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甘肃
东汉前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的措施，促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南匈奴内附，北匈奴屡屡侵扰东汉，不得人心，加之东汉对北匈奴以打击为主，迫其人口不断归附。这一时期，羌人内涉，矛盾日显，终引发羌人的反抗斗争，极大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地处西北、以地理位置之重要而被朝廷倍加关注的凉州形势更为严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凉州各地百姓，终于发动武装反抗，从而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一、安定社会的措施
从西汉平帝时王莽临朝称制，到刘秀统一陇右，全国经历了30余年的政治动乱和兵燹，人口锐减，经济崩溃，社会秩序混乱。
东汉初人口锐减的问题极为严重，皇甫谧《帝王世纪》称：
元始二年，郡、国百三，县、邑千五百八十七，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万五十五人，汉之极盛也。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
从西汉元始二年（2年）到东汉中元二年（57年），经历了56年，全国户口数竟减少了十分之六。甘肃地区，若以光武帝统一陇右的建武十年（34年）算，除河西走廊的人口和经济破坏稍小以外，甘肃其他地区人口数的减少当在一半以上。难怪此时新任凉州诸郡长吏所到之处皆人口稀少，满目疮痍。如《后汉书·来歙传》称：“陇西虽平，而人饥，流者相望。”
为了迅速安定地方，恢复凉州的经济，光武帝煞费苦心地选派了一批有魄力、有能力的官员，担任凉州各地的郡县长官。马援于建武十一年（35年）任陇西太守，到郡后，他发现“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请求光武帝下诏给武威太守，要求其遣返因动乱而逃亡该地的金城百姓三千多口，让他们都返回旧邑，马援“奏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道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水经注》记载，马援还在“狄道开渠，引水种粳稻，而郡中乐业”。担任天水太守的樊晔，则针对隗嚣造成的混乱状况，着重整顿社会秩序。他“政严猛，好申、韩法，善恶立断。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遗。行旅至夜，聚衣装道傍，曰：‘以付樊公。’”孔奋随窦融到京师后，被派遣担任武都郡丞。他一如既往，亲近吏民，抚慰少数民族，与当地氐人首领齐钟留成为至交。当时，隗嚣余党隗茂在武都境打家劫舍，横行郡县，甚至在夜里攻进府舍，杀死武都太守。为了防止郡兵追击，他们抓走了孔奋的妻子和独生子做人质。孔奋率众奋力追敌，齐钟留带领的氐族武装在最前边领路。郡兵很快包围了隗茂一伙，“贼窘惧逼急，乃推奋妻子以置军前，冀当退却，而击之愈厉，遂禽灭茂等，奋妻子亦为所杀”。光武帝下诏表彰孔奋，并任其为武都太守。孔奋更加努力地治理地方。史书中称“奋自为府丞，已见敬重，及拜太守，举郡莫不改操。为政明断，甄善疾非，见有美德，爱之如亲，其无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称为清平”。建武十二年（36年），刘秀诏令窦融及河西五太守赴洛阳奏事，并留在京师任职。刘秀精心挑选河西诸郡县官员，以在九真太守任上做出突出成绩的任延为武威太守。任延到任后，首先打击地方豪强。“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该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抄，多废田业。延到，选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赏罚，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其有警急，逆击追讨。虏恒多残伤，遂绝不敢出”。他更着意发展地方经济，针对地方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设置管水官吏，修筑沟渠，使当地农业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他还在当地设立学校，要求掾史以下的子弟带头到学校读书，免除其徭役。学习有成，就予以表彰，或选为官吏，为地方培养一批“儒雅之士”。
