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作者：刘松来
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1
司马迁既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又表现出了超越经学禁锢的文化创造精神。一、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就司马迁的思想和他创作《史记》的情况而言，经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司马迁崇拜孔子，服膺董仲舒，表现出了与汉代经学之士十分接近的文化价值取向。第二，司马迁推崇《六经》，特别是《春秋》，有着与汉代经学家大致相同的文化学术渊源。在汉代今文经学思想体系中，《六经》中的《春秋》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司马迁则主要是以《春秋》为准则，努力从历史的兴衰中阐述兴亡成败之理。第三，经学观念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其一，天人政治观的影响。其二，经学历史观的影响。其三，经学伦理观的影响。二、司马迁对经学的超越。作为一个生活在儒学开始走上独尊时代的学者和思想家，司马迁受到经学的影响完全是符合常理的。然而，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很大程度上又恰恰体现在他不是被动地接受经学的影响，而是大胆突破经学观念的束缚，表现出一种文化创造的强烈欲望。第一，“究天人之际”对经学天道观的超越。这是司马迁受到今文经学天人感应学说影响之后在历史哲学方面的必然选择。忠于史实、主持公道毕竟是司马迁始终不渝的著史原则。当他用这一原则去观照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时，其经学天道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各类悲剧人物人生价值的充分肯定，实际上就是对善恶报应的经学天道观的大胆超越和有力抨击。第二，“通古今之变”对经学历史观的超越。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创作目的，必然促使他在《史记》的著述过程中突破历史循环论的限制，努力探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在《史记》中，司马迁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已不再囿于历史循环论，而是充分肯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三，“成一家之言”对经学话语垄断的挑战。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至少包括以下两层含义：首先，“成一家之言”意味着对“儒学独尊”的消解。其次，“成一家之言”表现出司马迁强烈的文化创造意识。强烈的文化创造意识使司马迁不满足于传统史书的著述体系，而是创造出纪传体这种全新的史书体裁。纪传体的出现既是对《春秋》之类编年体史书叙述结构模式的全面突破，更是对经学话语方式的大胆挑战。
题目：论司马迁的文献学成就
作者：纪丽真
出处：齐鲁学刊/2006/01
司马迁的《史记》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古文献的大量保存。第一，集纳古籍，保存文献，客观上起到了《艺文志》的作用。为写成“信而有征”的史书，司马迁对当时见存文献进行了大量征引和考辨。从某种程度上说，司马迁是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做此工作的人，从而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文献。第二，辑佚古书，辨别真伪。《史记》中常常写到“余读某书”或“某书世多有”一类的话，这是司马迁对其当时所见书籍的记载；《史记》中还常常提到某家某书有若干篇、若干章或者多少言，如果将这些资料汇集起来，性质上也就犹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和刘歆《七略》的著录群籍，记明卷帙。第三，对当代文献的保留。重视“实录”的文献观，使《史记》比较真实、全面地保留了上古至汉初三千年的历史，为我们研究先秦文明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二是对古文献的考信态度。第一，以实地调查考信文献。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司马迁既博览群书，又壮游各地。在漫游过程中，通过对历史故址的实地考察，以及向熟悉历史事件的人们进行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并用这些史料与古籍所载互为参证，或印证了古史，或补充了历史记载的内容，或纠正了古书记载的讹误，大大提高了《史记》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可信度。第二，对文献进行互考时，坚持采儒家文献。对于时代久远、文献不足的历史，司马迁则通过自己的鉴别，多采重历史、重文献的儒家经典，以此来弥补历史的缺失。第三，坚持“多闻阙疑”。对于文献不足、没有定论的历史，司马迁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疑则传疑”的方式传载。三、以文献为基础的目录学成就。第一，创立发凡，方便检索。司马迁融会贯通，参酌古今，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对人物、事件、学术思想等进行科学分类，编述了贯通古今的通史《史记》，成为文献学和史学史上的一大创举。第二，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司马迁非常重视对各种学术流派、社会现象和事物性质的辨析考察。
题目：多元与整合：从《自序》看《史记》的文化意蕴
作者：张新科，刘宁
出处：中国文化研究/2006/02
《太史公自序》不只是司马迁的自传，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旨，浓缩了《史记》的文化意蕴，通过解读此篇，可以呈现《史记》中蕴涵的多元文化。一、《自序》按其叙述内容可分为七大部分：《自序》第一部分是司马迁追述自己的家世。透过文字，我们看到其家世背后多方面的文化意蕴。其一是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其二是史官文化的基因。其三是兵学、经济学的家学渊源。《自序》第二部分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这篇学术论文收入《自序》，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其一是表现了子文化的特征。其二是就论文本身而言，它体现了子文化的发展轨迹。《自序》第三部分是司马迁20岁的壮游。关于这次壮游，如果从文化发展角度看，其意义在于：从地域文化来看，对司马迁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多元文化；这次漫游的又一重要收获是民间文化的熏陶。《自序》第四部分是司马迁受父遗命。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是儒家孝道文化的影响。其二是《史记》创作的政治文化背景。其三是司马谈不能参加封禅大典，郁郁而死，这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折射出武帝时代的文化特征：人们对天地的态度仍然非常虔诚。其四是司马迁树立了整理六经的目标。《自序》第五部分为答壶遂问，明确表达了司马迁的历史观。第六部分叙述自己发愤著书的情景。第七部分是130篇序目，明确了《史记》的创作目的和结构。