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重自我轻天下，视民众如粪土
前221年，秦王嬴政最终灭掉战国六雄，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疆域，东至大海，西至陇西（今甘肃临洮），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今内蒙古中部）、辽东（今辽宁大凌河以东）。38岁的嬴政开创的事业真可谓前无古人。
秦王朝靠军事手段完成了兼并事业，大一统帝国的基础并不稳固，仍然蕴含着三个深刻的矛盾：
第一是秦王朝和六国旧贵族的矛盾。对六国旧贵族而言，秦王朝夺取了他们的土地，拆毁了他们的宗庙祀祠，剥夺了他们的富有和尊贵，他们虽然无可奈何，逼迫隐忍，但实在是怨愤填胸，恨入骨髓。他们自然要伺机推翻嬴秦王朝，恢复自己失去的天堂。但他们既不知这个王朝如何摆布天下，又震恐于该王朝的武力，他们正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观察着。
第二是秦王朝和天下民众的矛盾。经过了战国烈火烽烟的惊恐和刀光剑影的厮杀，天下民众极盼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他们虽然都支持过本国的战争，但他们并不热爱战争。秦国的统一给他们的和平生活带来了希望，他们在诅咒秦国兼并战争杀人盈野、伤生害亲的残酷性时，也希望新王朝能给民众创造起码的生活环境。然而，秦朝的统治，给人们带来的却是更深重的灾难。
第三是秦王朝内部各派政治集团的利害纷争。兼并了六国的秦王朝内部不乏庞大的政治集团，夺取天下后，社会上层各集团和个人都面临着最终兼并成果的分配和政治经济地位的正式确立。以私欲集结的政治集团在利益分配上绝无“公心”可言，因而集团内部的利害纷争不仅不易调和，而且会尖锐化。
秦统一时，北境之外匈奴的势力虽然强大，对秦王朝构成一定威胁。不过，决定秦王朝的生死命运的因素还在于上述三大矛盾及其发展。
不管秦王朝的独裁者嬴政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矛盾关系，社会的发展己经把两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推到了他的面前，逼迫他迅速作出重大的选择。第一是新王朝应建立怎么样的政权体系，亦即是说，新王朝愿意使用什么样的政权机制来驾驭这些社会矛盾；第二是在某种特定的政权体系中，君主将以何种方式、何种思路来运作国家政权，亦即以什么样的治政导向来操纵国家机器。作为一代开国帝王，嬴政将按照自己对社会矛盾的固有理解和人生价值取向来处政，他对这两个现实问题都作了不同于前朝的选择。
一、建立郡县，君权一揽
嬴政当时可以进行比较和选择的有两种政治体制，一是分封制，一是郡县制。分封制是在全国范围内向皇亲功臣分邦建藩，各邦国承认天子的共主地位，并按期纳贡，各邦国独立地施行管理，有自己的军队，君位世袭。秦以前的西周采取的是分封制。通过这种制度，周天子与各诸侯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分割，用饱含等级观念的礼仪来调节规范上下尊卑关系，并相辅治理天下。郡县制是把国家地方政权划分为郡、县两级行政管理单位，各级官吏由中央任命，他们代表中央实施地方管理，不掌握军队，随时可以被撤换。这种体制是战国中期商鞅为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而在秦国创立的，它依靠一定的官僚机构形成政治集权，能保证中央对全国经济财富的统一支配和对军事力量的统一指挥，曾在兼并战争中显示过其优越性。
分封制和郡县制本质上都是家天下的政治统治形式，二者的不同根本上在于前者体现的是分权制，后者体现的是集权制。用什么方式对待三大社会矛盾，尤其是天下在握后，是否愿意在本集团内部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分割、让渡，是统治集团当权人选择何种政治体制的关键。
嬴政在兼并战争中表现了不少过人的才智，他在秦国统治集团中处南面称孤的客观优势，又具有独断专行的主观意志。完成统一后，他成了天下至尊，于是觉得自己和天下人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不屑于与他人分权而治（这和周武王在姜太公、周公辅助下夺得天下的情况已不大相同了）。嬴政的政治独裁意识反映在以下事实中：
第一，他给自己选定了一个绝顶尊贵的名号“皇帝”，以为自己德过三皇，功迈五帝。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了古今无与伦比的尊贵地位上。
第二，他宣布取消周代的谥号制。谥（shi）号是君王死后，继承者根据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所给予的称号，嬴政认为这种谥号法是以子议父，以臣议君，含有对君王尊严的亵渎，他废除谥法是要保证皇帝的尊严即使在死后亦不受丝毫侵犯。
第三，他又规定一些皇帝专用词，如出命称“制”，发令称“诏”，自称为“朕”，数年后因羡慕得道成仙，又自称“真人”，等等。他对这些特殊名词的垄断独占反映了他强烈的惟我独尊意识。
