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开发
西汉对甘肃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开发措施，并相应建立了一套地方职官系统，加强在甘肃地区的军事屯田，实施了移民充边，发展编户农业，成就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繁盛景象。丝绸之路的开辟，推动了甘肃及沿线各地各国的经济贸易和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一、对秦旧有郡县的沿革
行政建制是政治开发的重要手段。公元前205年，汉高祖占领原项羽所封雍国，领有原秦朝陇西、北地二郡后，仍在原地设此二郡。西汉213年以及新莽15年间，在与北方匈奴和南方西南夷的斗争中，随着王朝统治区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郡县数随之猛增。在甘肃地区，先于河西走廊设置酒泉、张掖郡，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因北地、陇西郡辖境太大，将北地郡南部地区划分出来，设置了安定郡（辖境包括今甘肃省东部、宁夏南部，以及内蒙古腾格里沙漠一部分），将陇西郡的北部划分出来，设置了天水郡。不久，在平定西南夷以后，在陇南设置武都郡。始元六年（前81年），汉昭帝从天水、陇西、张掖3郡各分出两个县设立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市至青海西宁、海东等地区）。（见表3-1）。《汉书·地理志》记载，到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在今甘肃地区设有10郡，下辖115县、10道（县一级，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
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保证王朝政令的贯彻执行，以及对郡国大吏的监督，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将全国正式划分为13个监察区——州，称13刺史部，每州各以1名刺史，专事定期巡察。甘肃境内的陇西、酒泉、敦煌、天水、安定诸郡属凉州刺史部，武都郡属益州刺史部，北地郡属朔方刺史部。
西汉在今甘肃境内的郡县，主要以自然形势和军事、政治需要而置。河西走廊的郡县，大体以河流绿洲为单位而设。如武威郡置于石羊河流域，张掖郡置于黑河流域，酒泉郡和敦煌郡分置于疏勒河流域东西部。河西4郡所辖30余县，则在各个绿洲依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军事、交通的作用而置，郡县治所必是交通便利、水草丰富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优越，同时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祁连山以北分布的诸郡县，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而沿黑河干流的郡县，则是交通河套地区和蒙古高原、保护河西走廊北境安全的屏障。
西汉在甘肃境内的郡县设置，基本上奠定了以后甘肃境内行政区划的基础。西汉时期的甘肃，除了今甘南地区仍为羌人活动地区外，其余都设置了郡县，由朝廷直接委派官吏管理。王莽当政时，更改了许多郡县名称，但没有增减郡县数量。
以下主要依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对西汉甘肃地区秦旧有郡县与析置的郡县分别加以考察和说明。
陇西郡。西汉沿置秦郡，王莽时改称厌戎。治狄道，下辖11县道。平帝时，有53964户，236824人。县道情况见表3-2。
西汉陇西郡辖11个县道，故城均在今甘肃省境内。其中原秦时的冀县、成纪县、绵诸道原属陇西郡，后划归天水郡。枹罕县、榆中县，原为陇西郡所辖，后划入金城郡。狄道、临洮、西为秦县，安故、氐道、羌道为秦县或汉初设县。西汉新置的县道为：首阳、予道、大夏、襄武。氐道，系因境内为氐人聚居地而名。首阳，因境内有传为伯夷、叔齐饿死之首阳山而名。《水经注》卷17《渭水》注“渭水出首阳县首阳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鸟鼠山西北”。予道之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出现一次，不见其他记载。《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言：“予道县，属陇西郡。治所当在今甘肃洮河流域。东汉废。”释文中“县”字显系误衍，断其在洮河流域似有道理。大夏，系因境内有河流名大夏，而以之名县。大夏县的设置，说明汉朝的控制区已达洮河以南。羌道，当因境内为羌人居住区而名。陇西郡有铁官、盐官。
汉简中发现的陇西郡予道县有高堂里。
北地郡。沿袭秦制，王莽时期改称威成。郡秦时治义渠，汉代治马领，治在今庆城县西北马岭镇。下设19个县道，即马领、直路、灵武、富平、灵州、眗衍、方渠、除道、五街、鹑孤、归德、回获、略畔、泥阳、郁郅、义渠道、弋居、大要、廉。除3个县道地点无考外，有8个县道故城在今甘肃省境内，其余县道在今宁夏境内。平帝时，有64461户，210688人。见表3-3。
