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认为的为政者的“修养”，虽难免包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但单就为政者、领导人而言，强调通过提高自身素质以取得良好政绩，则不失为一条带有“永恒”的借鉴意义的好原则。
四千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位“舍己忘家治洪水，劳心焦思画九州”的英雄人物。这位英雄人物就是大禹。大禹之所以能取得治水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才智、充沛精力、勤谨办事等因素外，最为重要的，是他具有身先士卒、吃大苦、耐大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尤其是有为天下公益而不惜牺牲私利的奉献精神。一句话，大禹自身“正”，故而能率领和组织民众整治水患，造福社会。
相传，在尧、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代，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平原，为了解除水患，尧帝任用鲧（禹的父亲）去负责治水。鲧采用修堤筑防的办法，非但未能奏效，反而愈堵水位涨得愈高，结果水势迅猛，为害更甚。舜继承尧的职位后，便免去了鲧治水的职务，并把他放逐到羽山（今山东郯城），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大禹对于舜贬斥他父亲不但毫不记恨，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委派，开始了艰辛的治水工程。
大禹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毅然离家去治水。他的儿子启出生后，也顾不上回去看一看。他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在外面整整苦干了八年。他亲自参加劳动，手不离耒锸，总是打赤脚，栉风沐雨，脸孔变黑了，小腿上的汗毛被耒锸磨光了。因为治水土，涉山川，走路太多，脚都变形了，以至于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尤其是禹在外治水八年，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竟一次也没有顺便进去看一看。
大禹对于自己治水成功的原因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在治水期间，他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单纯堵挡的办法，或疏通，或填埋，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以疏导为主，让洪水顺着河道宣泄，有控制地流向大海。这种正确的治水方法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如此声势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的工程中，大禹若没有身先士卒，以自身吃大苦耐大劳的行动来鼓励、带动民众，民众与之同心同德，共同展开如此宏大的治水斗争是不可想象的。
倘若当政者不能严于律己而后正人，反而文过饰非，推卸责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战国时期，燕国的国君昭王知人善任，信任并重用乐毅。乐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联结赵、韩等五国之兵，为燕国攻取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几乎把齐国灭掉，可以说是功高如山的良将。但是昭王死，惠王继位后，燕惠王不辨是非，误中敌国反间计，错误地撤换乐毅，以无能的骑劫取而代之。乐毅忍受不了，只好逃往赵国。借此机会，齐国大举反攻，很快收复了失地，使燕国前功尽弃。对此燕惠王虽有后悔之意，但毫无自责改过的决心和行动，反而文过饰非，指责他人。他派人指责乐毅忘恩负义，并为自己辩解说：“先王把整个国家都委托给你，你也为燕国攻破齐国，报仇雪恨，天下人都为之震动，我个人岂敢忘你之功！只是先王辞世，我新即位，左右的人蒙骗了我。而且，我以骑劫取代你，是因为担心你长期在外太辛苦，所以把你召回来休息，并商讨国事。可是你却错误地理解我的用意，对我产生隔阂而出走赵国。如果你只为个人打算未尝不可，但又怎能对得起先王一番好意呢？”
很显然，燕惠王是在推卸责任，归罪别人，所以既得罪了周围的人，也不能使乐毅回心转意。从此燕国再也不能重振雄风。诚然，乐毅出走不足为训，但燕惠王这种缺乏先责己后正人的作风，正是燕国人心涣散、人才外流、国力衰弱的重要原因。
“政”者，“正”也。倘若为政者自己不能端正行为作出榜样，那么他的所谓“命令”就没有人会放在眼里。反之，作为一个领导、一个当政者，自己品德端正，率先垂范，自然也就成了引导群众、教育群众、改良社会风气等的带有根本性的治政手段了。即使作为一个普通人，品行端正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它能使一个人在某个群体中自然而然地树立威信。一个二流子式的人，是不会在人群中拥有“话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