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统治的地方，物产丰富，既盛产粮食鱼盐，又有蚕桑之利，在当时的割据政权中实力最为雄厚。但他目光短浅，无远大抱负，不但没有利用吴地人口众多、百姓富足的有利条件，反而奢侈放纵，懒于过问政事。将领们也傲慢起来，不听从命令，每当有战事，就假托生病，索要到官爵田地府宅后才出兵。到了军中，整天歌舞娱乐，不把军务放在心上，即使大败而归，张士诚也不问罪，一概赦免。大周政权就这样在泛日泛夜的嬉游玩乐中被朱元璋消灭，张士诚也落得个上吊自杀的下场。
方国珍在元末割据于何地
方国珍（1319～1374），名珍，字国珍，又字谷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是元末割据浙东的武装首领。
方国珍兄弟五人都是以当佃农和贩私盐为生。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黄岩人蔡乱头起兵反元。而方国珍的仇家陈氏趁机诬告他与蔡乱头勾通，在官府的追捕下，他杀掉仇家，与兄弟们逃人海中，十几天内就聚集了数千人。他们劫夺官府的海运漕粮，屡屡打败元军和乡兵，威胁到元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元朝廷下令江浙行省发兵征讨，而方国珍在俘虏了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后，向朝廷上表请降。不久，再次反叛，又在活捉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后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方国珍也脱离元朝廷，占据浙江东南一带。十三年，他派人至京城贿赂权贵，在接受了朝廷的徽州路治中的官职之后，仍然横行海上。十六年，朝廷又授予他海道漕运万户的官职。十七年，升任江浙行省参政，奉命讨伐张士诚，并在昆山（今江苏昆山）打败张士诚的军队。
张土诚降元后，方国珍罢兵，以台（今属浙江）、温（今浙江温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府为根据地，与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割据江南数省。
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权是怎样覆灭的
明玉珍（1331～1366），随州（今湖北随县）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大夏政权的创建者。本姓曼，后因信奉明教而改姓“明”。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纠集千余人结寨自保，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投归徐寿辉，任统兵元帅。十七年，奉徐寿辉命攻打四川，后被任命为四川行省参政。陈友谅杀害徐寿辉后，明玉珍即与陈友谅决裂。二十一年攻下成都，自立为陇蜀王，尽有川蜀之地，接着又进一步南征北讨，东进西击。二十三年，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年号天统。初期制定的战略是“北出汉中，东下荆、楚”。后出兵不利，遂采取保境自守之策。二十六年，明玉珍病故，病危时告谕臣下说：“西蜀险要坚固，如果能齐心协力，辅佐即位的太子，就可以自守。不然，以后的事就不是我能够预知的了。”
明玉珍死后，年仅十岁的太子明升即位，改元开熙，其母彭氏被尊为皇太后，主持国政。大臣多为明玉珍旧将，恃功自傲，互相猜忌争斗，不肯相互忍让。万胜、张文炳等宿将均死于自相残杀。大权旁落大臣之手，国势衰微不振。东线的朱元璋则日益兴盛，占领了南方的大部分土地，又北上中原，攻克元大都。洪武二年（1369）冬，朱元璋派人招降，明升不从。第二年，朱元璋借道征讨云南，明升没有同意。四年正月，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由东路，傅友德等率步骑由北路取蜀。明升听信大臣，以为依恃天险可以自保。但明军一路攻城略地，势不可挡。明升走投无路，反绑双手，口衔玉璧，用车子拉着棺材，和母亲彭氏及一应官员到军门投降。至此，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权灭亡。
明朝是如何平定山西、陕西的
明朝建国之初，中原、江南和闽广等地虽已归明政府管辖，但四川仍由明升的夏政权统治，云南为元朝的残余势力梁王控制，东北有纳哈出屯驻，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也被一批地主武装割据，元顺帝虽已从大都（今北京）退至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但还保持着完整的政府机构，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面对这种形势，朱元璋建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完成统一大业。
徐达在攻克元大都后，就率师西征山西和陕西。元顺帝逃向上都时，命令驻扎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今河北涿鹿）经居庸关去攻打北平（今北京）。徐达得知后，并不回救北平，而是乘扩廓帖木儿率师远出的机会，迅速进军攻打其老巢太原（今山西太原）。已经率兵到保安州的扩廓帖木儿听说后，立即回救太原，半路上遭到徐达所率明军的夜袭。扩廓大败，仅带领着十八名亲随骑兵逃到大同（今山西大同），后又逃到甘肃。
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派副将军常遇春、冯胜过黄河攻打陕西。三月，徐达亲自率军攻占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后来明朝改奉元为西安府。常遇春、冯胜等又率大军自西安（今陕西西安）进攻凤翔（今陕西凤翔），李思齐率部下十余万人向西逃奔临洮（今甘肃临洮）。冯胜跟踪追击，李思齐投降，明朝设立临洮卫。同时，徐达也率军进抵巩昌（今甘肃陇西）。
至此，山西、陕西地区大部分平定，明政府于洪武二年四月置陕西、山西两行省，以中书参政汪广洋为陕西参政，御史中丞杨宪为山西参政。
明朝是如何攻占四川的