秦朝北地郡属泾阳县、阴密县，汉朝均划归安定郡。西汉新置的县道有：马领、方渠、除道、五街、鹑孤、回获、略畔、戈居、大要。马领，系因其川似马颈而得名。有牧师苑官驻郁郅县。有盐官驻弋居县。汉简中发现的北地郡泥阳县有长宁里。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设置，王莽时改称填（zhèn）戎。郡治平襄，下设16个县道，故城均在今甘肃省境。平帝时，有60370户，261348人。见表3-4。
天水郡名的来历，古代有两种说法。一见《水经注·渭水》：“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二见南朝郭仲产《秦州地志》：“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名云。”郦道元的说法，有张冠李戴之嫌。因为西汉时，上邽属陇西郡，不属天水郡。汉武帝怎么可能用另一郡的特异湖水来给新郡冠名？郭仲产的说法，也有问题。查上引文见于《汉书》颜注所引。《艺文类聚》卷9的录文称：“《秦州记》曰：武都山前有湖，冬夏无增减。义煕初，有白龙于此湖升天。”似记载天水郡移治于上邽（今天水麦积区）以后的事，而西汉时郡治平襄，与此湖当无涉。马建营撰文，根据在西汉水上游地区的礼县秦西垂之地大量出土先秦器物上的“天水”铭文，认为天水之名，应始于秦代，命名者是秦人，不是汉武帝；所称之“水”即西汉水，不是天水湖。此说可供参考。平襄，故为襄戎邑，平之，因以名县。罕幵，破罕幵羌，安置该族于此，遂以名县。勇士，据颜师古注，县本名勇士，隋朝初年，因避太子杨勇名讳，改称健士。
安定郡。元鼎三年（前114年）析北地郡设置。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下设21个县道，即高平、复累、安俾、抚夷、朝那、泾阳、临泾、卤、乌氏、阴密、安定、参、三水、阴槃、安武、祖厉、爰得、眴卷、彭阳、鹑阴、月氏道。除3个县地点无考外，有12个县故城在今甘肃省境。平帝时，有42725户，143294人。见表3-5。
三水县有盐官。
[1]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16页。
[2]本处及以下各郡中乡里之名，多据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0～163页。又增补有乡里名33个，增补之乡里名皆置于何双全所列乡里之后。
[3]范三畏《汉代天水郡郡治考》（《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认为，西汉天水郡治所在冀，而非平襄。可备一说。
[4]马建营：《天水地名渊源考辨》，《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
二、设立新郡
（一）河西四郡的设置
河西四郡的设置是汉武帝为加强与西域的交通，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出击河西，迫使匈奴浑邪王率众投降，河西地区正式归入汉朝的版图。汉占领河西后，匈奴势力并没有完全被消灭。其右部势力退居到河西北山山地（主要为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山地）以北的蒙古高原沙漠区。为了进一步制止匈奴南侵势力，根据张骞提出的“断匈奴右臂”的方案，汉武帝想利用乌孙与匈奴的矛盾，“招以东居故地”，并通过乌孙再招来“其大夏之属”，以共同抗击匈奴。于是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但乌孙西迁已久，并不想回河西，拒绝与汉共抗匈奴。张骞此行目的失败。汉武帝审时度势，决定大力开发河西，设郡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河西四郡的设置时间，《史记》《汉书》的说法不一致，引起学界的纷争，至今尚无统一的意见。大体有以下观点，见表3-6。
以上所举仅是一些代表性著述的论点，并非全部，但足见其分歧之大。
刘光华先生综合各种文献记载，斟酌近几十年的讨论成果，在《西北通史》第1卷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代表了河西四郡设置年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现概略转述其论说如下：
1.酒泉郡始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年）
《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本注曰：“武帝太初元年开”；《武帝纪》则曰：元狩二年“秋，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同一部《汉书》中的《地理志》和《武帝纪》记酒泉设郡年代就相差18年，遂引起后世学者的讨论。我们同意张春树关于酒泉郡与张掖郡始设于元鼎六年的说法。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汉，河西之主权归汉朝，此后汉即集中力量于临黄河地区之开拓，将势力一步步自河东岸移至河西岸以至建起自朔方至令居间的一条开拓带，而同时也在近汉之河西地置候望，开始了小规模的开发。至元鼎二年汉始以令居为据点，正式向河西地区作有计划的经营，置亭障以至于都尉或类似的军事性辖区，至元鼎六年左右，因该地区已具规模，而又因通西域与隔绝胡羌相通等问题相连，汉乃于河西之地首置了酒泉与极可能的张掖郡而集中开发河西。《史记·大宛列传》载：“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酒泉郡。郡名来自西汉东方朔《神异经·西荒经》中关于酒泉的传说，文言：“西北荒中有玉馈之酒，酒泉注焉，广一丈，长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镜。上有玉樽、玉笾，取一樽，一樽复生焉，与天同休无干时。”王莽时改称辅平。郡治禄福，下设9个县，故城均在今甘肃省境。平帝时，有18137户，76726人。见表3-7。
