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那个“避难所”已经是晚上七点过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切室内改造竟然已悉数完成：崭新的木制天花板散发出浓厚的杉木味道；客厅的窗户上挂上了一帘米黄色的百叶窗；某一间卧室的防护网也被拆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层玻璃窗。于蓝的这种办事效率是值得自豪的，并且让人不经意地感慨，要是那些政府机关单位有这样的高的工作效率的话，劳苦大众就不必成天抱怨了。
“这么晚才回来？希望你还带回来一两个动听的故事。”这是她迎接我的第一句话，不知是对我版式效率的责备还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沾沾自喜。
“没有什么故事，只是路上交通不好，耽误了些时候。”我把一捆绳子随手扔在地上，回答道。
“但愿你今晚在睡梦中能长出一只长鼻子来，可怜的孩子，一个人眼睛常常会成为谎言的忠实叛徒。还有，你不应该把这堆东西扔在地板上，发泄般地。这不是绅士所为。”她拾起东西，放到厨房的一个旮旯里，“当然，你有权力隐瞒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前提是它不会对我们有所妨碍。”
我没有继续说话，只是把买来的报纸递给和摄像头放在桌上。她拿过报纸，又吩咐道：“把设备安装在门缝里，这是你接下来要做的事。”
我依然没有说话，随即照做了，下午的事确实没法再提。
在这一天剩下的光阴里，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了。除了晚上做的那几个乱七八糟的有关中学时代的梦以外。在梦境里，扎着马尾辫的沈湘云向我借一枚硬币，我掏便了全身口袋也没掏出一分钱来，最后却莫名其妙地在书包里发现一个金币，毫不犹豫地递给了她，她立即含笑从我梦境中消失了。
第二天一大早，于蓝拨通了报社的招商广告电话，买下一块价钱不菲的广告版面，目的是通过它与索飞取得联系，因为于蓝的手机号不能再用，此时通过电话联系也是九死一生，要知道，索飞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警察监控起来了。
广告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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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便是等待，于蓝依旧继续着她的平面制图师的工作，埋头于那些复杂的建筑结构图。而我被她派去附近福田寺3号的市射击训练馆练习射击功课。
和索飞联系上是在两天后的一个早上。他发来电子邮件说：
你好于蓝，没有什么重大的情况发生，他们只是了解了一下我的身份和职业，我照你的说了。他们进屋里看了看，没发现什么疑点，就离开了。你们现在何处，处境是否安全，那个地方你们暂时不能再回去了，因为整座大楼都可能被他们监视起来了。
看到这段文字，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问：“他们既然都已经找到那里了，为什么只是看看就走了？这简直无法让人相信！会不会他已经把我们出卖了？”
“你错了，他们并不能确定你是否在那扇门内。手机信号跟踪定位系统只能确定平面里的水平位置，没有高度数据。所以他们只能探测到信号源就在哪一栋楼里，而无法知道在哪一层。于是才对整座住宅楼进行逐户搜查，相信一定能捉到这个瓮中之鳖，结果却令他们失望了。这些菜鸟们此时此刻，一定还在暗中守株待兔。”
“你当时就知道这种情况对不对？”听到这番解释，我才消除了内心的疑云。
“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去下那个赌注。总而言之，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的离开都是不用犹豫的。只是这样一来，索飞就能安然无恙了。”她脸上的肌肉松弛开来，像刚被熨斗碾过的一块柔布，光滑得有些亮堂，嘴角轻微上扬。她端起电脑旁的那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一饮而尽，那得意的神情像极了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
然而我却还是有些担忧，“你认为这个人很可靠吗？”
“一个团队的人如果相互不信任，那么只能一事无成。你要知道，我敢把他留下，就能确保他不会出卖我们。否则，我宁愿让他永远没有机会当叛徒。
但愿我的担忧是多余的，虽然我不能确信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但至少于蓝是值得信任的，即使她数次欺骗了我，但也一直在维护我的生命安全。
当天下午，我们三人就在一个隐秘的地点会面了。方式和第一次基本相同，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我们继续讨论着那个尚未结束的话题。
于蓝首先发挥了带头作用，她率先说道：“在讨论开始之前，我简单废话几句。这是个比人民代表大会还集思广益的活动，我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任何顾虑，不管你的点子有多么荒唐和滑稽，都请大胆地说出来。有时候，正是那些最荒诞的想法成了最终攻下问题堡垒的重磅炸弹。“她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上次由于那些不礼貌客人的打搅，我们不得不中止了讨论。现在，接着上次那个话题：如何在他们的人里面发展出一个内线。聪明的博士提到了利用心理战术，上次时间有点仓促，没能听到下文。现在，可爱的博士先生，该是谈谈你想法的时候了。
索飞用他那象征性的手势搓了搓下巴，不紧不慢地说道：“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他心甘情愿地帮我们做事，让他打消心中的顾虑，发现良知，从本质上意识到自己是在作恶，从而产生罪恶感。然后，他通过帮助我们对抗这个计划，就可以消除罪恶感。这应该是那个人很愿意去做的。”
