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私本性决定了人的行为，大多数人所作所为都必然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一部分人因权势或际遇而觉得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去追逐私利，进而走向骄奢，以致最终因私心无度而引火烧身；但有一些堪称君子的人，无论何时都能自律有度。他们不仅一生平安顺达，而且还能够创建功业，留下美名。春秋时的庆封和晏子，就是这样一对典型的例子。
齐襄公二十八年，齐国的权臣庆封到吴国，聚集他的家族居住下来，聚敛财物比原来更富有。当时的子服惠伯对叔孙穆子说：“上天大概是让淫邪的人发财，这回庆封是又富了。”穆子说：“善人发财叫作赏，淫邪的人发财叫作祸患，上天将要使他遭殃。”昭公四年，庆封被楚国人杀了。以前他的父亲庆克曾诬陷鲍庄，当时庆封谋划攻打子雅、子尾，事情被发现，子尾刺杀了庆封的儿子舍，庆封逃到吴国。这里说的子雅、子尾是齐国的公子。同一年，齐国崔姓叛乱，子雅等公子们都失散了，等到庆氏灭亡后，齐王又召回了这些公子们，他们都各自回到他们的领地。乱事结束后齐王赏给晏子邶殿的60个乡邑，他不接受。
子尾说：“富有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你为什么偏偏不要呢？”晏子回答说：“庆氏的城市多得能够满足他的欲望，而他还贪而不忍，所以灭亡了；我的城池不足以满足自己过分的欲望。不要邶殿并不是拒绝富有，而是怕失去富贵。而且富贵就像布帛有边幅，应该有所控制，使它不致落失人手。”这是说富人不能随意增加财富，否则将自取灭亡。
人富了，就容易产生骄横之心，富而不骄的人，天下很少有，富者要忍富，不能因比别人富，去欺压别人。
对于贫寒清苦的生活，有些人以为苦，而不少名士、隐士则有他们独到的见解，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把忍受清贫的生活当成一种修身养性，战胜人性中贪欲的一种方法。他们不以此为苦，反以此为乐。
而与之相反，让自己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不加抑制地放纵的人，结果往往都像庆封一样，最终身败名裂。但偏偏这样的人代代都层出不穷。
东汉外戚梁冀，官至大将军，掌权20年。他强占无数民田，洛阳近郊，到处都有他的花园和别墅。后来被抄家时，家财达30多亿，相当于那时全国一年租税收入的一半。另一个大宦官侯览，前后霸占民宅380所。他的住宅，“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雕梁画栋，类似皇宫。西晋大臣石崇和国舅王恺斗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紫色丝绸做成长40里的步障，石崇就用织锦花缎做出更华丽的步障50里。结果，梁冀、石崇、侯览都在“八王之乱”中被处死了。
四川人安重霸，在简州做刺史，贪得无厌，不知满足。州里有个姓邓的油客，家中富有，爱好下棋。安重霸想贪他的财物，就把姓邓的传来下棋。只许他站着下，每次落一子，就要他退到窗口边，等安重霸思考好了，再让他过来，这样一天也没下几十个子。这样姓邓的站立得又饿又累，疲倦不堪。第二天再传他去下棋。有人对他说：“太守本意不是下棋，你为何不送东西给他？”于是姓邓的送上三个金锭以后，再不叫他去下棋了。这种人的行为看起来让人觉得好笑，不可思议，但他们的结果往往“不好笑”，也往往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安重霸最后身首异处、他所聚敛的家财一分也没跟他走。这种放纵私欲，聚敛财富，恃权骄奢的人，其实是在进行一场人生的冒险游戏。最终于人于己，皆为不利，并且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人是自私的动物”，这句话没错。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自己和他人的自私性，也必须承认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合理合法性。但这些都必须是有限度的，在古代“度”是人性容忍的底线，在今天就是法律的范围。否则，一旦人的私欲决堤泛滥，以致侵害到别人，甚至严重触犯法度，那么，必然会遭到怨恨和惩处。古往今来因私欲太盛而遭致祸患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教训是值得人们在现实中引以为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