禄福，为羌语译名。天，因县境有天阪而得名。玉门，得名由来，过去皆言取义于西域玉石自此输入。李正宇著文考证，玉门乃因《周易·说卦》中乾卦之象“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武帝欲在西北边地设关，遂取“金关”“玉门”之名，以寓武拒、仁怀之义。会水，因县内有众水所会，故名。池头县，已出土悬泉置汉代简牍不止一处记载有沙头县，而无池头县，论者认为池头或系沙头之误写，或在西汉某时已改名沙头。
汉简中发现的酒泉郡禄福县有东乡、王里、慈里；会水县有宜禄里。
2.张掖郡始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年）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本注曰：“故匈奴昆邪地，武帝太初元年开”；而《武帝纪》则记曰：元鼎六年“秋……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据《地理志》，张掖郡与酒泉郡同时设置；而据《武帝纪》，则张掖郡与敦煌郡同时设置，当以前说为是。而设置时间，应在元鼎六年。初设之时，酒泉郡在河西走廊西部，张掖郡在河西走廊东部，其间大致以今黑河及其以北的盐池明海沙漠区为界。
汉设酒泉郡是为“通西北国”，置张掖郡则是为隔断羌胡交通。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断匈奴右臂”，但酒泉郡远在西北，无法实现隔断羌胡联系这一战略目标。张掖郡（分武威郡之前包括武威郡辖地）恰处在匈奴与西羌交通要道，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汉武帝置张掖郡以“隔断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削弱了匈奴的势力。
张掖郡。原为匈奴浑邪王驻牧地，王莽时改称设屏。郡名来由，《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曰：“张国臂掖，故曰张掖。”李文实认为，张掖是古羌语地名，“张”义为野牛，“掖”义为所在或出没地，连起来张掖一名义为野牛出没之地。郡治觻（lù）得，下设10个县，其中有9个县故城在今甘肃省境，另有居延县，今划归内蒙古，但今民勤县部分属汉居延县。平帝时，有24352户，88731人。见表3-8。
觻得县，颜师古注称：“觻得，匈奴中地名，而张掖县转取其名耳。”则县名为匈奴语原地名音译，因境内有觻涫而得名。氐池县治所，传统说法是在今民乐县北偏西的洪水镇，但出土悬泉置简牍中的驿置道里簿中明确记载，氐池县西去张掖郡治所54汉里，则汉代氐池县应在今张掖甘州区附近。骊靬，该地原为匈奴骊汗王驻牧地，后将骊汗讹写为骊靬，遂为县名。该县系汉武帝开河西后的公元前111年所设。英人德效骞于1957年在伦敦发表《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一文，说，公元前54年，罗马执政官之一的克拉苏在进攻帕提亚（中文古籍称为安息，即今伊朗）的战争中大败，本人被杀，所率将士2万人阵亡，1万人被俘，1万人逃回。后来，被俘罗马人逃出帕提亚，投靠筑城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的匈奴郅支单于。公元前36年，被俘罗马人参与郅支单于城保卫战，被汉军俘获后，汉朝廷在河西设骊靬县安置罗马降人。近年在金塔金关和敦煌悬泉发现有关骊靬的汉简11枚，其中有二支纪年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前60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辛”，证明骊靬之名的产生及设县在郅支战役之前，因而绝不是为安置所谓罗马降人才设置骊靬县的。考古材料否定了德效骞的猜测。
汉简中发现的张掖郡觻得县有北乡义成里、成汉里、定安里、富里、万岁里、千秋里、定国里、寿贵里、敬老里、市阳里、长乐里、武安里、常利里、安国里、都里、富贵里、安成里、利处里、延寿里、安世里、广苑里、传圭里、新都里、益昌里、宜水里、平利里、加德里、石成里、临池里、安定里、万年里、步利里、高平里、安昌里、道安里、广昌里、安汉里、胡里、广汉里、长社里、伤里；昭武县有万岁里、安汉里、宜众里、乐成里、鉼庭里、益广里、市阳里、宜春里、便处里、平里、千秋里、高昌里、长寿里；氐池县有长乐里、富贵里、富昌里、安定里、大昌里、平乐里、宜乐里、利里、新师里、昌乐里、千秋里、承明里、武定里、安汉里、平利里；屋兰县有富贵里、安乐里、大昌里、漆栒里、定里；日勒县有益寿里、益利里、寿光里、长寿里、高邑里、万岁里；骊靬县有万岁里；番和县有便里、郭邡里、安汉里；显美县有莫君里（另居延县有2乡82里，因其多不在今甘肃省境内，不录）。
