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鼠为悟，设计人生
李斯在为楚郡小吏时，观察到了一种现象，对他很有启发。他看到办公处厕所中的老鼠吃着脏东西，因接近人和狗，经常受到惊吓；他又看到粮仓里的老鼠住在大屋子中，不受人和狗的惊扰，吃得也很好李斯由此感悟到，一个人是否有出息，就像老鼠一样，完全在于能否给自己找到优越的环境。这一认识极大地改变了李斯的人生态度，他开始着手设计自己的人生。
赵国人荀况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他曾先后到齐、楚、赵、秦等国讲学，有一套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李斯认为，诸侯争夺之时，游说者可以参与政权，于是决定向荀况学习治国的本领，与他同时学习的还有韩国的公子韩非。李斯完成学业后，料到楚王成不了大事，而六国都很衰弱，没有建功立业的希望，不值得为他们效力，最后决定西入秦国。
可见，李斯对自己人生的设计过程是：首先，看清天下大势，选定一个炙手可热的领域作为自我提升的入口处；然后瞄准着这个入口处，着力培育自己在此处得以竞争的本领；最后还要找到一个能使自己乘风顺势、大显身手的切入点。他要利用秦国在列国争雄末期已经取得的强大优势地位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顺势稳取“仓中鼠”的优越环境。
李斯入秦前，对他的老师荀况说明了所以选择秦国的理由，并且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慨：“耻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贫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而责难世俗，厌弃名利，还标榜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读书人的真情。”他认为处卑贱之地而不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像只有等到有了现成的才会张嘴吃的禽鹿一样，虚有其表。李斯的感慨，表明了他身处贫贱之位而不甘心，穷则思变，发奋努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也显露了青年李斯对他人生的自信。李斯要求人们改变自己不利的处境，这也是对的，但他把卑贱看作耻辱，以此衬托富贵者的光荣，而不计较摆脱卑贱贫困，实现人生富贵的过程和方式，这就必然容纳了为个人富贵而不择手段的人生追求。一种只讲目的与结果，而不计较手段的道德价值观，被一位富有才华的青年所认定，这对他人生的影响注定是喜忧参半。
二、数谏嬴政，助纣为虐
李斯于前247年进入秦国，满怀激情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当时正值嬴政的父王去世，13岁的嬴政继位秦王，国政由秦相吕不韦主持，李斯先做了吕不韦的舍人。他的才能很快得到吕不韦的赏识，被任为郎（隶属郎中令的宫廷侍卫官），取得了接近嬴政的机会。自此以后，李斯就秦国政治运作问题向嬴政作过多次成功的进谏，推动了秦国兼并战争的进程，他的官爵职位也不断攀升。
李斯任为郎后不久，他对嬴政进谏说：庸人常常失去机会，能成就大功的人，在于能利用机会发狠心消灭敌人。他分析了当时秦国与关外六国的力量对比，提出了乘时兼并六国的主张，认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一时也”。嬴政采纳了这一建议，从此开始了统一天下的兼并战争，拜李斯为长史（设于丞相府中总揽众事的诸吏之长，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
在兼并战争中，李斯提出了先取韩国，以震慑列国的主张。韩国在六国中最弱，且又与秦为邻。李斯的建议基本确定了秦国兼并的步骤。经过约七年的战争，韩国于前230年终被秦国吞并，列国遂成瓦解之势。
