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反映获得补偿不方便，对农村医保的各种顾虑，关键还是要加大医保政策内容宣传，积极引导，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参加合作医疗的各种积极性。乡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如：电视、报纸、传单、公开信，干部下乡等使合作医疗的政策优越性，实施补偿办法以及各项规定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这样既可以使农民打消各种顾虑，提高积极性，又可使医保管理部门提高办事效率，切实使农民方便满意。
总之，搞好合作医疗，有利于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缓解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有利于促进农村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的初级阶段，虽然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我们只要提高对合作医疗的认识，正确的对待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用事实来打消农民心中的疑虑与困惑，相信这项为农民服务的政策必将深入民心。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向前发展。
将来制定农村卫生保健政策方法上要注意的问题
（1）充分重视家庭甚至家族的作用。由于几千年文化的塑造，中国的家庭有着稳固的社会地位，承担着相当多的社会保障功能。我们的调查结果也突显家庭、家族的作用：81.6%的被访者在需要帮助时会向亲戚求助，其中有63.3%的被访者把亲戚作为首要的求助对象，12.5%的被访者把亲戚作为惟一的求助对象。因此在将来的卫生政策中要充分重视这一点。
（2）政府要承担起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从卫生保健政策来看，在城镇职工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时候，农民只能自己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农民向来是被忽视的草根阶层，也已经习惯了被忽略和逆来顺受。在当今国内的形势下，放下别的一切首先解决农村的卫生保健问题还不太现实。但是，农村卫生保健问题不可忽略，我们不能因为农民的沉默而沉默。对于一些外部性强的疾病和高财务风险疾病，政府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3）要加强对基层的调研工作，完善基础数据。在2007年的两会上就有代表反映：基层数据水分大，应加强对基层的调研；从我们的调查也发现，基层的数据统计工作不完善。首先由市级单位统一统计指标和统计口径，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其次，要加强对统计工作者的管理办法和统计职业道德，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性。
（4）建立一套可行的制度保障其发展。在人们对将来卫生保健工作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的预测中，技术性的问题占少数（基金形成不了规模），管理方面的问题占了多数。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分别为基金的使用和监控会出现暗箱操作，人们的参保积极性不高以及基金形成不了规模。而最难解决的问题则为基金的暗箱操作和没有法律法规保障其发展。而这些问题如果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法都可以迎刃而解。而且也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应考虑制定统一的农民医保制度，旨在对农村卫生保障中共性部分加以系统、全面的规定。制度化既可避免分散规定的顾此失彼、挂一漏十，还能节约行政成本，保障行政统一，同时也不妨碍在制度中对某些特别地区做具体规定。
（5）加强信息的透明度。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信息的不对称性在短期内确实可以使政府处于强势地位，有利于政府的令行禁止。在农村中，让各方人员通过互联网，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显然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向广东省顺义市政府学习，采用派送政府工作简报的方式实现信息公开。
（6）制定政策时要注意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
（7）充分考虑保险因子对卫生保健制度刚刚起步时的冲击作用。由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卫生行政人员和卫生服务人员均认为实行卫生保健制度对居民的就医行为将会产生影响，群众看病的人次将会增加。群众在医疗消费完全由自己来买单的时候，对于自己认为可看可不看的病，往往会采取自己处置的态度（原因前面已经分析），因而其对医疗的需要超过对医疗的需求。一旦实行卫生保健制度，那些被压抑的医疗需求就会被全部或部分地释放出来，在卫生保健制度刚刚起步的时期，保险因子的作用更加明显。其对卫生保健基金的冲击也较大。实践证明，九江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在1995年至1997年连续出险就有保险因子的潜在影响 。在实行卫生保健制度的初期，基金是否能够平稳运行极大地关系到人们对这种制度的信心，而群众信心的有无又对卫生保健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保险因子对基金的冲击作用。
（8）财政投入启动资金。启动资金缺乏，前期的卫生保障得不到很好保障，农民不能看到甜头，参与率不会增加，基金规模(POOL)就不能扩大。POOL不能扩大反过来又导致基金抗大病的能力不足，影响人们的积极性，造成恶性循环。事实上，如果农村医疗不能保障，是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和稳定的，因此从财政投入启动资金是农村医保能够良好运作的前提。
对农村卫生保健工作方向的建议
(1)建立农民生活最低保障线。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最少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只能一步一步来。马斯诺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只有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才会有安全需要、交往需要、爱与被爱的需要等等。因而在建立卫生保障制度以前，首先要建立起农民生活的最低保障线。
事实上，浙江、广东、上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已经为农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其他地区可以效法他们，以法律的形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减轻农民负担，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农民经济收入增长放缓，必然影响其消费心理和行为，不利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如果能够迅速提高农民收入达到一定程度，那肯定是最大程度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仍是令总理最头痛的问题。在农村收入普遍较低的时候，农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农民的健康问题怎样解决？
应该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提高了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需求拉动很有帮助。如果考虑到乘数效应和加速效应，对经济的贡献率将会更多。
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减免农业特产税。特产是农民增加收入的最直接的途径，现在所征的农业特产税比农业税还高，这既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2)对农村公共产品实行筹资主体多元化，减少农民生产共同费用的分摊。公共产品的提供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以前在政府实行非农发展战略的时候，农村公共产品的费用由农民自己来承担，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国家已经基本进入了工业化时期，政府有义务承担这项早就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全国性的农业基础设施，费用应该完全由政府承担。对于区域性的小型水利设施等，应该由政府和农民共同承担。此外还可以引进外资，按照收益分配的原则，让出资者共享利益。
