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不知人，患人不知己”几乎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病，古往今来大抵一样。一个人一旦自认为有水平，往往就会不把了解别人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必要条件了。而这往往会产生出人意料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当不了解自己上司的真正所欲，而仍一味按自己的那一套去做事的时候，更是无异于冒险。三国时荀彧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
荀彧生于东汉末年，字文若，时人夸其有王佐之才。永汉元年，举孝廉，任守宫县令。后董卓乱政，弃官归乡。袁绍得势时，待荀彧为上宾，但荀彧认为袁绍终不能成大事，遂弃袁而归附曹操。曹操高兴地称他为“吾之子房也。”任命他为司马。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征讨陶谦，命荀彧留守许昌。当时张邈、陈宫在兖州造反，暗中接应吕布。而曹操大军皆去攻打陶谦，手下的大部分督将官吏都与张邈、陈宫有往来。这时，豫州刺史郭贡率数万兵众至许都城下，大家都认为他与吕布通谋，疑惧不安。荀彧独往郭营，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退郭贡，众人渐渐心安。荀彧遂使全城无虞，待曹操班师而回，见一切无恙，大赞荀彧立下奇功。
其后，在曹操破黄巾、平吕布、收张绣、灭袁绍等一系列战事大计中，荀彧皆充当重要谋士，为曹操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尤其是在建安元年，由于诸侯烽起，曹操虽已占据了天时地利，但在诸侯中依然不能处处掌握主动。这时荀彧极力劝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曹操众部下皆犹豫不定。而荀彧陈其利弊，终于促成。从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荀彧因此而得到曹操的更大信任，被升为侍中，旋又任尚书令，军国大事皆倚仗他筹划。
同时，荀彧又向曹操推荐了贤士郭嘉等人，他们不孚所望，所谋划的计策都颇见奇效。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的相持于官渡。由于双方力量悬殊，不久曹操的军粮就出现了危机，以致军心大动，败局似乎已经定下。曹操及一些部将谋士疑惧不安，打算班师还许，这时荀彧挺身而出，分析天下形势，指陈进退利害，力劝曹操克服因难，等待时机，用奇兵制胜，以图将来大业。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最终大败袁绍，平定了河北，从而为统一北方缔造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理说，荀彧足智多谋，为曹操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理应加官晋爵，一生荣华享用不尽才对，但为何在不满五十就含恨而死呢？
原来，随着权势和地盘的扩大，曹操的不轨野心也渐渐显露，并越来越大；而此时荀彧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或者，从一开始，他就没有真正了解曹操。另一个谋士董昭却看出曹操想自封为“魏公”的意图，就上表建议他这么做。当他去和荀彧商量时，荀彧却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听说此事后，大为生气，从此就有意疏远荀彧。但荀彧并不开窍，依然苦口婆心地拿“义”、“德”来规劝曹操，结果两人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到了后来，曹操甚至感到荀彧这个愣头青书生有些碍手碍脚的。
于是在征讨孙权的时候，大军开到了濡须（今安徽省含山县境内）时，荀彧患病。这时，他收到了曹操的礼物，打开一看，是一只空荡荡的盒子。他当即明白了曹操的心意，长叹一声服下毒药，含恨死去了。
第二年，曹操晋爵为魏公。
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别人比让别人了解自己更重要，往小说，关乎个人的安危荣辱，往大说，关乎国家的乱治兴亡。孔子本人虽然大半生都在渴望别人了解并重用他，但首先，他是以知人为前提的。这是一种智者的见识，也是一种智者的活法。
生活中有很多人，总是担心自己的才华不为人知，悄无声息地被埋没了，甚至怨恨没有慧眼识己的伯乐。其实，这些担心不仅多余，而且从根本上证明这种人实际上并不怎么样。真正要紧的问题，并不在于人知，而在于知人。如果我们不在知人上下功夫，则会贤愚不辨，是非混淆；交友不能亲贤远佞，用人则不能取良避奸。而这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对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