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私营染织厂女工叶秀宝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叶秀宝
【访谈/整理者】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访谈时间】2011年4月27日、5月1日【访谈地点】叶秀宝家【整理者按】叶秀宝，1930年生，上海浦东高行镇人。1947年5月到上海新光内衣染织厂工作，1979年退休。
我是解放前进入新光厂的，当时工厂已经蛮大了。老板傅良俊是阿拉浦东人，他和表弟俞京琳两个做小裁缝起家，借间房子，只有两部缝纫机，老早蛮苦的，后头才慢慢发起来的。整理者注： 该厂于1933年9月由傅良骏等三人合资创办，初名新光标准内衣制造厂，职工仅十余人。1939年改由傅良骏独资经营，并开设分厂，职工增至两百余人。先后创制“标准”（Standard）、“新光”、“司麦脱”（Smart）等名牌产品。1945年该厂发行股票，改名为新光标准内衣染织整理厂股份有限公司，解放前夕有职工2225人。1956年改名为新光内衣染织厂。
我1930年生，小时候家里老苦的，否则也不会去做纺织女工了。老家在川沙高行镇，曾祖父是中医，在浦东蛮有名的，本来家境不错，有田，有粮店，等等。可后来大大（祖父）叶尹甫开始吃大烟，就越来越穷。阿拉外公是做泥水匠的，屋里蛮有钞票的。两家人家是同乡，叶家来说亲时瞒过了吃大烟的事，阿拉娘是老大，二十四岁嫁到叶家，二十七岁养我，嫁过去才晓得男人吃大烟，阿拉爷（父——笔者注）一直吃大烟、白粉，三十多岁去世，家里也败光了。所以我小时候常住外婆家，外婆家给我们一点接济。后头娘舅接班做生活，三十三岁时在路上被强盗戳死了，家境也败落下来。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娘领阿拉三个小囡靠两亩八分地生活。我十岁到田里做生活，种豆、扎麦样样做，夜里帮娘做网花。乡下老苦的，有不少小姑娘去做纺织女工。
东洋人来了，在乡下头强奸妇女，做了许多坏事。我当时还小，娘带着我们逃，或者钻地洞躲炸弹。听说有母女俩在路上碰到一个骑马的东洋人，他很凶的，要强奸那个小姑娘，又怕马逃掉，就事先把缰绳扎在自己脚上。那个母亲老聪明的，她带着一把阳伞，就说太阳太大，我给你撑伞吧，然后突然“啪”的一声打开阳伞，马受了惊吓，一下跑起来，就把那个东洋人拖死了。
十三岁那年，有人来攀亲了，八字拿过去一算，说我的命好，讲阿拉娘会持家，小姑娘肯定也不错。男方家境不错，阿拉娘同意了，摆了两桌酒席，我就成了人家的“转脚新妇”。那家人家在上海开了一家铅皮店，大老婆留在乡下，在上海又讨了一个小老婆，说亲的对象是小老婆的儿子，当时只有十二岁。他们家虽说是小老板，但也很节省的，就住在亭子间里，我去了，就在阁楼里搭个小床。在乡下虽然苦，但毕竟自由一点，到上海那是真苦，我要做饭、洗衣，给全家做鞋、织绒线，阿婆又厉害，稍不称心要被骂的。人说小老婆厉害，还真是这样。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我十四岁那年，一次在外面偶然碰到同村的一个小姑娘，她的姐姐在上海工作，她到上海来玩，就住在南市区。过几天，她来到山东路上的阿婆家，说我舅妈叫我去看她，我就跟她出来了。其实我在上海并无亲戚，那小姑娘想带我出来玩，就对阿婆撒谎了。谁知阿婆偷偷跟在我们后边，掌握了我们的行踪。我回去后，阿婆骂我吹牛皮，又操起一根棒头乱打。我那时蛮犟的，觉得是那小姑娘撒谎，我又没吹牛皮，所以怎么也不肯低头，闹起绝食，还吵着要他们叫阿拉娘接我回去。阿拉娘没来过上海，后来还是外婆和小舅妈来接我的。后来听说男方是信天主教的，阿拉娘也不愿意了，要求退婚，但男方不肯，就这么拖了下去。一直到我进厂做工了，男方说做工的女孩不好，才同意退婚的。如不是那个小姑娘骗我，也不会惹出这么大事端；而如果不闹这么一场纠纷，也退不了婚，否则解放后变成资本家老婆，就更苦了。说起来，我真是因祸得福。