嬴政还采纳李斯等人的建议，暗中派智谋之士携带金银珠宝去游说各国国王，对各国有影响力的人物，可以收买的就交结拉拢，不能拉拢的就设法刺杀，借以离间各国君臣关系。得手后再派兵攻打，以武力征服。由于这一办法很奏效，嬴政任李斯为客卿（以客礼相待的卿）。
约前237年，韩国恐惧于秦国的兼并，派遣治水的工程人员郑国去游说秦国兴修水利，想以此消耗秦国力量，阻止其东伐。后来秦国察觉了这一阴谋，一些王族大臣都认为来自六国的人，大抵都是为他们本国服务，破坏秦国事业的，建议全部驱逐。嬴政于是下了逐客令。来自楚国的李斯在被逐途中向嬴政呈交了《谏逐客书》，雄辩地论证了宾客对秦国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嬴政览书后立即撤消了逐客令，派人自骊邑追回李斯，恢复其官职，继续使用他以前的政治策略，任他为廷尉（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
嬴政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等人建议在齐、燕、楚等地分封诸子，以便镇抚远方。嬴政下交群臣讨论此议，廷尉李斯反对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很多，但他们的后裔关系疏远，相互如仇敌般攻击。现今天下统一，皇子功臣可以用公家的赋税厚加赏赐，也便于控制，不应该再分封诸侯。”嬴政当众肯定了李斯的意见，选择了郡县制的国家体制。
前213年，嬴政在咸阳宫设宴，博士淳于越对郡县制提出异议，建议改用分封制。嬴政将这一意见下交群臣讨论。时任丞相的李斯起而为郡县制作了辩护，他最后认为对郡县制产生非议是因为有私学存在，建议用行政法令的力量严禁私学。嬴政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发生了焚书事件。
《汉书？主父偃传》中记载，嬴政统一天下后决定用兵匈奴，李斯曾劝谏说：“匈奴没有城郭粮积，游迁而居，很难制服。如果轻兵深入，粮食必绝，如果运粮而行，则耗费太大。占领了土地，我们得不到好处，掳获其民众，无法为国家所用。这种战争只能给中国带来重大损失，是不可取的。”也许嬴政是受到“亡秦者胡也”一句谶语的迷惑，他为了保证社稷江山的牢固，宁愿不顾一切地打击“胡人”（匈奴）。这次他没有听从李斯的劝谏，坚持派蒙恬率兵进攻匈奴，征发大兵前往北境，驻守十年。这是历史记载中李斯的建议惟一没有被采纳的一次。
李斯无疑是秦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在嬴政主政的二三十年间，他的许多建议和策划，极大地推动了秦国的兼并战争，确定了秦国的国家体制及其政治走向。没有李斯，秦朝的历史肯定要改写。李斯对秦代政治影响的痕迹是抹不去的。
三、凭才博贵，顺风使舵
李斯以楚国平民之身进入秦国政治核心，获得丞相职位，他惟一凭借的是他的才能。早年见老鼠之状而想到人生，足见他的悟性之高。后来经过荀况的培养，他成了一位学识才艺上佳，出类拔萃的人物，进入秦国后很快崭露头角，得到嬴政的赏识。他曾受命作《苍颉》七章，构成汉代《三苍》的重要部分。相传他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小篆，写成范本，对后世影响颇大。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琅邪台刻石》和现几残毁的《泰山刻石》出自李斯手笔，他的书法被后代专业人士评价为：神虑精微，笔法精尽。是书法中的极品。