北方形势稳定后，明朝就着手消灭盘踞在四川的夏政权。那时，明玉珍已死，其子明升继位。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派兵分南北两路向四川进军。南路由汤和、周德兴、廖永忠率领京城的卫戍部队和荆、湘地区的水军，由长江瞿塘峡进军攻打重庆（今重庆）；北路由傅友德、顾时、何文辉率领河南、陕西的军队，由陕、甘一带进攻成都（今四川成都）。
面对大军压境，夏政权的君臣们惊惶失措，有的主战，有的主降。太尉吴友仁认为蜀地“襟山带江”，有天险可恃，可以自保，不如对外交好而对内做好战备。明升听从了他的意见，就一方面和朱元璋通使修好，一方面派莫仁寿用铁索横截瞿塘峡口以阻明军，后来又不断增兵，扼守瞿塘峡。
汤和率领的南路军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后，多次进攻瞿塘，都被夏兵阻击而失利，只得退守归州（今湖北秭归）。傅友德率领的北路军则进展顺利，连破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绵州（今四川绵阳）等地。为了鼓励南路军士气，瓦解夏军斗志，他们在数千块木牌上写上明军攻克阶州、文州、绵州等地的日期后投到江中，木牌顺流而下，守重庆的夏军看到之后，果然斗志懈怠。汤和率领的南路军，在大溪口屯兵三月，不能前进。朱元璋督促其进军，廖永忠挑选了数百精兵，抬着小舟翻山越关，到达夏军的上游，再乘船顺流而下。明军上下夹击，攻入夔州，突破了瞿塘天险。然后，汤和率骑兵，廖永忠率水军，继续进军，相约于重庆会面。六月十八日，廖永忠率领的水军抵达铜锣峡（在今重庆和涪陵之间）。明升十分害怕，右丞相刘仁劝他逃奔成都，明升的母亲彭氏说：“眼下形势已经这样，即使去了成都，也不过是延长早晚之间的性命而已，有什么用呢？不如早点投降。”六月二十二日，汤和到重庆，接受了明升的投降。七月初十，傅友德率军包围成都，守将戴寿听说明升已投降，就率领下属也归顺了。
此后，汤和、傅友德率领的两路明军势如破竹，顺利攻下了其他州县，平定了四川。
明太祖是怎样攻克大都的
明太祖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以扫平群雄开始，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今北京）结束的。
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至二十七年，太祖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政权。除了四川明玉珍的夏政权和广东的何真两个小割据势力以外，南方的大片土地全在太祖的掌握之中。二十七年十月，太祖命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大军，由淮河流域进入河北，开始了夺取中原的北伐。
对于北伐的进军路线和战略部署，太祖作了谨慎全面的筹划，最后确定了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以后的北伐战争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方案实行的。
第二年二月，北伐军平定了山东，接着分兵两路，水路并进，夺取河南，先后攻克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汴梁（今河南开封）等地。四月，元朝梁王阿鲁温投降，河南平定。冯胜等人又率军攻克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阻断了驻扎在关陇地区的元朝大将李思齐、张思道等人与元朝廷的联系。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陷入弧形的包围之中。五月，太祖亲自到汴梁督战，部署进攻大都的战役。闰七月，徐达、常遇春从汴梁率军北上，攻克临清（今山东临清），不久又攻克德州（今山东德州）。二十七日，攻克通州（今北京通州），迫近大都。元顺帝闻报大惊，在夜里带领后妃太子仓皇逃往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八月二日，北伐大军攻克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大明律》是什么时候颁布的
太祖朱元璋即位后，为维护清正廉洁的朝廷形象，决心约束官员，整顿吏治，这就要求有法律上的保证。
早在吴元年（1367），左丞相李善长就在太祖的授意下开始了法律的制定，至年底，以唐律为蓝本的法律条文初步编成，共计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朱元璋担心普通百姓不能理解，就命大理卿周桢等人将所定律令中凡是与民间事务有关的条文，都分类编辑成册，解释其意义，颁发给各地官府，称为《律令直解》。
后来，太祖觉得这套法律的制定不够完善，就下令继续修订。至洪武六年（1373）夏天，刊行《律令宪纲》，颁发给各布政使司。这年的闰十一月，太祖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制定《大明律》。刘惟谦每上奏一篇，太祖就叫人张贴在两边走廊，亲自加以裁夺。七年二月修订成功后，颁行天下。《大明律》的篇目条文完全以唐律为准，共计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
从吴元年到洪武六年，经过前后七年的反复修订，基本上完成了明律的制定。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对一些律条又有增损，因此，洪武二十二年（1389），刑部又奏请更订了一次，把增加的条文按类附人《大明律》重新编排，直到三十年才正式颁布。
《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虽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而严于宋律。《大明律》被太祖视为维护明王朝长治久安的法宝，所以在《祖训》中命令后代子孙“一字不可改易”。
《大诰》三编是什么文献
《大诰》三编是指太祖洪武年间颁行的解释《大明律》的法律文献，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