二、从以上分析看出，《史记》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与前代著作相比，显示出巨大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次以“通”的形式，展示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文化流程；第一次将不同的学术思想囊括其中，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第一次整合了长期并存的多元区域文化，将其共同纳入华夏文化大系统中来；第一次整合了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分辨中国文化的早期形态与面貌；重视家族文化，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支纳入华夏大文化中。司马迁在《史记》中进行的文化整合，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的需要，更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期望四海一家，万邦和谐，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趋向。汉代文化的整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从汉初到武帝时代，大约百年，经历了两个阶段，两次否定。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了对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统整合，奠定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基本模式，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题目：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作者：周旻
出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
在纪传体史书中，《史记》首创人物类传。一、《史记》人物类传的认识价值。《史记》的类传共11篇，单从名称看，类传涉及的人物几乎遍及其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正因为传主分布于各个社会阶层，人数众多，后人从中可以看到从市井到官场及至皇室内部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与人生百态。因此《史记》的人物类传就不仅是人物的传记，而成为《史记》扩大记人范围，反映宽广社会生活的手段，成为《史记》列传中的重要类型。二、《史记》人物类传的特色从历史记叙与文学描写的角度看，有如下特色：第一，传主共同特征鲜明突出。司马迁选择类传的传主非常严格，即使是一般被认为都属同一类型的人，也都对他们进行严格区分，而将不符合其标准的人排除在外。因此，在《史记》的人物类传中，各传记中传主的共同特征非常突出。第二，写最能体现传主类型共同点的事迹。《史记》人物类传注重传主的“类”共性，因此不求面面俱到地反映传主的各方面的情况，往往只抓住他们最能体现其类型共同点的事迹来写。如《循吏列传》中的孙叔敖，只写了他“复市”、“高义”两件具体的事。第三，在表现传主共性的基础上突出人物个性。第四，类传形式多样。无论是单篇还是整体，《史记》中的人物类传都富于变化，因而表现出多种形态。《史记》各篇类传在谋篇布局上都可谓匠心独运。《史记》人物类传不仅列举人物，更注议论。同是议论，方式却并不一样。三、《史记》人物类传体现的思想感情。第一，表现了司马迁对下层人物的歌颂。司马迁在经历了李陵事件后，统治阶层的黑暗与腐朽使他认清了上层人物的伪善与堕落，而把目光投向了下层民众。在他们身上，司马迁找到了他渴望的正直、善良、进取与无私，于是司马迁坚决站在下层民众一边，热情地歌颂他们，在他们身上寄托了美好的希望。第二，类传体现出司马迁的一些社会思想。反对专制统治，追求宽松而有秩序的德治思想是司马迁的重要社会理想。这一理想在《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货殖列传》为工商业者立传，表现了司马迁进步开明的经济思想，而这也是其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人物类传的创立使后世史传作者有了将历史人物按照不同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的意识，影响十分深远。
题目：“直书”与“曲笔”
——《史记》艺术中的一体两翼
作者：赵利伟
出处：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2
直书是为了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而曲笔也是为求得历史的真实，并把这种真实的艺术表现出来，它们彼此联系互相渗透，是《史记》艺术中的一体两翼，互相伴随映衬，形成了统一体。一、实录是史学的最高境界，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直书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曲笔作为“直书”的重要补充，对《史记》“实录”精神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司马迁在“不虚美，不隐恶”的前提下，可以直书时便秉笔直书，如对汉武帝，司马迁既对他文治武功等伟业给予了充分肯定，又对武帝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以及迷信神仙、大兴宫室等情况也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倘若直书需要的是不畏强权的勇气，那么，以曲笔的手段实现“不虚美，不隐恶”，捍卫史学的实录精神就不仅仅是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智慧。《史记》是一个完整而精密的体系，其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能只从一篇文章中孤立地看，而是要把散见在史书中各处的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一起加以研究，以考察作者的真实看法。《高祖本纪》中，记述了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种种神异处，实际上是作者用曲笔“约言示制”，需要读者去“推以知例”。二、直笔与曲笔结合的价值。《史记》为了写出人性的复杂、丰富和多面，同样不为个人主观感情所左右，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善恶兼具，美丑并举，如实地写出历史人物的真相。不管是帝王将相、圣人贤哲，还是酷吏佞幸、游侠策士，无论是其功，还是其罪，决不因自己的好恶而妄加增删，而是如实地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分析判断。这种只写事实，不加评论，让读者自己去品味体会的写法，亦是曲笔，如用曲笔写出了李广的性格缺陷。司马迁用直笔与曲笔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同时也写出了更富有人性魅力、给人以立体感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既具人性的深度，又能折射出复杂多变的社会情态。既保持了历史的公正，又符合艺术的辩证法。总之，《史记》没有绝对的曲，也没有绝对的直，曲中有直，既含蓄又明晰；直中有曲，才能既直露又不肤浅。直书与曲笔相辅相成，形成《史记》艺术中的一体两翼的紧密关系。
题目：刺客成因初探
——以《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
为例
作者：曹继华
