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意格这人确实挺有本事，到巴黎之后，他硬是想办法钻进皇宫见到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告诉这位皇帝：帮助大清帝国建立船厂，生产船舰，可以拉近和大清朝廷的关系，弱化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而且大清国的官员（左宗棠）非常明智，办事很有效率，并不是愚昧的野蛮人，大清帝国有的是白银，光是为了建立这所造船厂，就已经准备好了二百万两银子的预算，法国的机器设备运到中国，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技术人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待遇，薪水会高得让人难以想象。
这倒是实话，后来日意格在福州船政局干了五年，每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两银子。合约期满之后，朝廷又发给他一大笔奖金，折合二十万法郎！
5．洋“贪污”：日意格从法国游说回来之后，很多事儿立刻变得简单了。你想，日意格把法国皇帝都给说服了，上海这边的法国总领事当然就更不成问题了。
很快总领事白来尼就在建设福州船政局的合同上签字担保，把这事儿敲定了。胡雪岩和日意格立刻上船，十月二十三日赶回了福州。
福州这边儿，左宗棠也是心急如焚。终于把胡雪岩他们盼了回来，知道法国人已经把事儿敲定，合同担保也都办妥了，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时候左宗棠也已经把他的继任人选敲定了。
左宗棠选出来接管福州船政局的人名叫沈葆桢，是前任江西巡抚。胡雪岩回到福州和这位老沈一见面，立刻就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沈葆桢说话的口音跟王有龄一个味儿。
确实，沈葆桢和王有龄是老乡，都是福州人。而且这两位福建老乡的脾气也很像，都是憨厚人儿，暴脾气，为人热情，冲劲十足，也能踏踏实实地给老百姓办实事，属于相当不错的官儿。
有沈葆桢接手船政局的工作，左宗棠比较放心了，剩下就是赶紧购买土地，人事安排，跟法国人签订船政局章程，拿出银子从法国购买机器设备。
除此之外，左宗棠又想起一件要紧的事：在大清国光是建立一所船厂还不够，将来船造出来了，必须要交给中国人驾驶，所以船政局还要办一所船政学堂。
眼看前方仗打得越来越凶，左宗棠马上就要离开福建到陕西去上任了，赶紧先抓紧时间办最要紧的事，跟法国方面订了十条《船政章程》，给船政学堂订了八条《艺局章程》，又和日意格为首的洋人工程师们订了《保约》（担保合同书），订了《合同规约》（工作守则），订了《条议》和《清折》（项目规划和财务合同），把一切跟法国人有关的事项都编成明文，写在纸上，双方一起签字，免得日后有变。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不讲人情，只看合同。
中国人这样办事，正对法国人的胃口，因为他们自己在国内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有了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这一大堆的合同、章程，左宗棠的这个福州船政局办得特别稳妥，在后面几年的实际工作中，和洋人打交道基本上没有吃亏。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五，左宗棠给朝廷上了奏折，告诉慈禧太后他们，船政局这边的筹备工作基本搞定，剩下就是开工建设了。
在这份奏折后边，左宗棠又专门夹了一个《恳准道员胡光墉往来照料听候船政大臣差遣》的“夹片”，奏明朝廷，让胡雪岩到船政局来管账。在这个夹片里左宗棠说了几句话，非常有趣。
“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这是指着杭州赈抚局那事儿说的）……臣入浙以后，委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惟切直太过，每招人忌……”
什么叫“切直太过，每招人忌”呢？
就是说胡雪岩这人太过于耿直，办事儿急躁些，经常遭人忌恨。
确实，胡雪岩一向是个性格偏激的人，办起事来效率很高，但是像所有合格的商人一样，他对人对事特别严格，从来不讲情面（这是商人和官之间的一个大区别），所以在浙江、福建的那一大堆“官儿”里，胡雪岩这个“商人”办起事儿来就显得有点“切直太过，每招人忌”了。
