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从政者而言,严格意义上讲他从政本身就应该是效力于社会,而不应先考虑为个人捞好处。所以从政者首先必须考虑如何为国家出力。历史上辅政者、从政者多得无法统计,但能流芳后世者几乎全是能够“敬其事而后其食”的有德有为之人。
明代名臣于谦一生的事迹与岳飞有相似之处,岳飞提出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于谦都做到了。他不仅是一个军事家、民族英雄,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一生勤政爱民,刚直不阿、忧国忘家,留下了千古美名。
于谦聪明好学,少有神童美誉,15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次年,于谦被选授山西道御史,从此步入仕途,任御史期间,他直言敢谏,首先弹劾了西南地区某些将吏妄杀百姓、冒充军功的罪行,接着又弹劾了陕西将吏扰掠民众、为害地方的劣迹,引起朝廷重视,很快下令严办。
不久,于谦出任江西巡按,在任期间他不畏权贵,平反冤狱,打击豪强,官场震动,于谦名声大震。宣德五年(1430年),河南、山西灾荒严重,朝廷拟派大员前往治灾,明宣宗亲笔书写了于谦的名字,授给吏部,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于谦肩负重任,匆匆上路赴任了。为了了解情况,他“朝在太行南,暮在太行北”。大灾之后的惨景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由于历任地方官不谋民生,只知搜刮民脂民膏,辛苦终年的农夫到头只能用粥菜充饥。一遇灾荒绝收,面临的就是绝境,于谦上书请求朝廷拨款30万两,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并严令地方官秉公办事,严禁克扣中饱,违者严惩。这一举动,把几十万灾民从死亡线上解救下来。为了使人民度过荒年,于谦还下令将一些地方仓库的存粮减价卖给农民,还免去了一些地方百姓的田租劳役。为了抑止灾后疫病的流行,他还设立了患民药局,免费为百姓治病。
于谦在河南、山西任地方长官达十九年之久。这一地区历来多灾,尤以河南为甚。为给人民筹长远之利,他做了一项规定:每年3月青黄不接之时,官府借粮给贫苦的百姓,待秋后归还;对实在无力偿还者可酌情免掉他们的借粮;州县官每年必须备足粮食,否则,任满当迁者不许离任。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于青天”。
从33岁起任兵都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时起,于谦历任高级官职,但他一生清廉自守,把名节看得很重。他认为金钱会损害名节,聚敛金钱的人即使逃过了国法,也逃不过公议。他为官从不搞排场,都是轻车简从,也从不搞请客送礼。当时地方官进京办事,按例要带很多钱物,以疏通关系,而于谦每次都空手入京。有人劝他说:你不带金银,也应带点手错帕、蘑菇、线香之类的土产。于是,于谦作诗一首以明志:
手帕蘑菇与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两袖清风朝天去,
免得阎闾话短长。
于谦后来任兵部尚书时,日夜筹划军国大计,索性就住在官署,不回家了。他平生不置产业,所住的房子仅能蔽风雨,皇帝在西直门内赐给他一所宅院,他固辞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皇帝不允,于谦不得已接受了,但始终没有住进正房,只住在偏房中。
天顺元年(1457年)爆发了“夺门之变”,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军人、政客和宦官曹占祥等利用景帝病重之机,带兵闯入皇宫,撞门毁墙,接出英宗,拥至奉天殿。景帝被废掉,几天后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政变的发动者们把打击矛头指向于谦。石亨因保举于谦的儿子为官受到于谦的痛斥,一直心存怨恨,加之于谦平日对他约束甚严,他的侄子石彪贪赃枉法受过于谦的弹劾,因此,把于谦视为眼中钉。徐有贞本名徐呈,因倡言迁都遭于谦痛斥,臭名昭著,不得不改名有贞,更是恨于谦入骨。一些太监因于谦约束甚严,不得擅权,也恨于谦,于是他们群起攻之,定于谦谋逆罪。英宗因于谦当年拥立景帝,心下也存有不满,在徐有贞的极力怂恿下,英宗下了杀于谦的决心。
于谦被捕后,徐有贞下令痛加拷打,一同被捕的王文抗辩不已,于谦从容劝道:“这是石亨的意思,辩也没用。”当年,于谦在北京惨遭杀害。天下正直之人无不洒泪。抄家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抄家者见正房紧锁,破门一看,原来里面放着景帝赏赐的玺书、剑器、蟒衣等。宪宗成化初年,明朝廷为于谦平反昭雪,他在北京的故宅改为“忠节祠”,祠内悬有后人题写的匾额——“热血千秋”。
数百年来,于谦一直受到后人的景仰,激励着后代仁人志士舍生取义。这与他毕生恪守“敬其事而后其食”的信条,清廉刚直,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
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读书?为什么从政?为什么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吃饭,是为了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假如没有贡献,无论在安定的社会或动乱的社会都是可耻的。
孔子“敬其事而后其食”的观点,不仅表现了他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的高远境界,同时对于世人也是有益的劝诫。它是人类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人生实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策略。人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人与社会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每个人首先应该想到为社会先做贡献,多做贡献,促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逐渐发达,然后再谈取之于社会。而对于从政者来说,尤其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