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绸之路的开辟
建元三年（前138年）与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中国及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汉书·张骞传》称：“骞还，拜为大行。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苏林注言：“凿，开也。空，通也。骞始开西域道也。”从此以后，汉朝与西域的来往以及与中亚及西方诸国的交流日益密切。古代对这一条由长安出发，横贯亚洲大陆，进而连接欧洲和北非的古老陆上交通线并没有命名。直到188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出版的多卷本名著《中国》（又名《中国亲历旅行记》）才正式将“中国与河间（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
文献和考古材料证明，在张骞之前，中原与西域、欧洲的政治经济往来就已经存在。《逸周书·伊尹朝献》记载，成汤时，伊尹受命，制定四方献令，“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闟耳、贯胸、雕题、离身、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良弓为献”。其中的许多部族就是在西域和中亚地区。他们的贡献与中朝王朝的赏赐，其实就是一种中西贸易。西域的玉石、名马、毛织品等以贡献的名义运来中原，中原的丝绸、铜镜等通过赠送和赏赐的渠道，进入西域，再由他们转销西亚、欧洲各地。于是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中发现了随葬的和田玉器，而古埃及底比斯第21王朝（前1085—前945）女性木乃伊头发上发现了蚕丝纤维的丝束，德国巴登—符腾堡发现了公元前7世纪中国的丝织品，希腊出土了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丝织品。
虽然在先秦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但是由于山川阻隔、路途艰险，以及沿途各国各族分裂战争等人为因素，通行极为困难，东西方之间没有正式通使。直到张骞两次西域之行，才是中原王朝使者第一次亲历西域、中亚，其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于阗等国，探寻和打通了横贯亚洲内陆东西交通的孔道。汉朝领有河西走廊，建立郡县，构筑以长城为主干的军事防御体系和驿传系统，保障了丝绸之路东段沿线的安全和畅通；汉朝清除匈奴对西域的奴役，设置西域都护，在轮台等地屯田，为东西使者和商旅提供了安全和粮食的保证；在张骞以后，汉朝扩大与西亚及更远地区的交往，“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将古代中国与今日之阿富汗、印度、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埃及直至欧洲联系起来。
张骞建立的中原与西域及中亚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他所开通的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政治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本来，西域地区有许多绿洲小国，互不统辖，经常发生摩擦、侵蚀和吞并，不利于当地的发展，更给匈奴分而治之、奴役西域各国提供了方便。汉朝通西域后，沉重地打击了匈奴的势力，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西域各国加深了对汉朝的信任和依赖，从而自愿归附汉朝。汉宣帝时，终于设置西域都护府，对当地实行有效的管理和保护。从此，以今新疆为主的西域地区正式成为中华统一王朝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不仅有助于西域各地的安全、安定和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汉朝的统一和社会进步。
其次，张骞通西域，推动了汉朝与西域及中亚西方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来往于西域的使者以及打着使节旗号的商人相望于道，络绎不绝。中国的丝织品等沿着这条路运往西方，大宛等地的苜蓿、葡萄种植技术，胡桃、石榴、胡萝卜、大蒜、西瓜、骆驼、汗血马等相继传入中原，大大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这种经济交流促进了西域地区及中亚西方的经济发展，当然也对中原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文化上，中原的服饰、梳妆用具、造纸术、礼俗等传入西域，西域的音乐舞蹈、制面食方法、佛教、绘画雕塑艺术、杂技等传入中国，经过各自的吸收和融合，使西域各国和中华文化更为绚烂多彩。
