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内阁是个很平常的名词。在中国历史上，永乐以前并没有所谓内阁，它是明成祖设立的。内阁的出现是中国官制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它也是明成祖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有力措施。内阁制度与以前的丞相制度既有关系，又有差别，对后世影响甚大。
由丞相到内阁明成袓设立内阁是一个重大历史现象。以前，人们大都有一种误解，认为内阁就是丞相，其实是很不正确的。这里有必要把丞相演变到内阁的过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个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从二者消长的过程来看，皇权在一天天上升和强化，相权则一天天下降和衰弱，到明代则为内阁所取代。
秦汉时期相权最重。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入则参与廷议，出则号令百官，事无不统，负责第一线的责任。丞相是所谓三公之一，但地位最重。丞相上朝，皇帝要从御座上站起来，表示一下。皇帝如果在路上遇见丞相，还要下舆打一下招呼。“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候。”这样的待遇是后世丞相所不敢妄想的。有人称秦和汉初是丞相责任制时期，应该说是有一定理由的。
汉武帝感到相权太重，便用近侍分夺丞相的权力。他在内廷设尚书台，事实上就是他的内廷秘书处，用来参考机务，甚至还让宦官参与其中。尚书台的地位日益显赫，相权随之日益衰落。东汉时，尚书台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尚书成了事实上的丞相，三公形同虚设，即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所谓“事归台阁”，就是归尚书台，“三公论道而已”。
隋唐时行三省制度，三省长官同为丞相，相互牵制，谁也不能专权。一般都有四五个人一起为相，多时达 10 余人。他们同时议事，后面由皇帝裁决。唐中期以后，皇帝还经常派亲信“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即同丞相们一块处理章奏等事，参与知道政府事务。这些人也逐渐地成了相。到后来，即使原来的三省
长官，假如没有这些头衔，也不敢执政事。与秦汉时比较，这时的相权大为削弱了。
宋代的君主专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太祖赵匡胤在称帝的第二天，使了个小花招，故意装着眼睛昏花，要丞相范质把章奏送到他跟前，趁机让宦官把他的座位撤掉。于是成为定制，以后丞相在廷上与皇帝答话，再也不可能“坐而论道”
了，而且必须“立而陈言”。另外，皇帝对相权又实行了分割，分军事权给’枢密院，分财政权给三司使，丞相只管行政。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由皇帝“差遣”，方可任事。否则，不管什么官职，都无权行事。
元代行单省制度，只存中书。但中书令一般由皇太子兼任，中书令下面设左右丞相。原来行使丞相实权的“平章政事”还在丞相之下。中书令又经常没人在位，形同虚设，左右丞相行使起权力来也就是名不正而言不顺。
到了明代，君主专制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与此相适应，持续了千余年的丞相制度也就废除了。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朱元璋乘机“罢丞相不设”，一切出自“宸裁”。他就把这一点立为祖训：“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处以极刑。”就这样，明代的皇帝就不仅是“代天行命”的君主，而且还是事必躬亲的行政首脑。
因政务纷繁，皇帝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朱元璋也就又设了“四辅官”，让他们“侍左右，备顾问”。这些人品级低，没实权，对皇权构不成威胁。四辅官的设置事实上是从内阁制度的一个过渡。
“永乐入践极，始开内阁于东角门。”明成祖让解缙等 7 人“入直文渊阁，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于是，中国官制史上就进入了有内阁的时代。不但明清两代有内阁，连北洋政府时期设的国务院也称内阁。
内阁事权内阁成员俗称阁臣，也称殿阁大学士。建文时期没有殿阁诸名号，方孝儒也只是个文学博士。明成祖让解缙等人入直文渊阁，也是一个小型内阁班子。据《明史。职官志》载：“殿阁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在明代，“票拟”是内阁最重要的权力，即对诸司章奏先拟出处理见意，交皇帝“批红”后即付诸实行。这个权力在永乐年间还没有，宣德年间三杨势重，内阁才开始有了“票拟”的权力。在永乐年间，其它的那几项事权内阁已基本得到。单就这几项事权来看，也属清要之职。内阁最接近皇帝，
不仅代笔，而且还可以和皇帝一起从容议事。这是外廷官员很羡慕的。
阁臣称大学士，这个称号也颇为荣宠。大学士最早见于唐代，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到了宋代，大学士则用来优待曾当过宰相的人。明代大学士品级虽不高，仅正五品，但名声不低。
阁臣还有个小特权，即能向皇帝上“密揭”。臣下上封言事，外廷由通政司转呈，内廷由会极门宦官转呈，仅由内阁成员可以进“密揭”。往往“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这就无形之中提高了内阁的身价。
但如果说明代的内阁就相当于以前的丞相，那就错了。首先，明代的内阁不是一级正式官署，没有法定的政治权力。以前，六部尚书是丞相的下属，丞相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六部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向丞相回报和清示。但内阁根本没这样的权力。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请示和回报，根本没有经过内阁。
其次，明代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很低，“终明之世不过正五品”。明代的官阶分九品，一个五品官只是个中级官员。以前，丞相都是当朝一品，位极人臣。在明代，就品级和事权而言，内阁大学士反在六部尚书之下。正因为如此，《明史。
职官志》上说：“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宣德以后大学士品级高，是因为“三杨”等人兼有师、保、尚书等头衔。
之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内阁就相当于丞相，是因为受到一个现象的困惑，即明中期以后出现了严嵩、张居正那样的权臣，俨然成了以前那样的丞相。其实，他们二人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嘉靖皇帝信奉道教，整天在宫内做斋醮，就敢一连十几年不上朝。在政治上出现了真空，严嵩作为内阁首辅，自然就显得权力大了起来。万历皇帝 10 岁即位，少不更事，都由张居正执政，权倾朝野，连过去的真丞相也难以相比。即使这样，很多朝臣也认为这是有悖于“祖训”的，所以他们二人的下场都很可悲。这样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不能用来表示明代内阁的通常情况。明代就有人说：“文皇（明成祖）嗣统，妙简英哲，于是解缙、杨士奇等人直内阁，备顾问，代王言而已。”就是说，明代内阁的最重要的职能不过是“代王言”而已。到明中期，社会上还流传着“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意思是说，六部尚书虽是二品官，有的时候还赶不上大学士进言方便。大学士票拟（永乐时大学士还没有此权）后，还要由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后才能生效，司礼太监更接近皇帝。这还是有了“票拟”权以后的情况，在
没有票拟权的永乐年间，阁老（大学士）们更是“纸糊”的了。
由此可以看出，明成祖设立内阁，不过相当于内廷秘书处，权力绝不足以与前代的丞相相比。这是明成祖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个有力措施。
内阁七学士明成祖设立内阁，成员都是编、检、讲读之官。永乐年间称“内阁七学士”，都是颇有才华的文人：解缙是侍读，黄淮是中书舍人，杨士奇是编修，胡广为侍讲，杨荣为修撰，金幼孜是给事中，胡俨是检讨。永乐年间的文坛上出现了所谓“台阁派”，以歌舞升平、雍容典雅为特征，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等是领袖人物。由此可看出内阁七学士的基本特色。
解缙是七人中才华最奔放的一个，颇有点恃才狂放的味道，是明初的大才子。
洪武时他就上书反对分封，明太祖看他年轻，让他回去待上 10 年，“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大用未晚。建文时回京，任翰林待诏。明成祖即位，升为侍读学士。
编撰《明太祖实录》、《列女传》等书，明成祖都让他任总裁。在春节（古代以立春为春节，一月一日为元旦。今以一月一日为春节，乃孙中山建立民国后改定）那天，明成祖赐给解缙等 7 人金绮衣，和六部尚书一样。明成祖为这种破例的恩遇解释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七学士虽然只是五品官，在明成祖的心里还是很有地位的。明成祖对他们推诚重用，他们也知无不言，“从容献纳，帝尝虚己以听。”明成祖要对安南大举用兵时，解缙极力反对，并未被采纳。后来，因卷入皇子的夺嫡斗争，解缙被下狱直到死。
胡广是建文二年的状元。廷试时，正值讨伐燕王的关头，胡广的对策有“亲藩陆梁，人心摇动”的话。所谓“陆梁”，即跳跃的样子，指藩王不安本份。建文帝听了很高兴，亲点他为状元，赐名胡靖，取意靖燕王之难的意思。双方你靖我的难，我靖你的难，最后是明成祖靖难成功，胡广和解缙同时迎附。明成祖改胡广修撰为侍读，复原胡广原名。胡广曾数次随成祖北征，每纪功勒石，都由胡广来书写。
杨士奇是七学士中任事最久、最负盛名的一个。人们经常说“三杨当国”，为首的就是杨士奇，另外两人是杨荣和杨溥。明成祖初以杨士奇为左中允，继为左谕德，后升任编修。杨士奇奉职谨慎，在家从来不言公事。他善于应对，每言辄中。人有小过，他极力与人为善，不予苛责。有一次，广东布政使徐奇带了一些南方的土特产送给廷臣，在送礼的名单上没有杨士奇。明成祖问杨士奇这是什
么原因，杨士奇回答说：“徐奇赴广东时，群臣作诗为他送行。我恰巧有病没有去，因此我也就不在名单上。现在受还是不受尚难确定，况且礼品轻微，当无他意。”明成祖本来打算要治那些人的罪，听杨士奇这么一说，马上改变了主意，命令烧掉那个名单，不再追究。别人听到这件事，自然都很感激杨士奇。这件事也说明，明成祖和内阁学士们的关系格外亲切。
杨荣是七学士中最知道兵事的一个。明成祖在兵事上遇到什么问题，总是找来杨荣征求意见。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杨荣每次都随行，多有赞划之功。杨荣在七学士中年龄最小，但特别机警。判事准确。有一天晚上，宁夏来报告，说已经被敌人包围，事情紧急。明成祖问杨荣该怎么办。杨荣说，“宁夏城墙坚固，将士习战。奏书送到京师需十余天，围也就解了。”到半夜时，宁夏果然又来报，说围已解。这使得明成祖颇为叹服，杨荣也因而受到信任。永乐五年（1407），杨荣受命赴甘肃赞划军务，回京在武英殿向成祖秉报。因正是盛夏，明成祖对他圆满完成任务满心欢心，亲自切西瓜给他吃。这虽然是件小事，但是却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君臣关系的融洽。
其于的几个学士也都各有特长。黄淮达于治体，论事明析，所言多被成祖所采纳。蒙元的阿鲁台要率部归附，请求准许他控制吐蕃（今西藏）诸部，许多大臣主张答应他。黄淮却说：“分则易制，合则难图。”明成祖听了以后满心高兴，当廷赞扬黄淮说：“黄淮沦事，如立高冈，无远不见。”金幼孜的诗文写得很好，常侍在成祖身边。成祖数次北征蒙元诸部，他都随行，作诗咏山川形胜，书功纪行。胡俨嗜学，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能以师道自任，故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
这 7 个人形成了明成祖的秘书班子。虽然他们都是建文旧臣，但却受到明成祖的格外信任。
内阁七学土都来自翰林院。翰林，意同翰苑，即文士荟萃之地。明清两代都把翰林院当作储才重地。翰林院无定员，人可以多，也可以少，翰林学土掌秘书，著作之职。他们的品级不高，但如表现得才华出众，往往能迅速升至显要。明成祖从翰林院中提拔解缙等 7 人组成内阁，在永乐一朝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明代人到了内阁制度的长处：“至我太宗文皇帝，简任内阁儒臣，日与咨访政治。然彼时内阁，多是朝廷亲选翰林编修等才猷、历经能识人才，治体公忠体同者为之，不曾骤加高品。至于选入翰林者，又皆唯才是取，不拘内外新旧职事。”
这话说明了内阁和翰林院的关系，也说出了内阁制度的优点。明太祖废除丞相制之后，明成祖设立内阁，这对推动整个官僚机器的运转，对加强中央集权，都是一个成功的措施。正因这样，内阁制度在永乐时一经确定，后世皇帝皆相沿不废。
明成祖一进入金川门，立马就派人将周王和齐王从狱中救出。起初他们很恐慌，认为要把他们拉出去杀掉呢，当他们得知这是明成祖在救他们时，自然喜出望外。他们把明成祖的胜利当成自己的胜利，以为昔日的权势和富贵又会重来。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大兄”是一位削藩更彻底的人物。只是因为刚进京师，一来明成祖还需要得到诸王的支持，二来自己因反对建文帝削藩而起兵，自己不可能马上再削藩。为了表现出与建文帝的显然不同，他首先对诸王进行安抚。
明成祖一登基就宣布，凡是被建文帝削去王号的诸王，一律恢复旧爵。这样，周王、齐王、代王，岷王都恢复了旧封。湘王因为在建文时自焚而死，建文帝给他的谥号为“戾”，明显带有贬意，明成祖改谥其为“献”，这就有褒义了。不但这些王都复了旧爵，他们遭牵连的手下也都得到复职：“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连累致罪者，官复原职。已故者，文官优免其家差役，武官子孙承袭。民充军者，恢复还原籍为民；军发边远者，仍还原卫。”另外，明成祖还为各王府添置了宾辅、伴读、伴书等，这也是提高诸王府待遇的一个标志。明成祖即位时正值盛夏，南京酷热，明成祖让在京诸王不需要每日上朝，而更为三日一朝，以示优待。诸王府除嫡长子承袭外，其他诸子随着宗支的疏远，按规定封为将军、中尉等职，明成祖为他们提高了品级。这样一来，宗室成员都因明成祖即位而得到了许多的好处。
对于宁王朱权，明成祖在刚起兵不久就收编了他的部下，当时承诺他，事成后“中分天下”。现在事成了，明成祖当了皇帝，没有兑现承诺，而是将宁王改封到南昌。
明成祖还对诸王进行慷慨的赏赐。其中，对他的同母兄弟周王的赏赐最丰厚。
比如，明成祖刚继位，就赏赐给周王钞 21000 锭。第二天，即七月九日是周王的生日，明成祖又“赐周王棂生日礼物：冠一，通天犀带一，彩币三十匹，金香炉、盒各一，玉观音、金铜佛各一，钞八千锭，马四匹，羊十只，酒百瓶。”这种礼遇是别人所不敢妄想的。
谷王橞因为迎驾有功，明成祖“赐谷王橞乐七奏，卫士三百，金银枪，大剑、
金三百两，银三千两，彩币三百匹，钞三万锭，马四匹，金笼鞍辔二副，岁增米三千石。”与此同时，明成祖又“赐周王棂钞八万锭，齐王榑二万锭。”单从以上这两个例子就可以得出，明成祖即位之初对诸王是何等恩礼有加。
另外，建文时一般不允许诸王进京，明成祖则一更建文时的做法，许诸王时而入京朝觐。“永乐朝，亲王入觐者不绝，盖文皇（明成祖）矫建文疏忌宗室，倍加恩礼。”这实际上就是明成祖安抚诸王的一个措施。
但诸王们很快就发觉，他们在明成祖手下只能安分守纪，不能骄恣放纵，更不能做任何危害皇权的事。否则，明成祖削起藩来比建文帝要坚决果断。
几乎就在对诸王安抚的同时，明成祖就严密注视着诸王的表现。实际上，这些藩王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现较好，例如封到四川的蜀王朱椿，平时爱好读书，雍容好儒，守礼法，为当地百姓还做了一些好事，其它的可以说都有不法行为。轻者骄恣放纵，为害地方，重者则暗养勇士，阴谋夺位。对待前者，明成祖赐书切责一番也就完事了。对待后者，即那些阴谋夺位的藩王，明成祖则毅然予以削除，有的革去护卫，仅留个王号空名，有的则彻底地废为庶民。
宁王朱权的三护卫都是骠悍的骑兵，为明成祖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成祖继位后，不但没有和朱权“中分天下”，并且连个较好的封地也没有给他。宁王当然也不敢提中分天下的事，开始只要求封到苏州。明成祖以苏州为畿内之地，没有答应。又请封往钱塘，明成祖则说，他们的父皇曾打算封五弟（周王）到钱塘，最后也没兑现，所以现在也不能分封给他。最后终于将宁王改封到南昌。当时的南昌还属于相对荒僻的地方。宁王自然怏怏不快。他于永乐元年二月就封，当年就有人“告（朱）权巫蛊诽谤罪”。宁王听说后非常担心，但明成祖派人查，没找到确切的证据，又见宁王那么担心，似有悔改，未予惩罚。从此以后，宁王“日韬晦”，以鼓琴诗书自娱，明成祖一朝总算平安。