所以说，那种认为胡雪岩是个“勾结官府、上下行贿、吹牛拍马、毫无廉耻的滑头”的说法，实在不知从何而来。
现在左宗棠已经发现了胡雪岩为人处世上的这个问题，并且把它提到桌面儿上来了。可这到底算个优点还是缺点？左宗棠自己也说不清楚。
所以左宗棠还是把“一切工料及延（请）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艺局即船政学堂），责成该道员（老胡）一手经理”，让胡雪岩总管福州船政局的账目。
要说左宗棠这人真是厉害，他对胡雪岩个性的评估非常精准！不久之后，胡雪岩真的就因为这个“不讲情面”的商人秉性而得罪了人。
十一月初十，左宗棠离开福州，到陕西打仗去了，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工作全部交给了沈葆桢。胡雪岩也留在船政局，负责管理局内的收支账目。
前期筹备工作搞定之后，日意格拿着第一笔银子回法国，开始替福州船政局采购机器，招聘技师。很快，日意格带着三十多个工程师和第一批机器从法国回来了，这些机器设备立刻被运到船厂，开始组装调试。
这时候，管着船政局总账的胡雪岩发现了一个问题：日意格买回来的机器数量，跟花掉的银子对不上数儿，差了两万多两。
就是说在从法国往回买机器的过程中，有两万多两银子平白无故消失了……
哪去了呢？
胡雪岩赶紧来问日意格，老日说了：“你不要急嘛，这才第一批机器，后面还有两批要运来。也许你说的这几台机器这次没上船，在后头那批里呢。”
哦，这么回事，那等等看吧。
不久，第二批机器到了，这次一算，花的银子和买回来的机器正好对上，不多不少——就是说前面差的两万多两银子还是算不清楚。
胡雪岩又来问日意格，老日说了：“别急，后边还有一批呢。”
几个月后，第三批机器又到货了，一对账，银子和机器正对上，不多不少……
再往后就没有机器运来了！那第一次买机器时多花出去的两万多两银子到底被这帮法国人给弄哪儿去了？
胡雪岩又找日意格来了。
结果老日说了：“第一批机器是我经手亲自运来的，后边两批是我订了货，别人给发过来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啊，这就不像话了！
胡雪岩是个商人，一个商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依合约，暗里捣鬼（要是当官的，可能就不这么敏感了）！当场为这事和日意格争执起来，硬逼着老日立刻解释这两万多两银子到底是不是拿去订购机器了，如果订了机器，在清单上是哪几台，为什么没到货！
买机器的事儿一直由你负责，银子也给你了，现在账上出了问题，你“不知道”！这能行吗？现在你日意格必须把这件事儿整理清楚，否则按商场上的规矩，这两万多两银子就得让你包赔！
说实话，日意格倒并不是个贪财的货色，可他这人大大咧咧的，办事能力有点问题，太粗心。这次买机器的事儿从中国到法国转了几个圈儿，上下经手的人太多，这两万多两银子哪儿去了，日意格是真闹不清。这么多钱让他包赔，老日也赔不出来……就算赔得出来，他也不肯一个人“包”哇！
结果两人大吵了一架！可两万银子到底弄哪儿去了？还是说不清……
为此胡雪岩专门给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写信，告日意格的状！
过了挺长时间，左宗棠回信了：老胡你做得对，这种事不能纵容，一定要查处到底！不过我现在正忙着打仗，船政局有沈葆桢负责，你就别管了，让他查吧……另外，现在战事紧急，部队的后勤，比船厂那边更重要。我已经设了一个湘军转运局，专门负责接收各省提供的“协饷”，为前线部队购买军火、给养，这事要紧，你到上海去当这个转运局委员，帮我把这个事儿抓起来吧。
于是在福州船政局正式动工一年多之后，同治七年（1868），胡雪岩被以“布政使衔福建候补道员”的身份被改派为“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离开福州去了上海，专门负责湘军粮饷的筹备和转运。
也就是说，老胡被从福州船政局调了出来，不再管船政局的账，而是又回来给左宗棠的湘军部队当“后勤部长”去了。
至于那奇迹般消失的两万多两银子，没下文了，不了了之。
6．福州船政局：虽然刚建厂时出了点小状况，但后面基本就一帆风顺了。
靠着合同的力量，福州船政局办得相当成功，从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破土动工，开始安装机器设备，很快就建起铁厂、水缸厂、打铁厂、铸铁厂、合拢铁器厂、模厂、轮机厂、船厂、钟表厂、帆缆厂、火砖厂、舢板厂等十六个分厂，包括日意格在内共雇请了三十九名外国技师，两千五百多名中国工人。
同治七年正月，船厂开始建造第一艘轮船，到第二年五月建成，下水试航，大获成功，这条船被命名为“万年青”号。