第三，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是一条和平往来的友谊之路。在这条由丝绸结成的纽带两侧，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古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等，丝绸之路使古中国文明与这些文明联系在一起，相互碰撞和交融，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原王朝沿着丝路对外开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强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西北边疆与内地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联系，推动了中国和西方各自的进步和发展，使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
[1]（清）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卷7“王会第五十九”附。
[2]屠恒贤、张实：《商周时期丝绸的外传》，《东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史记·大宛列传》，本节以下凡引该传不再加注。
二、甘肃的丝路通道
秦汉王朝设置修筑了由都城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并且在沿途每隔一定距离就设置一个驿站，用以为公务或商务往来的人员提供食宿以及运输工具，同时传递官府及军事文书。经过长期建设，从都城长安，向东、西、南、北等各个方向构成了蛛网般的驿路。这种邮驿之路，在西部就是丝绸之路。
绵亘7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其基本走向形成于汉代。汉代丝绸之路的主干线，由都城长安出发，越陇山至陇西高原，通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由河西走廊西端入西域。西域地区的丝绸之路，在西汉大体有南北两条道路。南道指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东西通道。自阳关起，经白龙堆沙漠南缘，到鄯善（楼兰，今新疆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新疆民丰）、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越葱岭（今帕米尔），向西或向西南，可到达大夏（今阿富汗）、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一带），最后可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北道从玉门关向西，经哈顺沙漠南缘，到达车师国（今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沿天山南麓向西南，经危须（今新疆和硕）、焉耆、渠犁（今新疆库尔勒）、龟兹（今新疆库车）。再往西，有两个岔道，一条西行过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出拔达岭（今别叠里山口）到乌孙首府赤谷城，再向西过阗池南，沿纳林河向西到塔拉斯河中游的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另一条岔道由龟兹西南行，到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越葱岭上的休循到大宛（今费尔干纳）。东汉时，经过与匈奴的多次交战，迫使北匈奴西迁，汉朝又开辟了新北道，即由玉门关西北行，过莫延碛沙漠北缘到伊吾，再向西北行，到蒲类、车师后部（北庭），西通乌孙。
学界通常将今新疆境内的丝路称为丝绸之路中段，自长安至西域间的线路称为丝绸之路东段。丝路东段主要部分在今甘肃境，有1600多公里。东段的丝路，由于要跨越横亘于今甘肃东中部的陇山与黄河，而分歧较多。主要有三条线，一条向西，越陇山转向西南，经冀、狄道西去的南线；一条向西北，越六盘山西去，再越黄河到河西的中线；一条向北，由北地向高平（今宁夏固原）的北线。
南线，是由长安沿渭河向西，在虢县（今宝鸡东）境转入汧河沿岸向西稍北行，经汧县（今陕西陇县），由汧河上游登小陇山（又称关山），到这里有两条西行线路。向南，越过关山，就到了陇县（今张家川）境，沿东亭水（又名清水，今名牛头河）向北，至渭水河谷西行，经上邽（今天水秦城区）、冀（今甘谷南）、首阳（今渭源东北），到陇西郡治狄道（今临洮）。这一段路，除翻越关山很艰难以外，其他路段都比较易行。秦始皇三十七年巡视陇西后回程由西向东走的就是这一条线。由狄道向西经令居（今永登），再向西，可以越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或者在金城（今兰州西固境）渡黄河，经由浩亹（今永登河桥镇），渡浩亹水（今大通河），入湟水河谷，在今西宁市转向北，经大斗拔谷（扁都口）越祁连山入河西走廊西去。或沿湟水继续西行，越日月山，经青海湖北缘，沿祁连山南麓和柴达木盆地北缘，越阿尔金山的噶当斯山口（约在今索尔库里），进入西域鄯善地区。或者在宗马湖东侧转向北，到敦煌，与河西丝路干道相合。这条道路被张骞称为羌中道，今人称青海道。在汧水上游也可以由关山向西北行，经今宁夏泾源县，越陇山（六盘山）至阿阳（今静宁），沿祖厉河向西北行，至鹑阴口附近的渡口过黄河，向西进入河西走廊。中线由长安出发，大体沿泾水西行。居延新简EPT59：582为几组新莽时期驿路简，就是自关中沿泾水至陇西，再到河西走廊驿路的简文，简文共4组，其中前2组为长安至高平的驿路。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置卅五里，置至好止七十五里，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第一组简涉及的地名，都在今陕西境。由长安出发，西行至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又西行至置（今陕西礼泉境），再至好止（“止”当为“畤”之别字，在今陕西乾县东），又行至义置。其西一段驿路缺失。
