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我已经断了到北京就业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这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的档案毕业后由学校托管半年，如果在这半年内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工作，还是有可能将户口落在北京的。托管时间是12月底。到了12月底，我的工作还没有落实，母校通知我，需要将我的档案和户口、组织关系打回到原籍。这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没几天，我的东西都被打包寄到了湛江。至此，正式宣告进北京已是不可能了。即使北京由单位要我，户口也不可能调回北京。这种可能性等于零。户口不能进北京，像我们这样有家有室的人，也就不可能考虑在北京找单位。
但就在这时，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一变化，差点又唤醒了我的进京梦。
事情是这样，我的一位博士同学，平时跟我关系不错，毕业后留在北京。一次，我们在电话聊天，他告诉我，他除了在一个学校任教，他目前还在一个大公司当总裁助理，公司里刚刚运作需要招聘一些人，他问我想不想试一试。他首先推荐一个位置，是公司杂志社，说可考虑我当副主编，因为主编已经有人。
搞杂志我当然愿意一试，过去做过校报主编，当一个副主编应该是能胜任的。我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次打电话，我们再次讨论了去京事宜，同学还是很慷慨：
“如果不行，还可考虑让你当研究院副总。在这里我说了算，你是大博士，怎么也要搞个头头当当，不会叫你当编辑。至于待遇，一个月挣得7、8千没问题。”他说，并告诉我，住由他统一安排，不需要我租房子。
这倒是一次机会。过去我一直想自己编本杂志，苦于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我一定要把握住。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预习功课。每天在网上收集如何办期刊的资料，什么选题啊，策划栏目啊，组稿啊，广告啊等等，非常投入。几天里，对杂志运行有了一个基本轮廓。对于这个公司的杂志如何办，我也有了一个初步设想。
我这人是一个办事太认真的人。我觉得这位同学既然是总裁助理，一定对杂志有研究。我需要在进京之前跟他交流一下看法。我给他发了短信，大意是希望交流一下办刊思路，如定位，期望目标等等。我以为他一定很快就会回信。没想到信发出了却石沉大海。我以为可能是人家太忙，没时间回信。于是就想在电话里聊一聊，谁知这位老弟不冷不热，根本不谈正题。这给我泼了一瓢冷水。
每次电话，这位同学在电话里总是说自己忙，一会要出国，一会要搞项目。我很纳闷，难道人到了北京就格外忙碌了？但这些都不是我要关心的。
年春节刚过，我与这位老弟又通了一次电话，主要是约定到北京的时间。他支支吾吾，说等过完元宵再说。等过完元宵，我又打电话催问。
“再等几天吧，等二十左右。”他说。
我感到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事，决定亲自到北京去一趟看个究竟，行与不行一去就知道了。于是，我打好行李，乘上了北上的火车。
这趟车我做了无数趟，现在再次乘上，心情自然十分复杂。从内心说，我知道进京十分不易，户口几乎不可能解决。但我还是对此行抱一线希望的，还是有所期待的。如果自己在北京找到自己的事业，妻子凭借她过硬的幼儿教师条件，在一家幼儿园找一个工作也是问题不大的。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在毕业离京后八个月再次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了下来。然后与同学联系。
第二天，我在旅馆里等他。可是，那里等到人。整整一上午没有任何音讯。我有点生气，我生气的当然不是他能不能过来，生气的是不能过来也应该电话说一声。下午，还没有音讯。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忙得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
晚上，我忍不住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同学在电话里抱歉，说自己实在太忙了，没有能过来。
既然太忙了，不能过来，我就过去吧。到北京的第三天，我按照同学的指示自己去找他。他的那个学校很远，大概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终于在北京西北角找到了那个学校。
几个月不见，这位老弟变了不少，高档烟一支接一支，手腕上带了个大金表，颈脖上套着大项链，一身名牌西服。同学相见自然十分高兴，他告诉我，等两天带我见公司老总。
“我在这里干不长，过一段时间要调到国家开发银行去，基本弄好了。”他说。
我过去对这位同学是比较看好的。学经济的，很能干，也有抱负，人缘也不错，很有点江湖义气。现在社会就需要这种人。