除选择郡县官吏致力于地方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外，朝廷也对凉州的恢复和发展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政策。一是释放奴婢。《后汉书·光武帝纪》称，建武十四年（38年）“十二月癸卯，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人，卖者无还直”。使更多的贫民免除了奴婢身份，成为自耕农，增加了农业人口。二是将因战乱和灾荒逃亡的凉州等地百姓遣返回原郡县，上举光武帝令武威太守将三千多居民遣返回金城是一例，明帝永平五年（62年）还下诏“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令其回边郡县。三是铸五铢钱，以方便商品流通。马援在陇西太守任上发现自王莽废五铢钱后，百姓商品交换十分不便，于是上疏请求朝廷重新铸造五铢钱，以用于流通。“帝从之，天下赖其便。”四是废除边郡苛法，与民休息。边郡原有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的法令。建武十八年（42年），光武帝下诏：“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五是提高低级官吏俸禄。建武二十六年（50年），“诏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六百石为九卿之丞、郡丞和小县县长之秩，他们多是直接接触百姓、处理民事的吏员，增加他们的俸禄，保证其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就可以减少其对百姓的侵夺贪污。这一改革虽然是全国的，但对于饱经灾荒和战乱的凉州有特殊的意义。六是给凉州举孝廉方面予以优待。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经过东汉前期数十年的努力，凉州社会稍得安定，经济有所恢复。
[1]《帝王世纪》久佚，此段文字见《后汉书·郡国志一》注引。
[2]《后汉书·马援列传》。
[3]《水经注》卷2《河水注》。
[4]《后汉书·酷吏樊晔列传》。
[5]《后汉书·孔奋列传》。
[6]《后汉书·循吏任延列传》。
[7]《后汉书·明帝纪》。
[8]《后汉书·马援列传》。
[9]《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10]《后汉书·和帝纪》。
二、郡县的调整
东汉朝廷在今甘肃地区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大体沿袭西汉而略有变更。
变更的第一项是监察制度和监察区的划分。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重又设置部刺史，仍为13州，但逐步扩大了刺史的权力，其性质也由纯粹的检察官向事实上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长官和机关转变。刺史在西汉末年已升秩为二千石。东汉刺史由原来定期出巡变为常住本州，他们再也不必于每年岁末到京师向皇帝奏报监察情况，而是改派计吏代其报告诸事项。刺史监察的对象除了属郡之主官外，逐渐包括郡以下各级官吏。如《后汉书·顺帝纪》永建元年“夏五月丁丑，诏幽、并、凉州刺史，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严敕障塞，缮设屯备；立秋之后，简习戎马”。《汉书·百官公卿表序》称：“比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东汉官员奉秩共15级，比二百石为第13级，月奉27斛，大体是小县的县丞、县尉，或稍大县的乡有秩、三老之类的官奉。就是说，此时刺史所监管的官员已经扩大到最基层的官吏了。刺史还要向朝廷荐举人才，如《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胡广曰：“状州中吏民茂才异等，岁举一人。”刺史对地方长官有了直接劾奏的权力。《后汉书·朱浮传》：“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东汉灵帝时，“政化衰缺，四方兵寇，（刘）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州牧遂成为朝廷与郡之间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以后地方割据、对抗皇权的多为州牧。东汉凉州刺史辖区有所扩大，原朔方刺史部的北地郡及原益州刺史部的武都郡皆改隶凉州刺史部，只有今文县地为隶属于益州刺史部的广汉属国。东汉献帝建安初年，以河西四郡从凉州划出，另设雍州，以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史言：“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隔以河寇，上书求别置州。诏以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别典四郡。”