第二组简文涉及的地名，在今甘肃、宁夏境，汉时属安定郡。其中的地名颇难解读，主要问题是，按一般解释，月氏在今宁夏隆德境，乌氏在今固原东南，泾阳在今平凉崆峒区西北40里安国乡油房庄，平林置在今泾源县六盘山镇北的瓦亭，高平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其路线为西—东北—东—西—北，弯来绕去，不合常理。况且其他组简所述路线皆为自东向西，而此简不应自西向东。如果排除该组文字误抄的可能，那么我们不得不考虑西汉后期出现了县治移动的可能。诸地名中可以确定今地的是泾阳、平林和高平两个地名。一汉里约当今0.83市里，那么，乌氏可能在此前已移至今平凉城，月氏移至今崆峒区四十里铺。这样驿路就可以与第一组接上，由义置北行至漆（今彬县）沿泾水河谷转向西，入今甘肃境，经安定（今泾川）、月氏、乌氏、泾阳（今崆峒区油房庄），向西到平林置，转向北到高平。再由高平向西，在某地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
北线，是由长安向北，经云阳、旬邑向北，进入陇东，转而西至高平（今宁夏固原），再向东南越大陇山（今六盘山）入陇西郡境，再渡黄河去河西走廊。或由高平沿乌水（今清水河谷）向西北，在灵武（今宁夏青铜峡市西北）或廉县（今宁夏银川市）渡过黄河，沿卑移山（今贺兰山）东麓北行，再转向西至居延泽，再南向至武威，或西向至张掖。这一路线，就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霍去病西征河西走廊的路线。更始帝时，班彪由长安至安定走了其最初的一段。其《北征赋》言：
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登鄣隧而遥望兮，聊须臾以婆娑。闵獯鬻之猾夏兮，吊尉卭于朝那。……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
赋中长都指长安；瓠谷在长安西北今陕西泾阳县境；云门指云阳县之门，在今陕西淳化西北；陵岗指今陕甘交界处东西行的子午岭；郇邠之邑乡，指郇邑县境的邠（豳）乡，在今甘肃宁县南；义渠城在今宁县西北；泥阳在今宁县东；彭阳在今镇原东；安定县在今泾川水泉寺村；朝那在今宁夏彭阳；高平，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班彪所行路线大体是由长安向北，经云阳、旬邑、宁县，至此转道东去泥阳探望班氏庙，后又西行，过泾川、彭阳，到安定郡治高平。
丝绸之路东段河西道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总长约1000公里，是丝绸之路东段最关键亦最便捷的一段交通干线。
居延新简EPT59：582第三、第四组为由媪围渡黄河到河西的驿路简。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里九十里，里至次九十里，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池五十里。
第三组简文是由陇西北境渡黄河，沿腾格里沙漠南缘，至姑臧南的一段驿路。媪围在今景泰县芦阳镇附近，东濒黄河，北临长城，是联结安定郡鹑阴县（今靖远县）的河西第一站。此居延置似乎不在居延县（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因县与该组简所述诸地相距太远，难以解释。若按里程算，此居延置应在今古浪县新堡一带。里肯定不是觻得，既在居延置西九十里，当在今古浪县民权附近。次即揟次，县治在今古浪县土门镇西。小张掖，乃相对于张掖郡而称张掖县，在今凉州区南谢河乡武家寨子。不知为何驿路到揟次以后，要拐向南去小张掖。从敦煌悬泉置河西驿路简第一栏看，也许小张掖是至姑臧必经的邮路。以第二简所缺部分补充出来，与本简所述驿路相接，应是由高平向西，经祖厉（今靖远县平滩堡），到鹑阴，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继续西向，一直到小张掖。
第四组简是由武威郡至张掖郡的驿路。删丹在今山丹县城，日勒在今山丹东南百余里，钧耆一名，在霍去病第二次出征河西时即已出现，学者对其今地歧见颇大。吴礽骧认为，钧耆水可能是弱水或其某一支流的匈奴语译音，钧耆置约在今弱水南岸山丹县东乐乡十里堡一带。①屋兰在今甘州区东约40里碱滩乡东古城村，池或即氐池在今甘州区东南2公里之梁家墩村。驿路不可思议地在今张掖市东部，自西向东，又向西，再向东南。为何如此？或者当时为军政需要设置了这样弯曲的线路。
敦煌悬泉置 Ⅱ0214①：130牍是关于河西驿路的3组文字：
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A第一栏）
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A第二栏）
①吴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简帛研究二〇〇一》（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A第三栏）
据何双全说，简文之前缺失一简，可能是记仓松以东的里程。对简中涉及的地名，郝树声进行了考证，以下所释前两简，即依其考证为准。
第一栏，仓松在今天祝县安远镇，鸾鸟在今古浪县以北小桥堡一带，小张掖在今凉州区南谢家河乡武家寨子，姑臧在今凉州区，显美在今凉州区西北之丰乐堡。这是一段在今武威市境内大体沿着今兰新铁路由东向西的驿路。其西缺番禾、骊靬二县的驿路及驿站。
第二栏，池即氐池，在今甘州区东南2公里左右的梁家墩村，觻得在今甘州区西北黑水国遗址北城，昭武在今临泽县东北鸭暖乡昭武村一带，祁连置在今蓼泉乡双泉堡，表是为酒泉郡属县，在今高台县黑泉乡定安村。本简所记是张掖郡境内由东向西，入酒泉郡的驿路和驿站。其西缺乐涫、绥弥、禄福、天诸县的驿路及驿站。