《大明律》的法律规定尽管十分详细，但毕竟不可能将复杂的社会生活囊括无遗。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太祖下令汇集官吏与百姓的“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称为《大诰》。洪武十八年（1385），朝廷正式颁行《大诰》，其中的条目共有十条：包揽他人赋税以代纳渔利，经中人交付钱财以暂保安稳，将田粮诡寄别处瞒税，遍读经书而不懂事物，将田地分派到他人名下或荒弃田地，凭执法之便干坏事，伪造通行证偷盗军需，黥面刺字的囚徒潜逃在外，官吏长途押解罪犯受贿宽纵囚犯，天下士大夫不为人君效劳。罪行严重的要抄家没收财产。第二年又颁行《大诰续编》、《三编》。太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规定如果家里原有《大诰》的，一旦犯罪，即可减一等判刑，没有的就要加一等判刑。还将《大诰》三编颁发到全国各级学校作为教材，令老师给学生讲授，以期让人们从小就知道遵守法律。教授三年之后，老师就可以率领学生到礼部去背诵，朝廷视其背诵内容的多少来加以赏赐。三十年，天下诵读《大诰》的师生到京城朝见的多达十几万人，太祖都赐给了钱物。
明太祖是怎样整顿吏治的
太祖在建立明王朝之后，为了避免出现元末时期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整顿吏治。
太祖详细地制定出考核的办法，无论朝官地方官员，根据官职高低，分别规定了考核的时间和内容，并由吏部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的结果分为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种，对不称职的官员予以罢免，约束极为严格。
此外，太祖还用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进行惩治。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就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后塞上草。太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处所，叫做“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被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在官府的办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使官吏触目惊心，有所警惕。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等酷刑。就连官吏因公事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
太祖执法非常严厉，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太祖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席某隐瞒了在常州的田产以逃避交税。朱元璋说：“席某仗着汤和的权力，不畏惧法律，所以才敢这样。”常遇春拼命为他求情，太祖都不听，还是把席某杀了。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的郭桓案。
太祖以严厉手段整顿吏治，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比起元末的情况大为改变，但在整顿过程中又不免出现滥杀现象。
胡蓝之狱是怎么回事
太祖在天下基本稳定之后，对文臣武将们的猜忌越来越强。为使子孙能够坐稳皇帝的宝座，他大肆屠戮那些曾为他南征北战、出生人死的功臣大将。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蓝之狱”。
明初，在官僚之中形成各种政治派别，文武之间以及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之间互相倾轧排挤，都在太祖面前不断地攻击对方。这种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攻击，正好为太祖所利用。胡惟庸（？～1380）在当时任左丞相，擅权专制，很多事不上奏就径自处理，太祖对此极为不满。洪武十三年（1380），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后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使案情不断地牵连扩大。事隔十年，又兴大狱，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等一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编成《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连坐诛杀的有三万多人。当时李善长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仍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都被诛杀。这件案子，株连蔓引，以致数年之后还没平息。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兴蓝党大狱。蓝玉（？～1393）是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常遇春的内弟，在徐达、常遇春死后，多次统领大军出征作战，立下赫赫战功。二十一年，他率十五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掳获七万多人，大胜而归，封为凉国公。但他自恃功高，骄纵枉法，欺上凌下。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huán）告蓝玉谋反，又牵连到武将曹震、张翼、朱寿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被诛杀者达一万五千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