出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刺客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流变过程，其社会属性和精神风貌有很大的变化。一、环境以及气质。一定的环境会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产生一定的影响。这里的环境可以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去考察。从地理环境看，一般北方边地和少数民族有部分交流的地方多有一种侠气。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就是春秋末期晋国的一个刺客。从人文环境看，在人口密集和流动性大的地方就比较容易孕育强悍好斗、刚烈竞争的习俗，也会促进任侠尚武、恃力好强风气的蔓延。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写到的聂政就是魏国人；而荆轲虽为战国末期齐国人，但是后来却是游于燕、赵一带的。以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可以统摄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下。所有这些方面也在另一角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有一种尚气任侠、剽悍勇猛的环境氛围。刺客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出现，除了和社会的大环境氛围有密切关系外，还与个人的气质特征有关。二、变态贵族精神。在促成刺客产生的过程中，潜在的人的心理特质也值得关注，而刺客的外在的精神面貌的形成与贵族精神的变态体现有着潜在的关联。刺客一般都是比较注重然诺的，而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受贵族精神的影响。三、原始复仇意识。刺客的出现与一种原始复仇有关，而原始复仇中，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一种血族复仇。古代中国血缘宗法制度根深蒂固，一族之人按照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彼此负有一定的责任与义务，为亲人复仇即是其中之一。这种观念造就了现实中血亲复仇的持久与普遍受推重。在从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复仇思想的传承中，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除了这部分血亲复仇以外，侠义复仇的观念也开始逐步出现。复仇的形式也开始多样化，比方说，替亲人复仇、替朋友复仇、替恩主复仇等。《刺客列传》五个人身上都体现了一种侠义复仇的意识。在这些侠义复仇之中，许多的复仇主体与复仇客体并非有什么血缘关系和矛盾冲突，只是充当了别人复仇的工具，也就是说原来本来是仇恨双方去面对的问题此时交给了复仇主体来完成，而与复仇客体有仇恨关联的第三方却是在幕后起操纵复仇主体的作用。三、英雄崇拜心理。一定社会文化心理会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先民的英雄崇拜心理，也是刺客形成的原因之一。
题目：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作者：王成军
出处：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本文从现代比较史学的角度，主要以“列传”为依据，探讨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并将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同罗马帝国繁荣时期的最著名的传记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所表现的比较史学思想作一比较研究。一、司马迁比较史学观念。第一，发达的类传意识。从形式而言，司马迁“列传”的总目下可分为四种比较类型：其一，合传。其二，类传。其三，附传。其四，单传或专传。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分类反映了司马迁比较形式的多样性和发达的历史类型意识。第二，从比较的方法来看。其一，“列传”的比较思维是多维度的，既有平行的共时性的方法，也有纵向的历时性方法。另外，“列传”中历史人物众多，类型不一，比较方法也多种多样，但最常用的方法是运用两两对比的方法来表现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共性。第三，从“列传”所表现的众多而复杂的历史人物来看，司马迁比较意识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丰富，具有非常广阔的社会生活面。第四，司马迁在“列传”中不仅仅着眼于通过比较而展现历史人物的共性，更重要着意表现历史人物的个性。二、普鲁塔克比较史学观念。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分析《名人传》，其比较思维的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创立历史人物的平行的比较模式。这种平行比较的主要表现，就是将希腊和罗马的名人（政治家和军事家）分为两列，按其不同特点一一配对比较（也有一例为两两配对对比的）。第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有：其一，普氏严格遵守历史的可比性原则，主要是依据性格、志行和命运来对希腊和罗马的名人加以配对。其二，在叙述两人生平之后，再写一篇名为“合论”的比较短文，对传主作总结性的述评，以展现他们的共性和个性。其三，比较并不限于以“合论”形式出现的比较专论之中，而是往往突破以传比较的空间，将传主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灵活比较。第三，《名人传》中充满着浓厚的对比方法的色彩。三、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史学比较思想比较。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题目：《史记》“尚奇”的深层原因初探
作者：蒋玉斌
出处：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
《史记》具有突出的“尚奇”特征，其“尚奇”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一、儒家的苦难意识。儒家的苦难意识，是《史记》尚奇特征生成的重要文化原因。司马迁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儒家所强调的苦难意识也必然潜移默化渗透于其作品之中。所以，司马迁在人物传记的尚奇描写中特别关注人物的苦难经历。司马迁在描写这些人物时，特别着意描写了他们的苦难经历，在苦难中他们成就了自己的非凡才能，其意在预示他们将来的不同寻常，也一定程度地阐释了他们非同寻常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民间叙事文学的浸染。民间叙事文学的浸染，是《史记》尚奇特征生成的又一文化原因。漫游使司马迁与普通老百姓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听他们讲了许多民间神话与传说，感受到了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而民间叙事文学的熏陶则直接影响了《史记》在撰写人物方面的尚奇倾向。在《史记》的尚奇描写中，司马迁特别着意于描写成功人物少年时代或青年时代的传奇故事，以此预示此人物将来不同凡响的业绩。三、“士”的价值体认与追求。司马迁对“士”的价值体认与追求，是《史记》尚奇特征生成的内在心理机制方面的原因。司马迁受宫刑以后，在政治上是极端失意的，但其“三不朽”的心理需求却更加强烈，这种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史记》尚奇特征的生成。司马迁以崇敬的心态描写这些“三不朽”人物的传奇功业的时候，暗示了司马迁自己希望通过《史记》的创作而达到像那些伟大人物一样成就“三不朽”的心理需求。四、对天命的信奉。司马迁对天命的信奉是《史记》尚奇特征生成的思想方面的成因。《史记》作为我国优秀的传记文学，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尚奇”倾向，几乎成了后世叙事文学或隐或现的一种自觉追求，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作品都深受其影响。中国读者在欣赏叙事作品时，尤其关注情节的传奇性。可以这样说，《史记》在培育中国读者“尚奇”的阅读期待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史记》“尚奇”成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深入地理解司马迁的思想，更加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文化内涵。