第三栏，吴礽骧的考释认为，汉代之玉门，当在今玉门市赤金堡一带；沙头，当在今玉门市玉门镇古城子一带；乾齐，当在今玉门市黄闸湾乡境内，或即今疏勒河支流——西黄花营河口的八家庄一带；渊泉，其方位当在今安西县三道沟镇四道沟一带。这是叙述酒泉郡至敦煌郡境内驿路与驿站的简，由渊泉向西，出玉门关或阳关，与丝绸之路中段相接。
上述资料表明，西汉关陇河西的丝绸之路有多条而非一条，各条线路平行、互通或交错，形成了东西走向的立体交通网。
[1]陇山有古陇山与今陇山之别，今陇山是古陇山的一部分，而古陇山包括今陇山和六盘山。大陇山相当于今六盘山，小陇山相当于今陇山。（刘满：《秦汉陇山道考述》，《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2]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96页。
[3]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侯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称：“疑有脱字，当为义渠。”按，汉义渠县治在宁县北，距好有100多公里，里程不符，此义置当为好以北的一个驿置。
[4]原名什字路镇，新改名。
[5]以上三简出自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6]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侯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
[7]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续）》，《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
[8]详见《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简帛研究二〇〇一》（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三、保障丝路畅通的甘肃邮驿系统
邮驿也称驿传，是国家兴办的通讯和接待系统。具体说，就是在水陆交通线上，每隔一定距离修置一所馆舍，在其中配备一定数量的客房、伙食和出行的车马、船只，以及专门的差役人员，兼有现代军队系统兵站和地方政府招待所以及邮政和机要通讯站的功能。西域各国来汉的使节或商贸人员、各级官府人员公务出行，就在馆舍中食宿，以馆中的车马船舶送到下一个驿站。政府和军队的公文信件奏报，也由驿站一站一站地转相传递。当初，霍去病接受匈奴浑邪王投降后，就利用了邮驿系统，“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甘肃地区的邮驿系统，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邮驿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时代，为了满足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就有了邮驿的设置。周代邮驿得到普遍应用，设有“遗人”“野庐氏”等官专司其事。秦汉时期，为巩固多民族专制国家的统一，加强各地区之间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的联系，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完善的邮驿制度。由于汉代甘肃地区军务繁杂，又处于丝绸之路东段交通孔道，邮驿更为繁忙，汉代简牍中留有许多相关材料。
西汉由丞相府总领全国的邮驿事务。典属国（后改为大鸿胪）及其属官行人令则是实际的全国邮驿机关的首脑，九卿中的卫尉、大鸿胪（景帝时称大行令）也与邮传有密切关系。此外，兼管邮驿事务的还有御史大夫，主要是通过巡行和对使用邮传的使者发放“封传”进行监察。
地方邮驿管理为郡、县两级制，均由太守、县令掌管，但具体主管文书的属吏是令史，公文的经办人是郡县内分管某科事务的属曹。各郡国都分设诸部督邮掌管邮驿事务。在驿道所经之地，设有专门官吏主持其事。
汉代邮驿系统随着集权的强化和边域的开拓而变得更为完备。基层的邮驿机构，可分为邮、传、驿、置、亭等。“大致以车送称为传，步递称为邮，马递称驿，驿传中间停驻之站称为置，步递停留之处称为亭。”
驿置是功能较为齐全的基层邮驿机构，长官为丞，丞下设有仓、厨、厩、置四啬夫，佐为吏员，基层则有传舍啬、邮书、邮人等，有马数匹或数十匹，构成了一个不同于地方行政系统的邮传管理系统。邮人一般由编户之民充任，负责传递文书，免除其徭役和一定的赋税。而在甘肃边地，则多为戍卒担任。
邮为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可供人止宿，郡县各行政组织间的文书、上封事、奏疏均可用邮；它与亭、传、置、驿并为大道上有关交通的设置，且往往重叠于一处互相通用。
传置。传就是传递，是以交通线上适当设置的驿站来替换车马的意思，同时又把这种替换车马的地点叫做传。因为替换车马需要停下一次，因此这个地点也叫做置。两者连称传置。“行则驿车（骑），止则传舍”，所以传亦可称作驿，或传舍连称。
驿，来源于传舍。驿有驿马，也称传马，这些马都是官马。驿站里还有马厩，备有鞍勒，并同时供应食宿，公差官吏、邮递往返，皆可使用。士卒因公、因私，家属探亲往返，出资后也可利用传舍为落脚处。
驿与驿之间或不设驿的一般道路上，则由主察奸盗的亭兼管文书传递，称邮亭。亭在汉代是兼有传烽报警、邮驿、治安与经济管理等多种职能的机构。
