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深流》纪念“河酒吧”十周年的演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接下来的那个夏天，老周、小河和张玮玮、郭龙去参加了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做舞台剧的崔文钦帮老周和小河他们阿维尼翁做了一台音乐剧，叫《如果世界瞎了》，而张玮玮和郭龙是作为孟京辉的戏剧《三个橘子》的乐手去的，能有这些结果一部分是基于对纪念“河酒吧”十周年演出的一个延续和传承，因为那是第一次正式的在剧场里做民谣演出，所以大家开始纷纷尝试民谣和剧场的跨界呈现。
戏剧性的一幕是发生在阿维尼翁的一个下午，在田野间骑着二八车闲逛的小崔和小河接到了香港艺术节总监苏国云的电话，他也在阿维尼翁，看到了老周小河和张玮玮和郭龙的演出非常感动。想邀请他们参加2012年2月份的第四届香港艺术节。香港艺术节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有品质的舞台艺术节之一。小崔激动地打了越洋电话给我，他们也在阿维尼翁临时开了很多会，希望能够有一次不一样的呈现，不是在做一个单独乐队单元的演出，而是大家能够集体参与。于是我就想让他们合演一台中国内地民谣的演出，大家互为乐手互为歌者，让中国当代民谣以一个集体的面貌呈现出来。最后我们决定将《静水深流——纪念河酒吧十周年》的演出更加精致地整体地呈现到香港艺术节的舞台上。小崔、老周、张玮玮和我还是负责策划演出，其他人配合执行。最终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张玮玮、郭龙、张佺、吴吞将共同参与这次演出。当时我们取的名字是吴吞《喀什的天空》里的一句歌词，叫“沙沙生长”。就有点像我们开始的一个草台班子倒有一点点成型有一点渐进生长的感觉。民谣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很像一种植物的生长。最后香港艺术节将这场演出定名为《新民谣中国风》。
香港艺术节形式和要参加人员确定下来已经是11月，而香港艺术节是在2012年的2月，我们又临时决定趁此香港之行再去台湾巡演一圈，台湾的演出部分由“野火乐集”的创始人熊儒贤负责。演出承办方是台北最大的Livehouse——Legacy。（接下来我会专门讲去台湾的奇怪故事）现在要说的是这三个月的时间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一个噩梦，至今都不愿回想。
香港艺术节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综合艺术节有着严谨的组织和执行工作。去台北演出也是非常正式严肃的文化交流，并且熊姐本身就是一个严肃的完美主义者，交接下来的就是如山般的行政工作。从写演出策划书、宣传文案、制定执行流程、制作场刊到准备每一个音乐人的身份证明、履历资料、曲目、mp3歌词、完整的繁体字歌词ppt、填写舞台需求、设备需求、工作时间表，签署媒体访问协议等，都是我一个人来。当时还在杂志社有本职工作，闺女还不足半岁，这样大量的工作我只能在北京暖气不足的各个咖啡馆里完成。而即将远行到香港的这些音乐人又散落在天涯海角，对香港人的专注和专业并不理解，他们懒得制定明确的曲目，也不想规范严格的演出时间，但香港艺术节的工作要求又是一丝不苟的，这中间需要无数个电话沟通。最麻烦的事情是出在签证上，去香港艺术节演出等于去香港工作，要求每个人办理去香港对公的工作签注和邀请函，按说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但到了这边却非常的麻烦，因为这些民谣音乐人都是来自很偏僻的地方，比如小河、万晓利都是来自邯郸的小县城，张玮玮、郭龙来自甘肃的白银，吴吞的户籍所在地在最敏感的乌鲁木齐，大部分地方甚至没有开放香港自由行，他们又常年在外头漂着，居无定所，更没有工作单位。让他们回乡去办香港的工作签注，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这件事费了无数的周折，当时我记得都快过年了我还在凄凄切切的写邮件，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做这些事，告诉他们联系方法，然后和香港艺术节主办方不停地写邮件对接说“能不能再宽限几天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做个人签注？”反正沟通的邮件不下两百多封。中途，吴吞母亲病逝，他不得不退出演出，又写了无数封邮件跟香港艺术节解释沟通和想办法补救演出。那个过程让我觉得非常艰难，因为我以前从没有做过这些工作，我出差的话也是有人办好护照定好飞机酒店和豪华餐厅会所等着我大驾光临。那些基础文字资料更别说了，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现成给到我的，我只是编编弄弄就行了，现在一起从零做起。总之，反正最后也做下来了，大年三十的下午，我发着烧躺在被窝里定好了最后的机票，长出了一口气。