代王朱桂曾被建文帝废为庶人，明成祖复其爵，让他于永乐元年正月回原封地大同。不久，明成祖就听说他有骄纵不法的行为，遂赐玺书警告他：“闻弟纵戮取财，国人甚苦，告者数矣，且王独不记建文时耶？”代王仍不思悔改，告发他不轨的人列出他 32 条罪状。明成祖遂召他入京，他不来。再召，只得硬着头皮上路。走到半路，明成祖又派人将他遣回，但是“削其三护卫，止给校尉三十人随从”。这时代王距恢复旧藩还不到半年。
齐王朱榑在建文时也被废为庶人，明成祖恢复了他的旧封。但他不改恶习，“阴畜刺客，叫异人术士为咒诅，辄用护卫兵守青州城，并城筑苑墙断往来，守吏不得登城夜巡。”两个地方官向明成祖上书告状，齐王闻知后，将这二人杀掉灭口。永乐三年，亦有人告周王不法，周王遂上书谢罪。明成祖将周王谢罪的上书交给齐王看。第二年五月齐王来京，有很多人弹劾齐王的罪过，齐王当廷蛮横地上书：“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明成祖遂断然将其禁锢于南京，革去三护卫，将他及其后代都废为庶人。
岷王朱楩在建文时也被废削，明成祖复其王爵。当时西平侯沐晟向建文帝奏报了岷王的不法事情，使其被废为庶人，这时又复爵了，故与沐晟交恶甚深。岷王仍恶习不改，明成祖赐书劝谕，同时也戒谕沐晟一番。岷王不思改悔，整日沉迷于酒色，擅自收缴诸官司印信，妄戮吏民。明成祖听说后十分愤怒，命夺其册宝，但不久又还给了他，这是因岷王在建文时就被废，刚复王爵再废，于心不忍。
但岷王仍作恶不悛，明成祖遂“削其护卫，罢官属”。使其如同一介平民，无法行恶。永乐六年（1408），与岷王被废削的与此同时，封在兰州的肃王朱楧也被废掉。
周王棂也不安本分。建文时，长史王翰多次劝说他，皆不听，王翰拂袖而去。
他的次子汝南王向建文帝告发，说他的父亲有异谋，致使周王被废，禁锢于南京。
明成祖念其为同母兄弟，对他格外优待，不仅复其王爵，而且为他增加禄米五千石。明成祖让他回原本的封地开封，他说开封因临近黄河，为河患所苦，求改封别处。明成祖遂命在洛阳为他建造新宫，预备将他徙封到洛阳。但是不久，周王又说河堤已加固，要求再修一下开封的旧宫，以节约费用。明成祖又答应了他。
但他并不接受教训，违犯礼法，擅自在他封地以外的州县张贴榜文，命令地方。
地方官抄下来报告朝廷。永乐三年（1405）七月，明成祖赐书责备，要他“行事存大体，毋贻人讥议”。
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人告周王想要谋反。明成祖遣心腹“察之有验”，遂于第二年二月召他进京，把别人揭发他的罪状让他看。周王无言诡辩，“唯顿首称死罪”。明成祖许其归国，但已革去三护卫。周王在众兄弟中还算较好的一个，才是这种样子，其它藩王也就可想而知了。周王大概感觉，明成祖死后就该轮到他当皇帝了，所以明代人就说，周王“岂非复袭壬午故事耶”？因建文四年
是壬午年，因此有人称金川门之变为壬午之变。
之所以说周王是诸王中较好的一个，是因为他毕竟是个读书人。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还是明代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他著有《救荒本草》一书，收录了可供人食用的野生植物 414 种，其中 267 种为他所新增，且图文并茂，考订详实。李时珍曾夸赞该书“详明可据”。周王还主持编著了《普济方》一书，共 168 卷，取古今方剂，分成 2175 类，收 778 法，61739 方，附 239 幅图，集我国明代以前方剂之就成，是我国现存最大而又最完备的一部古代方剂学著作。周王还善词赋，著有《元宫词》百章。这也许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后研究于学问的结果。
谷王橞因有金川门迎降之功，得到的赏赐特别丰厚。明成祖将他改封到长沙，增岁禄二千石。他居国骄纵，忠诚伯茹常有一次路过长沙，未去拜谒他，他便弹劾茹常无礼，致使茹常服毒自杀。他在当地“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人。”他的长史虞廷纲多次规劝，使得他发了火，反诬虞廷纲诬谄，将其磔杀。另外，他还招纳亡命，教他们习兵法战阵，造战舰兵器。他又大建佛寺，找来 1000 多僧人为他念咒语祈福。他假引占卜中的谶语，称自己是明太祖的第十八子，当主神器。谷王橞事实上是第十九子，因赵王朱杞早死，他即自称为第十八子。他当皇帝心急，打算借元宵节献灯的时机，选壮士同入内宫，侍机为变。他致书蜀王，多有起事的隐语，蜀王回书切责。不久，蜀王的儿子崇宁王因罪遣逃来长沙，藏在谷王橞处。谷王橞散布谣言：“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中大义，事发有日矣。”他的部下张兴密报于朝，蜀王也上书告变。明成祖遂召谷王入朝，数其罪过。谷王无语以对，“伏地请死”。明成祖并没有杀他，只将他及共二子废为庶人。谷王开金川门迎降明成祖，背叛了建文帝，接着又打着建文帝的旗号反对明成祖，真所谓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了。
谷王橞被废是在永乐十五年。由于他阴谋打建文帝的旗号造反，故殃及建文帝的弟弟允熥。当时，他是建文帝唯一还活在世上的弟弟。明成祖怕有人借他谋反，“是年即以讣闻”，事实上就是暗中指使人将他杀掉。
明成祖由藩王起家，深知藩王之害，所以对诸藩进行着严密的监视。除上述数王外，还有一些王被以各种方式废削。比如，秦王的儿子隐王尚炳，因称病未出迎朝廷使者，被明成祖赐书责备。他慌忙来朝谢罪，因恐惧不久死去。尚炳的弟弟安定王尚蚧阴谋夺位，他让卜者算命，谓他当登大宝。于是，他招募人马，
私造印信，预备起事。事发后，尚蚧被废为庶人，“命往泗州守祖陵”。辽王朱植在建文时被改封荆州，明成祖因他未支持自己，即位后将他的护卫废削，只给他保留个空王号。建文帝逃跑时，他还有两个弟弟，明成祖为示宽容，一开始还给他们个王号，只是封到较偏远的地方，但很快就把他们召回京师，禁锢于凤阳，先后死去。
看来，明成祖削藩比较顺利，不像建文帝那样曲折。这一方面是因为建文帝削了几个藩王，为明成祖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已没有可以与朝廷抗衡的强藩。尤其重要的是，建文帝废削藩犹豫，态度不坚决，策略也不当，而明成祖则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策略也运用得当。
明初的削藩是历史上重大的一件大事，对有明一代的政治影响深远。今将朱元璋诸子藩王情况列表于后。
明成祖是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使用酷吏为自己服务，又不允许他们危害自己的统治。他用酷吏威慑臣下，使臣下不敢有越轨谋反行为，尤其是要杜绝叛逆事件。包括这些酷吏在内，事实上也处于被严密的控制之下。只是他们缺少这种自知之明，得意起来便忘乎所以。当明成祖看到这些酷吏危害了自己的统治时，就会坚决果断地将他们除掉。
酷吏们在那里搏击臣下，总头目其实是明成祖。明成祖需要酷吏，于是就有了酷吏。纪纲和陈瑛只是两个较典型的，其实当时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人物。
周新是明初颇有点名气的廉吏，“永乐初拜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惮之，称曰‘冷面寒铁公’。”据《明史。周新传》上记载，京师中谁家的小孩哭闹，一说周新来了，小孩子们立马就躲到一边，不敢吵闹了。实际上他也是“为政察察”，劾治了不少大臣。只是他不贪墨，对普通百姓不坏，平反了一些冤案，所以名声不坏。后来明成祖相信了纪纲的谗言，将周新处死。
郑赐在建文时曾任工部尚书，曾“督河南军扼燕”。明成祖即位后，他的罪过被说成仅次于齐、黄二人。明成祖责问他，他说“尽臣职耳”。明成祖认为此人可用，便命他为刑部尚书。他为政严谨，一上任就弹劾孙岳，指责他毁凤阳寺庙，取木材造船以抗御燕军。他又和陈瑛一起弹劾耿炳文、李景隆等人。有一次，教谕康孔高朝京师，因老母有病，他顺道回乡看望老母，耽误了数月。郑赐给予弹劾，请逮问治罪。幸亏明成祖明察，认为探母疾情有可原，又恢复了康孔高的
官。在配合陈瑛等人劾治建文旧臣中，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永乐六年，他为同官期间，忧郁而死。
马麟在建文时被谪贬云南，明成祖把他召回，任兵科都给事中。有个大臣在奏牍中写错了一个字，他就反复劾奏，请予治罪。明成祖教训他：“言官当陈军国大务，细故可略也。”他这才做罢。《明史》上说他“无他建白，专以讦发为能。
（马）麟居言路，纠弹诸司无虚日”。
淮安的民人丁珏看风头有机可乘，乡人丰收后在土地庙祭神，他诬谄乡人不轨，致数十人被杀，他本人竟然也因此被立授为刑科给事中：“丁珏居山阳，见时严诽谤之禁，乃讦其乡。人里社赛神事，指为聚众谋不轨，坐死者数十人。法司希指，谓珏才可用，立擢之。由是阴伺百僚，有小过辄以闻，举朝侧目。卒以贪黩被劾戍边。”这件事充分表明，明成祖很喜欢这类告密的人。天下臣民做事一举一动都必须格外小心，否则就会随时被人诬告。
当时臣下都处在明成祖的严密监视之下，甚至皇太子也没能幸免。永乐十六年，胡淡奉明成祖之命，名为出巡江浙，暗中到南京探察皇太子的行为。他在南京故意多住了些日子，连内阁学士杨士奇也感到奇怪，催他上道，他便以“冬衣未完”来掩盖。他到安庆后，将所见所闻秘密地写成报告，为皇太子说了些好话，这才消除了明成祖的疑心。其实，胡淡自己也处于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一个土酋曾向经胡淡讨《洪武正韵》，赠送给胡淡三小筐樱桃。胡淡拒绝接受樱桃，但把书却送给了这个土酋。胡淡回京后，明成祖向他问起此事。胡淡便恍然大悟，原来他的举手投足都有人向明成祖回报。
因为告密的太多，执法的大臣又多以严苛为能，因此得罪的人自然很多。有些大臣被系于诏狱，明成祖外出巡幸时，“下诏狱者率舆以从，谓之随驾重囚。”
这明显带有羞辱他们的意思。还有许多人瘐死狱中，有时一个月即瘐死狱中 930余人。永乐九年十一月，刑科都给事中曹润上书称：“臣窃见其中有淹禁一年之上者，且一月之间，瘐死九百三十余人，使罪重者得不到惩罚，而轻者死于无辜。”
明成祖看见奏折，马上召法司官说：“朕于一物不忍伤害，况人命乎！尔等不体朕心，冤滥如此，纵不畏国法，独不畏阴谴耶？姑记尔等，徒流以下，期十日内皆决放，重罪当系者亦须矜恤，无令死于饥寒。违者必不宥。”明成祖的这些话是否由衷而发，当是另一回事，但一月之内瘐死 930 余人却是事实。由此可见，
酷吏们草菅人命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状况。
明成祖用酷吏，但又不全信酷吏，还不时故意说一些宽大的话。比如那个诬乡民赛神而得官的丁珏，没得意几年，就被贬谪戍边。这时，明成祖对廷臣说：
“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廷臣岂有一人免耶？”对掌都察院的陈瑛，明成祖虽然宠任他，“然亦知其残刻，所奏谳不尽从。”后来，明成祖还对廷臣们说：
“瑛刻薄，非助朕为善者。”为了平息众怒，后来即毅然将他下狱处死。即就这个陈瑛来说，他虽然刻于用法，但他大概也清楚自己只是皇帝的鹰犬，也时时处在别人的控制范围之中，不敢贪墨。明成祖曾让解缙各书廷臣之短长，解缙对陈瑛的评价是：“陈瑛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对刑部尚书郑赐的评语是：“郑赐可谓君子，颇短于才。”不论这类评价是否完全客观，但大概可以看出，这些酷吏虽用法刻薄，但也不敢过分地胡作非为。明成祖为了防止酷吏们胡作非为，便让他们互相管制。例如锦衣卫头子纪纲，作恶多端，被宦官告发，被处死。后来，明成祖便以宦官为头目设立了另一个特务机构——东厂。
锦衣卫毕竟还是个外廷机构，既管侦缉，也负责保卫皇帝。明成祖设立的东厂是个内廷机构，是个地道的特务组织。东厂由宦官管辖，刺探到什么事直接向皇帝报告。由于宦官长时间在皇帝身边，报告这类事就尤其方便。东厂和锦衣卫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并称为“厂卫”。东厂一经设立，终明不废，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至于后世皇帝设的西厂、内行厂等，都是短暂地，都赶不上东厂的影响大。东厂的设立是明成祖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有力措施，也是一个特点。
从对待宦官的态度来看，明成祖与明太祖、建文帝截然不同。明太祖鉴前代教训，极严控制宦官。他认为唐代的宦官品级与廷臣相同最为不妥，便降低宦官品级，最高不得超过四品，并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官衔，不得佩用外臣冠服。
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否则斩立决。诸司不得与宦官文移往来。按照《周礼》，宦官统于冢宰，然而明太祖把管理宦官的事务交给吏部。有一个老宦官因供事已久，一天从容谈及政事，被明太祖立即遣送回乡。这样，有些宦官“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明太祖对这样的宦官最赞赏。建文帝登基后，“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明成祖对待宦官则与他们大相径庭。当靖难之役还在进行之时，就有很多宦官偷偷地跑到明成祖那里，向他报告朝廷情况。明成祖之
所以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就是因为他从宦官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情报，知道南京空虚。有些宦官还拼命疆场，多有战功。例如那个被叫为“狗儿”的宦官，在靖难之役中是个很有名气的悍将，多次随明成祖冲锋陷阵，战功显著，成为明成祖的得力干将。明成祖感到这些宦官忠于自己，并且仇视建文帝，所以即位后便重用他们，在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宦官在起着重要作用。
明成祖即位后的第一年，就派遣宦官李兴出使暹罗（今泰国）。自永乐三年（1405）始，连续派宦官郑和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这成为中外友好交往史上的盛事。同时，宦官海童出使北边蒙古诸部的是，宦官李达出使中亚等地的，出使尼八刺（今尼泊尔）、榜葛刺（今孟加拉国）等地的主要是宦官侯显。
明成祖还启用宦官监军、镇守。例如，都督谭青营中就派有宦官王安充任监军。
明军俘获安南后，用著名的宦官马骐在那里镇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原来先定宦官不许读书识字。但后来明代的宦官多通文墨，一般人便据《明史。宦官传》的记载，认为宣德时设内书堂，教小宦官读书，之后的宦官才开始通文墨。事实上，明成祖虽然没有正式设内书堂，但也开始派人教宦官们读书识字。据《明通鉴》记载，永乐时“听选教官入内教习之”。也就是说，在永乐时明代的宦官就已经通文墨了。这也正是他们在各个领域发展的资本。
明成祖感到只用锦衣卫刺事还不放心，就让宦官也干起这类事情。实际上，用宦官出使、监军，这本身就带有讽刺的色彩。清前期著名史学家赵翼写道：（明成祖）以西北诸将多洪武旧人，不能无疑虑，乃设镇守之官，以中人（宦官）参之。这些镇守、监军之类的宦官明显都有刺事的任务。据记载，永乐十年（1412），“内官奉诸差行。上（明成祖）曰；‘朕恐在外诸司，行事或有不便，间往询之。
但不许干预有司事。”这显然负有刺事的使命。这说明，在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厂之前，明成祖就在使用宦官刺事了。最典型的就是侦伺锦衣卫头子纪纲了。那时，纪纲目中无人，天下臣民似乎都在他的监视之下，没想到还有人在监视着他。“内侍仇（纪）纲者发其罪”，明成祖随后将纪纲磔杀。
明成祖还改革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鉴管宦官事务。这种制度的改变在正史上看不到，在记载明代变故的野史上却有记载：“至永乐，始归其事于其内，而史讳之。”也就是说，明成祖将宦官的管理权
由吏部转回内廷。这样，宦官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到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便正式设立了东厂。
明代设有都察院，又有六科给事中，是监察百官的外廷机构。都察院掌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分别监察六部，并称“科道”。专制帝王对他们还不放心，朱元璋又设立了锦衣卫，除侍卫皇帝外，还有侦缉的职能。事实上，在锦衣卫之前，朱元璋还设立过一个“察言司”，一般情况下是不知道的。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七月，“革察言司。”“察言”，顾名思义，应为侦察言论舆情的意思。但它成立于何时，机构设置和活动如何，人们均无所得知。但这简短的四个字却告诉人们，明王朝一建立便使用特务刺事，后来只是名称时有变化、机构越来越多而已。这样就可以互相牵制，层层监督，最后统一于皇帝。明成祖也是出自这一目的，便设立了由宦官统领的东厂。
在中国制度史上，特别是特务制度史上，东厂的设立必然是个重大事件。关于中国特务的产生，胡适曾依据《三国志》，考证出始于魏吴的“校事官”。其实，还有更早一些的。从春秋以来，作战双方使用特务刺探对方则是常见的事。《孙子》兵法 13 篇中，就有一篇是《用间篇》，事实上就是使用特务。汉代有“大谁何”，“主问非常之人”。唐代的缉事番役被叫做“不良人”。在明代以前，封建帝王使用特务刺事都是偶一为之，没有形成完整机构和制度。明代则专门设立了特务机构，特务刺事开始制度化。