邮、驿、亭、传、置可以互称，它们的差别主要是职能和设置距离以及传递方式的不同。邮、亭均具有邮传机构与专政机构两方面的职能，而传、驿则主要是邮递性质的机构。邮驿的设置距离，古籍所载各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为吕后二年（前186年）关于置邮驿间距的规定条文，云：
十里置一邮。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水，廿里一邮。……畏害及近边不可置邮者，令门亭卒、捕盗行之。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地险狭不可邮者，得进退就便处。
其中，明确规定，在北地、上郡和陇西3郡为每30里置1邮，比内地各邮间的距离为大。从居延汉简和悬泉汉简中的驿置道里简可以知道，甘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其邮驿的间距，短则50里，长则90多里。
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汉代悬泉置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汉代邮驿机构。该遗址位于今敦煌与安西两市县交界处，遗址南傍三危山的余脉火焰山，北临北沙窝盐碱滩，再向北就是汉长城和疏勒河，东南方入悬泉谷通悬泉水，西北面为戈壁滩。敦煌郡当时设厩置9所，包括鱼离置、遮要置、龙勒置、广至置、效谷置、冥安置、渊泉置等。悬泉置为其中之一，在当时属敦煌郡效谷县。该置设于西域通往中原的丝绸之路主干线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遗址面积2.25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清理了悬泉置坞堡院内外的全部建筑遗址，发现了坞堡及坞堡内外不同时期的房址共27间。坞院50米见方，门东向，西南角向主体外突出一30米见方的马厩区。清理灰坑10余座，发掘出自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的有字简牍2.3万余枚，帛书、纸文书和各种遗物数万件。这些简牍有大量涉及驿置职能的各种簿籍，如车簿、食簿、道里簿、日作簿、车马名籍、戍卒名籍、家属名籍、刑徒名籍、驿卒名籍以及帛书，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汉代驿置的职能与功用，极为宝贵。根据简牍资料分析，悬泉置有官卒徒御37或47人，有传马40匹左右，传车少时6乘，多时15乘。
汉代邮书的传递，就其所用的交通工具而言可分为步递、马递、车递和船递，而以前三种最普遍。其具体方式，又可分为“以邮行”、“以次行”、“以亭行”、“驰行”和“轻足行”等。“以邮行”就是通过邮亭传递的文书。这些文书一般是传送距离较远的重要文书，在甘肃等地多以驿马、传马传递。“驰行”是用车马快速传递，而以吏乘快马传递的又叫做“吏马驰行”，多用于边郡紧急文书。传马和驿马在传递文书时按官职高低、任务轻重和时间缓迫分为不同的等级：四马高足（好马）称“置传”，四马中足称“驰传”，四马下足称“乘传”，一车二马的为“轺传”，急事骑一马称“乘”。在个别情况下，传车马匹可超过规定，最多的达七乘传。使用驿传需持政府颁发的一尺五寸长的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车马的等级。“以次行”就是以侯官或候长所居传递，这种文书或许是都尉府通告各侯官、侯官通告各候长的文书，并非各隧亭都要停留。“以次行”所投递的文书，一般多以人步行投送。“以亭行”的文书则系都尉府、侯官、候长通告各亭的文书，故依亭逐个传递。这类文书传送的距离较近，一般也以人步行投送。“以轻足行”即用善于行走者步行传递，只适用于近距离传递。
汉代边郡烽燧间的文书往来，多采用“以邮行”、“以次行”和“以亭行”进行传递。经由悬泉置传递的邮件往往非常重要，如悬泉 Ⅱ0113③：65简所记邮件“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是长罗侯常惠和解忧公主给朝廷的书信。Ⅱ0112②：119简“出西书一封，廷尉章。诣西域骑都尉。二月戊子日下时受鱼离嗇夫，即时立行”，是廷尉发给西域都护的紧急文书，悬泉置在傍晚接到传来的文书后立即出动人员向西传递。
邮件的检署，即封检题署。检又分书牍之检和封囊之检两种，二者大小、形制不尽相同，但均有刻齿和封泥，用绳子绑束后盖印。
检上所题之字谓之署。封检题署分为文书与实物两大类，封检内容主要有5个方面：（1）署收件者机构、职官、名姓等以标明收件者，私人信件同时还署有寄件者；（2）根据邮件的主次缓急及客观需要，标明传递方式；（3）记录寄件者与收件时间、送件人以供查核；（4）标明被封缄文书的类别；（5）标明被封缄实物的类别、数量和所有者。
每个汉代邮驿系统中严格的“邮书课”制度有详细规定，不按规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处罚。
文书传递到驿置并互相交接都有详细而认真的登记，称出入邮书简。如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一个木牍，其文云：
出东书八封，板檄四，杨檄三。四封太守章：一封诣左冯翊，一封诣右扶风，一封诣河东太守府，一封诣酒泉府。一封敦煌长印，诣鱼泽候。二封水长印，诣东部水。一封杨建私印，诣冥安。板檄四，太守章：一檄诣宜禾都尉，一檄诣益广候，一檄诣广校候，一檄诣屋兰候。一杨檄敦煌长印，诣都史张卿。一杨檄郭尊印，诣广至。一杨檄龙勒长印，诣都史张卿。九月丁亥日下时，临泉禁付石靡卒辟非。（V1611③：308）
就是某年九月丁亥日傍晚时分登记的由东传送向西的8封邮件的交接记录。