这条“万年青”号炮船排水量一千三百七十吨，航速十海里，船上装着四门火炮。可就在这条船建成下水的时候，却出了点儿意外。
当时法国驻福州领事巴斯东一直在注意着福州船政局的动向，见船政局造出了第一条船，他就动了心眼儿，悄悄把船厂的总监工巴世博找去，让他跟沈葆桢提出：“万年青”号下水出航，必须由法国人领港。
为什么提这么一条呢？就是因为“领港”也算航海方面的一项技术活儿，法国人不愿意在船政学堂里开这门课程，培养中国自己的领港员，所以来了这么一手儿。
沈葆桢这人脾气很硬，当时就说了：这是大清国的港口，对于闽江和马尾港的情况，我们随便在这一带找个渔民，都比你们洋人清楚得多，在我们的地盘上，倒让你们领港，这不是笑话吗？
听了这话，巴世博当场就闹起来了，张嘴就骂街，回去又鼓动其他法国技师来个“罢工”，实在不行，干脆一起辞职回国，撂个挑子给中国人看看！
这么一来把沈葆桢给惹急眼了，立刻赶到船厂，当众宣布：依照合同，福州船政局将巴世博正式辞退！结果这个不老实的法国佬儿果然立刻滚蛋，连工资都没发，路费都没领到（合同上有明文规定）。
一看事儿闹僵了，那个在背后挑唆的法国驻福州领事巴斯东只好亲自来找沈葆桢，说了：法国人在大清国内拥有“领事裁判权”，巴世博的事儿中国人说了不算，得他这个福州领事说了才算。
所谓“领事裁判权”，就是说一个洋人在大清国的领土上干了坏事，犯了法，中国官府不能治他的罪，只能由这个洋人所属国家的领事都处置他……
沈葆桢说了：这个巴世博又没犯罪，我也不是治他的罪，只是依照用工合同把他开除了，这关“领事裁判权”什么事？
接着老沈就把当年船厂刚建立时订的《合同规约》拿出来，翻到第十条，上头写着“该正副监工及各工匠等（也就是所有在船厂工作的法国工程师）或不受节制，或不守规矩，或教习办事不力，或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官匠，或滋事不法，本监督（负责管理船厂的清朝官员，眼下就是沈葆桢）等随即撤令回国，所立合同作为废纸，不给两月辛（薪）工，不发路费”。
“你自己拿去看去吧。”几句话就把法国领事给驳倒了。
商业社会，合同就是一切。在生意场上，外国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更不是咱的亲爹！对他们不必过于客气。拿合同说话，按合同办事，公公道道平平静静，不卑不亢，千万别巴结。巴结外国人没有用，只会让自己莫名其妙地吃大亏。
在“万年青”号之后，福州船政局又先后造出了很多条船。到洋人技师合约期满离职后，中国人自己接手了船厂的工作，照样一条接一条造出船来，而且从早期的木壳船发展到铁甲船、快船，船上使用的机器也不断更新换代，从开始的最大两百五十匹马力，发展到后来的两千四百匹马力。船政学堂也培养出很多专业技术人才和驾驶人才，成绩非常大。
可以说，福州船政局，是整个中国东南地区近现代工业的起点。
不过话说回来，福州船政局所造的舰船，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相当落后。比如这条“万年青”号，只有一千三百七十吨。船厂早年建造的轮船，最大的“扬武”号排水量一千三百九十三吨，两百五十匹马力，算是最棒的一条了，另外九艘船只有一百五十匹马力，还有五条船才八十匹马力……
就是这些落后的舰船，后来构成了福建水师的主力。结果在中法战争的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歼灭福建水师的，正是当年帮大清国建起福州船政局，手把手教中国人造船的法国人。这绝不是巧合！
法国远东舰队之所以敢长驱直入，毫不客气地冲进马江，消灭福建水师，正是因为福建水师配备的这些战船，都是这帮法国佬儿亲眼看着造出来的，内中虚实，法国人了解得非常清楚。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正视福建水师覆没这件事。
一百多年来，已经有数不清的人为福建水师的覆没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些理由堆在一起，足够凑出一本书来。可千万条理由都挡不住一条：大清国的造船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
成绩和不足，这两个“玩意儿”总是并存的。早年中国贫弱交加，需要振作，那时候应该多谈成绩，以鼓励士气。可今天中国正由强大走向更强，这时候也许应该少些自夸，多谈不足，以鞭策自己。
成绩是酒，甜暖火辣，使人热血沸腾浑身有劲；不足是茶，苦而微涩，使人冷静，醒脑提神，两个都是好东西。但酒喝多了会晕菜，茶喝多了要拉稀……
所以什么情况下该喝什么，最好心里有点数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