从《谏逐客书》中我们能管窥到李斯的文思才情。针对嬴政的逐客令，李斯一是用秦国历史上穆公用五子、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雎的事实及功效，论证了逐客的错误；二是通过秦宫遍采天下良马珍宝，喜纳异国女乐的事实，类比论证了使用六国人才的合理性，进而把逐客说成是重物轻人的表现。最后，他把该事情上升到一般规律的高度，深刻指出：“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据此，认为在兼并战争中实行逐客，事实上是把兵器抛给敌寇，把粮食送给强盗。李斯激情所使，一气呵成，他用脍炙人口的语句和优美的文笔，集中论述了一个明确的观点，整个论证紧紧和秦国历史相连，和嬴政熟悉的事情相连，和兼并战争的预料结果相连，对嬴政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李斯是秦国兼并战争的倡导者和主要策划人，他能看清天下大势，把握时机，选准重点，运用灵活的战略方针。秦国兼并战争的顺利推进，包含着对他政治才能的鉴定和确认，也是他职位不断升迁的主要原因。李斯在人生设定中选择以秦国为自己事业的根本立足点，使秦国的发展和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相辅相成，这既是他善于把握天下大势的聪明之处，也是他善于策划自我人生的精明之处。
博取功名，自我实现，是李斯早年人生设计的明确目标，也是他在秦国政治策划的最终动因。当秦国与六国相对立、兼并正在进行时，李斯的许多策划无疑促进了秦国兼并战争的进程；而当秦国完成了统一，面临如何处理集团内部利益分割的主要问题时，李斯的许多建议就明显地体现出了迎合最高当权者政治意志的倾向，为此，身为廷尉的李斯不惜与官阶更高的丞相王绾等同僚公开对立和翻脸，任相后也不惜提出对博士儒生打击迫害、封杀私学的拙劣政策。
秦国刚实现统一时，李斯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一起，受命为嬴政拟定帝号，他们初拟了一个比天皇、地皇更尊贵的“泰皇”称号，嬴政犹嫌不足，自定了“皇帝”称号。李斯由此发现了嬴政极强烈的独尊意识，这使他对秦廷有关权力和利益分割的问题极为警觉。李斯还敏锐地发现，嬴政对那些自己内心不同意又不好直接驳回的进谏，总是下批群臣讨论，他是要在下属群臣中寻求支持的力量。如对王绾关于实行分封制的建议，博士淳于越非难郡县制的提议，均是这样。李斯根据嬴政的独尊意识及其对待两个建议的异常程序，已经能够在某些问题的讨论中基本判断出嬴政的态度，于是他敢于捷足先登，义无反顾地提出与同僚建议相反的观点，他要为嬴政的否决意见提供充分的根据，凭才博宠，讨好最高当权人，以此作为进身和保位的手段。李斯这种不露声色的政治赌博手段两次都收到了理想的效果。能辨清政治风向，顺风使舵，本来就是李斯的过人之处。
李斯因精于用功，后来深受嬴政的宠信，他是嬴政后期几次巡视天下的随行亲臣，身为丞相，权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李斯的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三川辖境相当今河南黄河以南，灵宝以东的伊、洛水流域和北汝河上游地区，以境内有河、伊、洛三川得名，治所在今洛阳市东北），儿子们都娶了秦公主，女儿们都嫁给了皇族子弟。有一次李由请假回咸阳，李斯在家中大摆宴席，文武百官都去祝贺，门前车马以千计，李斯感叹说：“我本是上蔡小街的平民百姓，君主把我提拔到这个地位，当今为臣的没有比我地位更高的，可算是富贵至极了。”李斯凭借自己的才能和精明，也终于达到了他原初人生设计的目标。
四、投机政治，出卖灵魂
李斯善于迎合嬴政的政治意志，顺风使舵，这是他猎取功名富贵的一个诀窍。前210年，嬴政猝死沙丘平台，李斯立刻失去了他处事的依托和主心骨，他本是要按照嬴政的临终安排行事的，但在赵高的胁迫利诱之下，李斯终于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并且参与了伪造遗诏，杀死扶苏和拥立胡亥的政治阴谋。
赵高是看清了李斯为人处事的内心特征而对症下药的。他说服李斯时一再谎称嬴政的遗诏在胡亥手中，故意造成胡亥已接任大权的印象，使善于顺风使舵的李斯一时不辨风向，无所适从；赵高又以扶苏信任蒙恬作衬托，让李斯真正感觉到扶苏上台对自己地位的严重威胁。李斯虽然声称“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仍然坚持不负君主之命的道德原则，但保守功名富贵之心已使李斯的原有信念发生了动摇。最后在赵高的威胁劝说下，李斯流着眼泪感叹说：“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以功名富贵为人生最终目标的李斯，在嬴政猝死后感到无所寄托自己的命运，终于含着眼泪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赵高。