题目：司马迁写老子
作者：陈桐生
出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03
老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对于这样一位深刻影响战国秦汉政治文化学术的思想巨人，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第一次为老子作传，在其他历史人物传记中多次征引老子名句，高度评价汉初黄老政治的成果，并运用老子柔弱胜刚强的人生哲学评价历史人物。一、关于老子其人。由于史料缺乏，司马迁对老子的生平事迹并不十分明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述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出生于楚苦县厉乡曲仁里、身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李耳，也就是先秦典籍中多次提到的老聃。第二个是楚国的老莱子（今湖北枣阳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第三个是战国时期的东周太史儋。尽管司马迁笔下的老子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但这毕竟是唯一的老子生平事迹记载。二、司马迁征引《老子》语句。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引用或点化《老子》一书中的语句，《太史公自序》：“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语出《老子》第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些材料表明，司马迁对《老子》一书极为熟悉，信手将老子语录写入《史记》人物传记之中。三、司马迁论黄老之治。司马迁在《史记》的一些篇章中记述并肯定了汉初黄老之治的成果。文景之后，汉武帝内兴功利、外伐四夷，造成国库空虚民生凋敝，这与黄老思想统治下的汉初社会形成极大的对照。而在汉武过度劳民、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之后，司马迁在《史记》中实录了汉武政治的种种弊端。从《史记》记事倾向来看，司马迁可能希望在儒学积极有为的旗帜下酌取黄老学说，找到一条既积极有为又兼顾民生利益的治国路线。四、司马迁论老子人生哲学。司马迁在人生哲学上服膺老子以柔克刚之术。《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陈丞相世家》通过记载智者张良、陈平事迹，为老子人生哲学作了生动诠释。与张良、陈平成功运用老子柔弱处世之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信、周亚夫、项羽、窦婴、灌夫等人则是自矜、自是、自彰、自明，由此而招致祸患，最终导致了他们覆灭的下场。司马迁在这些历史人物的传记中，运用老子的思想学说分析他们失败的原因。戒盈持满，是老子人生哲学的又一要义。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史记·李斯列传》中，通过历史人物的命运诠释了老子的人生哲理。司马迁在吸收老子思想的同时，批评了老子倒退的政治主张。
题目：《诗》亡然后《春秋》作
——关于史记学论域及其学术文化价值的历史思考
作者：党艺峰，党大恩
出处：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
一、《史记》写作的学术文化背景。任何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史必然以神话时代的结束作为自己的起点，这个起点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的全部主题和它直面所有偶然遭遇侵袭必需的精神力量。先秦诸子建立的各种不同观念系统归根到底是神话消亡时代的学问。诸子学问的叙事方式是一种特殊的阐释学策略，这种策略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有一个基本趋势，逐步生成阅读文化的人文主义意味。阅读是个体性的行为，它借助于文本建立个体和文化传统的联系，因此形成阅读本身的双重意义：阅读首先是“人与神的谈话”，其次是在阅读中建构起主体性意识。阅读的双重意义体现在汉代经学思维方式之中。如果说先秦诸子观念的思辨意义表达出抵抗虚无主义的人文学想象力，那么由其叙事学方式演化出民间阅读空间形成之后的今古文经学的不同趋向及其融合的可能性就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史记》的写作背景正是从先秦诸子开始到汉代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这一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思想史进程。二、《史记》的叙事特征和“史记学”论域的构成。《史记》一直被看做典型的通史叙事，而在理解通史叙事特征时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把握的：一个是时间断限，强调从民族起源到当代的连续性，另一个是观念的会通。这种观念忽略了《史记》本文所明确限定的叙事起点和终点。作为《史记》叙事的起点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从神农氏以后。但是神农氏在《史记》叙事中只是一个时间符号，缺乏具体可感的内涵，因此它可以是任何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从神农氏以后也就是从此以后。从整体上看，《五帝本纪》构成了神话消亡的基本过程的叙事，也构成了贯穿《史记》全部叙述的基本张力结构。拒绝整体性的叙事方式和特殊的叙事者身份的结合奠定了《史记》的阐释范围。三、“史记学”学科史及其当代意义。《史记》完成了对先秦诸子观念的全面继承，同时开拓了一种传统。在《史记》叙事学内部完成的从历史哲学向政治神学的引渡之后，它已经限定了自己古典学术背景中被关注、被阐释的言路。从司马迁到陈寿，他们都以私人身份撰写历史，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的个人命运的悲剧性。
题目：简论《史记》的修辞与“不隐恶，不虚美”的关系
作者：王晓红
出处：社会科学辑刊/2006/03
