笔使转浑成，笔画绵力带刚，墨气浓厚，章法明朗，自具一种雍容的气度。
王文治（1730～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 人。曾中进士为探花，以诗文书法名世，为人潇洒，好音声，随身自带一班歌伎，习禅定，只食蔬果，常以禅理人书。他的书法风神飘逸，才气高华，当时人把他与刘墉作比较，称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其书运笔轻柔，用墨淡润，章法具有一种灵动的空间美，深得时人的喜爱。
翁方刚，字正三，号潭溪、苏斋，顺天大兴（今北京）人。治学精博，著述宏富，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官至内阁学士。他善书楷行草，其楷书学唐人而谨守法度，点画之间，讲求规矩。行书学颜真卿、董其昌，写得格清而气厚。与刘墉相比，刘书学古能化，自出新意；翁书则严守规矩，不以创新为己任。
自元代以后，书法作为绘画语言得到日益深入的应用，故后世的画家多能书，有些人并列书画大家。清代画家中，八大山人与石涛就是这样的人物，而扬州八怪的出现则使这趋势得到了规律性的体现。此后，学画者必先学书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书与画的交融与相互推动日见深入。
八大山人（1626～1705年），姓朱名耷，江西南昌人。他是明室王孙，自幼聪颖，随父学习，工诗文善书画，通经史，中秀才，青少年时一帆风顺，明亡后，他逃入山中为僧，拜师学佛，造诣精深。他深怀破家亡国的痛苦，直至中年，都以佛学宗师的身份主持佛事和在社会上活动。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后取法董其昌与《痤鹤铭》，其书风由早期的奇伟方硬渐变成雄浑静穆。他喜于画中题跋，书法作品也较多，各个时期皆有。《行书刘伶酒德颂》受黄庭坚与《痤鹤名》影响，结体中收外放，用笔沉着挺拔，章法则大小错落，笔机相贯，气势绵长。八大山人早期书法以求奇见胜，不论在结体上还是用笔上，总要使长者更长，短者更短，作书如作画，使字有奇态，笔有奇气，是以画入书的先锋人物。八大山人后期的书法渐趋苍老平淡，用笔的起止提按愈来愈少痕迹，行草书少引带，更无锋芒，只存一片静穆之气。从《河上花长卷题跋》《小楷心经》中可以体会这种气息。
石涛（1642～1724年），法名原济，号石涛，又号瞎尊者、大涤子、清湘陈人、苦瓜和尚等。广西全州人。俗名朱若极，为明室王孙。明亡后因政治斗争破家，随仆人逃亡，当时只有四岁。四岁出家为僧后居住武昌，读古书，习书画，学颜鲁公。22岁时入浙西拜旅庵本月为师学禅，遵师嘱周游八极至宣城，结识梅清等艺术家，日日临习古帖，游山写生，笔墨得人文熏染，黄山之助，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康熙十九年，他移家南京，与当时的江南文士来往频繁，书画名声远播。在南京期间，康熙南巡，他两度参与接驾。后受博尔都之请人京居住三年，无功而返。返回南京后，即在扬州谋建房屋，终老于此。石涛与八大的破家原因不同，人生态度也不同。八大破家因清室入主中原，而石涛则是因内部操戈而破家，前面的起因相同，而直接作用不一。石涛一直有人世的思想，对社会抱有希望却屡受打击。但是同样悲剧的人生锻炼了他们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