变更的第二项是合并县国，减省吏员。东汉初年，由于经过长期战乱，各郡县人口大量减少，光武帝依据实情，于建武六年（30年）下诏合并郡国，省减吏员。其诏书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根据光武帝要求，全国总共合并或废省了400多个县，吏员数比西汉时也减少了许多。今甘肃一带，以《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数据比较，西汉凉州及益州武都郡有属县道124个，东汉撤并为105个，减废了19个县道。据秦制，“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东汉凉州各县平均户数，由西汉的3086户减至977户，平均人口数由12238口减至4236口，真是地广人稀。（见表5-1）。
今甘肃地区户数东汉仅为西汉之26.8%，人口数仅为29.3%。
《后汉书·郡国志五》载，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时，全国共设有13部监察区，105个郡国，1181个县、邑、道、侯国。今甘肃省境，郡、县情况列于下。
益州。治雒，今四川广汉。
广汉属国。设属国都尉，原为北部都尉，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治所在阴平道，今甘肃文县西5里，下领3道，其中1道在今四川省境，全属国有37110户，205652人。
凉州。治陇县，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辖郡国12，县、道、侯官98。陇西郡。治狄道，辖11县道，全郡5628户，29637人。
枹罕、白石、河关3县西汉属金城郡，东汉改属陇西郡。
汉阳郡。西汉天水郡，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更名。辖13县道，全郡27423户，130138人。
上邽、西二县原属陇西郡，东汉改辖汉阳郡。显亲县，东汉建武八年置。
武都郡。原属益州，东汉改属凉州。辖7县道，其中5县道在今甘肃境。全郡20102户，81728人。
金城郡。西汉昭帝时置，辖10县道，其中6县在今甘肃境。全郡3858户，18947人。
安定郡。西汉武帝时置，辖8县，其中4县在今甘肃境。全郡6094户，29060人。
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分安定鹑觚、右扶风漆县，置新平郡。
北地郡。辖6县，其中3县在今甘肃境。郡治富平，今宁夏吴忠市西南黄河东岸，有3122户，18637人。
参本属安定郡，东汉改属北地郡。注称：参县“有青山。谢沈《书》：‘属国降胡数千人，居山田畜。’”弋居有铁矿。
武威郡。辖14县，全郡10042户，34226人。
鹯阴、租（祖）厉二县，本属安定郡，改辖武威郡。显美本属张掖郡，改辖武威郡。左骑应在张掖属国之下，但《郡国志》置于武威郡内，姑存之。
张掖郡。献帝时分置西郡。辖8县，全郡6552户，26040人。
酒泉郡。辖9县，全郡12706户。
表氏县为西汉表是县名改，县治因地震而有所迁移。《续汉书·五行志四》：“光和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李并成认为，表氏县城故址在高台县城西约50公里的新墩子城，地震后迁移之城址在新墩子城南6公里的今肃南县明海乡的草沟井城。郝树声认为，“汉之表是县城，光和三年（180年）地震前在高台黑泉乡之定安村一带，光和三年地震后搬迁至骆驼城”。
敦煌郡。辖6县，全郡7048户，29170人。
《郡国志》之“拼泉”，当为“渊泉”之误。
[1]内一州：司隶校尉部；外十二州：荆州部、豫州部、冀州部、并州部、衮州部、幽州部、徐州部、青州部、扬州部、益州部、凉州部、交州部。
[2]《后汉书·刘焉列传》。
[3]《三国志·庞育传》注引《典略》。
[4]《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5]《后汉书·郡国志》即《续汉书·郡国志》。《续汉书》为晋司马彪著。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无地理志，梁刘昭注《后汉书》时，取司马彪《续汉书》诸志，补入《后汉书》。故今人所见《后汉书》诸志，实非范晔所作。
[6]《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7]据《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
[8]酒泉郡人口数原缺，以同时武威、张掖、敦煌三郡人口数与户数相除，平均每户3.716人，再乘以酒泉郡户数，其人口数应为47215。
[9]《郡国志》所载敦煌郡户数原为748，以其人口数比较，肯定有误，似将千误为百，故改为7048。
[10]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89页。
[11]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续）》，《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
三、军屯
