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概要”
平行研究是美国学派所提出和强调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平行研究与法国学派强调的影响研究之间有着继承并发展的关系。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一样都是跨国的文学研究，但它不强调影响研究的渊源、流传、媒介等文学关系问题。
平行研究包括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论述其异同，总结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及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艺术、哲学、历史、宗教、自然科学等之间的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出人类文化体系知识的共通性及文学的独特性。通过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去发现全人类对文学规律的共同认识。
一、类型学的定义与兴起
在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彼此之间并无事实联系，却往往存在着或明晰或隐微的共通处和契合点。比较文学正是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它既有利于视野宽广地比较探讨不同文学中的类型的形成和特点，又能够在此基础上发现和探讨不同文学类型在独立发展以及在不同文化相互作用下的流变。类型学（Typology）研究的目标就是对这种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
类型学中的“类型”是指具有某种通约性特征的文学要素。这种“类型”的构成虽然不排除作家作品渊源及流传的接触影响的情况，但绝大多数是并无事实联系存在的，所以，类型学成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最基本也最常见的一种研究方式。
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早在1963年就于《比较不是理由》中指出，“研究不同的文化中创造出来的与文学类型相当的每一种形式的性质和结构”与“研究文学类型的历史演进”同样重要，认为“文学的比较研究，甚至对那些相互之间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会对当代艺术的复原作出贡献”。
美国学派提出平行研究，重点就在于研究没有事实联系的类同现象，也可以说重点是研究文学类型学。不过，对文学类型学最为重视的是俄国学者。俄国比较文艺学之父、“历史诗学”奠基人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一生致力于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的学术理想，试图把文学理论建立在对一切文学中重复的、可靠的现象的概括之上。在他看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类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文化心理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着结构相似性，文学发展规律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应当运用历史的比较的观点去研究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相同或相似的东西。他广泛地运用了相似的文学现象的类型对比法，积累了不同文化的丰富的文学资料，寻找一切可以作为对比的文学现象，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找出相似点更有价值，因为正是这些相似的东西表现着某种共通的、可重复出现的东西，更容易接近事物的规律性。维谢洛夫斯基未完成的著作《历史诗学》就是从“类型学相似”的视角来探讨诸民族文学中诗体形式的演变，提出文学的历史进程受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维谢洛夫斯基的这种历史诗学理论对日后以日尔蒙斯基、康拉德、赫拉普钦科等为代表的苏联比较文学历史类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类型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类型学的研究范围广阔，角度多样。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将类型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分为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思潮流派四个方面。
（一）内容题材
世界各民族没有直接历史接触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内容题材相似甚至近乎雷同的现象，这是类型学研究中一个颇为引人入胜的领域。如“二母共争一儿”的题材。《圣经·旧约全书·列王纪》里记载了一则智慧的所罗门王判案的故事，有两个妓女争夺一个婴儿，都说婴儿是自己亲生的，争执不下，所罗门王下令把婴儿砍为两半，分给两人，一女欣然同意，一女无奈退出，这样，所罗门王便从二人对此命令的反应中轻而易举地辨别出谁才是真正的母亲。《古兰经》先知故事集中所载苏莱曼大圣判案的故事与《圣经》里的这则故事如出一辙。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讲一妻一妾争子，包公提出画一圆圈，能把孩子从中拽出者即为其母，妻用力争夺，妾怕伤孩子，由此见出真伪。以上三个故事之间显然不存在渊源影响的关系，其情节构成的类同只能从某种人类共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
再如，古罗马作家奥维德《变形记》中有一个关于皮革马利翁的故事。皮革马利翁疯狂地爱上了自己雕刻的一尊美丽的少女雕像，祈求爱神将其赐予自己为妻，爱神满足了他的要求，令他美梦成真。我国唐代杜荀鹤的《松窗杂记》中也记载了一则类似的故事：进士赵颜苦恋一幅画中的美人，并最终与之结为连理。这则故事与皮革马利翁的故事颇为神似。
（二）人物形象
世界文学人物形象性格、行为、生平遭际相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美国学者詹姆斯·A·哈维的《不同形象的普罗米修斯》一文对英国作家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和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塑造的“恶魔”两个形象的比较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在基本上排除了两位作家之间存在文学渊源承传的可能性之后，哈维把《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恶魔》共同归入描述神与人的关系、探讨罪恶和人类命运的问题的作品类型之内，指出雪莱和莱蒙托夫关注的都是权力问题，都描写了一个强有力的精灵如何奋起反抗宇宙间的秩序。通过细致的比较，哈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首诗歌都包含与神奋力抗争的成分，不过雪莱比莱蒙托夫更与自己的主人公心心相印，但作为对人类未来的预测来看，雪莱怀着满心的喜悦幻想有一个摆脱上帝困扰的新人类，而莱蒙托夫却认为任何用激烈手段改变宇宙间权力结构的企图终将失败，而且使具有这种企图的人们进一步异化。”哈维的研究挖掘出了具有类型学相似的人物形象“和而不同”的深层文化意蕴。
（三）表现手法