胡亥上台后，李斯失去了往日的尊荣。由于赵高作祟，他连面见胡亥的机会也很难找到。陈胜叛军曾攻略三川之地，李斯因儿子李由失职而受到弹劾，他非常恐惧，为了保持爵禄，想不出其他办法，于是逢迎胡亥之意，曲意发挥韩非的有关思想，向胡亥上书提出所谓“督责之术”，从君尊臣贱的角度论说君臣关系，主张君主应以严罚的手段督责臣子顺从尽忠，以实现独享天下。认为“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秦朝一直实行着严刑峻法的治民政策，胡亥执政期间法令日益严苛，受到时人非议。李斯的督责之论给君主追求享乐、诛戮大臣和暴虐民众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因而胡亥见到李斯该上书后非常高兴，他严行督责之术，把征税多的看作明吏，把杀人众者视为忠臣，于是造成了“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状况。李斯的督责论是他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突出表现。
出身士人的李斯参与秦政后，曾借焚书事件对士人阶层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迫害。博士淳于越在酒宴上提出改用分封制的意见，同时也提出了他的理由，他是从自认的合理划分上下权力以保证秦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出意见的。战国时代的尊学之风养成了士人阶层言论无忌，直抒己见的习性，淳于越自然明白他的意见不合嬴政的口味，但他冒死直谏，希望嬴政能认真考虑，改正过失。不管该意见正确与否，其忠诚坦荡的品格是无可怀疑的。嬴政下交群臣讨论此议，当然希望得到支持郡县制的意见，但也有对国家体制再行判断之意。李斯赞成郡县制，也未尝不可，但他在否定淳于越的意见时，把对立意见的发生归咎于私学的存在，并且认为私学的存在会造成人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政治怀疑倾向，以及“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的后果。李斯把如此严重而敏感的政治恶果栽赃给私学，似乎私学与秦王朝的存在势不两立，以此引诱嬴政，借秦王朝的淫威来取缔私学，从而威慑和取消一切对立意见。这位经过私学培养而跻身政治的文化人，为了在政治领域里取宠、保势，毫不客气地对私学栽赃并下了毒手。
文化人对文化的破坏是极内行的。李斯以禁私学为名，争取到嬴政的支持认可，于是策划了一场对中华文化的空前大破坏：秦国以外的史书全部烧掉，民间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一律交给地方官销毁，有敢谈论这类典籍的处死，非议时事的灭族，官吏知情不报的以同罪论处，令下三十日后不执行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可以保留的是医药、卜筮、种植之类书籍。如要学习法令，以官吏为师。作为一个文化人，李斯应该明白许多文化典籍的价值，但李斯抱着权势至上的心理去行事，以权势者的眼前需要决定取舍，对培育了自己的文化竟以仇视的心态去破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确属古今第一人。司马迁在为《史记》的写作搜集材料时就已深感焚书的痛楚。他说当时手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而诸侯国和周室的历史记载己被毁灭。这位立志“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大宗对此连声痛叹：“惜哉，惜哉！”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有组织地公开毁灭民族文化，追求文化专制的始作俑者。