东汉时期军事屯田持续不断，尤其是在西域和河湟的屯田，颇有成绩。东汉甘肃地区最早是在河西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屯田。此外，还有汉阳屯田，以及北地郡、安定郡等屯田区。总体规模略逊西汉。
河西屯田。东汉在河西的屯田，是西汉河西屯田的延续。经历了西汉及短暂的新朝，河西屯田没有废止。窦融保据河西，设有屯田机构，组织屯田，以其作为保据地方的经济基础。如居延新简EPF22·825A①：
月甲午朔己未，行河西大将军凉州牧守张掖属国都尉融使告部从事城武威、张掖、酒泉农都尉、武威太守言官二大奴许岑简文称凉州牧，可知其年代在建武五年光武帝授窦融为凉州牧之后。查《二十史朔闰表》，建武初年月朔为甲午者，有二年二月、七年三月，知该简为建武七年颁发的文书。简中提到的河西三郡之农都尉，在《后汉书·梁统传》中也有记录，言：
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嚣，统与窦融等将兵会车驾。及嚣败，封统为成义侯，同产兄巡、从弟腾并为关内侯，拜腾酒泉典农都尉，悉遣还河西。
文中典农都尉一名，据《后汉书》校勘记称，系误以曹操时官名称之，两汉但称“农都尉”。农都尉的办事机构称农府，所辖为田官、部农、农亭等屯田系统。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内附，徙居于缘边诸郡，建庭于西河郡。北匈奴则“却地千里”，其与汉朝的联系大多通过武威太守，其侵边犯塞虽有朔方，但主要在河西地区。汉明帝永平（58—75）初，北匈奴“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掠甚众，河西城门昼闭，帝患之”。河西边塞是当时汉匈斗争的前沿阵地。汉明帝永平末年和汉和帝永元（89—105）初年，汉军曾两次大规模出击北匈奴，河西都是重要的基地。因此，东汉在河西的屯田规模保持着一定的规模。
永元三年（91年），耿夔率军大破北匈奴，使北匈奴丧失了侵扰西北边郡的能力。而从安帝开始，羌人反抗斗争兴起于甘肃地区，连年不断的战争使陇右长期陷入混乱，使得河西与中原的交通时断时续。这样，河西边塞的军事意义衰退，加上与中原交通的不畅，屯田也随之愈来愈小，直到废止。
汉阳屯田。汉阳郡，指今甘肃东部天水一带，东汉曾在此设置屯田。汉阳是陇右大郡，也是羌人反抗斗争的中心地区。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中原发生黄巾起义。不久，边章、韩遂起兵凉州，武装反抗迅速发展，规模日大，有人提出放弃凉州的主张。北地傅燮坚决反对，中平三年（186年）初，他出任汉阳太守。“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附。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这次屯田时间很短，中平四年（187年），韩遂进攻汉阳，傅燮战死，屯田也随之停顿。这次屯田主要是为了安置降羌，消解民变，是东汉最后一次屯田。
安定、北地、上郡屯田。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建议将因羌人反抗斗争而内迁的安定、北地、上郡迁还旧地。
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
这就是安定、北地、上郡的屯田。屯田规模似乎较大，但延续时间多长，则不可知。
武都屯田。《后汉书·顺帝纪》中记载，阳嘉三年（134年）十一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驱略人畜”。其中，武都塞上的“屯羌”，应指从事屯田劳动的羌人，“屯官”指屯田机构及其官吏。如果这个解释不错的话，那么武都郡也有屯田，并且有过屯田劳动者联合其他羌人反叛屯田官府的事件。
安定、北地、武都等郡都是羌人聚居区，汉朝在这些地区屯田是为了防范羌人的反抗。当羌人的反抗斗争起来的时候，这些地区的屯田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因此这里的屯田存在的时间不会长久，很可能时断时续。
东汉的屯田几乎都是军事性质的屯田，而管理屯田事务的官吏，也都与军事有关。这些官吏中有将军，有管理少数民族的官吏，也有边郡长吏，以及专职田官等。
东汉甘肃地区的屯田主要由边郡长吏主持，如上文所述，傅燮是汉阳太守。安定、北地等郡的屯田，史料未提及由谁主持，“揆其情形，当亦由太守管理”。居延汉简记载：
十一月丙戌，宣德将军张掖太守苞、长史丞旗，告督邮谓部农都尉官，写移书到肩水视亭市里显见处，令民尽知之商县起察有毋四时言。如所书律令（16·4A）
此简中的“张掖太守苞”，应当是在窦融初到河西时任张掖都尉的史苞，后五郡联合苞迁为张掖太守。东汉自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以来，裁省各个郡的都尉，并职太守，军事、行政都由太守掌管。太守主持屯田，也是因其掌握军队的原因。《后汉书·百官志》中：“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郡丞或长史为太守的副手，地位很高，因为他们掌握兵马，所以能主持屯田。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专职田官“武帝初置”。《后汉书·百官志》云：“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农都尉这个官名在两《汉书》中不多见，居延汉简为农都尉及其属官提供了不少材料。