世界各民族文学作品表现手法的类型学相似有着较丰富的形态构成，如背景的设置，英国小说家哈代笔下透着阴郁情调的爱敦荒原，与美国作家爱伦·坡笔下充满恐怖的古老城堡，可以作为作品的典型环境进行平行研究；狄更斯作品中的伦敦，卡夫卡作品中的布拉格和索尔·贝娄笔下的芝加哥，同样可以作为西方文学中典型的都市背景加以比较。从中西诗歌的表现手法上也可作比较。例如西方现代派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思想知觉化”，艾略特主张要用“知觉来表现思想”，他的诗作中有“女佣们潮湿的灵魂在大门口绝望地发芽”，就是思想的知觉化。我们在中国古老的《诗经》中也找得到这种手法，《邶风·柏舟》有一句：“心之忧矣，如匪浣衣”，意思是说忧伤的心就像没洗过的脏衣服，这和“潮湿的灵魂绝望地发芽”完全是同一种手法。钱钟书的《通感》一文揭示出了中西文学在描写手法上的一条共同规律，即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官可以彼此交通，这种手法称为“通感”（synaesthesia）或“感觉挪移”。钱钟书一方面将中国古典诗文中“珠串咽歌喉”（李商隐《拟意》）、“歌台暖响”（杜牧《阿房宫赋》）、“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等名句的通感现象排比解析，另一方面又广泛联类了西方文学中的通感现象：“十六七世纪欧洲的奇崛（Baroque）诗派爱用‘五官感觉交换的杂拌比喻’，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诗人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法，而19世纪末叶象征主义大用特用，滥用乱用，几乎使通感成为象征派诗歌的风格标志。”这种“打通”式的研究理念充分显示出了类型学研究的优势和特色：突破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去寻觅客观存在着的各民族文学内在共通的诗学特征。
（四）思潮流派
思潮流派的类型学相似现象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坛有最典型的体现。罗马尼亚学者亚历山大·迪马认为，这些流派的出现很难用源流和影响来解释，譬如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其他国家的相继出现主要不是因为传播的影响，发生和发展并不同步的文艺复兴运动伴有异国影响的因素，但这种影响不是关键所在，仅仅是必要的时刻为类型相似现象的发生充当某种推动因素。迪马接着指出，17世纪初出现于欧洲各国的一系列著名文学流派，如西班牙的贡戈拉风格、英国的夸饰风格、法国的典雅文学、德国的夸张风格等，存在着共同的“巴罗克”式的类型学的相似，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影响因素的存在，“但是上述每一个流派都是作为当时社会的发展和文艺复兴总危机的结果而单独发生的”。
韦勒克的《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对比》一文（详见参考例文）是类型学思潮流派研究的经典之作。韦勒克首先建立了浪漫主义的思想和艺术在整个欧洲有一个共同核心的类型学相似的前提，然后对两国浪漫主义所体现出的各自民族文化特性展开了多维视角的对比。韦勒克以翔实的史料证明，英、德两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间并没有深入的接触，他们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上的类型学相似是由其所处时代的重要事件如法国大革命等决定的。
三、跨文明语境下类型学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意识到突破单一欧洲文化体系局限的重要性。在打通类型学相似的前提下强调研究对象的“异质性”，这是跨文明语境下类型学研究的新特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处理中西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就很可能使异质性相互遮蔽，而最终导致其中一种异质性的失落。”这种“异质性的失落”的危机在中国的东西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中大致有两方面的体现。
一是“X Y式”的东西方文学的浅度比附，如有文章对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和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两个人物形象进行较简单的类比。比较对象选取的过分随意性和比较方法上对表面相似性的片面追求是这类研究的理论症结所在。
在比较文学学科史上，这种浅层次的比较分析曾经蔚然成风。往往把“某某”和“某某”进行比较一番，然后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后，便宣布大功告成。比如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的比较，但丁与屈原的比较，杜十娘与茶花女的比较等，更有学者将之戏称为“阿猫”与“阿狗”的比较。
牵强生硬地套用西方文学思潮流派或文学理论中一些特定的类型学术语来阐发中国文学，是中国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傅东山在196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中国文学新透视》的讲演中，提出中唐韩、孟诗歌形成了一个背离中国诗歌正统的“巴罗克诗派”，次年，刘若愚《李商隐的诗歌：九世纪巴罗克式的中国诗人》一书问世，也提出了“巴罗克”类型可用于描述中晚唐诗歌的主张。可是，正如杨周翰所着力澄清的那样，“巴罗克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空间范围、特定文化下的产物”，把产生于欧洲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巴罗克”类型移植到中国诗歌史的思路是完全行不通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以求同思维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针对广义上同属单一文明范畴之内的西方文学有很实际的应用性，“然而，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时，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文学的不同，更多的是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跨文明语境下类型学研究的重心已由相似性转移到了差异性之上。如何在相同类型的比较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中的异质性，是今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研究价值之所在。
类型学的研究方式表现出了充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整个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如何在寻觅总体文学发展通则和规律的同时，深入挖掘各种相似文学现象的内在异质构成，是在跨文明语境下比较文学发展新阶段的类型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类型学中的“类型”是指具有某种通约性特征的文学要素。类型学作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研究方法，受到以维谢洛夫斯基等俄苏学者的高度重视。其基本研究范畴分为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思潮流派四个方面。跨文明语境下的类型学研究的重心已由俄苏学者强调的相似性转移到了差异性上。
请你思考
根据具体文学事例，简要分析类型学研究遇到了哪些新问题、产生了哪些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