着力体现实录精神，大胆使用审美性修辞两方面统一在《史记》创作中，构成了其独有的叙事风格。一、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创作构思入手，探究《史记》的修辞与“不隐恶，不虚美”的关系。修辞手法和“不隐恶、不虚美”实录原则都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过程中实现的，二者关系的构成和处理取决于作者的创作动机。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传之于后世以明其志，这是司马迁最大的人生愿望。撰述信史、美文构成了司马迁创作的双重目标。着力体现实录精神，大胆使用修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作者独特的创作构思所决定的。因此，作者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主动自觉地将“不隐恶，不虚美”实录原则与修辞手法的运用结合起来，使《史记》最终成为文史结合、质文结合的典范。丰富的修辞手法，正是作者激活历史，生动地再现历史，实现自己审美理想的重要手段。二、从分析《史记》文本入手，探究《史记》的修辞与“不隐恶，不虚美”的关系。《史记》大量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而修辞手法在人物塑造、叙事状物、抒情表意等诸方面发挥着作用和功能。在人物塑造上，“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原则具体到人物塑造上，作者坚持客观公允的评判人物标准，是“就其反映的历史本质而言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主要在人物刻画的细节上，它不仅不会冲击历史真实，反而还原和重现了历史人物当时的神态性情，写出人物的性格，画出人物的灵魂，做到“保鲜归真”，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成为超越历史人物本身的价值而成为千古传诵的人物。在叙事上，司马迁在具体创作中，一方面坚持实录，既“忠勤与事实”，按照历史进程叙写复杂史事，做到线索清晰，一目了然；又坚持对事件客观的是非评判标准，做到“事情说清，态度明朗、标准客观”；另一方面，在事件具体叙述上，司马迁不再停留在古代史官对重大事件单纯的记述和叙事上，而是以精心选择的客观事件为线索，以巧妙精到的场面、生动形象的细节、丰富多彩的故事充斥其间，并且力求行文生动流畅。在抒情表意上，作者很好地将情感的表达与实录原则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基础，修辞手法成为作者表达强烈感情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手段，它不仅没有影响实录原则的实现，反而更好地帮助读者解读历史本身，引导读者理解历史事实的本质特征，使人在美的享受中回味历史，受到感染而产生心灵的震撼。
题目：《史记·孝文本纪》散论
作者：杨燕起
出处：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
一、通过《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的比照，可以看出“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的差异。首先，《史记》设本纪是以之为全书之纲，其主要作用是显示出天下的发展大势，表述出德力转化影响朝代兴亡的思想观点，在这样的发展环节中，《孝文本纪》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而《汉书》断代为史，在体制上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且班固也缺乏和司马迁一样的史学统领识力，自然不可能将《文帝纪》作如此看待，也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其次，基于历史事实的发展观。《史记》努力塑造出文帝的仁德形象。本篇为事实发展、形象塑造与理想寄托相结合的令人赞叹的华章。班固《汉书》创制有其新意，书志、列传更趋完备。为体例的需要，它必然会将相关的内容集中在一起，故将《孝文本纪》中的一些内容移到了他篇，并为《文帝纪》增加了《史记》所不愿记不必记或缺载的某些叙事，以完成它自身应具的合理性。这样，《汉书》体例规整了，也可以使人们读到更多的历史记载的内容，但是它无法顾及《史记》突出文帝盛德形象的意图，结果是追求理想仁君的境界、效果也就不见了。最后，《汉书》的增改，完成了从《史记》创设的本纪到《汉书》成为后代史书范例的本纪的过渡。二、《史记·孝文本纪》记事的再思考。文中记事表现出刘恒就位时的人心向背、其思想借鉴中所闪动的历史底蕴的余光和能自主协调政事的胆识。《史记》记载文帝即位才三个月，有司就提出立太子之事，文帝就此发表了一些看法，这其中揭示了更深的思想文化转折的内涵。又记载了文帝因灾变而调整政事的历史，这一记载，是涉及此类问题的帝王作为的正史文献之始见。这一趋势发展到汉武时期，而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的《春秋》公羊学理论却将它推向极致。从这样的历史进程看，文帝这方面的言行正好是汉初守成积聚期的一种极好过渡，其社会历史意识也正好表现出这样的时代特色。这又恰恰是《史记》为此记事的用意所在。三、对于汉文帝的政绩，在司马迁笔下表现出如下的特色。首先，汉文帝的诸多作为是守成中透视着创意。其次，着力于写文帝爱护黎民。再次，表彰文帝的节俭淳朴，“为天下先”。文帝在因天灾自省时，曾经减少了宫廷的护卫和太仆使用的马匹。最后，寄寓着批评武帝的明确用意。四、通过将本篇与《秦始皇本纪》进行局部比照，从这一比照中，使人们可以认识到帝王的生死观，及其或是节俭或是挥霍的处事态度，对于影响国家兴亡的重大意义，也是值得关注的。这正是司马迁要详细记录下文帝遗诏的用意之所在。
题目：汉兴百年与司马迁对当代史的研究
作者：张强
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
汉兴百年的历史作为《史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马迁研究兴衰之理的重要载体。从这一意义上讲，深入分析和研究司马迁汉兴百年的思想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汉兴百年的历史分期与司马迁的思想原则。《史记》贯通约二千三百年史事，而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当代汉史，无论篇什和字数均占了全书之半，这是值得注意的。在《史记》中，司马迁一以贯之的思想是“通古今之变”，在这里，“变”的思想内涵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叙述从古到今的人事，找出历史变化的规律；二是将“通古今之变”与“略古详今”结合起来，以面向未来提高考察历史的质量。史述虽然是《史记》的基本构成，但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希望通过反省历史，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汉兴百年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让史学承担哲学的责任。对于汉兴百年的历史，司马迁采取的办法是将汉兴百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从刘邦争天下开始，其时间集中在刘邦一朝；第二阶段的上限从惠帝刘盈即位开始，下限至景帝刘启一朝；第三阶段为武帝刘彻一朝。百年汉史特别是汉武帝一朝的事迹是司马迁关注的重点。在当代史的研究中，司马迁最关心的是如何把“通古今之变”哲学思想贯穿于历史的著述之中，从治乱中找出盛衰之理，以“变”的观点观察天下兴亡的大势，是司马迁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二、李陵之祸与司马迁的当代史研究。汉武帝一朝既是汉王朝走向鼎盛时期的年代，也是汉王朝显露盛世下的危机的年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则有可能使司马迁将他的哲学之思转向当代。在这中间，因李陵事件惨遭腐刑，是司马迁深刻反省汉兴百年之得失的加速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事件，司马迁才会“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将关注当代史的重点转移到“物盛而衰”的方面，将汉兴百年特别是汉武帝一朝的事迹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在当代史的研究中，司马迁采取的笔法主要有三个：一是以对比的手法谈论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以曲笔书写人物事迹；二是赋予历史的叙述以哲学的品质，以“太史公曰”提出个人见解；三是将当代史的研究放到通史的大背景下，把对历史的思考凝结为对社会人生的关怀，纵论天下兴亡之理。