3.武威郡始设于宣帝元凤元年至地节三年间（前80—前67）
《汉书·地理志》武威郡本注曰：太初四年开；《武帝纪》则曰：元狩二年置。相差18年。考虑到汉昭帝设金城郡时由张掖郡划拨了两县，所以太初四年、元狩二年均不可能建置武威郡。据张维华先生研究，武威建郡于元凤元年至神爵元年（前80—前61）之间；据劳榦先生研究，武威建郡“早不得逾元凤元年十月……晚不得逾地节三年五月”（前80—前67），将武威建郡年代的下限提早了6年。目前的研究，大致不出劳说。
武威郡。原为匈奴休屠王驻牧地，汉武帝开河西后，为张掖郡地，宣帝元凤元年至地节三年间分张掖郡东部地设武威郡。郡治姑臧。下设10个县，故城均在今甘肃省境。平帝时，有17581户，76419人。见表3-9。
武威郡属县地名，有汉语名，如张掖、武威、苍松、宣威之类，有匈奴语地名，如姑臧、休屠、揟次、媪围等。苍松，因境内有松峡而得名。姑臧，本为匈奴休屠王之盖臧城，汉时音译为姑臧。据李文实研究，姑臧羌语义为黄羊沟。
汉简中发现的武威郡姑臧县有北乡西夜里、西乡阉导里、渠门里、比夜里；鸾鸟县有息众里、大昌里；张掖县有西乡定武里、有义里、长乘里。
4.敦煌郡始设于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
汉朝为进一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就必须经营通往西域的道路，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地，它南枕祁连、西控西域，是中西交通南北两道的分合点，东西方文明荟萃的枢纽。在河西走廊西部专设敦煌郡是非常必要的。《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本注曰：“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武帝纪》记曰：元鼎六年秋分酒泉地置敦煌郡。《武帝纪》的说法未必可靠，今人劳榦先生主太初中说，张维华先生主元封六年说，张春树先生主天汉三年说。其实，太始三年之玉门都尉未必属于敦煌郡，因为《武帝纪》记征和三年三月“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至天山，击匈奴，说明前90年敦煌尚未置郡，所以所出之塞是酒泉塞，故曰“出酒泉”。敦煌置郡当以武帝后元元年为是。
敦煌郡。王莽时改称敦德。郡治敦煌，下设6个县，故城均在甘肃省境。平帝时，有11200户，38335人。见表3-10。
郡名来历有三种说法。传统说法为：“敦，大也；煌，盛也。”或以为系《山海经·北山经》中“敦薨”的异译。敦薨，即吐火罗，系先秦时曾居住于西域及敦煌一带之白种人的一个部族。古人将吐火罗急读为“敦薨”、“敦煌”，遂以名郡。又有说，敦煌系古突厥语“瓜”的音转，因其为产瓜之地，又为《左传》“瓜州”之地。冥安，因冥水（今疏勒河）流入县北之冥泽，故称县为冥安。效谷县，本为鱼泽障，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济南人崔不意任鱼泽尉，教民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以为县名。渊泉，因地多泉水得名。
汉简中发现的敦煌郡敦煌县有鱼离乡，有南关里、富贵里、大会里、宣武里、中阳里、束武里、寿陵里、武阳里、强利里、高昌里、利成里、安国里、大富里、武安里、寿王里、如昌里、兴盛里、对宛里、始昌里；效谷县有宜禾里、宜王里、常利里、益寿里、京威里、阳玉里、得玉里，西乡高议里、宜玉里、甘井里；广至县有安庆里；龙勒县有万年里、寿里；渊泉县有宜年里；某县有常安里。
河西四郡的设置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对以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河西四郡的设置使河西成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基地，加强了西汉的防御能力，推动了西域各族与汉朝联合对抗匈奴。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向北可以直接出击匈奴腹地，向南可以隔绝匈奴与南羌的联系。因此河西四郡设置之后，大大缩短了汉朝和西域之间的距离，与西域诸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加强了，这就为汉朝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河西四郡的设置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条件，便利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朝在当地大力经营开发，使此地由原来落后的畜牧业地区逐渐转变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这样就使两个古老的农业区，即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更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农业区联系了起来，大片农业区的连接为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第三，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据研究，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一个广大的农业区和一个广大的游牧区。