3)国家应支付农村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对于农村的失业问题，我们采用的是通过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的方式解决的，即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予以强制性的内部化，国家不支付农民过剩劳动力的任何费用。而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和抚恤费也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由农民来承担。这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
（3）现阶段应该着力作好防保问题。对于妇女保健、0~7岁儿童的计划免疫以及外部性很强的传染病，政府必须出资管理。不能再出现群众要掏钱打预防针的事件。操作中可以试行防保医生直接向上级防疫站负责的形式，由防保医生直接从防疫站领取疫苗，再由防保医生负责对责任区人们进行接种。防保医生可以由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的医生兼任，也可以由经过中等医学院校正式培训的毕业生竞争上岗，其工资由同级财政承担。
（4）加强农村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各国经验表明，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与卫生习惯的培养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呈正相关，可以有效地促进民众的健康，降低医疗压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虽然建国初期我们就制定了预防为主的正确方针，但在卫生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预防疾病工作上，仍然停留在50年前的水平，在目前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建议规定卫校的在校学生在二年级暑假的时候必须下乡给农民进行健康教育，这样政府付出的成本较小，而卫校学生也获得了直接面对群众的经验，有利于他们巩固理论知识和提高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卫生保障制度的设计定位
卫生保健制度的设计过程中，要使其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心内容应该是正如江总书记所倡导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农村卫生保健制度比较完善，能让农民得到实惠，即他（她）们认为参加卫生保健的边际效益，优于或等于其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则农民会克服诸如收入不高、文化传统等因素，参加卫生保健制度。参加的面大了，有利于扩大基金的规模，而基金规模的扩大又有利于提高保障程度和扩大保障范围，从而对参与人更有利。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使卫生保健基金生生不息。
经济因素对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影响的主要表现
（1）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目前关心的问题不是卫生保健，而是如何想方设法增加收入。从对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在所有列举的普通民众关心的大事中，把卫生保健列在前三位的占调查样本数的20%左右，其中把卫生保健放在首位的仅仅只有1份。综观调查结果，农村中普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失业的问题（在前三位中占55.10%，其中把没有活干放在首位的达48.98%），他们最害怕的不是疾病，而是没活干。
在现阶段，农民还只能把增加收入放在首位。由于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太多，在土里刨食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村越来越受到现代生活的冲击的时候，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挣钱。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农民又面对很沉重的家庭负担（子女上学，房屋建设，婚丧嫁娶、养老送终等），未来的收入又没有稳定保障，因此农民的未来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而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实际生活中要直接面对的。虽然合作医疗具有一定的抗风险作用，但是并不能解决农民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况且合作医疗的实施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户家庭最多只能有两个孩子（第一胎是女孩，隔5年后可以生第二胎），家庭垂直的抗风险能力减弱。一旦出现重大变故，农民只有靠自己个人。相对而言，城市中的就业机会要比农村多，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且数量庞大；因而通过挣钱增加收入，来应付将来的风险是农民目前必然的理性选择。
（2）经济因素也同样决定农民对卫生保健的态度，使部分医疗需要不能转化为医疗需求。追求高质量的卫生保健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表面上卫生保健制度显得不重要，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民的经济收入还没有上升到需要追求卫生保健的程度。相对于普通的生活消费而言，卫生保健还属于经济学上的奢侈品。在实际收入增长水平低于医疗费用上涨的速度，对将来收入的预期又普遍缺乏信心，而对未来的风险预期又较大的情况下，农民们对奢侈品的消费数量自然会大大减少，把有限的经济资源先解决好生活中必需品（如吃饭穿衣、孩子上学等）问题，以达到资金使用边际效用最大化的目的。这样导致人们在对待疾病的消费选择上，选择逃避卫生保健的态度，使部分医疗需要不能有效地转换为医疗需求。
（3）经济原因导致合作医疗基金不能形成良性循环。由于经济水平的制约，部分导致合作医疗筹资水平不高，基金到账率不高、参保率不高，由此造成基金规模太小，解决不了大病。而合作医疗基金解决不了大病，又导致合作医疗存在的价值受到农民的怀疑，更进一步引起参保率下降，从而使基金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减弱，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农村医疗建设国家的扶持政策
在卫生方面，着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农村卫生工作。近三年，中央和地方投入105亿元，基本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总投资为164亿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进展顺利。中央安排30亿元国债资金支持中西部乡镇卫生院建设，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已扩大到671个县，惠及1．77亿农民。加强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治。高度重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和对人的传播。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新进展。
突出抓好医疗卫生工作。着眼于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主要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启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五年内国家财政将投入200多亿元，对乡镇卫生院和部分县医院房屋和设备进行改造。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2007年把试点的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到2008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实行城市医疗卫生人员定期到农村服务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