三、历史循环论与司马迁对当代史的研究。司马迁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循环论。司马迁抓住“历史循环”的大势，将社会变化的法则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哲学观。这一历史哲学观不但成为他研究历史的方法，而且还指导着他从事对当代史的研究。司马迁历史循环论的思想主要有四个来源。其一，来源于《周易》及阐释《周易》的著作《易传》。其二，来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其三，来源于孔孟。其四，来源于董仲舒。从“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出发，司马迁在叙述当代史时把握了三个重点：一是刘邦建汉前后的事迹；二是文景时期的事迹；三是汉武帝一朝的事迹。这三个重点明显地详于司马迁对上古史以及近代史的叙述和研究。
题目：司马迁《史记》引用《诗经》论略
作者：凌朝栋
出处：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
司马迁在撰写我国第一部远古到西汉武帝时的史书《史记》时，从《诗经》中间接和直接吸收引用了许多素材，同时以历史写实的手法阐发诗意，展现史学家之诗经观，使这部文学经典和他的史学经典在一起碰撞时产生了映照千古的光芒。一、《史记》引用《诗经》的方法与内容。《史记》引用《诗经》诗句的方法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间接引用。根据《诗经》的史实写史，从《诗经》中取材以丰富其史料，在行文中一般不能找到《诗经》的诗句；另一种是直接引用诗句，能在行文中找到相关的诗句。这种据诗写史的方法，间接把《诗经》中的有关部分篇章作为史料的情况，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是司马迁本人在其叙述中明确指出使用《诗经》里的内容；另一方面是通过后人对《史记》中相关章节的诠释，包括正义、索引、集解等，我们方可明白作者取《诗经》中的内容。后一种方法为直接引用《诗经》诗句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是叙事在先，引用《诗经》诗句在后，用诗句印证自己的观点，多为断章取义，迎合作者对史实的判断。当然也有个别的情况与此相反，先引诗句，再叙史实归纳自己的看法。二、引用《诗经》作用与影响。司马迁《史记》引用《诗经》具有一定的作用与影响。既揭示了早期文学与史学的不可分，又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观与诗学观，从而使《史记》与《诗经》这两部史学经典与文学经典的研究工作互相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其作用和影响表现为，对先秦典籍引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次，是以诗证史的先声。最后，《史记》中的许多相关论断影响了我国诗经研究。此外，《史记》引用《诗经》中的诗句，也丰富了史学著作的文采。这种引用诗句入史的方法，对《汉书》及后代许多史学著作有所启发与影响，从而保存了早期的文学作品，同时也使史学著作增添了更多的文学色彩。
题目：《史记》“为人”的叙事视角探析
作者：任刚
出处：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4
《史记》中有一种与其纪传体体例密切相关的叙事视角，这就是“某某为人如何”、“某某何如人”、“某性如何”等诸如此类的表达法。这种视角是司马迁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述世界的基本角度，是司马迁喜欢用的一种叙事视角。这种叙事视角旨在直接概括传主心理、性格、生理等方面的个性特征。为人叙事视角是与司马迁知人以知史目的相统一的新的叙事角度。司马迁为人叙事视角内容的着眼点是人物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有显的，也有隐的。从全书有关内容看，显而易见的有关体貌特征的概括与隐而不露的性格人品才能等心性特征的概括，数量差距很大。司马迁重点关注的是传主隐的、不易看到的方面。这是因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核心内容是人，他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是知人以知史。为人叙事方式塑造人物的作用。为人叙事方式最大的特点是直接点出传主个性特征，片言居要，这对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是很大的。首先，全篇以为人为线索对传主作明心见性的刻画。司马迁在知人以知史的前提下，以传主为人为线索，把不同的事件贯穿组织起来，使文章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从而写出人物的心性特征，以此展现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次，司马迁用这种叙事视角从不同角度评价同一个人。在探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前提下，每遇到该点出传主为人的地方，司马迁总要用为人叙事方式予以点出，提醒读者，让读者沿着他指出的线索去把握历史、把握人物，可以说这些人物塑造得成功，与使用“为人”叙事视角有直接关系。第三是简析人物的个性。一般而言，这种方式不对人物的思想言行作详细的叙述，也不分析其原因，只是概述传主的心性特点。但因为作者对人物研究得透彻，只用几句话就概括出其个性特征。第四是随文的概括。这种方式大量地出现在行文之中。司马迁认为没有必要对人物的个性特征进行刻画或简述，就随文点出以引起读者的关注，作为一种点缀，它能使行文趣味横生，兴味盎然，印象深刻。在讨论为人叙事视角塑造人物的作用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如下两点：首先，尽管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丰富多彩的，但必有一二居其主位，构成其主体性格特征，比如项羽的性格是英雄的，而刘邦的性格是无赖的等；其次，《史记》中的为人叙事方式有时与传记的主体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为人叙事方式所概括的特征，不在传记中显示，这种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题目：《史记》用典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作者：张浏森，李晓鹏