大体说来，在长城以南，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是汉族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区；在长城以北和以西，包括东北与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以及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则为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小月氏等民族从事游牧业生产的游牧区。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后，河西地区逐渐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这就使我国原来连成一大片的游牧区，分割成了两大片游牧区，即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区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区。新兴的河西走廊农业区的出现，在实现所谓“隔绝羌胡”目的同时，也扩大了我国一大片农业区与两大片游牧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战争时有发生，但又因为游牧社会不能生产出自身所需要的许多生产和生活用品，需要由农业社会供应各种手工业产品——金属工具和生活用具、丝织品以及粮食等，农业社会也需要游牧民族供应肉食、畜力、奶酪、皮毛等，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汉武帝“广开三边”，在新拓地区推行郡县制，把广大落后边远地区的社会制度，用行政手段纳入到封建政治的范畴之中。在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政令下，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上与汉族劳动人民的相互影响大大加强，并使自己迎头赶上先进的汉族。
（二）金城郡的设置
历史上有将金城郡与河西四郡合称“河西五郡”的。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下诏：“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郡名来历，古人有不同说法。应劭说：“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瓒认为：“称金，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曰：‘虽金城汤池。’”唐代颜师古注肯定了臣瓒的意见，又补充说：“一云，以郡在京师之西，故谓金城。金，西方之行。”三说皆有道理，也不能排除筑城得金的可能。王莽时改称西海。郡治允吾（yán ér，今青海民和县古鄯镇），王莽时分金城郡地另设西海郡，治今青海海晏。金城郡下设13个县，即允吾、浩亹、令居、枝阳、金城、榆中、枹罕、白石、河关、破羌、安夷、允街、临羌。其中9个县故城在今甘肃省境。平帝时，有38470户，149648人。见表3-11。
浩亹，境内有浩亹河（今名大通河），故以为县名。白石，县东有白石山，故以为县名。
汉简中发现的榆中县有傅墩里、传教里。
（三）武都郡的设置
武都郡是汉武帝为加强对今甘肃东南部氐族地区的统治而设置的。
氐族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在我国历史上曾占据过重要的地位。氐族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许多古老的文献中都有关于氐的记载，如甲骨文中有“雀取氐马羌”“龙来氐羌”等。《诗经·商颂》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成汤十九年，大旱，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来宾”等。春秋以前文献中往往“氐羌”连用，可能两个民族尚未分离。氐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出现，约在春秋战国时期。
秦汉时期，今陕南、陇南、四川等地区，均有氐族居住。其中，陇南是氐族聚居人数最多的地区。据《后汉书·西南夷传》等文献记载，氐人游牧与农耕兼营，其畜牧业发达。他们培育的马匹品种优异，而被称为“良马”“名马”。氐人还驯养了大量猪、牛、羊、驴、骡等家畜。有些氐人部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古代史家称其“善田种”“地植九谷”。白马氐人尤其以种植桑麻、养蚕和织麻布绸绢著称，所织麻布细致柔软，染以青、白、绛等颜色，被称为“精布”。陇南森林遍布，盛产林木，氐人就地取材建构“板屋土墙”的房舍，颇为特别。氐族人习惯于头戴黑色突骑帽，脚穿皮靴，无疑是畜牧经济在其习俗方面的反映。陇南一带的氐族有众多部落，其中白马氐最大。氐族中各个部落都建有自己的政权，各有自己的君长，但作为一个民族的统一性政权却尚未建立。他们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并有自己的语言。