这就决定了他在本集团内部只能与他人进行最低限度的权力分享和利益让渡。基于此，嬴政决然地选择了集权性质的郡县制，把商鞅在战争时期创建的政治体制加以完善并推向全国。
嬴政在山东峄山刻石辞上说，他选择郡县制是为了避免“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即是说为了免除天下兵争。当然不能排除嬴政的政治选择中包含了这一愿望。但人们应该明白，嬴政这里所要避免的“争”，不是与六国贵族之争，而是指与秦国贵族之争。他一开始就认为：“天下共苦斗不休，以有侯王”，于是拒绝了封侯立王的分封制。其政治选择所直接针对的是本集团内部有资格分割政治权力的贵族，而不是己被推翻的六国贵族。还在开国之初，丞相王绾就向嬴政建议说：燕、楚等地偏远，不为置王，将难以镇服。后来博士淳于越又进言说，诸侯国对国家有辅助作用，在对付叛乱时可以互相救援。当然，郡县制在对付旧贵族的反叛上也有其积极性的一面。然而嬴政在体制选择时考虑的重心不在于如何对付旧贵族，而是处理本集团内部的君主与贵族的关系时，如何实现君主对权力和利益的最大限度的占有。
郡县制极大削弱了皇亲重臣对土地、权力和利益的分割，实现了皇帝一人的独尊和彻底的专制；对下层官属乃至整个国家来讲，郡县制削弱了他们与君主分庭抗礼的物质基础，基本上取消了贵族势力武装反抗皇权的条件。免除天下兵争的作用确实是有的，但却导致了皇权的绝对强化，它所保障的是君主权力的至尊无上、无所制约和为所欲为，这就是秦始皇选择郡县制的最终目的。
分封制和郡县制究竟哪个更进步些呢？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问题。在封建社会，判断一种政治体制是否进步，应该看它在历史的演变中是否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按照这样的标准，两种家天下的政治统治形式各有短长，它们本身似无多少高下优劣之分，未必郡县制就一定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未必分封制就一定不能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就一定违背历史规律，等等。至于哪种政治统治形式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更大些，完全决定于它们各自操作者的政治品质和能力的大小，决定于王朝当权人的治政导向，反而与它们本身关系甚微。所谓郡县制更好些的议论，那是就专制统治者因此更利于权力专断，更便于奴役民众而言的，是专制统治者出于利己的标准而作出的判断。历代统治者选择何种政体形式，极少从社会发展、人民适应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却同样地选择了郡县制，或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就是因为这一统治形式更便于个人专断，权力独占，更便于鱼肉臣民。因此，现代人犯不着为那个首选了这一政体的嬴政作过分地美饰，以至出现“好人替坏人辩解”的难堪情景。
有人认为，不建立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就会出现国家的分裂。其实分封制只是家天下中的一种分权形式，并不就是国家分裂的形式。西周和汉初的分封制就并未否定王朝的大一统，在西周的分封制社会，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而郡县制强化了的皇权专制，常常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是秦国郡县制推行十多年后就立即被证明了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即使立足于大版图的国家对社会发展有利这一认识前提之下讨论问题，仍然难以得出郡县制比分封制更好些的结论。
在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优劣评判上，我们这里无意厚此薄彼，仅仅是想破除一个厚彼薄此的思维定式，全面认识嬴政所以坚持选择郡县制的最终目的，客观看待他的个人品格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看清这一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秦王朝建国初期，由于嬴政个人能力和威望的存在，统治集团上层还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专制集权制的怨望，也无法形成与专制皇权的对抗力量，这正是郡县制的功效所在。
二、役使天下，为我一人
嬴政建立了郡县制，从而掌握了役使天下的便当形式，他操纵郡县制的国家机器，天下的财物和民众统统都成了他享用和役使的对象。
