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想听到对自己的正确评价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同时能认清自己，不为别人的毁誉所动，也很难做到。人应有自知之明，否则就会骄傲自满，飘飘然的。历史上就有一些人不随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而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宋朝的王安石就是这样一种人。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王益，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少年时喜好读书，一经过目终身不忘。他写文章落笔如飞，初看好像漫不经心，完成后，见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文章精彩奇妙。朋友曾巩把他的文章带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他播扬美誉。王安石考中进士，名列上等，任签书淮南判官。以前的制度规定，任职期满，准许呈献文章要求考试馆阁职务，惟独王安石没有这样做。再调任鄞县知县，他在鄞县修筑堤堰，浚治陂塘，使水陆交通得到方便，把官谷借贷给百姓，秋后百姓加些利息偿还，使官仓中的陈谷能够换新粮，鄞县的百姓也感到方便。再任舒州通判。文彦博做宰相，向皇帝推荐王安石，说他淡于名利，请求越级提拔，想以此来遏止为名利而奔走竞争的风气。不久，朝廷召他考试馆职，他不肯参加。欧阳修推荐他任谏官，他以祖母年事已高辞谢。欧阳修对朝廷说王安石须用俸禄养家，因此任命他为郡牧判官，他请求担任常州知州。调任提点江东刑狱，入京任度支判官，当时是仁宗嘉祐三年。
王安石的议论高深新奇，善于用辩论驳难和旁征博引来维护自己的学说，敢于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满怀激情地立下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风俗的志向。于是他向仁宗上万言书。
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在此之前，朝廷多次下达委任他担任馆阁职务的命令，他都辞谢了；士大夫们认为他是无意显赫于世以求仕途畅达，都恨自己不能结识他，朝廷多次打算委派他担任名利优厚的美差，只是怕他不就任。第二年，任命他同修起居注，他推辞了好多天。门吏拿着委任敕命到他府上交给他，他拒不接受；门吏随即下拜，他却躲避到厕所里去；门吏把委任敕命放在桌上离去，王安石又追上去把委任敕命交还给门吏；他上章辞谢了八九次，才接受了同修起居注的任命。于是任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从此他不再辞官了。
当时有诏令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皇帝诏书文字，王安石争辩说：“确实如诏令所说，那么舍人就再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而听任大臣为所欲为，这虽不是大臣为了私利而侵夺舍人职权，不过立法也不应该如此。今天大臣中软弱的人不敢为陛下执法守纪，而刚强的人则假借陛下的旨意来制造命令，谏官、御史都不敢违背他的旨意，我实在感到害怕，”王安石的这些话触犯了执政大臣，从此更加与执政大臣相抵触。王安石因母亲去世离任，一直到英宗朝结束，朝廷多次召他，他都不肯起复任职。
王安石的意志坚定，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他当宰相时在政冶、教育等诸多方面大力推行变法，敢于打破旧框框，推出新措施、新制度，曾遭到包括苏东坡、司马光这样的志士贤达的反对。他认为朋友归朋友，政见归政见，决不改变自己的主张。他有一股“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圣贤不足师”的倔劲，不把古圣贤放在眼里，认为自己就是当代的圣贤。可见这个人倔强得多么厉害。又例如，他一辈子穿的都是破旧衣服，乃至他当宰相的时候，皇帝都看到他领口上有虱子。眼睛又近视，吃菜只看到面前的一盘，生活那么朴素。皇帝劝他修修边幅，他也一笑置之。可见他真是对毁誉无动于衷。
当然，在某些做法上，王安石有时也采取了一些不足取的方式。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刚愎自用给他的改革带来了恶果。这是应当认识清楚的。
有志之士应当成为自己人生理想和目标的确定者和负责者，不能让别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在从事认定的事业中做到“行义不顾毁誉”，不必计较别人的诋毁或赞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才有可能闯出自己的天地来。
常言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与人相见，三两句话就说起别人来了，这是通常的事；而且越是有名的人，甚至越是伟大的人物，毁或誉也就越多，一个真正干事业的人，应不轻易相信别人的议论，不要计较别人的毁誉，而是应该专心干自己的事，踏实走自己的路。同时对于别人，也不应当因任何原因进行不切实际的诋毁和赞誉。这既是一种做人的道德原则，也是一种处世的方法和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