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立志忍辱撰《史记》，可谓是一个“匹夫不可夺其志”的典型。
司马迁自幼受其父影响，诵读古文，熟读经书，二十岁就周游全国，考察名胜古迹，山川物产，风土人情，访求前人轶事掌故。后又继任太史令，得以博览朝廷藏书、档案典籍。太初元年根据父亲遗志着手编撰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
正当司马迁努力写作之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天汉二年，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兵五千出击匈奴，开始捷报频传，满朝文武都向武帝祝贺。但几天以后，李陵被匈奴围困，寡不敌众，在士卒伤亡殆尽的情况下，被匈奴俘虏。前几天称颂李陵的文武大臣反过来怪罪李陵。只有司马迁替李陵辩护。
他直言不讳，特别是提及汉武帝宠妃李氏夫人的哥哥李广利的失职，令汉武帝大为震怒，认为司马迁有意贬损李广利的功劳，而为李陵开脱罪责，将其下狱论罪。依当时刑律，犯死罪之人可以用50万钱赎罪，或是用宫刑替罪。司马迁学识满腹，却家无闲资，不可能弄来那么多钱赎罪，只剩下两条路可走：要么慷慨赴义，要么接受宫刑。司马迁想到“草创未就”的《史记》，心如刀绞，最终选择接受奇耻大辱的宫刑，留得性命，撰写《史记》。实际上，这是比选择死更艰难的抉择。
出狱之后，司马迁担任中书令，这种职务历来都是由宦官担任的，对士大夫来说可算得上耻辱。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在狱中给他写信，表示对他的行为深感不解。司马迁回信说：“我并非怕死，每个人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我现在死了，无异于死了一只蝼蚁。我之所以忍辱苟活，是因为撰写史书的宿愿还没有实现啊。从前，周文王被困于羑里才推演出《周易》，孔子被困于陈蔡才作出《春秋》，屈原被放逐于江南才写下《离骚》，左丘明失明之后才完成《左传》，孙膑被削掉膝盖骨才编著《兵法》、吕不韦被贬于蜀地才作出《吕氏春秋》，韩非被拘禁于秦才写出《说难》、《孤愤》啊！我要效法这些仁人志士，完成我的书啊！到那时，就可以抵偿我的屈辱，即使碎尸万段我也没有什么悔恨啊！”
司马迁忍辱负重，坚忍不拔，以古圣贤命运坎坷、发愤著述的事例激励自己，用“身残处秽”的生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大约在公元前90年，司马迁终于将这部前无古人的天下第一史撰写完毕，算下来，前后用了18年。
《史记》写成不久，司马迁便与世长辞了。这部书直到汉宣帝时期，才由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整理刊行。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记》是第一部规模浩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由它所开创的纪传体例，为历代著史者遵循取法，竞相仿效。后世史家以《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而奉之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此外，《史记》文字优美精练，对历史人物的叙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司马迁这种忍辱偷生撰《史记》的做法，有替父完成遗愿的心理成分，但其更主要的精神支柱，应该还是他心中的不屈之志，决心以事业上的成功来洗刷自己的耻辱。放弃是一种安逸得多的选择，但放弃也即意味着投降。这对于一个内心刚强的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司马迁的行为，是一种男子汉的行为，更是一个有志君子负责任的选择。
三军之众，人心不齐，其帅可夺。匹夫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其意志由自己掌握。虽然自己是一个个体，但只要意志坚定，任何力量也动摇不了。
有的人只顾眼前生活，没有什么志向，东风来西倒，西风来东倒。有的人虽然也有志向，甚至有雄心壮志，但却经不住威胁与利诱的考验。这其实是一种意志不坚定的表现，算不上真正的君子。
作为支撑真正不可夺志者的精神支柱，应该是人作为人的尊严，以及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