统一中国后，嬴政穷尽天下财力，以供个人享受。他在咸阳北坡南临渭水之处，模仿建造六国宫室，殿室间以天桥和回廊相连，规模宏大，极其豪华，又将从六国宫中得到的美女和钟鼓充斥其间。后来又在渭水南岸建造信宫，不久将信宫改为极庙，象征北极星，借此显示自己的最高权威。数年后，他嫌咸阳人多，宫廷太小，于是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中建造朝宫，先建前殿阿房，这一宫殿东西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坐万人，下面可竖五丈高的旗。四周有空中阁道，自殿前直达南山。从此殿筑复道通过渭水，直达咸阳，象征北极星，阁道星横渡天河抵达营室星。还同时营建骊山，他开发北山的石料，运来蜀地和荆楚的木材，为建造墓穴，他穿凿三重泉，灌下铜汁后放置外棺，装满了各种珍奇异宝，墓中暗设机关，用水银做百川江海，安置天文图像和地理模型，并以特种鱼油点烛，以使长久不灭。嬴政从来不怕民力财物枯竭，在他看来，这些工程并非耗费，因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天下的财物和民力原本就是供自己享用的材料。
集权专制是嬴政能够随意支配天下财富的前提，嬴政深深地明了这一点。为了保证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顺利实现，嬴政在经济文化方面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第一，用商鞅当年制定的度（计长短）、量（计大小）、衡（计轻重）标准器来统一全国的度量衡。
第二，以黄金为上币，以秦国旧行的圆形方孔铜钱（称“半两”）为下币，统一全国货币。
第三，统一文字，授命廷尉李斯制定小篆，写成范本，在全国推行。
第四，完善法典，强化专制统治（见《云楚秦律》）。
第五，修建了由咸阳通到全国各地的驰道（行车大路），统一车轨。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便于控制广阔的国土。为了加强北方防务，前212年，修筑了由咸阳经过云阳（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斩山堙谷千八百里。在西南地区，还修筑了今四川宜宾以南至云南昭通的驰道，于近旁设官统治。嬴政生前多次顺驰道巡游郡县，立石刻辞，以显威强。
第六，把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长城复修并连接起来，筑成西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北拒匈奴入境。
第七，大规模地徙民。如将六国富豪和强宗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和巴蜀以便监视，又曾谪发内地罪人、贱人至北方河套、南方珠江流域，以垦边和戍守。
对嬴政的上述重大治国措施，我们应该看到以下三点：第一，上述许多措施，在客观效果上对秦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嬴政施行这些措施，所看重的是其在推行中央集权制中的政治意义，是以能更便当地控制域内，役使天下为最终目的；第三，嬴政为巩固王朝政治统治的重大工程建设，结果是加重了民众负担，反倒加深了王朝的政治危机，成为导致秦国政权瓦解的直接因素。
无论如何，我们总会看到，嬴政对天下的统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统治，这种统治的特点是借助于中央集权制的某种形式，操纵天下财物和民众为君王一人服务，君王的一切处政措施都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同时，君王随时准备以暴力粉碎对自己意志伸张的阻碍，强制天下服从个人的意志。
三、崇尚刑罚，暴虐民众
嬴政选择了郡县制，实质是选择了以集权制方式对付三大社会矛盾。这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通过剥夺矛盾对立面的利益而发展自身利益的最简单方式。如秦王朝剥夺了六国贵族的财产和地位，并把他们置于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秦王朝役使天下民众如奴隶一般，几乎剥夺了他们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在统治集团内部，嬴政又剥夺了一大批皇亲功臣自认应该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嬴政以这些简单的方式取消一切与君主可能构成威胁的力量，剥夺了各个对立方的物质条件，把自我放置在了与天下人统统对立的地位，全面激化了三大矛盾。如果一定要采取郡县制这一集权制的方式，补救弊端的惟一办法就是广施仁德，让民众和官属从君王的独尊独裁中得到若许好处，以尽可能地缓和矛盾。
但秦王朝先以暴力起家，后以暴力兼并天下，这使得身为秦国君王的嬴政对暴力有了一种特别的迷信和崇拜。他觉得暴力就是持国治民的根本，于是他在郡县制的运作上选定了一条崇尚刑罚的治国之道。
