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太平,国法严明,社会稳定,环境宽松,就要力争在行为和言语上都做一个正人君子;只要依法办事,说话坦率直接一点,不仅不会被“穿小鞋”,反而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在动乱的社会中,国无章法,人无依靠,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固然在行动上必须公道行事,可是在言语上则一定要注意少发牢骚,千万避免得罪别人,甚至有时为了不得罪人而宁可装聋作哑,也不要把矛盾挑明而引祸降身,从历史的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这条行事原则的“得”和违反这一原则的“失”。
西汉初年,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协助吕后,用计谋诱杀了韩信。汉高祖刘邦此时正率军队在外平叛,闻此讯后,立即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外加许多优厚的恩赐奖赏。文武百官都为此而向萧何贺喜,惟有一位叫召平的老臣却前来报忧吊丧。他对萧何说:“目前诸王都心怀二志,所以皇帝要亲自率兵在外平叛,无暇后顾。而相国您却镇守京都,不用冒负伤战死的危险,皇帝难免对您有疑心。所以,皇帝给您加封晋爵,用意只在于试探您。若您因此而居功自傲,日后就难免有不测之祸。所以我恳求您坚决推辞这些封赐,再拿出全部家财来资助劳师远征的军队,惟有如此,才可消除皇上对您的疑虑。”萧何听后,恍然大悟,马上依计而行,消息传到前方的刘邦那里,刘邦十分高兴,对萧何不再疑心了。
同年秋天,淮南王黑京布又起兵反汉,刘邦不得不再次率兵亲征。出发后,他数次派遣使者回京,询问萧何在后方具体做了一些什么事。萧何想,准是刘邦又在提防自己了,所以他就想旧戏重演,他的一位宾客知道此事后,马上劝阻他:“您如果再像上次所做的那样的话,就将面临杀头灭族之祸了。作为相国,您已是功盖群臣,权利爵位已是登峰造极,这七年来呕心沥血的苦心经营,您已更加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拥护。现在皇上之所以数次派使者来询问您的情况,就是害怕您以自己的声望,给他来一个‘后院放火’,所以,您现在最好是用贱价来强买民间的田宅,并向民众放债,以此来招致民众的怨恨,这样皇帝就会对您感到放心了。”
萧何醒悟过来,又是依计而行。不久,他低价收买田产,高价放债,装出一副贪婪鬼、守财奴的嘴脸,对政事却再也不多过问,硬是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刘邦在前线知道了萧何与民众失和,悬着的心果然放了下来。萧何也就因此而避开了即将加身的大祸。
萧何做到了“危行言孙”,免去了灾祸。可是历史上有一位人物,民族英雄岳飞,世人多说他冤死在奸臣秦桧手上,这是不假的,但岳飞的死与南宋高宗皇帝也不无关系。岳飞奋力抗金为什么会“得罪”高宗呢?若是从岳飞身上找原因,则可以说与他没有做到孔子所说的“危行言孙”也不无关系。
岳飞要北伐抗金,完全对,可是他所处的正是“邦无道”的时代,有不容“言不孙”的地方,结果蒙冤死了。为什么说他“言不孙”呢?“直捣黄龙、迎回二圣”是岳飞要北伐的口号。要迎回来的“二圣”是什么人?他们是已在台上执政的南宋高宗赵构的父亲和哥哥。岳飞当时的口号,就是一定要打到“黄龙府”去,把太上皇、皇兄两个人请回来。他这个话说得也对,但宋高宗听了很不高兴。
在赵构看来,倘若抗金胜利,迎回其兄,那么他现在好端端坐着的皇位也就坐不下去了。与其这样,还不如表面上做做抗金的样子以平众怨,而实际上借助金人的力量,构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苟且偷安,这样皇位能够坐得稳稳当当的,可是岳飞成天喊着“直捣黄龙,迎回二圣”不就是要他把皇位让出来吗。宋高宗心里窝火,却又不好明说。秦桧察颜观色,心领神会,揣摩到了个中奥妙,于是借整死岳飞以大拍高宗的马屁。高宗为了自己的皇帝宝座,自然是不惜让岳飞当个屈死鬼的。
有一句谚语说:“察见渊鱼者小祥,智料隐匿者有殃。”这里面该是凝集了历代多少辛酸世故!毫无疑问,敏锐地洞察一切的能力是必须具备而且理应受到称赞的,然而在动乱的年代,险恶的人世间,尤其是“邦无道”之时,如果不能做到“危行言孙”,很可能招致杀身的横祸。岳飞的被冤死就是一个不可忘记的训戒。当然,我们不主张为明哲保身而当说不说,但注意一点讲话的策略,恐怕还是有好处的。
孔子在这里主张的两套言行标准,其实并非一种滑头行为,而是一种相机行事的智谋。对于我们在社会中立身行事,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比如处于一个单位之中,倘若上司鼠肚鸡肠,妒贤嫉能,很显然,“危言危行”就会惹得他不快,弄不好要被“穿小鞋”;倘若情况完全与此不同,则可以放开手脚,尽显才华。这种指导方法可以让人在不利的环境中既保持原则,又不受伤害;而在有利的环境中,能够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