东汉甘肃地区屯田的劳动者有一般士兵、弛刑和免刑罪人及其家属，还有降羌等。东汉初年的屯田多是用一般士兵从事，这些士兵主要是招募而来，“及王郎起，光武在蓟，郎移檄购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郎”。同时，招募弛刑和免罪人也多起来。例如：“（建武二十一年遣马援分筑烽候，壁垒稍兴，）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后汉书》诸帝纪中屡有减囚徒之罪徙凉州诸地戍守的记载。如：“（永平十七年）秋八月丙寅，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张掖属国，系囚右趾已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诣军营。”“夏四月丙子，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壬子，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诣金城戍。”⑤“冬十月丙辰，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而东汉的弛刑、免罪戍边、诣军营者，有时政府令其“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女子勿输。”可见，政府不仅要求刑徒戍边、屯田，而且要求其携带家属到屯戍地，既防止他们逃亡或叛变，同时又可以增加劳动力，加大了对他们的剥削。
东汉甘肃地区的屯田是整个东汉王朝屯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该地区的屯田对本地区，乃至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该地区的军事屯田巩固了边疆，简省了远途运输。如果没有屯田，边疆戍兵的给养就要从遥远的内地运输，必然加重中原人民的徭役负担。屯田实行之后，戍兵可以自给，这样就节省了转输的劳力，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屯田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1]本节主要参阅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章“东汉西北屯田概述”。
[2]《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3]《后汉书·傅燮列传》。
[4]《后汉书·西羌传》。
[5]《东汉的屯田制》，《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423页。
[6]《后汉书·王霸列传》。
[7]《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应劭《汉官》。
[8]《后汉书·明帝纪》。
[9]⑤《后汉书·章帝纪》。
[10]《后汉书·顺帝纪》。
[11]《后汉书·安帝纪》。
四、畜牧业
两汉之际，全国各地都遭受长期的混乱和兵燹，但河西地区由于窦融等人的经营，社会经济仍呈现繁荣的景象。建武十二年（36年），窦融等离开河西时，“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清正廉洁的姑臧长孔奋单车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报德！’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路上披野的牛羊，以及拟送给孔奋的“牛马器物千万”，都说明其时河西畜牧业的兴盛。经过光武、明帝等东汉初期的经营，凉州各地民间畜牧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时人称当地“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安帝时任尚书的翟酺，年轻“以报舅仇，当徙日南，亡于长安，为卜相工，后牧羊凉州。遇赦还”。翟酺是史书中唯一见于记载的东汉凉州放牧者。
东汉甘肃地区少数民族的畜牧业也很兴盛。我们检索《后汉书·西羌传》中，汉军与反叛的西羌作战后，所报告掳获羌人的牲畜数字，见表5-13。
我们列上表，是想以数字说明，即使在反复动乱和战争中，羌族同胞仍坚持发展畜牧业，以至所畜马牛羊的数量很大，每种都有十数万头匹。
东汉在甘肃的官营牧马呈衰败景象。《后汉书·百官志》载：
又有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