汉代邮驿系统已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当时的驿传效率很高。西汉时，从金城（今兰州西固区北）到长安，紧急公文的往返只需7天。东汉时，奉天子玺书使者三骑行，一昼夜可达千里。这就大大便利了政令的传达和各地的联系，起到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效能。驿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于人民的往来和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和都市的繁荣，这对开阔眼界、统一信念、加强全国文化的统一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汉朝势力的向外发展，朝廷把国防设施和交通邮递结合起来，加强了边塞地区的国防建设。张骞通西域后，酒泉亭障展筑到玉门，后又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后直到东汉，这一带地区仍是“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邮驿制度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有利于国防，也对汉族与边疆各族以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汉代的邮驿系统仍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其一，严格的关防制度，妨碍和限制了正常的信息传递与物资交流；其二，传车供应的等级限制，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的社会意义；其三，各级官吏把邮传机构作为贪赃枉法、剥削百姓的手段，抵消和降低了邮传的积极作用；其四，过多的人员接待和输送任务加重了地方百姓的经济和劳役负担。
[1]《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2]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456页。
[3]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4]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5]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18页。
[6]《韩非子·势难》《汉官旧仪》《后汉书·舆服志》《后汉书·和帝纪》中有“五十里一置”“五里一邮，邮间相距二里半”“驿马三十里一置”“十里一置，五十里一候”等多种说法。
[7]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张德芳：《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附录。
[9]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7、318页。
[10]李均明：《封检题署考略》，《文物》1990年第10期。
[11]《后汉书·西域传》。
四、经济、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汉朝与西方人员的来往大增。张骞第二次出使返汉时，“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河西设郡后，汉“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批）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仿）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些东西来往的使者、商贾和其他人员来往都要经过甘肃。
居延和悬泉置遗址发现了大量使节往来及西域使者接待的简牍。汉朝来往西域人员的接待，零星的如悬泉Ⅰ0112③：30简“以食使大宛车骑将军长史”，是接待一位出使大宛国的武官。Ⅰ0111②：99简“行事昆弟家戊校候致君当从西方来。谨侍给法所当得，毋令有谴……”是接待从西域东行的戊校官员的。Ⅱ0114④：338“甘露二年四月甲寅朔庚辰……遣浩亹亭长桼贺，以诏书送施刑伊循”，是向西域屯田所押送弛刑人员的。在西域历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也有经过甘肃的记录。Ⅱ0214：298简：“悬泉置度侍少主长罗侯用吏。”少主名相夫，元康二年（前64年）宣帝决定以其下嫁乌孙太子元贵靡，到敦煌后，因乌孙政治形势突变，而被召回长安。但汉简却保留了她到敦煌的记录。Ⅰ0112③：61～78简《过长罗侯费用簿》，是元康五年（前61年）接待出使乌孙的长罗侯常惠及其随从154人、弛刑士300人的食物账单，总共花费了酒20石、羊5只、鱼20条、鸡10只、牛肉180斤、豉3石、米48石、用于治羮的粟4斗。Ⅴ1311④：82简是甘露二年（前52年）接待破羌将军辛武贤和下嫁乌孙昆莫的解忧公主侍者冯嫽的记录，“……乐官（涫）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当时冯嫽被汉宣帝任为持节使者，排除乌孙即将发生的动乱，稳定了西域，名垂青史。Ⅴ1412③：100是甘露三年（前51年）十月接待年老的解忧公主返汉的记录，“……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人、从者……”