由于特务都是干些无法见人的事，特务机构又大都是秘密建立起来的，所以正史对此都言语不详。要么是根本不记，要么是一笔带过。外人又很少知道详情，为此给后人研究这个问题带来很大的困难，有些问题至今不明朗。例如东厂究竟设立于什么时间，就是一个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说设立于永乐七年（1409），有的说设立于永乐十八年（1420），还有些说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不确，但又说不出确切的时间。为此，这里不妨多花点笔墨，把这个问题辨析清楚，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些明成祖的思想和活动。
谈迁《国榷》于永乐七年十二月条记：“始立东厂刺事，内官主之。’’于是有人便据以说，东厂设立于永乐七年（1409）。但同书在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条还记载：“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前后相互矛盾，可姑置不说。从各方面的材料来看，东厂始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八月。
《明会典》根据成化时大学士万安奏罢东厂疏，推断出东厂始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明史》、《明大政纂要》、《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和王世贞《中官考》
都持此说。《明通鉴》还进一步说到，永乐十八年“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月置东厂于北京”。《明通鉴》虽然成书比较晚，但作者广收野史笔记，经过考订得出此论，较为可信。除此之外，此说可信还可举出以下四条理由：第一，永乐年间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是唐赛儿起义。起义发生在永乐十八年（1420）二月，后虽被镇压，但“自号佛母”的唐赛儿却没有抓到。七月间，“上（明成祖）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乃下诏大索，尽逮山东、北京尼。
已，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凡几万人。”但还是没有抓到。七月“大索”不果，在八月设东厂，用内臣带领缉访，是合乎情理的。
第二，“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日食在封建时代被认为是非常大的灾难之兆。更何况发生在初一，这就更不吉利了。为此，在这月设东厂，用内臣刺外廷事，符合专制帝王的恐惧心理。成化时，也是因为京师出现妖异，有“妖狐夜出”，而设置了西厂。
第三，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上命行在礼部以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
改京师是一朝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因为这样，在前一个月设东厂，用内臣刺探舆情就显得尤其重要。
第四，仔细看一下《明实录》就会发现，在永乐七年（1409）虽然就有使用宦官刺事的记载，但这类记载很少，并且也看不到他们的气焰器张。但在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却有中官“气势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捶击”的记载。这种气焰是之前所看不到的。这应该是中官已提督东厂、气势渐横的结果。
总观而言，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八月是比较可信的。
东厂设于东安门北，即后来北京的“东仓胡同”。提督东厂的，最初“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叫为“督主”。他们“各设私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员”。明代宦官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这当中，司礼监为第一衙门。司礼监有掌印太监一员，因可以代替皇帝对章奏“批红”，故权力很大。在掌印太监之下是秉笔太监，掌东厂的就是秉笔太监第二号人物或第三号人物。据《明史。刑法志》载：“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东厂和锦衣卫互相监督，互相牵
制，又互相勾结。东厂的许多隶役就由锦衣卫拨充，役长称“档头”。有关东厂内部组织的材料非常少；我们只能了解这些大概的情况。
像历代中原统治者一样，明朝皇帝对周边民族采取了怀柔政策。
明初从洪武到建文、永乐年间，北元由于明朝的打击和内部的纷争，势力逐渐衰弱，并且分裂为三个大的部分，即西部的瓦刺、中部的鞑靼和东部的兀良哈，但明朝人又将所有蒙古人习称为鞑靼。
如何对待鞑靼和瓦刺的归附者，是明朝政府怀柔抚绥政策的重要内容。
朱元璋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称言：“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以民族革命相号召；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元朝正统，称蒙古人做皇帝是“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并说：“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这显然是为了讨好元朝君臣，争取他们不战而降。在强大的和平攻势面前，北元官员将领纷纷归附明朝。朱元璋践守前约，量材录用，厚给官职爵禄。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这一政策，标榜任人唯贤，“不分华夷”，对于降附者礼遇有加。
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卫所镇抚陈恭上言：“侍卫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柞，夷狄之患，可为明鉴”。上览毕以示群臣曰：“所言禁卫宜严甚是，但天生之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
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此段话议论得十分透彻，系统且全面地表述了朱棣对鞑靼、瓦刺归附者的政策。在这里不仅显示了朱棣的非凡度量，而且表明这项政策的提出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元朝“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视为其灭亡的直接原因，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朱元璋，是很有见地的。
同洪武时期一样，朱棣对漠南北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这就是所谓“羁縻卫所”。对
于腹里的归附者，或是归附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这就是所谓“鞑官”和“鞑军”。永乐时期，鞑官和鞑军的数字空前地扩大了。
朱棣与鞑靼人的关系，渊源甚深。早在为燕王时，他的军队中就有很多“鞑卒”。建文帝曾指责朱棣私纳智谋壮勇之士图谋不轨。朱棣辩解说：“盖臣府中有鞑军百余人，悉是洪武间归附。朝廷处于北平，皇考命于护卫岁给衣粮，以备御虏防边之用”。
其实，燕府中的鞑军当不止百人。“靖难之役”中，朱棣还与蒙古私相往还。
建文三年十一月，“北虏通燕，寇铁岭卫，杀百户彭城”。这些鞑靼将士英勇善战，在战斗中“胡骑军官最近左右”，“每简其精锐使从征伐，得其死力”。朱棣夺取皇权，与鞑靼将士的舍命相助是分不开的。
朱棣即位之后，出于政治目的，更加强了对鞑靼人的笼络。对归附者，除根据原有地位授予官爵，赐予布钞袭衣外，有时还给予牛羊等牲畜。
蒙古人退居塞外之后，处于十分孤立的状态，蒙古与明朝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中断了。由于游牧生活，从前工匠和农民的住地都成了草地。但是，他们对于粮食、纺织品和铁器等金属制品的需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大倒退，但由于蒙古入主中原达百年之久，中原地区的影响并不能马上消失，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也不能马上改变。为了生活，不得不向中原或其它地区求得。其手段不外乎“以掠或易得之”。甚至在与明朝处于交战状态时，蒙古人也悄悄与守边士卒进行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坠得马尾火石”。
说明了商品交换的不可避免。
明朝廷也了解这种情况，对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贸易一向控制甚严。它一方面利用贸易作为控制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手段，同时也用贸易对其示以怀柔。
另一方面，明朝为了边防，需要大量马匹，这使得与蒙古等地区的贸易就显得势在必行了。
朱棣即位之初，对北部边疆各族的贸易稍有放宽。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一月壬寅，朱棣遣使赍敕谕兀良哈、鞑靼、野人诸部曰：“朕今继承天位，天下一家，溥海内外，俱效职贡。近边将言尔诸部酋长，咸有归向之诚，朕用嘉之。
特令百户裴牙失里赍敕谕尔，其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买贸易，一从所便。欲
来朝贡者，与使臣偕至”。
同时，由于“靖难之役”，天下马匹损耗甚多，全国仅有马二万三千七百余匹。为巩固政权和边防，朱棣十分注意马政，一方面“严督所司，用心孳牧”，同时开民间养马之禁；另一方面就是加强与产马地区的贸易，大量买马。
一种交易是不定地点，价格由官方规定：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陕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于宁夏市马，请官市之，以资边用。上从之。
命有司偿其直。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
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军民私市者禁之”。
永乐七年七月乙酉，“敕镇守宁夏宁阳伯陈做官带有绔帛布钞，可与新附鞑靼易马。良马勿吝直，次者亦酌量增直易之”。
大量的贸易以朝贡的形式出现。蒙古和其他民族的使节或商人，赴边境或进京贡马及方物，朝廷以赏赐的形式给予报酬，或直接给予货值。马和方物都有定价，赏赐有定额，如果赐赉不足额，进贡者则会不满。这种进贡，实际上是各族首领或商人与明廷之间在做买卖。在这种贸易当中，朱棣的方针是“怀柔远人，宁厚无薄”。不仅给货值，还要给予丰厚的赏赐。
在东北和西域，明朝同样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市易朝贡关系。这是明朝控制东西双方以箝制鞑靼和瓦刺的手段之一。”辽边西壁近虏，境外多物产，如貂皮人参材木鱼鲜之类”。但洪武时期，对辽东的贸易管理甚严，以至“凡公差人员，不许捎带松榛等物进口渡海，违者一二斤、三五两俱分尸，号令所过，官司纵容，一体治罪”。女直、兀良哈头目经常赴内地贡马。
永乐时期，在辽东开原广宁设立了三处固定的马市，定期开市贸易；又规定女直部落一年一贡、每贡一千人，兀良哈三卫一年二贡，每贡三百人，计每年赴内地朝贡者一千六百人，而实际不止此数。朝廷给予来贡“夷人”的赏赐也有定额。另外，朝廷还花费大量经费用以晏赏、迎驿。这些措施加强了同东北各民族间的联系。巩固了东北边疆，也削弱并牵制了鞑靼侵扰势力。
西北方面，永乐初明朝就与当地请民族建立了通贡关系，抚之甚厚。永乐四年八月壬子，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曰：“西北番国及诸部落之人，有来互市者，多则遣十余人，少则二三人入朝，朕亲抚谕之，使其归国宣布恩命”。
以贸易关系为手段来争取少数民族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与西番的茶马贸易是
明朝与少数民族贸易的重要部分。河州一带是西域门户，控制河州，才能使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
朝廷茶马之禁甚严，“虽勋戚而不宥”。洪武三十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坐犯私茶，竟然赐死。布政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家人等皆坐诛，茶货没入官。朱元璋说：“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永乐时期，仍与西番保持了茶马贸易关系。
永乐三年二月，朱棣谈到禁夹带私茶布帛青纸出关时曾说：“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
永乐五年十月千辰，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旧禁军器出境。近闻有鬻于外夷者，此边将失于关防之过，目今须严禁约。
六月丙申，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旧禁丝绫罗与外夷交易。比闻军民裁制衣服与回回易马，贪利违法，尔更申明其令。
同年，令谕各关把关头目军士，务设法巡捕，不许透露缎匹布绢私茶青纸出境，若有仍前私贩，拿获到官，将犯人与把关头目，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有能自首免罪。
永乐十五年再次申谕：国家兵器以御外侮，近有小人贪图货利，私鬻出境，反以资寇，直严禁止，犯者虽勋威不有。
禁令十分严厉。所谓“商贾贸易，一从所便”云云，是在朝廷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
朝贡和市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民族的生活需要，也有利于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和边疆地区的稳定。朝廷也因而得到了大量的马匹。
但是，通贡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在朝廷把“四夷来朝”看作归顺或向化：而“四夷”未始不把朝廷的赏赐看作是软弱纳款。永乐以后，政治腐败，国力日衰，兀良哈、鞑靼甚至借武力邀贞、添贡。贡市非惟不能抚怀边外，反成了肇祸之源。正统成化以后，纷扰不已。
元朝建国其疆域是很大的，“北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顺帝退出塞外后，仍然在东西广大地区内有着相当的影响，并企图借其力量以图中原。明朝如据有东北和西域，不仅可以削弱故元的势力，而且可对其收包围钳制之效。
明朝则处于蒙古势力的包围之中，不仅难于制驭蒙古，而且会影响到明政权的巩固。因此，控制东北和西域，是明初对付故元蒙古势力的要务。
这里先说朱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洪武初，元将纳哈出拥兵辽东，东北地区的女直族、高丽族等仍然处于其控制之下。朝鲜，时称高丽，还保持着与北元的臣属关系。北元君臣曾多次企图借助朝鲜的力量恢复中原。因此，明朝必须控制东北地区，切断北元与朝鲜的联系。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第二年，再派契斯赴高丽封其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式遵典礼”、“作镇边陲”。
高丽于洪武二年五月辛丑停元至正年号，洪武三年七月乙未始行洪武年号，奉明朝正朔，纳元所降金印。然此时高丽仍首鼠两端，与北元使节往来不断。
与此同时，朱元璋一方面不断造使招谕东北地区官民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洪武四年元月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同年，在辽东设立定辽都卫，八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