战国时的阴阳家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受着五行德性变化规律的支配，朝代的更替体现出的都是“五德从所不胜”。“虞（舜）土、夏木、殷金、周火”。嬴政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论证本朝统治的合法性时采纳了这一理论，进而提出“代火者必将水”。从而认为代周而立的秦朝当承水德。因为水为阴，阴主刑杀，所以秦王朝的治政无须讲究“仁恩和义”，应力求刻削严酷。嬴政的暴力治国观念在这里找到了极合理的根据。
嬴政暴力施行的对象首先是六国贵族。嬴政对六国贵族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为了防止他们聚众反抗和政治复辟，不仅将其中十二万户豪富之家迁到咸阳和巴蜀，置于王朝的严密控制监视之下，而且缴获没收了六国的战争武器加以销毁，在咸阳铸成十二个各重千石（120斤为石）的钟铜人以示威强。在原六国的土地上，嬴政“堕毁城郭，决通川防，夷（削平）去险阻”，尽可能地消除旧贵族凭以与王朝武装对抗的物质条件。嬴政曾向人们逐一解释了他加兵于六国的理由，总之认为这是“兴兵诛暴乱”的正义之举，在这种理由的支持和掩饰下，嬴政把暴力兼并的责任推给了六国贵族，尽管自己操纵着这场历时长、规模大、手段残酷的兼并战争，但却心安理得，无任何道义责任可负，而且在兼并战争结束后，仍然有理由对他们进行暴力剥夺。
嬴政暴力施行的第二个对象是天下民众。秦国统治时代，并非像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之山）刻辞上所说的“黎庶（百姓）无繇（摇役），天下咸抚”，而是民不堪命，生活悲惨。据估计，当时全国人口约一千多万，而当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秦王朝维持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怎能不大大增加对庶民的征敛？怎能不依靠对百姓的暴力强迫？秦朝遣戍边关的多是逃亡的罪人和赘婿（地位卑贱，秦始皇曾令其与囚徒赴边屯戍），营造阿房宫的七十多万人都是受了宫刑、徒刑的人，骊山墓的几十万修建者都是犯罪服役者和奴婢的生子。秦国常给征发的戍卒规定到达的时间，明令“失期当斩”，使戍卒们常面临着死刑的威胁。秦王朝就是这样大规模地施行严刑峻法，把几十万庶民变为国家的囚犯，使广大民众在刑杀的威胁面前任凭役使，俯首听命。
嬴政暴力施行的第三个对象是域外民族。建国初年，嬴政即派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北击匈奴，授命其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狼山、五原一带修建堡垒，攻逐戎人。同时又派军开发南越（今广西一带）之地。
嬴政对六国贵族和域外之族的暴力行为，维护了秦王朝的统治，扩大了秦王朝的统治范围，实现了和保证了他政治意志的伸张。本来，秦国是以军事手段占有六国的，它在历史上从西部发展起来，在关外一直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统一天下后，应施惠于民，着力培育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但秦王朝却弃德尚威，选择了一条暴虐治民的方式，失去了民心，使秦王朝的巍巍统治在社会的土壤中没有扎下最起码的根系。
清初康熙帝评价秦朝压榨民众，耗尽民力的暴政，认为这正是导致秦王朝覆灭的原因，作《蒙恬所筑长城》诗，不乏讥讽之意：
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年用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
四、焚书坑儒，荼毒士人
随着新王朝政治运作的逐渐开展，那些原本愿意与王朝合作的士人阶层却发现了新体制的弊端和政权操纵人的丑恶，许多人开始走上了与王朝不合作的，甚而对抗的道路，因而他们就成了嬴政暴力施行的新目标。
嬴政暴力行为的第四个对象是那些愿意与王朝合作、可以作为秦朝统治力量的士人阶层。士人阶层历来没有固定的经济地位，其政治倾向常常是不定的，他们宁愿服务于能帮助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政治集团。由于士人的生存资本是可以超越特定政治的知识和文化，因而现实中他们也宁愿对自己不愿依附的政治集团持傲慢的不合作态度。战国以来士人阶层的变化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增加，二是自我价值观念增强，士人中的多数往往愿意自觉地依附于显赫的政治集团，以自己的才能为之服务，猎取功名。秦王朝的统一，使绝大多数士人面对着一个不容选择的依附对象，士人们成了必须与秦王朝合作，为王朝的统治服务的阶层，他们是秦王朝统治天下最为需要、极其宝贵的资源。但嬴政对独裁专制的选择和弃德尚刑的治政导向却逐步导致了一种相反的结果。