接待西域使者及其他人员的。如悬泉Ⅰ0309③：97简：“客大月氏、大宛、踈（疏）勒、于阗、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是接待西域七国使者的。Ⅰ0116②：15简：“以食守属孟敞送自来鄯善王副使者卢匿等，再食，西。”是接送返回的鄯善王使者的。居延新简1301简：“神爵二年十一癸卯朔乙丑……送日逐王乘至冥安……”日逐王是匈奴在西域的王。甚至当西域都护杀死危害西域安全的楼兰王时，其头颅也是经由敦煌转送长安的，居延简303·8“诏夷虏候章发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留卒十人，女译二人，留守证”。由西域各国来汉的人员数量很大，当他们回程时，汉朝往往有相当职级的官员礼送其出境，不少是集体转送。如Ⅱ0113③：122简：“五凤四年（前54年）六月丙寅，使主客散骑光禄大夫田扶韦制诏御史曰：使云中太守安国、故未央仓龙卫司马苏武彊，使送车师王、乌孙诸国客，与军候周充国载先俱，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客人中最尊贵者是国王，故派二千石的云中太守陪送。Ⅰ0309③：134简：“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这一批竟然有1074人，其中有西域国王、官员及随从。西域商贾常以使节为名来汉。成帝时，罽宾国声称要派使者来汉献物，杜钦向大将军王凤揭发说：罽宾“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有的西域人零星来汉。敦煌边塞698简：“知何国胡一男，取亭东。”就是一位西域人入境的记录。
汉代商品经济发达，“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西域诸国物产丰富，有许多汉朝人闻所未闻的珍贵物品。如大宛“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多玉石”。安息有“蒲陶酒”。条支“有大鸟，卵如瓮。国善眩”。西域一些国家又一向具有经商的传统，安息“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大夏“与大宛同俗。善贾市。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张骞在大夏时，就见到过商人从数千里外的汉朝西南地区贩来的“邛竹杖、蜀布”。“蛮夷俗贪汉财物”，丝绸之路开通，中原地区的商人遂将其贸易活动扩展到西域，而西域商人也充分利用良好机遇，与汉朝进行经贸往来。这些贸易“多以政治使节之名，行丝绸贸易之实”。《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康居慢待汉朝使者，却又派子入侍并贡献，都护郭舜揭露其实质，说：“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朝廷也派出使者到西域甚至大宛以西诸国搜求各种珍奇物品，《史记·大宛列传》称：“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汉朝使者在给西域诸国赏赐朝廷丝绸等物品的同时，还往往侵吞官物在沿线及西域出售，以谋私利。《史记·大宛列传》称：“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后汉书·马援传》言：“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指出西域商人每到一处就停下来做买卖。处于丝绸之路东段主干线上的甘肃地区得风气之先，西域商人运进关内的西域商品，在河陇各地销售或易物，再买了当地的物品去内地或返回西域，推动了甘肃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丝绸之路，西域的许多珍奇物品传到甘肃和内地。《汉书·西域传》赞称，武帝“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葡萄和苜蓿最早是从大宛国传入的。“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天子的离宫别馆都在长安以外，包括甘肃东部诸郡，颜师古注称：“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秦州记》言“秦野多蒲萄”。《千金翼方》卷4言：“葡萄……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胡豆又名戎菽，就是蚕豆。《齐民要术》卷2引《本草经》称“张骞使外国，得胡豆”。居延简310·2“胡豆四石七豆”，说明当时居延地区胡豆较多。还有胡麻（芝麻）、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胡荽（香荽）、胡萝卜等，据称都是张骞从西域引进的，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汉朝居民的生活。
由西域输来的还有动物、皮毛、玉石等。乌孙一再向汉朝献马，甚至以马为迎娶汉公主的聘礼，“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大）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大宛天马就是汗血马。悬泉Ⅱ0115④：37简是元平元年（前74年）十一月，朝廷派人到敦煌郡迎天马的记录。悬泉简中西域进贡骆驼的记载颇多。如Ⅰ0309③：20简“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献橐佗六匹……”还有向汉朝献珍稀白骆驼的，而且是公母搭配。Ⅱ0216②：877～883简《康居王使者册》言：“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于是河西地区就有了骆驼，居延新简EPT48：72“家请橐佗”，就是一例。安息王“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大鸟即鸵鸟，眩人是魔术师。“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河田的玉石就这样大量输入河陇及内地。罽宾国产的“璧流离”也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史树青先生考证指出，流离就是玻璃。兰州、武威、酒泉汉墓都出土有玻璃耳珰，说明当时玻璃已传到甘肃。