细品上文，似东汉初即已将西汉所设三十六牧师苑皆裁撤，仅保留了汉阳的流马苑，由羽林郎统领。但永元五年（93年）二月，和帝又“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既然到和帝时，凉州还有“诸苑马”可供其省减，则此前在凉州应该拥有不止一处而是多处的牧马苑，或许明帝伐匈奴前恢复了一些牧师苑。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羌豪且冻曾“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陇关，又名大震关，在今清水县东北小陇山，属汉阳郡地。如果《百官志》所言流马苑难以落实其地望的话，似乎小陇山之有马的“苑”可以当之。
西汉凉州地区设有颇多牧师苑，然而到了东汉这一地区却成了羌人造反的战场。整个东汉时期，羌人的武装反抗斗争时起时伏，持续不断。东汉政府却节节败退，曾一度放弃了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地，并将上述郡治徙至三辅境内。在这种情势下，牧师苑显然不可能在西北边郡继续立足。东汉后期，地方军阀和豪强地主的实力迅速膨胀，朝廷对边郡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大量的马匹为军阀和豪强直接掌握，直属朝廷的边郡牧师苑也就更为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了。
两汉相马法得到很大的发展。甘肃等地的牧马者，在长期的牧马生涯中总结和研究相马的经验，相马的准确率日益提高，负有盛名。其中最著名的是杨子阿和曾在北地、天水放牧的马援。杨子阿，西汉成纪人，他到关中向师承有绪的茂陵人丁君都学习相马之术，深得其真传。马援的父亲曾在天水为牧师令，马援喜爱骑马，对相马极有兴趣，他走遍关中、陇西等地，向善于相马者求教，终于在成纪拜师于杨子阿，向其学习相马之术。马援从杨子阿处学到了以骨骼相马的技术，但他不拘于师法，继续求师，并且结合实际，积累了丰富的相马经验，他综合仪氏，中帛氏口齿，谢氏唇，丁氏身中，集诸家骨相法开创了综合相马新法。他把自己的相马法运用于实践之中，发现了许多良马，再用这些良马来改进畜牧的马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流传至今的马援《铜马相法》曰：
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两孔间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马千里。颔下欲深，下唇欲缓。牙欲前向。牙去齿一寸，则四百里；牙剑锋，则千里。目欲满而泽。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长，悬薄欲厚而缓。悬薄，股也。腹下欲平满，汘沟欲深而长，膝本欲起，肘腋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
马援发现，相马之法仅仅靠相马者口传身授，难以普及推广，更难以传之久远。为了把自己的综合相马法传播开来，发展全国的牧马事业，马援南征交阯以后，没收了越人的铜鼓，将其熔化，铸成了一匹具备诸家骨相的马式，这匹铜马式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马援将其献给朝廷，汉光武帝将其置于洛阳宣德殿，成了天下名马的准式。
汉简中也有相马法的残篇，如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简牍第2094号简文云：
乡下说·肠小所，胃肠小者腹下平。脾小所，胃脾小者，听耳寓听。耳欲卑，目欲高，间本四寸六百里。
在《流沙坠简·术数篇》中，王国维对此进行考证，言“右简语多不可解，然细绎之，则《相马法》也”。
1969年在武威雷台东汉墓发现的著名的铜奔马，体型矫健，应该是在吸收当时风行的良马意识、神马传说及名马式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件罕世艺术精品。
[1]《后汉书·窦融列传》。
[2]《后汉书·孔奋列传》。
[3]《后汉书·西羌传》。
[4]《后汉书·翟列传》。
[5]此次战役，《后汉书·西羌传》系于汉安三年，因汉安三年四月改年号为建康，该年四月至十二月为建康元年，而同传建康元年又有“建康元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的记载，实建康元年春即汉安三年春。《资治通鉴》将前一战系于汉安二年，后一战系于建康元年，或司马氏另有材料根据。
[6]《后汉书·和帝纪》。
[7]《后汉书·西羌传》。
[8]《后汉书·马援列传》。
[9]《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五、手工业与商业
东汉时期，随着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社会需要的日益增长，甘肃地区的手工业也在原有规模与技术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手工业