嬴政在政治上追求的是权力独占，他在朝中也设置博士，豢养方士，但这只是用来粉饰太平，炼求仙药，根本不可能满足士人参政的实质要求。朝中士人在共事相处中有所体察，他们私下议论嬴政，集中在以下话题上：一是说嬴政为人，天性刚愎自用，过分看大自己，以为自古莫及；二是说他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使狱吏成了最亲信者；三是说嬴政所设七十博士，只是凑数的摆设品，并不真正使用，丞相等朝中大臣也只是接受成命；四是说天下大小事嬴政都要亲自裁决，每天批阅的文件要用秤逐担来称量，昼夜有额，不达限额不休息，表现了他极端地贪权；五是说嬴政喜听谗谀之言，朝中观测星象云气的多达三百人，是浪费人才，还有其他岗位上的官员，都不敢直言尽忠，嬴政听不到过失，日益骄横。士人们的私下议论，不管其客观性如何，反映出来的是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怨怼。士人的参政意识与嬴政的专制欲望发生冲突，是迟早难免的事情。
前219年，嬴政东巡邹县，登上邹峄山（今山东省邹县东南），召集齐鲁之地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之下，商议举行封禅大典（登泰山筑坛祭天叫“封”；在梁父山辟基祭地叫“禅”），儒生中有人援引历史上的封禅，提出了一些繁难的程式与器具，嬴政见这种提议不适宜，难于施用，于是贬退儒生，仿照太祝官在雍地（秦国祖先居住地，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祭祀上帝的礼法举行了封禅，事后又将封禅的具体礼仪记载封藏保密，不予外传。
当时的儒生们不能理解嬴政对大典所看重的仅是封禅者承统天命的象征意义，一味迂阔地强调繁难的形式，嬴政不好明说，只好罢斥他们，又怕他们对自己所用仪式说长道短，干脆将其记载封藏不漏。古代士人都以能参与国家大典为幸事，而以被贬斥不用为耻。如西汉司马谈就因自己在汉武帝封禅时中途被留，未能参与大典而愤懑病危，临终前泣告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被嬴政贬斥的儒生未上泰山，他们听说了嬴政上山时遇雨而在大树下停歇之事，都在背地里讥讽嘲笑。秦亡之时，此事被讹传为：“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以此说明嬴政是无其德而用其事，难以成功。罢斥儒生封典之事发生在秦统一后的第三年，它暴露了嬴政与儒生们在王朝初建时就存在的观念差异和思想裂痕。
前213年，嬴政在咸阳宫置酒设宴，有博士七十人在场。仆射官周青敬酒时称赞嬴政平定海内，建立郡县的功德，嬴政大悦。博士齐人淳于越却援引殷周先例，强调分封制可以使子弟功臣相互辅助的好处，并斥责周青是奉承君王的过错，不是忠臣。嬴政让臣下评议两人的是非。丞相李斯明确反对分封制，并借机攻击儒生和私学，他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郡守）、尉（辅佐郡守之官）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处死暴尸）。以古非今者族（灭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在脸上刺字并涂墨）为城旦（白天守卫，晚上筑城的劳役）。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一建议得到了嬴政的批准，于是发生了焚书事件。
在秦朝统一近十年时，咸阳宫中仍然有对国家政治体制问题的不同议论，可见当时秦宫的政治空气并非十分紧张。主张重建分封制的人物，不能体谅嬴政追求个人独断、乐于役使天下的衷肠，完全从秦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自然不能得出令嬴政满意的结论。秦朝执政者从维护现实政治统治的立场上看待这一认识分歧，认定主张分封制的儒生是“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庶民）”，认为他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会造成“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的局面，因而不惜用政治手段处理认识问题。焚书事件造成了古代文化典籍的极大破坏，许多优秀的文化承传由此中断；因六国史书被焚，战国纪年至今尚不能完全搞清。焚书事件表明，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争鸣是水火不容的，它表明追求专制的秦王朝已将惯于自由议论的士人视为天然仇敌，双方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焚书事件之后第二年，奉命为嬴政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方士侯生与卢生，私下议论嬴政乐以刑杀，贪于权势，商定不再为他求仙药，于是逃亡而去。嬴政闻之大怒，认为卢生等儒生诽谤自己，有负自己尊赐之厚望。他考察认定，在咸阳的许多儒生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于是派御史逐一审查。儒生们相互告发，嬴政自己圈定犯禁的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于咸阳。嬴政还将这一事件传于全国，惩戒后人。这一坑儒事件是秦王朝对士人阶层长期仇视的恶性发展，表明了双方政治关系的最终破裂。约三年后，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怀抱礼器参加了陈胜的反秦义军，这代表和反映了当时士人阶层根本的政治立场。