1947年5月新光厂到老板的老家招工，养成工训练所就设在傅良俊的外婆家东沟镇。我听说了，赶紧去报名。记得两个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做工，我回答说乡下太苦了，做工更好些。老师又说：“进厂有五个要求，第一个要有礼貌，以后在厂里碰到职员都要鞠躬；第二个听老师的话，比如说墙壁明明是白的，而老师说是黑的，你怎么办？”我那时蛮活络的，马上接口说：“那我也说是黑的。”老师又说：“第三个要求是男女分开，不得谈恋爱；第四个，进厂后头三个月不许出来；第五个，家里人不能到厂里探望。”我都一一答应了，老师说那三天以后来看榜。然后还要体检，我的身高符合要求，视力也达到1.5。三天后录取名单张榜，分正取与备取（候补），我进了正取名单，同村的小姐妹进了备取名单，那要等别人不去，腾出名额才能进去，可见想进去的人还是挺多的。管理的人要求被录取的女生自己准备一件短袖的士林布长衫和两双白跑鞋，而男生准备短袖衬衫和白跑鞋。士林布长衫整理者注： 长衫即改良旗袍，较今之旗袍宽松一些。士林即阴丹士林（德文Indanthrene的音译），指一类人工合成的染料，其中以阴丹士林蓝RS最为著名，以此染制的布匹颜色鲜艳，耐日晒和洗涤，最早由德国德孚洋行生产。在民国中后期，阴丹士林蓝布成为上海滩中式旗袍的主要面料。便是我们厂的厂服，进厂后厂方又发了一套。夏天是淡蓝色的短袖长衫，冬天是紫蓝色的长袖长衫，而男的是同样颜色的衬衫，还是蛮好看的。
解放前新光厂的训练所
我们先在东沟的训练所集中，男的一律剪成小平头，女的剪齐耳短发，然后每八个人分一组，选一个识几个字的当组长。我们第一批有四十八个人，分六个组，从此训练、吃饭都是分组进行。头三天，我们在东沟的一个小花园里军训，就和现在大学生的军训差不多，排队练习齐步走，组长叫口令，教官来演示如何向后转、立正、稍息，等等。教官大部分是老师，但也有个别是国民党军人。我们都是乡下人，列队行进都不会的，后来老师教教就会了，但两个崇明人大概听不懂，怎么也学不会，教官就用拇指粗的藤条往她们脚踝上抽，小姑娘眼泪水直流，阿拉吓得要死。吃饭也必须八个人一起，组长吹了哨子，大家才能动筷。当时号称有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但汤是黄豆芽汤，荤菜是黄芽菜炒肉丝之类，肉丝很少很少，主要是素菜。每个组只有一桶饭，是不能添的。那时我们年轻，都能吃两碗饭，但吃得慢的话，第二碗饭就盛不到了。训练是分作几批进行的，我们是第一批。
三天军训完毕，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位于南市斜桥的新光二厂。当时二厂刚刚造好，我们还等了两天，这两天就听老师训话。然后，就由“教手”（老师傅）开始教技术了，一个“教手”带五个徒弟，教我们怎么开机，怎么穿梭，学会一个就开一台机，一台一台开，最后所有的机器都开开了。我第一个学，真是很害怕，因为弄得不好会一下子弄断上百根线，“教手”会光火的。挡车工都是女的，修机器的机匠是男的，他们也欺负我们乡下人，如果机器坏了搞不懂，他们也要骂山门的。有两个崇明人学得较慢，也被老师用藤条抽脚的。
我们四十八个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架子床叠成三层，早上挤在几个龙头下洗脸，而6点就要开机，因此5点就起床了，5：30还要出操，分组列队走或跑步，然后才能吃早饭。当时不分日夜班，因此工时很长，到下午5点暂时停机吃饭，刚吃完饭又马上开工，一直做到夜里8点才停机。好不容易停机了，老师还要训话，说说今天有什么做得不好，哪些人不守纪律，等等。当时也没地方洗澡，只能擦擦身就睡了，星期天也不休息，所以完全没有娱乐活动。学徒期间我们只有十三块钱津贴，当时钱也没有当月发给我们，都被老师拿去了，听说她利用这些钱还开了一家杂货店。做学徒满三个月，我才拿到三十九块钱，就用那点钱买了一斤小囡牌绒线。
我所在的二厂织造车间刚开始进去四十八个人，后来逐渐增加，达到两百多个女工。下面按工序分作不同工种，筒子间做纱，经纱间浆好经纱并装好，还有穿棕间。我在布机间织布，一般叫挡车工。当时还有童工，有十一岁的，有十三岁的，在筒子间做，一开头做下手，工资是上手师傅的一半，直到成为上手，工资才升上来。我学得很快，开始只挡一台机，然后自己慢慢摸索经验，挡车也逐渐增加，两台、四台，最后增至八台，工头蛮欢喜我的。满师以后每月可以拿到三十几块钱，而吃住仍在厂里，老师傅也和我们差不多，因为做出一码布便算一点钱，工资主要是计件的，还是手脚灵活的人更多赚一些。满师以后好休礼拜天，可以一个礼拜出去一趟，但是过年也不能回家，仍要每天工作十四小时。
1948年，有地下党的人到我厂来组织罢工，我们当中有几个识字的与他们有联系。然后大家约好第二天都不要起床，就睡在床上。带教的老师把我们一个个叫去训话，问是谁教的，大部分人都回答没有人教，就是自己不想起来，然而还是有个别人说出了真相。于是有三个带头的被处分了，当时叫“调训”，实际就是不给活干，事实上是打算开除了。那三个人也是我们浦东人，大家一起进训练所的，所以大家很难过，便向厂里要求让那三个人复工。厂里接受了我们的条件，让那三个人回二厂工作，但要把头与群众分开，所以我们大部分人被调到总厂。我们刚到总厂时，原来的老工人也欺负阿拉的，好工作由她们做，我们只能睡在架床的第三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