以刻石铭文而著名的李斯本是文化人，却以焚书坑儒的手段毁灭民族文化。唐人证山作《李斯》之诗，对其进行讽刺云：
古今都付劫灰余，牵犬东门祸已储。
偏是铭山文字好，不知平日读何书。
李斯的同学韩非说话口吃，善于著书，二人同在荀况处学习时，李斯就自知不如韩非。事过多年，嬴政读到了韩非的著作，非常喜欢，公开表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前234年韩非自韩出使秦国，被嬴政挽留。李斯与一名叫姚贾的大臣对嬴政说：“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现在大王想兼并诸侯，韩非终究会助韩不助秦，这是人之常情。大王如果放他回去，也是自遗祸患，不如找过错依法杀掉。”嬴政一时相信了此话，把韩非交给狱吏治罪。廷尉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本来想向嬴政当面陈述，但见不到嬴政，无奈于前233年自杀于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狱中。后来嬴政后悔了，但已救之不及。李斯对韩非的诬陷，出自他保位争宠的需要，也出自他强烈的忌妒心。他自知才能不如韩非，嬴政又一直倾慕韩非，韩非来秦并被挽留，使他立刻感到了才学上和政治前途上的压力，这位极重个人名利的人物，按照他只讲结果、不计手段的固有心性，对自己有缺陷的同学进行了毫不怜惜的诋毁和毫无根据的陷害，竟不顾他两三年前在《谏逐客书》中为六国之人仕秦辩护的观点，似乎也忘了他是一位楚国之人的基本事实。为清除仕途上假定的竞争者，真是急不可耐、利令智昏、丧尽天良！其卑劣的人格和丑恶的灵魂已暴露无遗。
西汉时流传有《秦零陵令信》一篇，是时人责难秦相李斯的篇章，我们现今虽已看不到逸文的内容，但相信其对李斯已不会有任何好的评价。
五、聪明自误，反被人欺
李斯按照自己固有的人生设计，费尽心思地钻营谋利，确也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成为一统天下中一人之下、万众之上的权势人物当年他为长子李由告假设置家宴，百官祝寿，门庭若市，可谓显赫无比，威风八面。但他的头脑始终是清楚的，曾为此深深地感叹：“荀况曾说过‘物禁太盛’。我李斯是上蔡街巷的一个平民，现在身为人臣之最，富贵到了顶点。物极必反，我不知道我的归宿在哪里？”李斯一生太看重权势了，当他用不乏恶劣的手段获得了人臣最高的权势后，既有一种惊喜，又有一种担心失掉的惶恐。
为了保位持禄，维持自己到手的权势，李斯在自己的丞相之位上更加谨慎地窥测风向，小心翼翼地顺风使舵。嬴政暴死沙丘时，诡计多端的赵高在他面前大造胡亥掌权的虚幻之风，并以扶苏上台必用蒙恬为相相威胁，保位心切的李斯终于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甘心充当一场政治阴谋的同谋人。他追随胡亥与赵高，是要保持自己的权位，但不想那场政治阴谋的实际收益者只是赵高和胡亥，事件向赵高证实了他正是一个没有血性和灵魂的软囊，他至此成了赵高的掌中之物，成了被捉弄的对象。
胡亥上台后，李斯发现自己的权势被赵高侵蚀几尽，因长子李由失三川之地，自己反处沦落被诬的险境，这时，他没有想到如何去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事实上这已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持自己受宠的地位。李斯按照自己以往的人生经验去行事，卑恭地向胡亥上书，提出所谓督责之术。他是摸准了胡亥只求享乐而不顾其他的心性，想以此逢迎胡亥，争到宠信。这次上书为一贯严苛治民的胡亥提供了肆虐天下的“理论根据”，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对行将覆灭的秦王朝无异雪上加霜。后来李斯在入狱难脱的窘境中回顾说：“二世的昏暴超过了桀、纣，他杀兄而立，诛戮忠臣，大修宫殿，横征暴敛。如今天下有一半人已经反叛，他心里还没有醒悟，将来盗寇一定会打到咸阳，宫廷会变成麋鹿嬉游的废墟。”李斯这一认识和判断的正确性已被后来的事实所证实，我们由此可见李斯的聪明和一贯的清醒。然而，以如此清醒的头脑，却在王朝危急存亡之秋，向本来就昏聩残暴的君主贡献什么督责之术，献媚求宠，以保位持荣，足显其品行的丑恶和灵魂的卑鄙。