北元大批将领、女直头目相继归附明朝。朱元璋陆续将辽王、宁王、韩王、封于广宁、大宁、开原等地，以扼制辽东。洪武二十年，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降。
二十二年，朱元璋在东北西部广大地区直朵颜、泰宁、福余等三卫，以处纳哈出降人，明朝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展了。二十年十二月明廷咨高丽国王，以鸭绿江为界，“不得复有侵越”。
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更名称朝鲜，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和朝鲜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将其列为“不征之国”以戒子孙。朝鲜和北元的联系被切断了，北元借朝鲜之力恢复中原的希望也落了空。明朝进步巩固了在东北的地盘，洪武时期，明朝势力已达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
永乐时期，国力强盛，朱棣锐意征服鞑靼、瓦刺，又因为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所以更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
辽东地近鞑靼，兀良哈三卫时与串通，造成边患，因而在军事上仍以防备鞑靼的寇掠为重点。仅建文四年八月至永乐元年十二月，辽东都司就连续向朝廷报告军情：“缘边胡寇窃发不时”，“近虏寇盘山驿，虏掠人畜”，“虏寇懿德塞三昼夜，破寨棚，官军与战不利”。朱棣则不断下令：“严固边备”，“谨守疆场”。
其次是遣使招抚东北广大地区的汉人、女直人、鞑靼人。朱棣十分关心女直
的情况，曾亲自讯问女直地方的风土山川。永乐元年，朱棣派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永乐二年又派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辽东安抚女直之地，拟设建州卫，“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失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
于是，“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述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明朝“因其地分设卫所”，“选其首长授以指挥千百户等官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是朱棣巩固开发东北边疆，控制鞑靼的重大措施。永乐九年内官亦失哈率兵千余人，巨舰二十五艘至其地，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近人研究奴儿干问题成果甚多，从理论上说奴儿干所统卫所东起库页岛上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兴安岭的古里河卫。但这些卫所，奴儿干都司并不能实际统属之。考之《明实录》，各卫所入朝入贡，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并不受都司统属。
女直各卫所多属羁縻性质，以原有头目世袭指挥镇抚，朝廷给法印，定期朝贡京师，而奴儿干都司却以流官长之。担任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的康旺，原为东宁卫指挥，东宁卫属辽东都司，距黑龙江数千里之遥，必非奴儿干土著。
另外，奴儿干都司是拥有军队的，至少是少量的军队、而且是朝廷控制的官军。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子，朱棣命辽东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几干都司护印。至于除护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军队，不得而知。这一事实说明明朝对奴儿干都司控制的程度，超过了其他羁縻卫所。
朝廷命使不断到奴儿干都司，从永乐到宣德中，仅中官亦失哈就曾到奴儿干之地达七次之多，这些都说明奴儿干曾长期处于明朝的有力控制之下。
东北备卫女直人，常常到内地朝贡或朝觐，为了表示优抚，朝廷要对其给予赏赐，封予官爵。朱棣称此曰：“捐小费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女直需要与内地进行贸易，或以入贡形式进行，或于边境开市，永乐三年三月癸卯，朱棣命“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四年三月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容纳失里等主之”。这是开设马市之始。
永乐时辽东马市共有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市马有官价，贡物“悉厚直酬之”。
不论鞑靼或女直，“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使，但禁戢士卒，勿扰之。谈到辽东马市，宣德皇帝曾说：“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
直固然需要内地的服用之物，而他们也给中原送来了土产：马匹、貂皮、人参、材木、鱼鲜等等。中原输出的则有铧、铲、耕牛、种子以及米盐绢布缎匹衣服等。开市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之外。“开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价，抽市则立法，至详且善矣”，朝廷委专员进行管理。“抽分”是政府的一项收入，但它也标志着政府有效的管理权和边民对政府所尽之义务，显示了朝廷的影响力。
永乐时，大批的女直人纷纷归附明朝。要求靠近内地居住或到水草丰盛处放牧者，都需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或为他们择地筑城，或以水草丰盛处许之。有愿居京师者，也受到鼓励，“赐袭衣彩币及牛羊薪米居宅”。
既与方便，又不强使居之，来去自由，政策很开明。后来，由于移居者日多，为了便于安抚，置自在、安乐州于二城，州置知州、吏目、同知、判官各一员以管理之。其它如东宁卫、三万卫、开原、建州、喜温河卫等，也多有女直人等申请去居住，不仅得到批准，而且“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所在官司给之”。
为了便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开发，朱棣还主动派人筑城管理。永乐十二年九月，他听说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饶，便命指挥塔失往治弗提卫城池。“令居民成居城中，败猎孳牧从其便，各处商贾欲来居者亦听，仍命行在兵部榜谕之”。
辽东地区民族杂居，亦有不少鞑靼人居住，永乐十年四月庚午，“命筑辽东开原西门土城，以处鞑靼之归附者”。
对于边地居民的贫寒者，朝廷则往往给予赈济。当地居民及部落首领的生活用粮，朝廷还常常给予接济：“稍给盐米布，赡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永乐十二年秋七月巫凯奏：“开原三万辽海三卫岁收屯粮，仅给本卫官军及给安乐、自在二州之人。近奉命运给各卫调兵行粮，并接济毛怜、建州诸卫鞑靼，道路既远，供给不敷，宜将所给建州毛怜者，就沈阳各卫与之”。
通过各项措施，不仅巩固了东北边疆，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使北元势力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这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不仅如此，许多女直、高丽、鞑靼头目与朝廷的关系甚好。比如，永乐十六年正月己未，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奏：本卫千百户哈答等二十余人，每有调发，能效勤劳，今来朝，请量升之，以劝将来。
遂各升职有差，仍赐敕状谕赍之遣还。”同年二月庚戌，建州卫都指挥李显忠奏，其卫指挥千户镇抚头目哈刺忽等，擒捕叛亡，累著劳绩，请升职以示劝。”。
甚至朱棣山塞亲征，也征用当地兵士随行。永乐十九年六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朱荣及辽东都指挥巫凯、刘青：于所属卫分并鞑靼、女直、高丽寄住安乐自在州官军内选精锐五千，以七月率至北京”。永乐二十年北征，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等亦率子弟部属从征。
另外，“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
朱棣很注意辽东的屯田：“减戍卒而增屯夫，数至十有其八。力穑者众，岁有羡余。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东北地区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同时，永乐一朝，明朝与朝鲜关系也十分融洽，北元无以乘其间，鞑靼向东的扩展更失去了可能。在明朝制驭鞑靼、瓦刺的一盘棋上，对东北的经营，是一招胜算。
元朝灭亡后，旧元势力仍然对西域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了最后消除故元在西域的势力。限制后来的鞑靼、瓦刺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朱元璋父子在努力经营东北的同时，对西域的经营也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明人称此为“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并将其比作汉武帝的“断匈奴之右臂”。
首先，明朝不断派出使节往西域诸部，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太监王安、鸿胪寺丞刘帖木儿，吏部员外郎陈诚、中官把泰、李达、郭敬，都曾先后出使西域。
陈诚于永乐十一年出使，于永乐十三年回还，所历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几十七地，著有《使西城记》，备言其山川风俗物产，使明朝对西域有了新的认识。
朱棣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争取他们对明朝的归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通使通贡、来去自由的关系。永乐元年朱棣就对礼部臣说过：“自
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
永乐二年十一月庚戌，朱棣于奉天门“视朝，西北诸胡来贡”。礼部尚书李至刚说：“西北诸胡，陛下抚绥，皆以向化，边境已宁”。朱棣说：“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抚之有道，未必不来。虎至暴，抚之能使驯帖，况虏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者，惟推诚待之耳”。对于来经商者，朱棣主张“宁厚无薄”，“远人慕义而来，当加厚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
西域的上官、头目，故元官属则纷纷归附明朝，不断来内地通使通贡。朝廷则给以王爵或令其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给诜印冠带以为臣属。西域商人也纷来内地经商。西域所贡所市之物有玉璞、硼砂、惘砂、文豹、狮子、骆驼、名马，马匹是大量的。朝廷给来贡者以宴赏，赐以布匹、绵帛、衣服、瓷器、金银、钞币，所贡之马按等给直。
为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如同内地一样，朝廷还为其提供种子、农具，帮助其兴修水利，使其安居乐业。
哈密是明朝经营西域的重点。明初，故元肃王忽纳失里尚居哈密。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练兵两凉，“出师略地通商旅”，忽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洪武十四年哈密回回阿老丁来朝贡，朱元璋遣其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
洪武二十四年宋晟充总兵官与都督金事刘真讨哈密，斩豳王别儿怯贴木儿、国公省阿桑儿只等一千四百人，擒其王于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番戎慑服，兵威极于西域”。
永乐初，朱棣遣使臣亦卜拉金等资敕往哈密抚谕，且许以马入中国市场。哈密安克贴木儿遣入贡马，朱棣命“分别等第”，“计直给赏”，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凡进贡回回有马欲卖者，听于陕西从便市易”，并“约束军民勿侵扰之”。
永乐二年六月，封安克贴本儿为忠顺王。安克贴本儿乃元肃王忽纳失里之弟，忽纳失里卒，嗣为肃王。安克贴本儿遣使来朝请锡爵。朱棣说：“前代王爵不足再论，但今取其能归心朝廷而改封之。使守其地，绥抚其民可也”。遂遣指挥使霍阿鲁秃等赍敕封为忠顺王。这样，哈密改变了故元藩王的名号，正式进入明朝版图。这是直接与北元争夺哈密的斗争。
安克贴木儿被封不足一年，就被“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可见鞑靼势力
仍在向西域渗透。朱棣命脱脱嗣位。脱脱为安克贴木儿兄于，于洪武二十四年来晨讨哈密时俘人中国。朱棣即位“求得之”，“抚养甚至”，永乐元年送还故地。
脱脱嗣立，使哈密与朝廷的关系更密切了。脱脱曾为其祖母所逐，朱棣以脱脱为“朝廷所立”，降敕切责其“不顾礼法”，“不知有朝廷”。哈密显然受到朝廷的管辖。
永乐四年三月丁巳，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为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给印章，并设王府官。忠顺王府设经历、长史、纪善等官，以汉人庶僚周安。刘行、辜思诚等充任。王府官之设在夷姓诸王中是很特殊的，其制几同于朱姓诸王。
另外，给忠顺王以金印，为其筑王城，都与其他羁縻卫所不同。这既说明朝廷对哈密的重视，又说明其实际控制、管理的程度。哈密卫官员的设置也由朝廷掌握。永乐五年十二月甲午，朱棣敕何福曰：“得妻哈密指挥法都刺欲设把总官一员，以理政务。尔须度其可否，及当委用何人宜审思熟计，具可否以闻。朝廷的法令、语书都要在哈密颁行，几同内地郡属。脱脱死后，永乐九年封免力贴木儿为忠义王。终永乐之世，哈密贡使频繁往来。
嘉靖时兵部尚书胡世宁说：“昔者太宗文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遗孳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以虚名，而我享实利者也”。虽非尽借“虚名”，而明实享其利。明人称哈密为“诸番领袖”。其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西域咽喉”，“天方等三十八国入贡，必取道哈密。”明朝因而利用哈密“译上诸番贡表，侦察向背”，“译文具闻乃发”。
另外，哈密东距肃州、西距土鲁番各千五百里，“瓦刺达子在其北百里”，明朝控制哈密，“一以断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察其道顺而抚驭之，内以藩屏甘肃，而卫我边郡”，对经营西域，进而对遏制瓦刺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朱元璋柔武兼施，只要他们承认了明朝的统辖权，便“赏赐名分”，“依旧本地里快活”，否则便出兵征讨。
洪武年间逐渐在撒里维吾儿之地设立了安定（八年初立，十年叛废，二十九年复立）、阿端（八年置，后废）、曲先（后并入安定卫）、罕东（三十年立）诸卫。亦曾一度据有赤斤蒙古，并与沙洲通好。
永乐中，对该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了。恢复了曲先卫（三年）、阿端卫（四
年），新立了沙州卫、赤斤蒙古卫（二年置千户所，八年置卫）。
别失八里、哈烈、柳城、火州、土鲁番、撒马儿罕诸部，这些部族都与明朝保持了通使通贡的关系。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甲寅，朱棣“遣使诏谕哈烈、撒马儿罕等处，并赐酋长织金文绮。遣使诏谕别失八里王照的儿火者，并赐之綵币。黑的儿火者，元氏之苗裔也”。着眼于争取“元氏苗裔”，以固边陲。
撒马儿罕在诸部之西，即当时帖木儿大帝国主帐所在。以其主帖木儿为元朝驸马，明人称之为驸马帖木儿。当时帖木儿已定中亚，威德正隆，“受群臣尊号曰成吉思可汗”，其志不小。明朝派给事中傅安以威胁利诱说降天山南北，到撒马儿罕为其所拘。帖木儿令人导傅安遍历诸国数万里山川以夸耀其国之广大。帖木儿勾结故元宗室完者秃（本雅失里）欲图东进。