“我反对！”我大声说道：“你怎么就能确信他心里会因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罪恶呢？有的人很有良知，像何教授那样，做了一两件错事就有了罪恶感；而有的人本性丑恶，就算做了一千件坏事也不会有丝毫的愧疚感。更何况，他又不是基督徒，即便他们之中有这样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更不可能再花时间去找。如果找到了，又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也是白干一场。既要有良知，又要有胆量，还要与这个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堆陌生人里去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比王子选亲还困难。我们可没那么多时间去像狗仔队一样忙碌。”
待我说完，索飞想要辩解，却被于蓝插了话：“他说得很对，这个方法极不可靠。不单说时间不够目标不明，就可靠性而言，就算有这么一个人乐意做我们的眼线，能保证他以后不会动摇吗？主动权捏在他的手里，说不定哪天就经不起利诱和威逼把我们像卖白痴一样卖了。这后果比吞了鱼刺还造好，你得时刻担心它会不会刺穿你的肠胃和内脏。”说道这里，她“啪”地一声点燃一支烟，一阵吞云吐雾后，又继续说道：“利用一个人，最大的错误就是给了他主动权。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把这个目标称作B，我们想要得到B的辅助，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是他主动；二是他被动。主动的是合作，被动的是胁迫。如果是合作，那双方都应有利益所图，然而我们无法承诺能给他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因此条件不足，这条路走不通。除此之外，我们就只有让B被动的接受了，我们要掌握主动权，让他不得不为我们效劳，这，才是最可靠的方式，也不需要话费时间去物色人选，基本上任何人都是可以担任的。”
“你是说要抓到他的把柄，以此来绑架他？”我问。
“悟性不低，对，就是绑架！”她坚定地回答。
索飞摸了摸下巴：“那要是这个无把柄可抓呢？”
“那就制造把柄，与其花费时间去找，不如制造一条绳子。”她把烟蒂用手捏灭，显得心狠手辣。
“那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把柄呢？”我又问。
“什么把柄最致命？”她反问我说。
“命案，直接能威胁生命的命案，像我一样面对着死神的威胁和名誉扫地的危险。”突然，我觉得越说越不着边际了，于是圆口道：“就当我没说。一个科学家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此话一出，于蓝觉得不妥，她问索飞：“博士，你学识渊博，关于这样一个家伙，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杀人犯？”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也可行。我们可以做到他去杀谁他就杀谁。”
“哈哈，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他又不是机器人，指示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不相信这个法子可行。”我就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一样，心里“咯噔”一下，惊讶万分。
“我相信！”于蓝斩钉截铁地说，“博士，怎么做到？”
此时的他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挥笔在纸上画了两个字：心理。见我们还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又添上两个字：诱导。
心理诱导？此刻他给我的感觉像是个买狗皮膏药的，仿佛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用这两个字的药来解决。两次讨论，他就两次用到了这两个字。
“我在北京大学除了修道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还修了一个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在心理学的范畴里，一个人在某些情绪十分强烈的情况下会失控，去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只要我们诱导他进入这种情绪失控的状态，他就极有可能去做意见平时怎么也不敢做或是无法做到的事情，甚至是杀一个人。”
于蓝豁然开朗，她略为赞许地说道：“如果这真的可行，那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无论如何也得试试。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做，我和他都可以作为你的副手听你指令。还有别的要求吗？”
“具体方案还要制定，首先需要找到一个目标。”
“怎么找？”我问。
“从那段录音里，这也是目前我们唯一可用的材料。本质上来说不是找，只是比较一下那个人更适合这个角色而已。需要听一遍录音。”
于是，那段四十几分钟的录音又被放了几遍，从好奇到听腻，我的耳膜已经被那些乱七八糟的讲话摧残得不像样了。
待录音放完以后，依照索飞的意见，选定了那个发言的历史学家为目标。原因是他的语音声线较高，情感丰富，而且激情澎湃，不像其他科学家那样生硬和呆板。索飞由此推断此人是偏感性的人，自控力相对较差，因而他的情绪很容易被情绪影响。
说实话，我对他这样的主观臆断的结果并不信任，直到后来才不得不相信他的推断就是事实，并由衷地对这个长相奇怪的小子产生了一丝敬佩。
任务很快就被分配下来，我负责用我的黑客本领弄到这个人的信息，包括相片，人物背景，家庭成员以及住址。名字方面我们只知道他的姓氏，姓查，是于蓝从记忆里翻出来的。她负责去那些人的指挥部附近踩点，顺便了解一下对方的动态。索飞则负责回去等候消息，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就这样，一个谋杀事件开始酝酿了。唯一值得好奇的是，杀人者并非谋杀者。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这件事的性质有多么卑劣，而在于它被执行的过程的不可思议，正在疯狂地挑逗着你的好奇心。
我虽然参加了这次行动，但还是十分不情愿的，因为如果成功了，它会再一次加深我内心深处的罪恶感。最后，在我的要求下，我们三人达成一致意见：被杀的那个倒霉鬼，即便不是个恶棍，也应当是个混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