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大量地采用和创造典故。这些具有生命力的典故的运用，使这部集中闪耀着中国传统文化丰厚底蕴的经典著作，更具可读性和趣味性。一、《史记》用典的情况。观览《史记》各篇，每篇各有主旨，但突出各篇主旨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用典故加以连缀与升华，使得作品不但人物或事件典型突起，韵味无穷，而且处处充溢着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吴太伯世家》以“季札挂剑”这一典故来突出季札的品行、学识与美德，以及远见卓识。其一，突出季札品行的典型事例是“季札礼让”。其二，吴国使派季札于鲁国，“季札观乐”这一典故彰显其渊博学识。二、《史记》用典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史记》运用和创造的典故之所以涵盖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除了司马迁博采众家之长、卓识古今的渊博学识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求真求实的笔法造化之功力。其一，诙诡讽喻。直喻、借喻和隐喻是司马迁使用的三种表现形式。《殷本纪》“酒池肉林”、“褒姒惑周”直指统治者的荒淫无度、糜烂奢侈的罪恶行径，可见太史公之良苦用心。《秦始皇本纪》“沙丘鲍鱼”、“指鹿为马”的典故，表现了太史公复杂的心情。其二，雄浑恣肆。《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璧归赵”让人回味无穷。其三，沉郁顿挫。“不食周粟”和“夷齐采薇”是太史公在《伯夷列传》刻意载籍考信伯夷、叔齐二位贤士的事例。读之让人嘘唏不已，荡气回肠。其四，旷达闲远。太史公在写人叙事的紧要关头，有时会信手拈来，遂使人物故事更觉生气远出，而不留雕琢之痕迹，使人在闲适恬淡阅读的环境中，愉悦地感受非人所能及的旷达与悠远。综上所述，诙诡讽喻、雄浑恣肆、沉郁顿挫、旷达闲远是《史记》用典手法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经典宝库中，《史记》是经典的经典，而《史记》大量运用和创造的典故，则是这部经典的精华所在。
题目：《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说浅析
——兼论先秦时代产生的两种五帝说
作者：孙锡芳
出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
一、现存文献中的“五帝”异说。归纳不同五帝说的源流，大致情况如下：第一，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说。明确提出此说的是《五帝德》。而这一说法完全得到巩固的地位是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出现之后。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种五帝说。第二，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帝说。此说始见于《吕氏春秋》。第三，少昊、颛顼、喾、唐尧、虞舜五帝说。这一说法，是根据西汉末出现的《世经》按五德终始说依五行相生次序所排定的一个古帝王系统而来的，并由《古文尚书·序》确定这一说法。第四，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五帝说。此即所谓的“六人五帝说”，由郑玄主倡。第五，喾、尧、舜、禹、汤五帝说。此说为王莽时所创，并一度定为国家典制，但随着新朝灭亡，即被废弃。第六，黄帝、少昊、颛顼、喾、尧五帝说。此说来源于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二、各种“五帝”说产生之原因。从上述几种主要的五帝说的源流来看，只有第一、第二两种五帝系统属于先秦时代人们对于五帝的认识，而第五种、第六种属于后世的发挥和利用，政治目的比较鲜明，第三、第四种说法都来源于《世经》。我们研究《史记·五帝本纪》的五帝说，主要应与先秦时代的另一五帝说——《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月令》中的五帝说对照研究。三、《史记·五帝本纪》说。先秦五帝说可以并存。从以上论述可知，先秦的两种五帝说是在不同原因和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由不同的书籍记载并流传。《五帝德》、《世本》、《史记·五帝本纪》属一脉相承，他们所举的五帝主要是说有此五位大帝，并前后相承。《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所举的五帝主要是指示他们的神圣职务，分主五方。徐旭生所言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趣”，也就说明这两种说法主要是指东方的五帝被看做为人帝，西方的五帝被看做为神帝。在《白虎通义》中，明白地杂用两说也可说明两种五帝说是并存的。而太史公在作《五帝本纪》时只采人帝一说，也正反映了他“择其言尤雅者”的思想。这也只能代表当时流传五帝说中的一种。司马迁的这一结论并非凭自己的推测和臆断，而是通过实地考察，加上钻研文献才得出的。《史记·五帝本纪》采纳了其中一种，可以说其文献根据是充分的。也正是因为如此，第一种五帝说的地位在《五帝本纪》以后得以巩固和确立。
题目：从《史记》采撰特点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作者：金久红
出处：北方论丛/2006/04
太史公著书，广稽博采，兼容并蓄。一、《史记》中的口传史料。对口传史料的取信，是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对远古口述传统的不自觉的回应与延伸。在《史记》中，司马迁大量运用了口传史料，此类的实例可谓不胜枚举。二、《史记》中的文字史料。他们的互相参校、彼此印证，都无疑会帮助人们距离历史的真相愈来愈近。这种两相印证的意识在《史记》的叙事中体现的是非常鲜明的。而与口传史料印证文字史料相对，用较为可信的文字记载来纠正口传的谬误，就是太史公追求史实真实的另一种重要手段。三、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人们对文字史料的推重是古已有之的，但对口传史料广泛采录，并对其信实性给予充分肯定的，却要首推《史记》这部集大成之作。通观《史记》全书，口传史料作为文字史料的有益的乃至必要的补充，在通篇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殷商前期，如果没有口传史料的流传，饶是太史公有生花妙笔，这段历史怕也无处着落。即便是文字时代的历史，口传史料在《史记》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可或缺，至若武帝时代，那就更显弥足珍贵。而且，由于太史公在史料采录中一直本着一种极谨慎的态度，灵活考辨，精审取舍，所以他所采录的口传史料可信程度比较高。《史记》一书的史学成就举世公认，而它之所以能取得这么高的成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的成功的综合运用。在内容上，互相补充，彼此参校；在优势上，各展其长，相辅相成。这虽然只是《史记》采撰特点中的一个方面，但是，从这个视角深入下去，我们对太史公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多少也能窥得豹之一斑。在这种采撰处理中，司马迁对各种来源的史料，都能采取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绝非如汉代经师儒生那样株守一家一说，拘执师训家法，抱残守缺，因陋就寡，展示了他作为一位史家的博大胸怀，也体现了他学者的勇气和卓越的历史识见。
题目：古文批评的“神”论
——茅坤《史记钞》初探
作者：邓国光
出处：文学评论/2006/04
一、序论。茅坤极推崇《史记》，其《唐宋八大家文钞》往往以《史记》为权衡。其所编的《史记钞》，所标榜的“史公风神”极为关键。疏理茅坤的古文批评，不能忽视《史记钞》。
二、《史记钞》的流传和性质。《史记钞》凡92卷（包括首一卷），明万历三年茅坤自刻，入清以后，《史记钞》已不太为文人学士所注意。“四库”馆臣亦不予采录，只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的“史钞”类“存目”。置于“存目”，已被判定为可有可无之间，其书之能够传世，实属侥幸。茅坤编纂《史记钞》，旨在展示《史记》文辞所蕴的“神”，以对治复古文论的视角，而非考史或刊正旧史。《史记钞》的正文，每篇作品皆施圈点和批评。茅坤于“引言”交代成书的经过，强调书中的评点批注都是经长时间诵习和思量的心得，并非如《提要》所言的“施评点”。