唐朝诗人章碣在今陕西临潼的骊山上见到秦时焚书的洞穴，心生感慨，写了《焚书坑》一诗。他认为正是秦王朝对士人的迫害削弱了王朝的社会基础，错误手段导致了不曾预料的结果。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嬴政的专制政体和尚刑观念终使他走上了与士人相仇敌的地步。焚书坑儒之后，士人阶层的社会尊严丧失殆尽，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而秦王朝也因之失去了本来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专制制度使最高统治者可以把整个社会踩在脚下，士人阶层高贵地位的沦落丧失，以及与秦王朝相仇视，是嬴政权力专制的必然结果，又成为秦王朝统治基础空虚，迅速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五、惟我独尊，滥施淫威
处在专制权力顶端的君主以孤寡自称，难与人平等沟通，他们也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凄惶不宁之隐情。维护自我权威和地位的本能使他们对周围世界的人和事具有极敏感的怀疑式反应。谁在权力和地位上愈接近他们，他们对谁的疑心就越重。嬴政正是这样一位性格多疑狡诈的人物，而且，他拥有对任何一位被怀疑者严加处罚，滥施淫威的权力。
先朝重臣吕不韦权倾一国，终被嬴政逼死，其门客舍人受到大范围的株连迫害。为秦国兼并战争出谋划策的军事战略家尉缭曾经惧祸欲逃。身经百战的秦国大将王翦常常须用“告老”、“求田”等显示政治无欲的手段保身求安。这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嬴政与高层僚属的某种紧张关系。大约前212年间，嬴政按照方士的安排秘居梁山宫（今陕西省乾县东），他从山上看见丞相出外车马甚多，很不高兴。宫中有人将此事告诉了丞相，丞相以后减少了车马，嬴政发觉后发怒道：“这一定是宫中人泄漏了我的话。”遂一一审问，但却无人承认，嬴政于是下令逮捕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杀掉。权力独占的欲念使嬴政把丞相看成了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因而他把丞相外出时的盛大声势视作对自己皇权的逼近和挑战，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反感和厌恶。但他既讨厌丞相的车马声势，又不愿让丞相知道自己隐秘的心理。当他判断出自己的反感之语已被人传给丞相时，立刻意识到自己身边有更亲近于丞相的人存在，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现象。由于审查不出，他干脆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掉，虽然会冤杀许多，但却保证了身边不再有与丞相亲近的人。该事件的全过程曲折地暴露了嬴政对朝中高级官员的强烈戒备心。
前211年，有陨石坠落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字曰：“始皇帝死而地分”，这显然是不满于秦国的统一，反对郡县制的政治言论，且含有对嬴政的恶意诅咒。嬴政获悉此讯，即遣御史挨户追问调查，但没有人承认服罪，嬴政遂下令将石旁居住的人家全部诛杀。手段残忍和前一事情相似，所不同的是，这次诛杀是为了消灭政治上的反对者，他明知如此一来会错杀、冤杀一大批人，但也在所不惜，真正是草营人命，滥杀无辜。
在处理一些私人交往关系上，嬴政也是大施淫威。嬴政是其父公孙异人在赵国为人质时出生的，他的母亲是邯郸的女子。嬴政为秦王后，在前229年的兼并战争期间，他随王翦之军前往邯郸，将当年与母家有仇怨的人尽皆坑杀，然后返回秦国。再如，嬴政儿时随父在赵国时，燕太子姬丹也为质于赵，两人曾非常要好。后来嬴政成为秦王，姬丹又入秦为人质，嬴政对姬丹态度大变，在姬丹请求回国时，他明确告诉说：“等乌鸦的头变白，天上落下谷子，马头上长出角，你才可以回去。”后来姬丹含恨逃归，发誓报仇，于是收买刺客荆轲，发生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嬴政曾经读韩非的政治理论著述而心慕之，接纳其来秦国，但却不能信用，最后轻信属下毫无根据的谗言，交由狱吏治罪，害死了韩非。来秦兴修水利工程的郑国也几乎被嬴政杀掉。嬴政的儿子扶苏曾就坑儒一事对他进行中肯的劝谏，嬴政闻言即怒，竟贬派这位皇长子去上郡（今陕西榆林及内蒙古乌审旗一带）蒙恬处作监军去了。嬴政在与私人交往中显露的阴狠冷酷心理，与他尚刑严罚的政治统治方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嬴政在他的统治后期己基本消灭了与他公开对立的社会势力，但他仍然心怀刻毒，时时寻求着虐杀的对象。前219年，嬴政在山东巡游后渡淮水到南郡（今湖北江陵），又沿江到达湘山（又名洞庭山，在湖南岳阳县西洞庭湖中），碰上了大风，几乎不能通过。