在胡亥时的秦廷，李斯始终没有放弃求宠保位的机会，但狭隘的私欲把他导入了与赵高相互碰撞的狭窄之道。工于心计的赵高对他防范有加，陷阱四设，使他数受捉弄，终于走入悲惨的绝境。第一次，李斯对胡亥不坐朝廷有所非议，想劝谏却见不到胡亥。赵高知情后主动给李斯提供胡亥闲空的时间，但李斯每次去见胡亥，总是碰到胡亥与宫女饮宴娱乐正酣的尴尬境况，使胡亥对李斯极为不满，甚而有所愤恨。第二次，李斯在见不到胡亥的情况下，上书揭发赵高的罪责，但赵高大献谗言，诬陷李斯与陈胜相通，在他主持的审讯中将李斯屈打成招，并以囚犯不得上书的理由将李斯给胡亥的信弃掷一旁。第三次，赵高使人冒充胡亥派来的复审官，等李斯在复审中翻其口供后给以更严重的毒打，以假乱真。等胡亥派人真正复审时，李斯以真为假，再也不敢翻供，承认了通贼谋反之罪。其时李由已战死疆场，李斯的翻供已丧失了一切机会。
身居囹圄的李斯对自己的死似有心理准备，他曾感叹说：“过去夏桀诛杀关龙逢，商纣杀掉王子比干，夫差戮死伍子胥，三位忠臣不免于死，是因为他们所忠者为无道昏君。现在我的智慧比不上他们三人，二世的无道超过那三位君主，我因为尽忠而死，不也很合适吗？”李斯助纣为虐，作恶不少，此时在保位不得，求生无望之时，却以历史事实相类比，自我确认了忠臣的名分，使其扭曲的心理得到了稍许满足。
李斯被屈打成招后，曾向胡亥上书委婉地表白自己对秦国的功劳，其中提到他为秦国兼并天下所做的计谋，他为北逐胡、貉（东北部族名），南定百越（指东南众多部族）的筹划，他对秦国体制建设的贡献，以及他为度量衡和文字统一等事业所立的功劳等等。的确，李斯的政绩是巨大的，然而，李斯把他的才能完全奉献给了一种独裁专制的确立和建设，以践踏人类尊严为代价，以自我灵魂作抵押，确也从专制制度的运作中分享到了优于万众的一杯美羹。这杯美羹曾经滋润了他的肺腑，使他感受到无限的尊荣与满足，得到它，似乎是人生的成功。然而，专制体制下的美羹是吸吮天下人的血液骨髓制就，它以泰山压卵的态势对付天下万民，包括分享过美羹的寄生物。李斯自谓聪明地设计人生，靠建设专制强权之功分享美羹，但这种建设在把天下万民置于泰山压顶的险境时，他自己也处在同样危险的境地，这是一颗聪明的头脑所能料到，但却因强烈的功名心而顾之不及的。
在专制权力的顶层，李斯与赵高狭路相逢，势难两立。李斯自然比赵高生理健全，文化水平也高，但专制制度崇尚、信奉的是权力、狡诈，而不是真理、文化或其他。一条阉竖凭其狡诈和心计，借用专制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将李斯陷于死地。
前208年七月，李斯被判处五刑（古代以墨、劓、？、宫、大辟为五刑），与他的次子一同被押解，他回头对儿子说：“我想跟你牵上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逐兔打猎，再也办不到了！”父子相对而哭。李斯被腰斩于咸阳（或曰云阳），三族被灭。临死前，这位一生苦苦追逐权力的人物似乎大彻大悟，萌生了回复当年上蔡平民生活的愿望，但早已殉身专制制度的人物不是随意就能得到解脱的，平民的生活常人简单易得，但对一贯视权势为生命的李斯已是无法实现的奢望。秦宫中那颗最聪明的头脑终究没有凭聪明避免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
唐人胡曾读史至此，对李斯颇生同情，作《上蔡》一诗，认为李斯功成之后如南回家乡上蔡作平民，远比投机朝廷为好：
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