三、《史记钞》的“神”义。其一，遗“形”取“神”。茅坤《刻〈史记钞〉引》强调司马迁文章的“神”，以对治复古派在修辞层面上的“尺尺寸寸”。茅坤突出主体的开创能力，同时肯定融通前修。就茅坤所遣“神”字的批评观察，“神”可衍为“神理”、“风神”“神色”，借叙述的笔墨加以显示。有“神”的文字叙述，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叙述者的文字技巧。茅坤指出司马迁下笔有“神”，却不是篇篇如是。二是叙述对象本身有“神”。三是批评者的领会。其二，“真景”。茅坤强调读者“痛自理会，方能识得真景”。此“真景”存在于《史记》的叙述，是司马迁的长技。“真景”是如实示现。茅坤于《唐宋八大家文钞》、《史记钞》中好用“摹写”、“如画”之类的词汇，以画法的观念比喻文字的叙述。“真景”可说是“摹写”和“如画”的概括。其三，“生色”与“涵濡”。摹画生色，是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和《史记钞》的常用评语，也是以画论文的手法，以特显叙述文字的灵动和活泼。茅坤未直接阐明“真景”的意义，却以读者的强烈情感反应衬托《史记》文辞的巨大感染力。其四，因“味”入“神”。茅坤处于传统文论的大背景中，以回味式的“涵濡”开出其古文批评，是继承和创新的范例。《史记钞》强调“读太史公传记，如与其人从游而深交之者”，本着“知音者”的同情和理解，所品的味方真切而隽永。经过品味式的“涵濡”，最后“打成一片”，扩充了精神的空间维度，亦充实了认识的内涵。对于司马迁文章的“神”之跃进读者的感情世界，正是基于茅坤的写读体验。这是讲究读者反应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味”的大传统中衍生的观念。
题目：《史记》十表总论
作者：韩兆琦
出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6
《史记》十表是司马迁在史学上的一大创造。一、《史记》十表总论。第一，《三代世系表》。本表示以“世”为计时单位谱列远古历代帝王与大国诸侯的传承次序，因为这些帝王与诸侯都年代过于久远，有的只是一种传说中的人物，没有什么史实可讲，只能粗略地排列出它们之间的先后传承次序。第二，《十二诸侯年表》。此年表的设计、安排，由于有《春秋左氏传》详实史料为基础，因此全表就其整体而言是很好的，但其中严重的错误也有数端。第三，《六国年表》。因为该表所反映的是秦国吞并东方六国的过程，而且此表的材料又基本来自《秦纪》，所以秦国的地位自然不能与东方六国相同。第四，《秦楚之际月表》。由于秦楚之际的诸事纷繁，变化极快，单用“年”来划分不容易看清过程，故史公以“月份”为单位。称“秦楚”而不称“秦汉”，主要是在于突出陈胜、吴广、项梁、项羽这一群“楚人”的灭秦之功。第五，《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在此表中，司马迁对于汉代建国以来历朝皇帝都分封一些异性或同姓人为王的问题，从制度上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过赞成或反对，他所感慨的是这些被封为诸侯王的倒台、被灭竟是电光一闪似的如此之快。第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司马迁将汉代列侯绝大多数迅速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一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网亦少密”，一是由于诸侯们的“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这实际上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指责。第七，《惠景间侯者年表》。此表应于《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等对比阅读，以便对汉代的封建制度有个全面认识，本表对汉朝历代皇帝的批评较多。第八，《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从该表序言的表面文字看，司马迁引古证今，好像是在为汉武帝征伐四夷寻找合理根据，实际上，结合《史记》的其他材料，可以看出这篇表序有讽刺意义。第九，《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本表谱列了汉武帝接受主父偃建议实行“推恩令”所封的各诸侯王的儿子共163人为侯，与这些列侯的发展变化情况。第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本表以年份为计时单位谱列了上自高祖元年（前206），下至成帝鸿嘉元年（前20）共187年间“将相名臣”的更迭情况。二、《史记》“十表”的意义。第一，它补叙了许多“本纪”、“世家”、“列传”所没有说到、或没有说清的事情。第二，许多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分散在各篇人物传记里，不容易使人感到事态的突出与严重；一旦分门别类地加以表列，事态就立刻显得触目惊心了，枯燥的文字立刻增加了感情色彩。第三，通过对《史记》人物传记与《史记》诸表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司马迁遴选人物的标准与其独特的倾向性。
题目：略论司马迁天人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
作者：刘建民
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
“天人之际”在司马迁思想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一、关于“天”和“人”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史记》里有很多直接的论述，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们各自适用的范围。《史记》用“天”来解释历史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政权的更替；治理国家；个人命运；自然现象。在《史记》里，“人”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通常表现于以下方面：个人命运；邦国兴衰；自然现象。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史记》解释历史变化的时候，“天”和“人”适用的方面并无很大差别，它们都可以用来解释邦国兴衰、个人命运和自然现象。这意味着，从适用范围的角度，司马迁并没有区分这两种因素。有的地方，《史记》强调“人”而明确地否定“天”。有的地方，《史记》否定“人”的因素，而强调“天”。二、《史记》用“天”和“人”对历史的解释。《史记》用“天”和“人”解释历史变化，没有区分两者的适用范围；即使对于同类史实，也是时而“天”重于“人”，时而“人”重于“天”，一点也不固定。可见，司马迁对于“天”与“人”在历史运动中作用的认识，多半针对具体史实而发，要么不够一贯，要么不够普遍。在这点上，他和某些前贤明显不同，比如周公和贾谊。在《尚书》里，周公提出天命人心说，并一直用它解释政权的兴衰。贾谊《新书·大政上》中认为，民为国家及君主之本、之命、之功、之力，与民为仇，迟早必亡，不是只有一代或数代如此，而是自古至于今都这样。三、史学家的特质。司马迁对“天”、“人”在历史变化中作用的认识，既不一贯，也不普遍，是由其作为史学家的特质决定的。周公是位政治家，关注的是现实政治，虽然他讲了不少天命人心的道理，但真正在意的不是这种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它能否对夏、商、周三代兴替的历史作出让人们接受的解释。道理和史实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允许周公的观点自相矛盾。因此，他的天命人心说的一贯性，当归因于其政治家的身份。贾谊是思想家，他以逻辑上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作为工具来论证自己所理解的历史精神。司马迁与周公、贾谊都不同。他是历史学家，要从众多的具体史实归纳出一般的结论，是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所特有的方法。《史记》“天”、“人”思想的不一贯，不普遍，正是这种方法所导致的。
（马雅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