朱元璋怕元朝所留于凉州的大量回回与其串通生事，一次就遣归撒马儿罕千二百人。永乐三年帖木儿与完者秃合谋率二十万大军东征。朱棣闻讯今甘肃总兵官宋晟“练士马，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
第二年，帖木儿死于东征途中，一场大战才得以避免。帖木儿帝国陷入分裂之中，力量迅速衰落。其孙哈烈嗣王，与明朝通好。朱棣遣使往祭故工，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这实际上又是一次与旧元残余势力的斗争。
明朝永乐时期对西域有着有效的管辖权和广泛的影响力。部族头目对朝廷很忠诚。永乐八年五月丁亥，肃州卫寄居回回哈刺马牙叛，杀守御都指挥刘秉谦等，据城，遣人结赤斤沙州哈密为应援。赤斤蒙古塔力尼说：“尔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为不义！我辈得安居，农具种于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恩德如此，我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今伺尔出城，必邀杀尔以报国家”。
永乐三年，哈密忠顺王为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别失八里则讨鬼力赤之罪。
对于各部族之间的纠纷，朝廷也往往出面干涉。永乐五年，沙迷查干使节来言：
“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朱棣劝他“宜审度而举事，慎勿轻动以取危辱。
永乐十四年三月，别失八里与哈烈有隙，各蓄争斗之志，朱棣赐玺书谕纳黑失只罕并哈烈，“俾各释怨睦邻，保其民人，以享太平之福。因而，“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
洪武时期，故无势力尚残留于西域，诸土酋每有叛掠。朱元璋往往施之以兵威。永乐时期故元在西域的残余势力不多了，朱棣主要使用劝说、安抚的办法平息西域的叛乱，不轻易用兵。永乐十一年，老的罕叛入赤斤蒙古，且为边患。朱棣命杨荣赴陕西与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杨荣还言：“出嘉峪关，千里险厄，乏水草，饷道弗能通，又沍寒，士马疲瘠，不可辄用兵罢中国。彼小丑当自来归”。
朱棣从其言。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在与西域的和平往还中，朱棣也有较其父高明之处。
朱元璋认为：“西方回回商人入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由是尔诸国商人获厚利，疆场无忧。是我中国有大惠于尔诸国也”。这种片面的傲慢的态度，远不如朱棣的“以不治治夷狄”，“但有来者，推诚待之”。朱棣则强调“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优给赏赐，隆礼过之，虽然浪费不赀，但颇收拢络人心之效。
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朱棣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回，谓尚书郑赐说：“此物今府库有之，但朕自不用”。“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
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朱棣并非轻视玉碗，也不是吝惜赏赐。他能从国家利益着眼，是值得赞许的。
然而，“自庄浪而南三百余里为西宁，古湟中也。自凉州西北二百余里为镇番，古始臧也。夫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达胡虏，经制长策，自古为难”。为了保持明朝与西域的正常通道，必须把守好镇番、西宁这个门户。
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众“番族”“聚族”聚居，明人均称西番。洪武四年设河州卫，同年置洮州、岷州军民千户所，十一年立岷州卫，十二年立洮州卫。洪武六年立西宁卫。朱元璋说：“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
“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弃之不守”，“岂良策哉！”明代西番还包括西藏地区。
在政治招谕和军事征服之外，朱元璋父子还利用贸易和宗教作为手段进行拢络。贸易已详前文，此谈宗教。明朝法律对僧道限制甚严，民间不准私行剃度为僧，僧人需进行通经考试。但对于番僧优礼隆厚，实欲借其力以稳定“番族”。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刺为都纲。河州卫汉僧纲司，以故无国师魏失刺监藏为都纲。河州卫番僧纲司，以僧月监藏为都纲。“盖西番
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阴助王化”。
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京师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朱棣对番僧的优礼，无以复加。“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京师”。
朱棣甚至称昆泽思巴、哈立麻为“尚师”，即“上师”，给以极高的荣誉，赐予甚厚，所费不惜。其策略是成功的，虽非创见，却开有清一代利用宗教拢络少数民族的先河。
同时，西番诸族不论大小皆许入贡，“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这样，朱元璋父子用军事征讨、宗教拢络、入贡给赏等各种手段控制了西宁地区，从而保护了河西走廊并防止了蒙古势力南下西藏。明朝在整个西域的控制加强和巩固了，不仅阻止了鞑靼、瓦刺向西域渗透的可能，明朝反得以西域之地扼制之。
经营东北、经营西域的活动贯穿了朱棣的后半生。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便可以看出朱棣对东北、西北地区的开发控制，不仅仅是以之形成对蒙古势力的包围，而且是为明朝的势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巩固，其实，它是朱棣整个宏图大业的一部分。
北元政权以及后来的鞑靼、瓦刺，经常对明朝边境进行侵扰。明朝在对其怀柔抚绥的同时，还进行了加紧防御。“选任名将，总率兵马，修饬边备以待之。
自辽海至于两鄙，要害之处，皆有其人焉”，所谓“列镇控制四夷”。
号称“九边”的北方重镇，永乐时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皆已驻有重兵。总兵官领兵戍守，营堡墩台，分其缓急量设兵马，平时走阵、哨探、守瞭、焚荒，皆其职。敌“即不欲犯我境土，非以贪戾而务广大也。卫边地而死民死”，“日戒修军政”。其时“边政严明”，诸官军“无敢惰”，“稍违制辄按军法”。
朱元璋很注意北部地区的军事工事的建设，洪武时关隘烽堠遍布边境，“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用以“限隔内外”。
永乐以后，由于大宁都司的内迁，宣府等地成为冲要，后来迁都北京，靠近边境，朱棣更重视北部边防工事的建设。其主要设施有屯堡、壕堑、墩台。
沿边修筑了许多城池、石垣、壕堑。永乐七年六月，朱棣对后军都督同知曹隆等说：“国家置边军镇守，所恃城池为固。须高城深池，日夜警备，若城池坚定，巡逻不怠，猝有缓急，可以战守随宜”。
永乐十年八月，又命边将在长安岭、野胡岭及兴和迄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永乐十三年三月大同镇守左都督朱荣言：“边卫城池，当边境冲要。其忙牛岭、兔毛河、赤山、榆杨口、东胜诸处城垣低薄、无壕堑，宜急修筑。从之”。
朱棣屡次下令各处建筑烟墩。城堡、墩台、壕堑，遍布北方边境，东起辽东，经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直至嘉峪关，各种军事设施连绵不绝。正德年间，礼部郎中都穆西出使宁夏，尚得见永乐初何福所筑城，甚至河州、洮州、岷州诸卫，也有边墙隘门等设施。
对于通往鞑靼、瓦刺的关口道路则“补其缺，塞其罅”，驻以严兵，“以为外寇之防”。
可见朱棣十分注意对关口的控制。
对关口的管理，更是严格。出入关口者须凭勘合，检验无伪方许放行。永乐七年四月丙戌，命编置紫荆、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关口出关勘合，以防诈伪。每关一百道，以礼乐射御书数六字为号。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铃记，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薄并勘合送内府，都督府底簿付各关口。公差出关者，必得内府勘合为验乃出。无者，从守关官执奏。
为了防止诈伪，守边军队的调动也以勘合为凭。永乐七年五月辛卯，置边城调军勘合。“上以边戍调遣，止凭敕书，虑或有诈。乃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六字编为勘合，共百号。底簿比号簿各一。底簿及勘合留内府，比号簿付边将掌之。遇有制敕调遣军马，须凭勘合比号相同，方许奏行。如有制敕，而无勘合，有勘合而比号不同者，皆为诈伪。于是给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大同江阴侯吴高、宁夏宁阳伯陈懋、宣府武城侯王聪比对勘合簿各一”。
永乐十一年九月丙申，“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等曰，立边防以严内外，先王之制不可不谨。自今非有御宝文书不许出塞。虽传朕言，而无御宝文书者，皆不许。其境内商旅及公干有验者听。”明朝禁止军民官员与外人私相往来，所谓“人臣无外交”，虽宗室亲王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既为防止“人臣”造成内患，更防
止其勾结敌人泄漏军务引起外患。
对于边将与“外夷”的交往，防禁更严。
朝廷常常命令边将派人出境巡逻侦察。比如永乐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备御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五千人，马千五百匹巡逻迤北。永乐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三千人哨瞭迤北”。
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寿等率骑兵由枪杆岭山云州北行，与武城侯王聪等会兵觇虏兵。各赍一月粮，每三十里置马五匹，以备驰报”。
永乐四年六月戊辰，“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归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虏俟冬欲南来圆山孳牧，尔宜严固边防。待九月尽，令郭大都为乡导，遣精骑出塞砚之’。”沿边驻军，除保护边内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还负担着屯田的任务。
朱棣称此为“且耕且战”。
内迁边境蒙汉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侵扰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军北上，长城内外蒙汉居民大批降附。其时故元政权退居塞外，时窥中原，如何处置边境降民，关系到明政权的巩固。洪武四年，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士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明人尹耕说：“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因而“部徙吏民于内郡”。
明军初定天下，无力控制边外之民，又要防止其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举。从洪武四年起，陆续将边地居民大量迁往内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后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腾、豆州、云内等州县民；十一月徙绥德、庆阳之民。
起初，朱元璋主张对归附的蒙汉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说：“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着顺而抚之，使其就归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然而，“遗胡残虏遍郊原，已去而复来，既离复合”，归附者与未附者错纵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对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地方人十分要打荡得乾净”。
朱棣承认了边民内徙的现状，有鞑靼归附者也往往迁之而南。比如，永乐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何福说：“鞑靼伯克帖木儿等部属至甘肃，且勿给田土，俱令来北京扈从，渐渐移之南行，散处于便宜畜牧之处”。
元人北撤和边民内徙，在长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旷地区，长城以北更甚。
同时，由于当地居民罕少，宣府、辽东、甘肃等地不设郡县，而是“遣将择兵镇之”，“捍外卫内”，统以卫所。所谓“旧郡邑守宰尽罢，其成居兵卒，武吏驭之”，以数百万军民付之武弁，无人“抚循其疾苦，保护其妻孥”。
这对于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巩固是不利的。明人认为，边地诸镇不设宰守“亦一时权宜”，“文皇乘三驾馀威，图复郡邑旧制，而鼎成之亟，渊虑未纾”。
从洪武末年就已考虑在边地充实民户了。
以当时的国力而言，恢复迁地郡邑建制并移民实之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虚华的武功，于此未甚用力。相反，由于大宁都司及各卫所的内徙，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卫所的内徙，以及兴和的废弃，反倒加重了长城以北地区的空旷荒凉的局面。
为了防止鞑靼侵扰者所有可乘之机，明朝还限制军民到边界之外去耕牧：“故事，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这样，许多耕地草场，只好荒废。不仅如此，自永乐时期起，边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长，每值秋冬，出塞烧荒，鞑靼人不得近边放牧，以减少引起事端的机会。“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了哨”。
永乐五年十二月癸已，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尔奏缘边草盛，欲焚之，最当。第虑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军马，仓卒难避，屯堡房舍，将有所损。
须预报之使备”。
烧荒便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慢慢形成定制。
本来，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国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长城以外广大草原地区曾经一度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所谓“屯田连络，监牧相属，宫室相望”。
但是由于明朝与北元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由于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长城地区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缘边耕牧，秋冬烧荒等等措施，使这些地区变得一片荒凉。
迁民、烧荒、限制耕牧，使蒙古人不得近边放牧，边境安静了许多但大片的
沃土草滩任其荒废，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发，固然不能资敌，但也不能资己之军国之用。
从长远观点看，这种做法是失策的。另外，当明军出塞征讨时，既无耳目向导，也无居民协助。大军粮饷，只有靠内地人民驮角馈运，行动很不方便。