铸造业。由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两汉政府都在甘肃各地推广和使用铁农具。屯垦的铁农具直接由政府提供，广大自耕农所用的铁农具，也由政府组织供应。在敦煌、居延汉简中，有不少“铁器簿”的简文。其中一些小型的铁农具，应该是由当地工匠制造的。作为边塞要地的凉州，兵器的制造是必不可少的。考古发掘以及汉简记载，都发现很多兵器，其中很多是内地制造的，也有些如枪、刀等，应当是由本地工匠制造出来的。甘肃是我国发现铜器最早的地区，铜制品在省内都有所发现。1983年，甘谷县新兴镇柏林沟出土的汉代铜羊顶灯，1972年，甘谷头甲庄出土的铜质东汉扶桑树，都是这一时期甘肃地区铸铜业发展的有力证明。特别是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制俑马仪仗，包括铜马39匹，铜车14辆，以及铜俑45件，件件制作精致，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充分反映出当时铸铜业的高超水平。
纺织业和制革业。中原地区的衣饰以丝麻为主要原料。《后汉书·郡国志》注引郭仲产《秦州志》言：“度汧、陇，无蚕桑。”今甘肃的绝大部分地区，两汉时不能生产丝绸，各种丝绸服饰等皆为内地输入。但甘肃许多地区皆“有麻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白马氐”条言：缯布的生产，是当时农家妇女除农活以外的主要家庭副业。“永初元年（107年），凉州先零种羌反畔，遣车骑将军邓骘讨之。参于徒中使其子俊上书曰：……车骑将军骘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注引杜预《左传注》云：“织纴，织缯布也。”可见凉州百姓男耕女织乃其日常生产活动。汉简中有许多麻布及其制品的记载。在居延破城子遗址、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和敦煌悬泉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麻布及用麻布制作的鞋袜、帽和铠甲衬里。在武威磨嘴子东汉墓中，还发现一件麻质铭旌。以上材料都证明，东汉甘肃地区麻织品的生产非常广泛。甘肃地区畜牧业发达，广大农牧民和戍边士卒甚至官僚贵族平时的穿着更多是羊皮裘等皮革制品。
酿造业。东汉时，凉州各地的酿酒和饮酒的记载，如汉简中“酒四斛”等。“援乃击牛酾酒，劳飨军士。”造酒以外，官府、戍卒、民间还酿造酱、醋等，汉简“酱二斗……醯三斗，敦德尹遣史汜迁奉到”，可以证明。
此外，东汉甘肃地区的造纸业、制盐业、草编业等都有很大发展，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商业贸易
商业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新莽实行抑商政策，接着全国性的反抗斗争和群雄割据，商业受到了很大打击，城市、农村都出现了萧条的局面。东汉政权建立后，商人重新振作起来，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可见，光武帝时，商人已经非常活跃，也很有权势。虽然东汉政府仍推行抑商政策，但商人、商业和商品经济依然不断向前发展。
在全国商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东汉时期甘肃地区的商业贸易也有了进步。
甘肃地区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必经大道——丝绸之路的东段大道，中原和西域的精神和物质文明都是通过这条走廊交流的，所以商业一直比较兴盛。东汉时期，打击北匈奴的胜利，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沿线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上，使者、商人往来不息，还有驻守的军队需要军需品的供应，这些都是甘肃商业发展的推动力。不少西域和中亚、西亚商人进入玉门关后，就急于出售自己的商品，并采购汉朝的商品回去销售。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但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又繁荣了当地商业。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成为西北商路上的重要城市，有大量胡商、胡僧在各城市居住，是中外商人聚集、转运、销售商品的集散地。
陇西“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很早就是重要的商业都市。秦汉时期，无论中原王朝与河西、西域使臣、商贾的往来，还是戍卒徙民之西进，都要经过陇西郡，从而使它变成陇右最大的商货集散地和贸易中心。
