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现在中国拥有的经济实力对其他国家爱来说是既让人爱、又让人怕。
2011年秋季，中国经济出现了一喜一忧两个场景。喜的是，农业在这个秋天显现出丰收的景象，从中原到西南各省，除贵州和四川几个地方因干旱减产外，其余大部分地方都获丰收，晚稻增产8%，玉米增产10%一15%。对于农民来说，这个秋天也不错，因为不但增产，而且收购价格也有所上涨，秋粮收购价普遍提高稻谷提价约8%，玉米提价约15%，加上夏粮收购价的提高，所也粮食增收达15%左右。不仅粮食增收，而且2011年也是中国农民收入增加最快的一年。这一年，农民外出打工者占农村总人口的30%左右，劳动力的50%左右，一些地区甚至高达70%。由于中部和西南各省基本建设热潮高涨，用工需求旺盛，且工薪水平也上涨较大，因此农民工劳动报酬提高幅度大约50%-70%。
中国这个经济体相对世界其他经济体来说，虽然也遭遇严重衰退，但依然显得生机勃机勃勃，不断取得成功，在经济上仍然满怀雄心壮志和自信。
有人认为，在中国目前让人忧心忡忡的现象背后，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国家——约占内生产总值的46%，而美国仅为12%；另外，尽管中国的政府债务总额很高，但中国很多债务是投资而非消费造成的，所以，这些可能都对更长时期的增长大有好处。比如，中国的核心基础设施大为改善。中国政府在资本分配方面可以说比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做得好。另外，中国的家庭不愿负债（有四分之一的住宅是现金购买的），导致其储蓄率为其收入的近40%，而美国人的储蓄率不到5%；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现在已经达到约3.5万亿美元，而且仍在与日俱增；同时中国在低端产品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竞争优势。
中国应对危机方面也有突出表现，2009年和2010年，当其他经济体长期受困于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却比其他国家更快、更少痛苦地走出世界经济危机。
克林顿政府时期曾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弗兰克·纽曼曾担任过深圳发展银行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是唯一管理过中国的银行的美国人，他对中国银行业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状况比国外的人所设想的要好”，“2009年中国大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都是好的项目。而且我们不要忘了，这里是中国，政府不会希望银行出现危机的。因此如果政府不想让银行陷入危机，不管人们怎么说相反的话，危机都不会发生的，”他举例说，在90年代中期，中国四大银行也曾深陷危机，当时中国政府创建了一个问题资产管理公司。于是债务延期了，而且这些债务实际上永远不会全部付清，所以银行坏账率大幅下降。换言之，如纽曼所言，中国银行如果遭遇危机，那么自有中国式的处理办法。
中国经济最大的特殊之处就是，发展中始终有一个不透明的政冶制度，但是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自由化也结合的很紧密。因此，中国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经济体，既有自由市场因素，也有集权政治因素，所以，在解释中国经济的时候，既不能完全套用资本主的自由经济理论，但也不能排除这些经济理论。事实上，应该这样说，中国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只是人为政治因素也在发挥最大作用。
在中国，政府是市场的主宰者，政府完全掌控着所有的货币和财政杠杆，而且还能利用行政命令直接干预市场，所以，市场完全是政府的从属市场，或者说是政府的种植园。并且，政府还学会了西方政府那些干预市场的手段，如利率杠杆、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等；它还可以直接给银行下达指令，命令银行放贷或者收紧贷款，甚至直接发出购房限令，提高首付等要求，这与其他几乎所有大国政府都不同。所以，面对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中国政府都有比其它国家政府多得多的手段。
但是，无论中国政府多么强大，它所统治的市场仍然只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整个世界市场都是属于华尔街的，换言之，美国可以直接操纵全球经济，进而操纵中国经济，而这时中国政府就只能被动应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