另外，由于蒙族人民与中原经济联系被切断，使他们失掉了许多生活用品的生产手段和来源；又由于与明朝处于对立地位，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地发展，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如果说永乐以前蒙古人尚有恢复中原的能力和企图的话，那么永乐以后，他们的南下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需要，定期的抢掠成了他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带上了季节性的规律。每当“首春气和，坚冰渐薄，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驰”，蒙古族人多在草原经营牧畜，明军则得以喘息：“解甲以候熏风，整雕鞍以待秋至”。
秋天到来，百草结籽，马肥弓劲，正是蒙古入掠之时，此时明军则“控弦执矢，观衅而动”。这就是所谓“防秋”。秋天正值内地收获，蒙古人多于此时南下因粮，但这时“农人收获，壁不可坚；禾稼棲亩，野不可清。虏或因粮于我遂深入，而秋高马肥，恒凭强以逞”。
因而“防秋之兵，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陴，马军列营，视四时独加严焉”。朱棣，以及后来的君臣，在北部边防问题上尽管处心积虑，但似乎没找到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只要上述经济形势不改变，明朝的所谓“边患”就不能解除。朱棣的频年征讨，更加重了草原地区与中原的隔绝局面，想要制驭蒙古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在朱元璋的怀柔政策下，有不少蒙古官民归顺了明朝，甚至在官僚队伍中有鞑官，军队中有鞑军；由于明军的打击，由于蒙古内部的纷争，蒙古势力有所削弱，但从整体上说，蒙古鞑靼、瓦刺、兀良哈三部并未正式置于明朝的统治之下。
明成祖对于不肯归顺的蒙古势力是不会置之不问的。但是，朱棣即位之初，百废待举，而处于纷争中的蒙古各部，一时也还难以给明朝构成威胁，因而，朱棣对蒙古的政策在永乐初期是以怀柔为主，以防守为主，即所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凡来归附的，均以礼接纳，不愿归或归而复叛者，也不强求。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十二月“有边地降虐叛去者，宁夏总兵官
左都督何福“请举兵追之”。朱棣说：“但今朝廷大体，当以诚待之。春秋驭夷之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盖彼之来，既无益于我，则其去也亦何足置意！况其同类颇众，其间必有相与为亲戚者，今若以兵讨叛，其未叛者亦将置疑。不若姑听其去，但严兵备、固疆圉，养威观衅，顺天行事。如造次轻举，后悔无及。”
对于边外用兵，朱棣还举汉武帝以为戒。他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
这时朱棣对于边外用兵十分谨慎，他采取的这种决策，显然受到实力的制约。
既然一时还不能臣服鞑靼、瓦刺诸部，那么，只有先求与之通好。朱棣一即位便遣使赴和林敕谕诸部酋长。永乐元年（1403）蒙古请部推奉鬼力赤为可汗。
这位鬼力赤可汗，对于已经分裂的蒙古，并不能做到实际的控制，特别是无法控制西部蒙古的瓦刺部。朱棣承认鬼力赤在全蒙古的统治权，也是限于力量无法向北伸延。但朱棣并不是不想对蒙古进行控制，他在永乐二年便向瓦刺等地派出使节，争取不战而屈之。其谕瓦刺头目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和和林等处头目说：“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体天心为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无不来廷，皆已厚加抚绥，劝忻感戴。惟迤北诸部犹观望进退，出没边境，未有归诚。今遣指挥完者先那海、百户亦刺思等往谕朕意。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尔其遣人往来相好，朕即授以官赏，今还本地射猎畜牧，安生乐业，永享太平之福。”通过对比永乐元年和永乐二年的两通敕书的研究，便会发现其中的矛盾。朱棣既然承认鬼力赤为蒙古可汗，要求通好，便不该再遣使瓦刺头目及和林等处头目，望其归诚；反之，要求瓦刺头目及和林等处头目归诚明廷，便是对其可汗的不友好。朱棣推行如此矛盾的政策，正反映了他的尴尬处境与矛盾心态。
他希望统治全蒙古，作个主宰华夷的君主，但没有力量：他遣使蒙古可汗鬼力赤要求通好，但不真诚，因为他有臣服蒙古之心。这种矛盾的政策使他无法处理好与鬼力赤的关系，鬼力赤等人对朱棣的心计看得一清二楚。另外，可以断定，朱棣一旦认为自己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臣服蒙古，便会抛弃这种矛盾的政策。
朱棣一再遣使鬼力赤，但鬼力赤无所表示，朱棣对此十分警觉。永乐三年五月庚申，鞑靼头目察罕达鲁花遣人归附明朝，使人言，鬼力赤见在卜鲁屯之地。
朱棣联想到不久前山西地方曾报告说云内及天城小尖山有火，就料定是鬼力赤派人作乱。
朱棣敕谕迤北巡哨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曰：“尔等可遣精骄密侦其动静，若来寇开平，即设伏出奇击之。”朱棣一再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蒙古的动静，并令缘边兵马加紧备御。永乐四年二月丙子，朱棣以书谕赵王朱高燧：“小旗孙成自虏中逸归，见鬼力赤阿鲁台也孙台向东南行。其来寇掠边境，亦未可知。尔速遣人驰报武安侯郑亨等，令坚壁清野以待。自黑峪、车坊至鱼台领隘口，可塞者塞之，不可塞则凿深壕以断其路，仍督兵屯田，且守且耕，寇来则相机用事。尔居守北京，一切边务皆当究心。”他同时还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将士往兴和同武安侯郑亨备御，敕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训练士马，坚固城池以俟，无为虏所乘。”永乐四年三月辛丑，朱棣派遣指挥哈先，千户火儿忽答恍惚儿阿忽来赍书再谕鞑靼可汗鬼力赤，其口气已较前大为强硬。其主要意图是向鬼力赤申明“逆天者亡”，想兵不血刃地让其臣服永乐五年十月壬辰，朱棣再次致书谕鬼力赤：“前遣使致书可汗，本朝通好，共享太平乃拘留信臣不报，今再遣百户早花等审求其故。祸福之机，天有显道，惟可汗省之。”然此次致书仍不获报。
此时正值蒙古鞑靼、瓦刺之间攻杀不已。可汗鬼力赤实际在鞑靼头目阿鲁台的控制之下，被当作号召蒙古各部的工具。但因鬼力赤“非元种”。“其臣不肯下”。
这时元裔本雅失里的势力也悄然兴起。本雅失里又名完者秃，流亡于帖木儿帝国，居撒马儿罕之地。蒙古兀良哈部来朝者向明廷报告说本雅失里欲率其卒合别失八里之众南掠。虽然别失八里远在西北，且据说本雅失里部属不过百人，但以其元裔的身份，必有相当的号召力，朱棣绝不能掉以轻心。又有消息说蒙古将遣人“迎立之”。
于是，他于永乐六年正月甲子派遣太监王安往别失八里，潜察其所向，同时敕令甘肃总兵官何福等遣人往哈密以买马为名而觇本雅失里动静。三月辛酉，朱棣又遣使并亲书一纸诏书与本雅失里，劝其勿做非份之想。
朱棣的一纸诏书没能阻止本雅失里东来，权位的诱惑力真是太大了。但有一点则被朱棣说中了，鬼力赤必与本雅失里势同水火，而首先受害的竟是鬼力赤。
永乐六年十二月，传来蒙古迎立本雅失里戕杀鬼力赤的消息。鬼力赤的被戕杀，也许不都因为他“非元种”，有传说“鬼力赤欲归附而未决”是否与其被戕杀有
关，亦未可知。
本雅失里野心很大，甚至要恢复大元帝国。朱棣被迫接受了本雅失里被立为可汗这一现实。永乐七年三月，朱棣派都指挥金塔卜歹和给事中郭骥出使鞑靼，郭骥曾出使帖本儿汗国很可能与本雅失里相识。
朱棣一边争取通好本雅失里，一边与蒙古瓦刺部频繁联络，朱棣于永乐六年十月丙子接待了瓦刺马哈木等的使节，并于七年五月封瓦刺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主，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并给赐印诰。
其时，本雅失里阿鲁台为瓦刺所败，居于胪胸河，“欲驱败散之卒，掩袭兀良哈诸卫，遂袭边境”。朱棣无法忍受如此的侮辱，怒曰：“朕以至诚待之，遣使还其部属，乃执杀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歼除之耳！”他决心用武力产除逆命之寇。
朱棣此时对蒙古的政策也发生一大变化，从“去则不追”变为“逆命必杀”。
从此，他为歼除“逆命”之寇耗尽了精力，一直到死于北征蒙古的归途。
从表面上来看，朱棣再三隐忍，求和不成才怒而决定用武的，但实际上，朱棣对蒙古政策的变化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首先，明朝国内的形势已远非朱棣即位时可比了，政治反抗已趋于平息，社会秩序大体稳定，另外安南的战争从永乐四年开始至永乐五年告一段落，明廷在安南设置了郡县，篡杀逆命的黎季犁、黎苍等已献俘京师。
朱棣已经可以腾出力量把目光投向北方。朱棣说：“逆命者必歼除之”的话是在永乐七年六月，而在这一年的三月朱棣已经从南京来到北京。难道朱棣此次北行只是为了巡幸他的龙飞之地吗？不过可以肯定朱棣早已有了出兵的决定，从朱棣的北巡、营山陵、封瓦刺马哈木等为王，以及赦免曾助其靖难的将士及北京人民之罪这些事来看，朱棣确已用更多的精力注意北边的工作，可以说，朱棣用兵蒙古从而使之臣服也是久有酝酿的。
永乐七年七月，朱棣以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鞑靼。八月，丘福败绩胪朐河，全军覆没。明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於朱棣的轻敌。朱棣在郭骥被杀以后仅一个月，便命十万之师仓卒远征，准备不足是显然的。当时海内大定，经济已经得到恢复，明军又在安南取得新胜，朱棣方在志得意满之时，又过低估计了鞑靼“残虏”的力量。他的这种情绪，很可能也传染了丘福。朱棣错误
地估计了形势，对这次失败是要负责任的。
朱棣志得意满，方欲用“四夷来朝”、“天下一家”来夸耀于国人，然而遣使被杀，命将败绩，“逆命者”仍然逍遥漠北。高傲的大明皇帝无法忍受如此巨大的耻辱，绝不能让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暗中窥笑。为了保住尊严，朱棣决定亲征漠北，而且志在必胜。
永乐八年二月，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向漠北进发，破本雅失里於斡难河畔，本雅失里十分狼狈地以仅剩的七骑西逃。明军复东向击破阿鲁台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大败，携其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
同年十二月，鞑靼太师阿鲁台遣平章脱忽歹等向明廷表示归诚，且贡马匹。
朱棣并不以其曾经“逆命”而拒之。他命“宴劳之”，且赐彩币袭衣。施又向阿鲁台声称：“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初无远近彼此之间。”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乐于接受。
然而此次阿鲁台的遣使“来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愬，本雅失里西走瓦刺，并带走了传国玉玺。本雅失里既然号称可汗，传国玉玺又是全蒙古统治权力的象微，本雅失里西去，使得阿鲁台再难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相反，瓦刺的势力则会由于本雅失里和传国玉玺得到加强，鞑靼阿鲁台所争的，正是统治全蒙古的宗主权。
阿鲁台企图借朱棣之手为他复仇。他甚至声称“元代子孙已绝”，否定本雅失里“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无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了，无论本雅失里还是马哈木等，都无权号令蒙古各部，他又中伤瓦刺说：“瓦刺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彼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朱棣虽说：“朕未尝重此宝也。”但对本雅失里和瓦刺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顾，阿鲁台用各种方法向朱棣表示亲近。永乐九年六月，他又遣国公忽鲁秃来贡马，十二月遣彻里帖木儿等来贡马。朱棣自然不会亏待，他不仅厚赐来使，给予马值，而且将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鲁台的同产兄阿力台及妹送归。
这时，瓦刺的首领，也并非坐视鞑靼与明朝的关系向密切发展，他们同样希望借明廷之手打败自己的仇敌。永乐八年，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刺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明军能将鞑靼势力彻底消灭。
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瓦刺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木等向明廷贡方物”，借
机挑拨明廷与鞑靼的关系。马哈木说：“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骛，使复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向，愿早图之。”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目的，瓦刺尽量向明廷表示恭顺，不断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给予优礼厚赐。”但是，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刺的势力却发展起来。永乐十年，马哈术攻杀了本雅失里，立其子答里巴为可汗，从而夺得了“正统”的名号。不过，瓦刺要称霸蒙古还必须除掉鞑靼这一障碍。
永乐十年五月，瓦刺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儿等随指挥观保来到明廷。他们声称“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玉玺，欲遣使进献”，但是“虑为阿鲁所要，请天兵除之”。来使还恃强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脱脱不花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瓦刺部属伯颜阿吉失里等“多效劳力，请加赏赍。”甚至宣称“瓦刺士马整肃，请军器”等等。
瓦刺同样想用传国玉玺打动朱棣的心，诱使朱棣成为其复仇的工具。虽然朱棣说过“朕未尝重此宝”，但由于玉玺毕竟是故元皇室所系，是与明廷对抗的象征，朱棣也不能有所考虑。朱棣说：“此虏骄矣，狐鼠辈不足与较”，但心中的不快是显然的。
永乐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刺顺宁王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罗台等来明廷贡马。
这次更是“表词悖慢”，“多所请索”，向明廷提出“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部属”等许多要求。当时，明廷派赴瓦刺的敕使舍黑撤答等都在马哈木处留而不还，朱棣对瓦刺的骄傲大为不满，“遣其使者归”，并“命中官海童等赍敕条责其罪，且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
与瓦刺相对应的是，鞑靼竭力对明廷表示臣服。他们指出瓦刺的骄横无理实欲与明廷抗衡。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向明廷奏报：“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
六月己酉，漠北卜颜不花等来朝，又说：“瓦刺马哈木自弑主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尽所利金帛财物耳。比屡率兵往来塞下，邀遏贡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明廷文武群臣听到卜颜不花等的奏报后，“皆言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朱棣则说：“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
讨之未晚。”纵观上述瓦刺的表现与鞑靼来人的奏报，虽可看出瓦刺马哈木等的骄态，可知瓦刺恃强弑主，但对明廷其实没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与诛讨的理由。