过完年，在去香港之前，12月8日我们在在东宫影剧院做了一场演出，算是去香港之前的排演。由老周、晓利、小河做了一场演出叫“云上的狐狸发疯了”，（这期间定场地和做执行的工作与麻雀瓦舍剧场的类似，在罄竹难书的香港艺术节的行政准备面前已经是小case不值得一提了。）演出很顺利，那个演出也来了五百多人，然后是我们对剧场民谣的又一次更深层次的尝试。老周、小河、晓利演完了去喝酒，我和小崔疲惫不堪的各自回家。夜里三点，睡得迷迷糊糊。我接到了万晓利的电话，他说他不想去香港了，后来才知道三个人喝多了吵起架来，离去香港只有一天了，当时我头都大了，发挥最后的忍耐力和坚持，经过很多次的劝说，终于在12月10号临近香港艺术节的前一天的早上六点，我们在北京国际机场汇合。下午与从深圳出发的张佺、张玮玮和郭龙在香港演艺学院旁的酒店顺利会师。一起去奔赴香港艺术节。
在香港的时间只有三天，后面两天都是演出，10日晚上是唯一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各自分散行动，小河去找当地朋友喝酒，张佺留在了酒店休息，其他人不约而同地去往了九龙尖沙咀的通利琴行，在一层又一层的乐器之间流连忘返。
在香港的演出是2月11日与12日两天，在香港演艺学院的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在香港，我们还做了一场和廖伟棠、邱大立的对谈，讲述了民谣是什么、民谣的文学性以及民谣的发展等等一系列比较深刻的问题。演出第一天是周云蓬、小河和万晓利，后一天则张佺、张玮玮和郭龙以及万晓利（替代吴吞）。一进场地，我就意识到之前那几百封邮件的工作沟通是多么值得，每一个细节都够感觉到香港艺术节的专业，场地是音乐厅的形式，声场非常好。工作团队非常守时，对于每一个乐器的调试都很认真，几个工作人员负责地对接着，艺术节的总监苏国云也一直在试音现场与工作人员沟通。在香港演出的每一个步骤都显得非常规范而专业，包括入场时的引座，在每一张椅子的旁边很整齐地放上相关的介绍资料每个人都在填自己当天的工作单。而后场的休息室非常体贴地放好了各种餐点、饼干、饮料，并放着香港艺术节给此次民谣团队送上的果篮。小河当时开玩笑地非要在演出时把果篮搬上舞台。
终于可以说到演出，当四周灯光暗下，舞台灯光亮起，第一个出场的是周云蓬，《杜甫》、《春歌》、《九月》老周是一贯正气的诗人风范，一下子就把观众引入自己诗与歌的天地，万晓利则坚持着自己在《北方的北方》中的色彩，接下来的小河整场的即兴则让工作人员暗暗心慌了起来，原来准备打在背景板上的歌词一首也没用上。在后面休息室里候场的其他歌手们，万晓利与周云蓬赶紧上场，夹持小河即兴合作一把，把演出再一次推向高潮。
第二天的演出没那么多状况，张佺、张玮玮和郭龙组成的三人组则多年来发挥都非常稳定，三人演出前还在云南大理集中排练了三个月，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谨慎精准。就像玮玮说的：“对他们来说，香港和大理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出门看不见苍山了。”当时演到“野孩子”那些老歌的时候，观众都很惊讶，因为他们没有听过这么美的和声，在香港艺术中心唱起《黄河谣》的时候所有人都肃然起敬。要知道，上一次中国内地摇滚乐在中国香港的集体亮相，还得追溯到1994年魔岩三杰和唐朝在红磡体育馆的演唱会，而这一次，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及曾经野孩子乐队的张佺、张玮玮、郭龙组成的民谣军团在第40届香港艺术节的登场则更为沉稳地表达了中国当代民谣成熟的状态和富有人文情怀的艺术表现力。他们也代表着从2001年“河酒吧”时代开始愈发成形成熟的民谣流派，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