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的预见能力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得来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知识的积累、阅历的丰富。任何人的预见都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建立在知识、见解和经验基础之上的理性推测。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帕金森，曾经针对决策问题讲过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故事。
一个公司准备进行两项投资：一项投资是原子反应堆建设，另一项投资是建造自行车棚。当讨论投资原子反应堆项目时，先由主管人汇报了简要情况。在11位委员中，有4位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原子反应堆”，另有3位尚不知它有什么用途，另外4位知道原子反应堆作用的委员中有3位只知道建造它要花费很多钱。唯一有发言权的B先生又是个犹豫不决的人。最后，这项投资不了了之。
当讨论第二个投资项目的时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虽然只是一笔小小的投资，但是人们却围绕着它争论得十分热烈。主管人介绍了情况之后，大家就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之后，终于作出了投资的决策。
投资原子反应堆建设，无疑是一项更有前景的事业，但决策者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导致讨论无法展开。这是一个形象的对比，它告诉我们在预见的过程中知识的重要性。
丰富自己的知识，仅从书本上获取是不够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多行“脚下能生花”。千古良相诸葛亮，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特别是他的隆中对，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尤为后世崇拜不已。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何有如此先知先觉的本领，《三国演义》里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他是凭借什么作出这一战略性的预见和决策的。只有其兄诸葛瑾的话才稍稍透露了一点线索，原来，这位“卧龙”并非高卧隆中，闭门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情况是诸葛亮驾小舟于江湖之上四处访游，密切注意天下形势的变化。所以才能明了诸侯纷争的强弱虚实，确定联吴抗曹，夺取荆州，后收巴蜀的大计。
上海大千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海伯先生在谈到自己的生意经时不无感慨地说：“我跑过70多个国家，一年要用掉上百张飞机票，跑的地方多了，就会有比较，有思考，博采众长。另外从各国的差异中，也可以觉察到许多商业机会，也了解了各地商人的差别。比如，台湾人做的生意多是些中小企业，但以外向型贸易为主，积极开拓外销，但各立山头，谁搞出个新东西，大家竞相追逐。而韩国是靠国家的力量，组织几个大公司，起到了像日本大商家的功能。”
四通集团公司总裁段永基在长期与日美公司打交道后得出这样的论断：“日本公司有两个突出的优点：第一，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谈判成功之后信守诺言，信誉非常好。第二，日本企业和你合资之后，就把你当做了永远的朋友，而且它会把这个合资企业当做一个事业来做，不会中途改变计划，不会背叛。而日本企业的缺点也有两个：一是技术保护，不转移技术；二是算账太精细，自己的利润要大大的，而合作伙伴的利润要小小的。美国企业呢？在技术转让时比较大方，甚至还未签署协议就向你传授技术了，在利润分配方面比较照顾合作方。缺点是热得快冷得也快，形势不好立刻就跑。”
以上两位成功人士之所以拥有对市场、对企业、对经济如此之高的觉察力，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在生活、工作中不断地学习、积累，并增长了自己的见识，以见识带动思考而作出准确判断。
现代社会一日千里，瞬息万变，昨天的经验到今天就可能已经“过期”失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话固然有其深刻的道理，但若是因此而自负起来，不再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情况、把握新趋势，那么，到头来难免会“马失前蹄”。
预见未来源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和深思熟虑。决策者的知识和见识来源于耳朵听到的东西多，眼睛见到的信息多，腿脚走过的地方多。闭目塞听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决策者，也不可能对外界事物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预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