朱棣对于恭顺的臣服者是“来者不拒”的。阿鲁台不仅一再遣使贡马，而且还向明廷纳上元朝中书省所授的印信。朱棣于永乐十一年七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
不久，和宁王阿鲁台谢恩，又奏举所部头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请授职事。朱棣分别受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之职。鞑靼阿鲁台在与瓦刺马哈木等人的争斗中，急欲找到一个靠山，希望借助明廷之力打败对手。
朱棣接待鞑靼的来朝，封其为王，则可满足他的虚荣心。
鞑靼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刺。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永乐十二年阿鲁台遣入奏“瓦刺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刺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朱棣决意亲征。
关于朱棣对鞑靼、瓦刺的政策，论者多以为他采用了“以夷制夷”的妙策，说他认识到鞑靼、瓦刺“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的道理。但是，从上述朱棣对鞑靼、瓦刺的关系处理上看，朱棣实无甚么“以夷制夷”的妙策。如果说有什么既定方针的话，则可以“来者不拒，送命必歼”一言蔽之。
勿庸置疑，鞑靼、瓦刺间的仇杀，正是明廷可以利用之机，既使是置之不理，任其纷争，明廷也可以收渔人之利。相反，朱棣不仅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却极不明智地介入了鞑靼、瓦刺之间的衡突，时而打鞑靼，时而打瓦刺，反倒成了鞑靼、瓦刺利用的对象。
在对于“外夷”方面，朱棣一向是以宗主、保护人自居的。于是他封马刺马哈木等为王，又封鞑靼阿鲁台为王。别失八里欲袭瓦刺，朱棣则谕令别失八里“敦眭四邻”，在鞑靼声称将要受到瓦刺袭击时，朱棣也从不坐视，甚至决定出兵。
如果说，朱棣出兵是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么，他对形势的判断也是不准确的。瓦刺欲称霸蒙古，当首先控制鞑靼还难于“与中国抗衡”。瓦刺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掠明朝。
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刺的关系，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
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刺，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倒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顺阴逆？只是不便说破罢了。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刺，自以为很高明，实则上了当，替阿鲁台做了前驱。
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刺各怀心腹事。他们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要和则和，要打则打，不为朱棣的政策所左右。反观朱棣，貌似宽厚洞察，却往往棋下一招。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刺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他们认为瓦刺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此时瓦刺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刺，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刺，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刺，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刺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刺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靶、瓦刺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刺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
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刺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鞑靼战败瓦刺，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鞑靼被瓦刺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瓦刺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
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刺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永乐十九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
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鲁台则瓦刺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雄王。他对边外臣民是“来者不拒”的，同时又是“逆命必歼”的。“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可以概括朱棣对鞑靼、瓦刺的全部政策。朱棣并未试图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并没有什么别的妙算，“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如此而已。“逆命必歼除之”，成为朱棣顽固坚持的信条。他执拗地要让一切“逆命”者就范，而不问这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
明人称颂朱棣北征的功业，极尽赞美之词，所谓“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所谓“北清沙漠，南定交险，其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嘉靖时曾任兵部主事的袁袠化（一五〇二～一五四七）说：“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他们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做超过了汉唐。
这次北征，是朱棣五次出塞中战果最大的一次。但官书以至于野史，均于战果语焉不详。天子亲征，举国企望，朱棣更欲以此留美名于后世，一出塞便急于勒铭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战果可观，一定会详述以夸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战果寥寥。模棱的数字，茫然的记载，显系史官有意掩饰之。谈迁说：“上不胜丘福之忿，慷慨临戎，出塞千里。观其走可汗，败太师，所俘斩史不著其数，则卤获亦甚微矣。异时冯胜，蓝玉之功，于卫、霍有加焉。文皇躬秉黄钺，未曾当其百一，故屡驾而未已也。”还有，在获得这种掳获甚微的胜利之后，明军班师途中曾两次受到鞑靼人的追击，这也说明鞑靼所遭的挫折并不严重，还有还手之力。
明军此次的胜利，说来也有几分侥幸。明军北出，正值鞑靼内部分裂，相互厮杀之后。与之相对照，明朝北征的军队则有五十万之多，大阅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双方形势如此，更加暗淡了明军胜利的光彩。
但此役并未将鞑靼阿鲁台制服。
第二次北征，永乐十二月征瓦刺。
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众”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刺，其势相悬。然而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
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但是，明军的班师诏却恬然曰：“兵刃才交，如摧枯朽。”
李时勉所上之《平胡颂》更是张皇其词：“师至撒里却儿之地，虏来迎战，追至土刺河。虏酋悉众来拒，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狼奔豕骇，错莫失措。弃弓捐矢，号呼奔窜。”但涉及到具体战果，也只得含糊其词：“遂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斩馘甚众，余虏遁去。”明军于八月初一日还师至北京，闰九月就有“马哈木欲掠甘肃”的消息，亦可证瓦刺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敛戈。这次征瓦刺与上次征鞑靼同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这两次北征还使明朝“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内外俱疲”，损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乐二十年征鞑靼。此次北征不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无数。
以上就是所谓“三犁虏庭”了。
至于以后两次北征，均是“无功而还”。
第四次北征，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也先土干）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也先土干之归，使出师而不遇敌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劳师无功之耻，因此朱棣礼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归附并无补于对阿鲁台的控制。王世贞在记载也先土干的归附时，同时点出也先土士是“别部首长”，即并非阿鲁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笔法。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仍不见敌。“车驾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宁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鹿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七月十七日庚寅，大军行至榆木川，朱棣积劳成疾，突然病倒，旋即去世，时六十五岁，一代雄主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朱棣夺取皇位对明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给明朝的北部边防留下隐患。为了夺取和巩固皇权，朱棣借助边防力量，使之调头向南，塞王的内迁，北京的经营都是为着巩固统治和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朱棣的地位巩固了，北部边防却空虚了。
随着国内秩序的稳定，朱棣把重点转移到控制四夷的宏伟事业上来，为的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盖世雄王。然而，他的蒙古政策，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失败了，北部边防的空虚，困扰了明朝近二个世纪。
朱棣以一隅之兵争天下，首先必须安定后方，巩固地盘，并需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安定后方，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号称‘善谋’、实力仅次于燕王的宁王朱权不要做梗；二是鞑靼诸部，不要乘机捣乱，如果能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营垒则更好。
燕王“靖难”之后做了三件事，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保定，割大宁之地。
朱棣不惜削弱北部边防以夺取和巩固皇位，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朱棣无法逃脱丢弃大宁的责任。
朱棣以塞王起家，十分了解拥兵守塞的诸王的力量，因而对之小心戒备。除燕王外，塞上之王以宁王朱权的势力最大。同燕王一样，宁王也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朱棣做了皇帝，宁王就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宁王要求徙封内地，正中朱棣下怀。但宁王请苏州、钱塘皆不获准，终于徙封南昌。
如果明成祖不是有意放弃大宁，在内徙宁王之后完全可以保留原大宁都司卫所以戍守之，大宁都司迁于北京城南之保定，其卫所亦散置于北京周围而于原大宁之地却完全不设防，显然是有意放弃大宁。
朱棣怀柔远人的政策是一贯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明知兀良哈之不可靠，却还要从大宁撤防呢？朱棣第三次北征，以兀良哈‘党逆’，曾回师击之，为什么不因而恢复在大宁的防御设置呢？和田氏说：朱棣“出师未捷而崩于榆木川，重置大宁之志未得酬现”。试想，以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之威，以南征交阯，远出外洋之盛，是完全有能力恢复大宁的，不必临死再为之嗟叹，因而，毋宁说朱棣就根本没有“重置大宁之志”！朱棣是以普天下之主自居的。他自认为四海一家，无分内外，兀良哈与任何异族异类一样都是他的臣民，对于那些殊方远夷朱棣尚可不分彼此，厚往薄来，对于有功靖难的兀良哈格外眷顾就十分自然
了。
应该说，朱棣自己并不认为是放弃了大宁，因而也便无须有“重置大宁之志”。
问题在于，朱棣的这一四海一家的宏伟构想，在国力强盛、君主有为之时尚可维持一定局面，而一旦国力削弱，主暗臣庸，非只“天下一家”不可能实现，就连近在咫尺的边陲之地也难于控制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朱棣好大喜功，大而无当反不及朱元璋的稳扎稳打来得可靠。
在蒙古地区脱离中原政权的控制时期，大宁可以说是明朝边防的战略要地。
其时，大宁与宣府、辽东并列为第一道防线，朱元璋又命徐达西自古北，东至山海修关隘一道，为第二道防线。因此，控制大宁，对于制驭兀良哈、女真，遏止鞑靼东进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经营大宁，朱元璋执政时就花费一番苦心。洪武二十年，为了对付纳哈出，朱元璋下令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国四城，并驻兵防守，随之，设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并以木榆、会州、新城等卫隶之。洪武二十四年，宁王就藩大宁，又增置卫所十余处。朱元璋甚至在大宁卫设立儒学，教授武官子弟，设教授训导，“仍选识达达字者教习达达书”，并“颁经书，以广文教”。
这些，在朱棣下令拔大宁于保定后，全被取消了，大宁“遂为空城”。朱元璋的心血，被朱棣做皇帝的野心和大而无当的规划淹没了。
兀良哈三卫设于洪武二十二年，而“久之皆叛去”。靖难之役后，朱棣虽加意拢络，“欲使受国恩，永为外藩，共享太平之盛。”但兀良哈三卫“当成祖之世已烦驾驭”，不时剽掠边地屯堡，甚至与本雅失里合谋寇边。因此，放大宁虽贻患后世，但永乐年间就已显出祸端。
大宁之弃，使辽东到宣府的防御线被切断了。而且，大宁既弃，开原逼塞不可居，不得不将韩王朱松改封平凉。再加上东胜诸卫迁于内地，开平迁于独石，北边第一道防线完全崩溃，只有靠近北京的第二道防线可守。自是“诸夷列我险阻，闯我门庭，要我官员，残我吏民”，“畿辅之间骚然多事矣”。永乐以后的边患，不少与兀良哈有关，加之国都迁于北京。其威胁益显严重。