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太史公在说到李斯时认为：“斯知《六艺》之归（要旨），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叛，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剖开李斯卑鄙、丑恶的内心世界，才能深刻理解他一反文化人常态的所作所为，才能认清其为虎作伥、作践人类和自我的可耻一生。
赵高：阉孽惑乱秦廷，阴谋还陷自身
赵高原是赵国的宗族远支，他的母亲在秦国服刑，因而兄弟数人一出生就受宫刑。赵高先曾为秦廷内官厮役，因精明强干，通晓法律，被嬴政任为中车府令，主管皇帝车驾，并兼管皇帝印信，曾奉诏教习胡亥法律和书法。前210年夏，嬴政在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赵高诱逼随行丞相李斯一起伪造遗诏，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升任郎中令，执掌宫殿门户，成为皇帝的亲信大臣。赵高利用手中的权柄和与胡亥的特殊关系，耍尽权术，消除异己，独擅朝政，一度升任中丞相。前207年，刘邦率军入关后，秦朝灭亡在即，赵高恐受诛罚，在望夷宫发动兵变，逼令胡亥自杀。他篡位不成，遂立子婴为秦王，被子婴诱杀。
赵高原本是秦廷宦官，在胡亥执政的三年间成为炙手可热、权倾朝野的核心政治人物。他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嬴政之后秦朝的政治走向，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把秦国推向了灭亡的绝地。
一、拥立昏君，借宠擅政
嬴政临死前明确表示要把皇位移交给长公子扶苏，并且写定遗诏，交代了安葬的后事。但赵高却利用自己掌管皇帝印信的权力，私自扣压了诏书，分别说服胡亥和丞相李斯，伪造遗诏，逼死扶苏，拥立不足二十岁的胡亥为二世皇帝。在专制制度下，君王个人的品行、能力及其政治倾向，对王朝的兴衰和社会的发展会有绝大的影响。赵高为秦王朝选定了一个品质低劣、昏庸无能的皇帝，从此使王朝走上了加速下滑和朝向崩溃的道路。
扶苏曾劝谏过嬴政的坑儒行为，颇有仁君之名，如陈胜在关东起事时，就曾假托扶苏的名义，可见他在民众中也有威望。赵高所以要抛弃扶苏而选定胡亥，其一是他早年就奉诏为胡亥教习过法律和书法，与胡亥私交较深。他知道扶苏信用的是蒙恬、蒙毅一批重臣，与自己毫不沾边。他希望通过拥立胡亥能够爬到更高的权力位置。其二是在专制制度下，帝王与朝臣存在一种权力分割关系，而权力就是享受和尊严，因而帝王的软弱实在是权臣的幸事。胡亥是一位只知贪玩享乐而政治上昏聩的劣子，这正是赵高所以推他为君的理由。赵高知道他从胡亥那里可以得到蒙骗君王、独擅朝政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扶苏处是断难得到的。其三，扶苏的信用之人蒙毅曾是赵高的仇人。当年赵高在中车府令的位置上犯有大罪，嬴政让上卿蒙毅按法惩治，蒙毅不敢违背法律，判赵高死罪，除其宦籍。嬴政觉得赵高办事认真，下令赦免，恢复原职。赵高极怕扶苏上台后蒙氏得到重用，他想通过拥立胡亥来挤掉扶苏，并伺机报复蒙毅。可见，赵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伪造圣旨，拥立胡亥，完全是从一己私心出发的，是他在秦王朝派系分立中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孤注一掷。
赵高的拥立阴谋是违背圣意，不合人心的，其所以能实现，主要是他借用了嬴政皇权的影响力。嬴政在出巡中突然死去，本该继位的扶苏远在北境上郡，权力未及交接，出现了谁也未曾料到的“皇权真空”。嬴政生前讨厌谈死，群臣们对其权力交接没有丝毫准备和预防，李斯之外的大臣们也不知道嬴政之死，“皇权真空”是不透明的。赵高一直在嬴政身边执事，对其病情恶化及后事处置非常清楚，并有应对的准备。他瞅准了这一千载难遇的“皇权真空”期，并不失时机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其中进行暗箱操作，借皇权的威力蒙骗天下，实现了自己的丑恶目的。