又过了两天，老总终于有空了。只是老总没有直接和我谈，而是和同学谈，我则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等待他们谈话的结果。整整等了一下午，天都黑下来了，还不见人出来。我心想，这老总也太没有礼貌了，将一个客人凉在会议室里，也不过来打声招呼。但生气归生气，自己还得等哪。
冬天的北京天黑得早，六点时分，已是万家灯火，夜色降临。我坐在十几层的高楼上，望着北京的夜空。远处高楼灯火通明，霓虹灯在薄雾中闪烁不定，无数爬行般行驶的车辆蜿蜒而行。这个夜空是我曾经熟悉的，感到亲切的。可现在却感到那样的陌生，寒意重重。
大约快到7点时，老总的办公室的门终于开了，他们会议结束了。同学把我介绍给老总，老总客气的与我寒暄了几句就走了。至于上班的事他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
老总一走，我见同学叹了几声气，他声音沉沉地说，公司正在重组，所有的位置都需要重定，都是未知数。本来研究院院长是打算让他的一位同学干的，现在公司打算让一名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干。
“你先到出版社出干一段时间再说吧。”他告诉我。至于什么开头许诺的什么“副总”、“市场总监”啊，更是没有影儿的事了，提都不提。
“副主编吗？”我问。
“不是，先干一段时间编辑。”他声音低低地说。
“能不能先挂个副主编的名，做编辑的事，拿普通编辑的工资。”我想争取一下，因为我确实想锻炼锻炼，为将来做准备。
“不行。副主编不行。就是编辑，等干一段时间再说。”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无话可说的。并不是我一开始就要当副主编，是他自己说的。现在要我当编辑，也是他说的。我想这个同学一定也有他的难处。
“工资怎么算？”我问，这是一个必须先问明白的事。
“工资两千多，具体我也不清楚。不过按照这里的规矩，头一个月不能领工资，第二个月15号才能拿到工资。”
两千块，还要一个月以后才能拿！我，年过40，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博士毕业，2000多元月薪！哈，还真有人说得出来！
“什么时候上班？”我问同学。
“你看怎么弄？现在还要等重新组合，这大概要半个月时间，你还是回去等呢？还是在这里等？”同学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但他的口气是想让我回湛江，我听得出来。
可我实在不想来回折腾了，来回折腾实在没有那种精力。湛江与北京相隔不是几十公里，而是2600多公里！
“最好让我到杂志社看看吧？先上个班熟悉熟悉。”我说。
“那也行。我跟李总说一下，你明天过去上班。”
第二天，我找到了杂志社，李总过来了。我一看，什么“总”啊，一个小娃娃。这年头真邪门，什么人都想被人称做“总”。这个社会得了“总”合症。
“李总”倒很客气，拿出杂志，跟我咿咿呀呀吹了一大通。大意是为什么要办这个杂志，这个杂志应该如何办、如何办。办公室里大概有四、五名工作人员，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暂时没有电脑。至于工资、待遇什么都没说，也不是他管的事。
第二天，我与“李总”聊起天，无意中我问公司有没有给员工交“三金”之类的。他说，目前还不知道，到时会有具体规定。这要等公司重新组合以后才能知道。事后，他把我问“三金”的事汇报给了我的同学，我的这位同学竟然非常生气，认为我问了不该问的事。
第三天，“李总”又来了，一进门脸色就不大好，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他客气地对我说：
“对不起啊，我们杂志社目前没有你的编制，你看是不是这样，你将你的简历留下，等我们需要的时候再通知你。”
这个意思太明白了，这是对我下了逐客令。要知道，就凭这个小小的“李总”是不会做出这个决定的，这后面必定有缘故。
“公司不是安排好了吗？他们没有跟你说吗？”我问。我以为我的那位同学一定通过了公司才叫我上班的，事实是，他很可能没有通过公司，或者公司根本就不知道加了一个新人。
“没有说，具体我也不清楚。”
很明显，“李总”在这里充当了得罪人的角色。我明白。那几天，我了解到，这个所谓的“杂志”只不过是公司的一个内刊，发行量还不到几百册，没有经费保障，员工的工资都开不出。离开这个“杂志”社当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他们这个做法是在不地道，弄得不明不白，叫人恶心的要吐。
从“杂志”社出来，我拨通了同学的电话，在电话里狠狠地给同学数落了一通。什么副总，副主编，也不能这样拿老同学开涮啊。
同学也觉得尴尬，他问我招待所贵不贵，需要不需要钱，如果要，他先拿两万块钱先让我用用。
“不用了。回湛江的钱还有。”我告诉同学。那天我发了大火，事后想想有点后悔，人家毕竟想帮助我，虽然吹牛吹过了头，但主观愿望是好的，我没有必要发火。
从招待所出来，我以最快的速度买上火车票，回到了湛江。这一趟前后在北京待了大概十天时间。劳民伤财不算，还生了一场气，伤了同学和气，真是得不偿失。
就业胜经第15条：自胜者强，求人不如求己，这句话同样适合于求职。对朋友的许诺千万不要太认真。朋友说行，也可能真行，但可能是出于礼貌不便拒绝你，或出于其他原因。在就业过程中，朋友的帮助是重要的，但最终还要靠自己。如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朋友身上，最终是使自己陷于被动之中，你自己本来有的机会都可能丧失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