西域的乐器和音乐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汉地。《晋书·乐志下》言：“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佛教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来中原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
汉朝通过丝绸之路输往西域的，主要是丝、丝织品。西域本不产丝，《史记·大宛列传》称：“其地皆无丝、漆。”汉朝给西域赠送或赏赐的物品皆以丝及丝织品为主。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王来朝，宣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西域有汉地商人在做丝绸生意。如尼雅出土的佉卢文书言：“对苏吉多要加以阻止。目前并无秦人经商来此，故关于丝的债务不能进行调查……当商人到达时，则要进行调查。”汉简记载，河西虽不养蚕，却有较多丝及丝织品，如糸（丝）、絮（丝棉）、帛、缣、练、缯等。居延简203·45称“五练，袭一领，表里用帛一匹，糸絮”，五练是丝织品，后边讲的是制作一套（袭）棉衣以帛为里子和面子，中间填的是丝绵。居延新简EPT43：41“帛一匹留官，余帛一丈五尺五寸，一丈亖尺。”EPT27：10“夏侯谭二月禄布三丈六尺、帛二丈六尺，三月壬午自取。卩”敦煌烽燧1383简甚至有“出牛车转绢”语，可见当地丝绸之多。河西人穿的有丝绸，官府存有帛，官吏的俸禄计发帛，市场上也有丝及丝织品出售。EPT8：25“恩买布一匹，直四百以上；复买白缣二”，就是购买丝织品的记录。途经河西的西域商贾，在当地采购了丝、絮及丝织品运回去销售。
中国的冶铁、铁器制作、灌溉、打井技术也传到西域。《汉书·西域传上》：“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汉朝的水利灌溉和凿井技术也经由河西传到西域。《水经注》卷2载：“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考古学者称，在米兰（今新疆若羌境）发现的汉代水闸和渠道遗址，就是索劢屯田修渠的遗迹。汉武帝时，李广利率大军包围大宛城，截断城外水源，想使城内因无水而投降，在危急之时，汉人教授大宛人掘井技术，以抗拒汉军的包围。“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
横贯全境、占丝绸之路东段绝大部分的甘肃，在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维护、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又推动了沿线各地各国的发展。正如季羡林先生指出的：“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稍有历史知识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它实际上是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沿途各国、对我们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影响既广且深。倘若没有这样一条路，这些国家今天发展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简直无法想象。”
[1]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8～149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11页。
[3]《汉书·西域传上》。
[4]《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5]《史记·货殖列传》。
[6]张荣芳：《西汉屯田与“丝绸之路”》，《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7]《汉书·西域传上》。
[8]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95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15页。
[10]史树青：《“陆离”新解》，《文史》第11集，中华书局，1981年。
[11]《汉书·西域传下》。
[12]转引自安作璋《两汉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1979年）第131页。
[13]李并成认为，汉代河西有养蚕织丝业，见《古代河西走廊蚕丝织业考》（《西北史研究》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其理由似不够充分，故不取。
[14]《史记·李广利列传》。
[15]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