山上有湘山祠，嬴政问随行的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回答：“听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葬在这里。”嬴政闻之大怒，指派三千个服刑役的罪犯将湘山上的树木统统砍掉，使山岭变成光秃秃的一片。然后自南郡由武关（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丹江上）返回。嬴政是相信神的作用的，沿江前行，遇到了神的阻力，他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不快，但当他知道给他造成麻烦的神原来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时，不禁勃然大怒。在他看来，尧、舜只是“五帝”之列，而自己是德超三皇，功越五帝的“皇帝”，尧、舜的家人与自己作对，这是极端的大逆不道，于是对其进行了坚决的“惩罚”。嬴政为维护皇权的尊严，不惜向湘神施虐用暴，其淫威滥施已到了疯狂的病态程度。
六、民怨难平，长生梦破
嬴政用专制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占有天下利益，又用严刑重罚的手段消除了一切不能俯首听命的力量，真可谓独享天下而无敌于天下。然而在他统治的后期，他却愈益感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一是民众对王朝及他本人的仇视。前218年，他往东方巡游，行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省原阳县南），被人用重一百二十斤（秦时一斤相当于今半斤略多）的铁锤所击，幸而未中，他大举搜索二十多天，竟无所得。相传刺客为韩国名士张良指使。此事相隔一年后，嬴政有天晚上微服化装，与四名武士同行于咸阳，在他修建的称为兰池（今陕西咸阳市东）的护城河边被刺客所困，多亏武士击杀了刺客，才摆脱了危境。事后他在关中搜索二十多天，仍无所得。看来都城咸阳也不能视作嬴政的逍遥之地了。民众的敌对情绪同时也以舆论和诅咒的形式出现。前215年，燕人卢生向嬴政抄报了据说是从海上鬼神处得到的谶语：“亡秦者胡也”，虽然看似提醒和忠告嬴政，但却是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亡秦”的话题。前211年，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发生了在陨石上刻写“始皇帝死而地分”的事件，尚未追查出结果，秋天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嬴政的使者从关东夜间路过华阴平舒城（在今陕西省华阴市西北渭水边上），有人手持玉璧让使者转送嬴政，璧上写着：“今年祖龙死”。这里的祖龙，比喻开始的皇帝，暗指嬴政。使者未及追问，那人已放下玉璧隐身离去。这类事件清楚地表达了人们对嬴政的仇视态度，嬴政无论作何种理解和处置，客观上都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谋刺事件和舆论制作事件表明，嬴政虽然凭借专制权力滥施淫威，鱼肉民众，但并没有消除贵族势力，普通庶民和士人阶层的敌视与反抗，社会的三大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愈到他的晚年矛盾愈益明显。
对嬴政个人统治形成严重威胁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他生命本身。前219年，40岁的嬴政大概是已经感到了来自生命的威胁，即派齐人徐市（又名徐福）带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寻找长生不死之药。齐、燕一带自战国中期就传说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其上有神仙和不死之药。甚至相传去的人都已经望见了神山上的金银宫阙和白色禽兽，但因风大，未能到达。嬴政对这类传说看来是相信的，继徐市之后，前215年又派出燕人卢生等多人入海求药。徐市等人花费以巨万计，终无结果。前212年，求药心急的嬴政按照卢生的意思，一度秘居梁山宫，不让人知道，自谓“真人”，不想卢生竟不辞而去。但嬴政此后并未死心，前210年，嬴政最后一次巡游至山东琅邪（今山东东部胶南县南境），数年求药的徐市回报说：“蓬莱山上的药能够得到，但因为大鲛鱼阻挡，不能到达，请派些弓箭手同去。”嬴政让人携带大型渔具入海，自己带着连弩，准备射杀大鱼。自琅邪向北直到荣成山（今山东荣成县境内），并未遇见鲛鱼。嬴政至此并未认识到徐市的欺诈，后来到达芝罘（今山东烟台市北），射杀了一条大鱼，沿海西行。在返回途中于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病重，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时年4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