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这里所论述的仁者行为，主要偏重于在现实中施行的方法问题，死认“仁”的教条的人，可能恰恰不能很好地去施行，甚至走向了“仁”的反面，只有那种彻底吃透“仁”的内核精神，对有害于“仁”的各种手段伎俩洞察明白的人，才可能真正地施行仁德，坚守气节。
人在修身正己过程中，所遭受的外界干扰因素，有时是暗地袭扰，有时却是明着逼迫；有时是世道的诱惑，有时却是强权侵凌。在明明白白的逼迫面前，在强权的侵凌条件下，那种可欺不可罔的直节、气节就显得更为重要，更为可贵了。
西汉时，中郎将苏武受汉武帝派遣，带着和平的使命，手持汉朝的符节（即代表朝廷出使的符信），率领副手张胜、常惠及百来个卫兵，出使匈奴。当时，双方刚经过了一场持年累月的战争，处于或战或和的抉择之时，无疑，苏武的使命是不同寻常的。所以到匈奴后，他不以个人为怀，凡事都从有利于汉朝的立场出发，小心谨慎，却想不到他的副手张胜急功近利，卷入了一场企图刺杀原为汉朝使节而此时已投降匈奴者——卫律的预谋中，事未办成，风声却先漏了出去，于是，卫律和匈奴单于（匈奴的最高首领）就将两种选择摆在苏武他们面前，或投降，或被囚遭杀。苏武一闻“投降”两字，就大义凛然地对在场的所有人说：“作为堂堂大国的使者，却像犯人一样被人审问，这不是给朝廷丢脸吗？我已经有辱使命，倘再丧失气节，即使活了下去，又有何面目再去见人呢？”然后就拔刀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即刻昏死过去，浑身是血。后经抢救，虽醒转来，苏武的脖子却已受了重伤，而惹出事端的张胜却在匈奴人的刀口下屈膝投降了。
对于苏武的气节与作为，连匈奴单于也感到钦佩，从而就更想将他收为己用。于是卫律奉主子之命，一而再再而三地劝降。软硬兼施的伎俩都用完了，得到的只是苏武的蔑视和责骂。单于无法，只得将苏武关在地窖里，不供粮也不供水，想迫苏武就范。苏武却凭着气节与毅力，用雪和着毡来解渴充饥，顽强地活了下来。单于又派人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让他放牧公羊，并说到了公羊生出小羊后，才准他归汉。在那里，苏武只能以田鼠、野菜充饥，他对种种磨难坎坷都可以不以为怀，惟独忘不了自己作为使者的使命，忘不了自己手持的符节，他白天手持符节放羊，晚上则抱着符节睡觉，天长日久，符节上的穗子全脱落掉了，他依然把那条只剩下杆儿的符节视如命根。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单于又派汉朝降将李陵去北海劝说苏武投降。李陵先以苏武在此荒无人烟之处受罪，却无人知晓来劝说他不如归顺匈奴，以享荣华富贵；再告之以苏武出使被扣后，苏武的兄弟被迫自杀，妻子改嫁和女儿下落不明的悲惨遭遇，欲断苏武的归汉之心，但苏武的回答依然是斩钉截铁的：“我生为汉朝之臣，不能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和父母之邦，你不用多费口舌了。”毫不客气地将李陵顶了回去，绝不以气节作为交易的筹码，绝不以气节来交换荣华富贵。
19年过去了，因匈奴发生内乱，匈奴新单于急于向汉朝求和，苏武、常惠等人历尽坎坷，终于回到了汉朝。此时的苏武胡须头发全都白了，手里还拿着那条光杆子的符节向汉昭帝复命。知道此事者，无不为之感动，直夸苏武是个真正的大丈夫。
从苏武身上，我们看到了支撑中国历史的脊梁，看到了他的气节中所体现出的民族尊严和人格力量，看到了气节如何具体落实为生命的信念、生存的力量和精神的支柱，苏武在历史上并没有做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他却是一个“不可陷、不可罔”的，具有坚贞不屈的高尚气节的大丈夫，令人敬佩之至。
君子修德求仁，有道有节，但这并不等于他只会迂腐地对各种有关仁德的教条死心踏地地去遵守，即使是对虚伪假冒的也深信不疑，不加追问，而是懂得因时因势而变，灵活地实现某种理想和目标。这不仅仅是一种做人的智慧，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的原则坚持下去。因为他心中有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徒然披一张“仁德”的外衣，为保住名声而流于呆板乃至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