为了蒙骗世人，赵高首先策划把嬴政尸体放入一辆关门保温、开门就凉的辊？车中，让几个知情的宦官陪乘坐旁，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大臣照常在车外给嬴政送饭奏事，根本不知其死。当时正值暑热，尸体已有臭味，赵高传假诏让随从官员拉了一车鲍鱼，这是一种盐腌的鱼，有腥臭味，以此淆乱了尸臭。
在“皇权真空”出现而天下人丝毫没有觉察的时候，赵高利用掌管皇帝符玺的职务，在“暗箱”中伪造诏书，以嬴政的名义责备扶苏说：“你与蒙恬领兵在外多年，毫无功绩，反而几次上书诽谤我的行为，因为不能回朝为太子，日夜怨恨我。你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扶苏在上郡接到诏书后痛哭不止，在使者的催促下最终自杀。赵高听到回报后大喜过望，他利用嬴政的权威逼死了扶苏，清除了胡亥篡位的最大障碍。车驾回到咸阳后，又假托嬴政遗诏，立胡亥为皇帝。秦宫中一次最大的政治阴谋就这样实现了。
胡亥即位，赵高职位升迁，受到重用。胡亥担心自己地位不稳，赵高乘机进谗说：“先帝任用的大臣，都是天下几代名贵之人，功劳积累，世代相传。我素来名小位卑，幸得陛下抬举，让我管宫廷事务，大臣们郁郁不乐，表面顺从，其实内心不服。”他建议在群臣未及谋划时大肆诛杀，消除隐患。于是有秦廷修改法律，一连杀害诸公子、公主二十余人和戮死嬴政信臣蒙恬、蒙毅的事件。赵高曾高兴地对胡亥说：“臣子们担心死都来不及呢，哪里顾得上图谋造反。”皇亲重臣被诛，胡亥失去了一批精诚治国的依靠力量，得以专任赵高；赵高清除了自己在朝中的反对势力和竞争力量，具备了独擅朝政的基本条件。
丞相李斯曾对胡亥的某些治国方法进行过劝谏，引起了胡亥的不满，赵高又乘机诬陷说：“沙丘定位之谋，丞相是参与了的。现陛下已就帝位，而丞相的地位并未提高，他的意思是要割地封王。楚盗陈胜等都是丞相邻县的人，所以丞相长子李由镇守三川城，不肯出击楚盗。况且丞相在外面，权力比陛下还大。”赵高这里一连列举了李斯的三项罪责：一是不满于已有的地位；二是与陈胜叛军有染；三是侵犯皇权，权重压主。每条罪状似乎都有根据。胡亥信以为然，先派人去调查李由与陈胜叛军勾结之事。赵高听说李斯此时还向胡亥上书毁谤自己，遂私下对胡亥说：“丞相现在所怕的就是我，我一死，他就可以像田常篡齐那样行事了。”胡亥听罢，即把李斯交给赵高审讯。于是有李斯被屈打成招，被腰斩于市的事件。李斯被杀，赵高清除了朝中最后一位略可匹敌的同僚，他升任丞相，朝权独揽，恣意横行，胡亥真正成了他的掌中玩物。
二、工于心计，愚弄主上
专制国家的权力属皇帝独有。赵高所以能从胡亥手中窃得朝政，实现权柄暗移，是通过他一系列的奸诈阴谋以及对胡亥的愚弄蒙骗完成的。他把胡亥的注意力引导到娱乐享受方面，然后以为主分忧的姿态出面决事，凌替了皇权反使胡亥感激不已。
胡亥一上台就迷恋于声色娱乐，赵高不仅极力称赞胡亥关于“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的荒唐为君观，而且在朝中出面为胡亥的享乐行为辩护。如丞相李斯曾就胡亥娱乐误政之事进谏说：“放弃《诗》《书》，醉心于声色，这是祖伊（商纣时的贤臣）所担心的事；轻视小过，沉湎于通宵宴饮，这是殷纣所以灭亡的原因。”他以史作鉴，劝胡亥收敛声色，看重国事。赵高则挺身辩护说：“五帝、三王的音乐各有不同的名称，表示彼此不相因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都靠音乐来交流欢乐，融合感情，否则和悦的感情不能沟通，布施的恩泽不能传播。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风尚和应时的娱乐，难道非得有华山的（周穆王的八骏之一）骏马才能走远路吗？”赵高在辩护中把是否要以乐废政的根本性问题偷换成听取什么音乐的非实质性问题；用各代都有自己不同风尚的音乐变化观来否定李斯对历史政治的借鉴，把两个领域、两个性质的问题有意混淆，张冠李戴，说得振振有词，竟然得到了胡亥的赞同。实际上，赵高完全是明白人说糊涂话，他是有意引导胡亥专注于娱乐享受，这是他一个险恶的政治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