武威位于河西走廊东部，因汉军军威至河西而得名。武威城，商贾云集、贸易兴隆，是羌、胡贸易的中心，也是汉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窦融等保据河西，按古时集市贸易，通例为一日三合，即交易三次，今一日四合，足见商业贸易之繁盛。西域诸国的商旅途径武威的络绎不绝，他们用名马、珍奇换取中原的丝绸、麻布、漆器和装饰品。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西部南北交通的“居延古道”（即沿若水河谷至蒙古国浚稽山北麓）与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西域各国商旅、僧侣、学者经张掖到长安等地经商、学习。也有不少商人在张掖用马、骆驼、玉石、裘褐等交换中原的丝织品、菽粟、盐巴及枸杞、大黄等药材。两汉政府在这里设有市令，市平物价“以其质剂而时损益”，加强市场管理。
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汉在河西最早建立的一个郡。酒泉福禄城（今肃州区），地处绝塞，东通华狱，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成为中西交通的要冲，也是西域和中亚、西亚诸国的商贾与中原通商、羌戎各族往来通驿的必经之地。由于交通方便，经济发达，商贾往来频繁，使其成为中西交流的中转站和商业贸易大都会。酒泉许多汉墓出土了大批的丝织品、铜器、玉器以及西域传入的毛褐织物、石榴、葡萄、甜瓜等，表明当地商业之兴盛。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南端，处于中西交通的咽喉要地，是各国使节、商人来往东西的必经之地，是西域南北两道的分合点和西域与中亚商人进入河西的第一站，是古道上的商贾和物资的集散地。这里贸易繁荣，文化艺术发达，是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
汉简中有许多凉州百姓、驻军及其与匈奴、羌戎等民族进行商业活动的记录。最完整而且价值很高的是居延新简中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通过寇恩为候粟君贩卖鱼的事件，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载鱼五千头到觻得”，是一次长途贩运，数量颇大。粟君的五千条鱼，行前估价为“沽出时行钱卌万”，折算每条鱼80钱，实际卖得每条40钱。简文“恩籴大麦二石付业，直六千。又到北部为业卖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反映当时的谷麦价格大体为每石3000钱。“商即出牛一头，黄、特，齿八岁，平贾直六十石。育出牛一头，黑、特，齿五岁，平价直六十石”，以粮价每石3000计，大体每头牛价为18万钱。当时市场上出售的肉多为用于祭祀的腊肉，其价钱用钱计或粮食计，“为业买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每斤肉为300钱。以上诸项，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建武初年，河西物价与以往相比也是很贵的；第二，当时商品经济并不是非常成熟，所以购物可用钱，也可以粮食计，实际上是允许以物易物的存在。
汉简中有许多相互买卖的记录。其中，有边塞驻军购买用品的简文，如：“市记——为苏长买练六为靳奴买布六尺”（EPT52：112）；有不同民族民间贸易的简文，如“五年四月癸未，佐梁买胡人栊板四杖，付御吏夏赏官马下用”（D557）；有禁止少数民族购买铁兵器的文书，如“甲渠言，毋羌人入塞买兵铁器者”（EPT5：149）。
综上所述，东汉甘肃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有所发展，尤其是商业，优越的地理位置，给了河西四郡更大的发展空间，使该地区出现了多个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重镇，为后世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白马氐”条。
[2]《后汉书·庞参列传》。
[3]吴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第246条，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4]《后汉书·马援列传》。
[5]吴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第246条，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6]《后汉书·桓谭列传》。
[7]《史记·货殖列传》。
[8]《甘州府志》。
[9]详见张俊民《〈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经济考略》（《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