明朝许多有识之士，看到这种局面潜伏着更大的危险，有练兵振武之谋，有恢复大宁之议。大学土丘浚指出：“京师东北藩离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明末东北边警频仍，完全证明了丘浚的这一预见。
在内迁辽王的同时，朱棣又将谷王从宣府。辽王从广宁内迁。塞王内迁，固然解除了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但也大大削弱了北边的防卫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尽管朱棣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但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已难于改变。
朱棣的措置失当留于后世，极大地影响了明朝政权的稳固。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灭亡的责任，都不免要归罪于朱棣。傅维鳞说：“太宗定鼎幽燕，居外驭内，南面以临海宁。独迫在边陲，则守御为艰。然而大宁之内徙三卫之外向，独石之孤悬，丰胜之沦没，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迹其始境，宁不罪有所归哉！”永乐迁都北京，不但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直至数百年后，政治家、史学家便对其利弊争论不休。当时许多明朝的有识之士就认为，北京地理上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越之处，他们将北京与长安、洛阳、汴梁相比较，认为北京是最佳帝都之所在。
燕京是朱棣的“龙飞”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迁都的打算。永乐元年，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下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以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在北京设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运行在所。其时，北京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十八年北京宫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
至于迁都一事众说纷坛，不外以下五点：一、北京为朱棣龙飞之地；二、北京形势优越；三、北京物产丰富，供给方便：四、可以控制诸胡；五足与卤较。
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但是，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更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乐年间，蒙古对明朝所造成的危险程度已经大大下降，否则，明朝不会有力量同时进行塞北、交南的战争，或者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也会受到影响。
正统以后，蒙古的威胁日益严重。与其说是由于蒙古力量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这时，蒙古问题才成为朝政的一个中心问题。上面所举明朝中后期人们对迁都原因推测，都是囿于自己的时代，从自己所处时代的边防现实出发的。它反映了明朝北边从向外发展到向内收缩，从积极出击到消极防御的转化。永乐时期根本用不着以迁都这样举国震动的措施来对付蒙古，说迁都仅
仅是为“足与卤较”，或说仅仅是为了对付蒙古，显然不符合明初的历史事实。
永乐之迁都不过有两个原因：一、北京是兴王之地；二、北京便于控制四夷。
其他诸点，如物产丰富，供给方便等则为迁都提供了可能。
以兴王之地建都，明代在永乐以前有洪武三年朱元璋以临濠为中都，永乐以后有嘉靖十八年朱厚熜以湖广安陆为兴都。朱棣一即位便宣布以北平为北京，这比中都、兴都的地位都高得多了。大概朱棣一开始便有迁都之意。永乐四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实际上已经将迁都的意见定下来。
第二年七月，皇后死于南京，因国都未迁，陵墓未建，只好把皇后的梓宫暂时停放，更显示了有意迁都。自永乐七年二月朱棣常驻北京，设行在六部，处理天下奏章，更与洪武之中都、嘉靖之兴都不同，永乐十八年宣布以北京为京师，去行在号，不过是为一个既成事实正名而已。
迁都北京是经过长时期准备、策划的。在这长时期内，朱棣的政策目的经历了从巩固皇位到求得发展这样两个阶段。以上归纳的永乐迁都的两个目的：巩固兴王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正反映了朱棣政治目标的这种变化。
朱棣迁都的目的，其初主要是为了巩固皇位，是为了防止国内反对派的死亡复燃。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朱棣即位之初，天下不稳，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不明。朱棣既以北京而起，便有必要巩固他的基础地盘。基础地盘巩固了，才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朱棣君臣援引朱元璋建中都的先例，不过是为了标榜祖制如此，增加他迁都的合法性。
为了加强北京的地位，朱棣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强它的经济力量，稳定他的秩序，另一方面，征调军队布置在它的周围，以加强保卫它的军事力量。
为了适应北京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朱棣到北京时曾“取南京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
在靖难之役中，北京地区发挥了根据地的作用，军民多所劳苦。朱棣即位后，对他们很是眷顾。朱棣厚遇北京之民，采取了种种措施。如，令罪犯于北京纳米赎罪，或充军饷，或输官仓；遇百姓乏食，或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或诏民采盐易米者匆禁；有灾则急治，民饥则给钞，量免其差，屡蠲其税，较之他地，优恤特甚。
朱棣还将“初日所受王庄田地，薄其赋税，岁收租入，建仓积贮，赐名黄垡，于以备一方之民凶荒给赈，而又复除其身，有司差役一切不得与。且当其时，县令贺银，两迁至少司空，宠荣之极，振古所无。”明人沈榜称：“此非汤沐重地，故厚其民，以培植工业，因重其令以肇启太平乎！”“培植工业”，“肇启太平”，是朱棣强化北京地位，厚遇其民的根本目的。
朱棣在永乐九年曾说过：“皇考以五州府兴王之地，特加优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朱棣所做正仿此，优恤“兴王之地”，“以固邦畿”。
除此之外，朱棣于永乐四年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营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寿山，十四年作北京西宫，诏文武大臣集议营建北京，十五年命陈桂董营建北京，十八年命蔡信重修北京诚垣。朱棣“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其广”
可以说为经营北京费尽了心机。
再说第二方面，加强守卫北京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为此，他不惜动用防御蒙古的兵力，破坏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北边防御布署。
朱棣设立北京，考虑迁都北京，其初并非用来防御蒙古，相反，是撤消防御蒙古的力量，以加强北京。
另外，朱棣将首都迁到北京，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这不仅因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所在，是他事业的基础地盘，从而感到很亲切，还因为南京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南京是朱元璋和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所确立的合法皇帝，但却被这位声称“遵奉祖制”的叔父所推翻。
朱棣坐在朱元璋和朱允炆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心里是不会安宁的。当他面对祖宗陵墓，或想到死后要葬到朱元璋身边，是会感到惭愧无颜甚至心凉魄震的。
朱棣即位后，曾多次请番僧大做法事，“荐福于皇考皇妣”，一次斋醮便达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谅吗？朱棣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死后被葬在朱元璋的身边，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将都城迁到北京是在永乐十八年，这时朱棣的统治地位早已十分巩固了，如果说尚有反抗势力的话，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在这个时候朱棣为什么还要坚持迁都呢？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迁都已成为既定国策外，人们常常提到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北征，认为北京足以发挥
前线指挥中心的作用，其实还是把北京作为抵御蒙古的基地来看的。
在没有得到皇位时要夺取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要巩固皇位，在皇位巩固后还要向外发展，朱棣的雄心或称为野心是逐步升级的。他最终的英雄之略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制天下”。不仅仅迁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以这一目的为核心的。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便承认元朝在历代皇朝系统中的正统地位。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曾经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过元朝的恩养。他认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为有德，因而在他对历代帝王的祭把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于元末，长于明初，大元帝国的盛世必然为之习闻习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
对于朱棣来说，这是一个每日可见的令人神往的榜样。朱棣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像大元帝国那样的与世无敌的庞大帝国。如果说都城迁于北京有利于征服蒙古，那么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
他将宁王、谷王、辽王内迁，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内迁，并不是甘于北方疆域的内缩，而是对北方很放心，认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仅有鞑靼、瓦刺、兀良哈，还要控制东北、西北的广大地区。他在东北设立如努尔干都司，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前往巡视，在西北，他不断派出陈诚、李达出使西域，设立哈密卫，这不只是为了“断匈奴之左臂”，以包围蒙古，也是为了直接控制这些地区。
因而，当近在眼前的鞑靼、瓦刺竟然顽梗不臣的时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必欲臣服之而后已。与此同时，永乐三年派郑和下西洋，永乐四年征服安南，郡县其地，简直是东南西北全线出击。由此，可以看出到朱棣的胸襟。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才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大都曾作为大元帝国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困扰的局面，到元朝彻底结束了。元朝所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国家。它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
朱棣希望继元朝之后做一个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帝国的君主，但是朱棣失败了，因而也没有能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其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蒙古政策失败了，这大概是一生中使他最伤心的事。
虽然朱棣对蒙古贵族实行了一些怀柔政策，如任用鞑官，封蒙古贵族为王等等，但他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语、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姻、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鞑官等等对蒙古的歧视政策，没有建立起一个蒙古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的切实而有效的渠道。
朱棣在军事上实行的在边境地区的放火烧荒、禁止耕牧、防秋巡边的做法，对边境贸易施加种种限制的做法，特别是他亲自率领的五次大规模亲征，不仅没能使蒙古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区与内地相互隔绝了。
在元朝时长城内外已经踏上了同轨发展的道路，到现在又相互脱节了。这也就是整个明朝蒙古问题一直难于解决的基本原因。朱棣原意是要一举控制蒙古地区的，结果，他的失败反倒使宁王、谷王内迁等等所造成的北边空虚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留于后世。
朱棣以北京为中心控制天下的构想，更随着永乐末年以后的朝政腐败而落了空。北边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弃，使北京成了边防前线，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局面。塞上一有风吹草动，便举朝惶惶不宁。正统己巳之变，嘉靖庚戌之变，无不危及京师，几倾社稷。当然，有些问题应当由后代负责，不能完全推给朱棣。
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不仅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者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它实在可以看做是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它再次使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首都北迁，或者说是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合而为一了，它强调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
朱棣欲做个君主华夷的统治者的野心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趋势在迁都北京这一点上重合了。朱棣此举肯定了北京做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
它不仅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统治包括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以北的北方广大地区。
北京不仅是联系汉人南方各民族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英雄之略虽然是从个人的权力欲望和野心出发的，但是它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