秦时，陇南一带为陇西郡西县和蜀郡湔氐分属。刘邦于汉王二年五月由南郑出发，经故道，北上击雍。其所走之故道即在后来的武都郡境。汉初武都地区仍为陇西郡和蜀郡分属。《汉书·高后纪》载，二年“羌道、武都道山崩”。羌道汉时属陇西郡，在今舟曲北。两道皆秦所未有，当是西汉初新增。颜师古注曰：“武都道属武都郡。”此处这位大注家显然说错了，因为在高后时并无武都郡之建制。武都道设于今西和县南仇池山东麓，此处后来成为武都郡治所。
汉武帝在打击匈奴的同时，也关注着西南地区。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攻南越。武帝乃拜唐蒙为中郎将，率兵并携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边邛、笮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汉朝，“如南夷（夜郎）例”。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马相如出使西夷，在邛笮地区设一位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为了有效控制西南夷地区，汉王朝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但遭到朝中部分大臣及西南各族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暂时停止，西汉开发西南夷的活动暂告一段落。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促使汉武帝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活动。次年，汉在长安“作昆明池”练习水战。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攻杀南越王赵兴、摎太后，及汉使者，发兵守要害处，正式反叛汉朝。汉军征发各路军队平定南越的反叛。
当汉朝征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时，且兰君乘机反汉，杀汉使及犍为太守。元鼎六年（前111年），“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灭，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冉皆震恐，请臣置吏”。汉朝以邛都设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西南），笮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北），同时在广汉郡（治今四川梓橦）西边的白马氐人居住区设武都郡（治今西和县大桥乡），将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王朝的统治下。
武都郡。属益州刺史部。王莽时改称乐平。郡治武都，下设9个县道，即武都、上禄、故道、河池、平乐、沮、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其中有6个县道故城在今甘肃省境。平帝时，有51376户，235560人。见表3-12。
河池，县因在河池川而得名。循成道，亦作修（脩）城道、脩成道。《水经注疏》卷20言：“汉水东南迳脩城道南。”孙星衍曰：“脩城，疑当作脩武。”熊会贞按：“前汉脩城道，属武都郡，后汉废，至后魏，复置脩城郡，因汉道旧名。《隋志》脩城，旧置脩城郡。《周书·明帝纪》《赵昶传》《杜杲传》并称修城郡。今本《地形志》作脩武郡，误。孙氏疑此脩城当为脩武，又为《地形志》所误。其实《注》自指汉之脩城道言，无关后魏之郡也。当在今成县南。”又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D21）出土第1009号简戍卒名单：“戍卒，脩成当利里杨冯，年三十。省府。取代。省府。”查《汉书·地理志》无“脩成”之郡或县道名，而循与脩二字字形相近，颇易混淆，故似可定，史书或汉简中之脩城、脩成，即武都郡之循成道。
在汉简中发现的武都郡循成道有富里、泉里、当利里；下辨道有竹里；河池县有大昌里、下贲里、河池里、耶里、上里。
武都郡的设置，使这一地区的行政机构系统化，西汉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领导大大加强。汉朝在经济上对武都等新置郡县实行优惠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不征收任何赋税，而且不破坏其原来的部落组织，按照其民族习俗进行治理，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史称：“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
[1]表3-6主要参考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2]原文为“自是以后”，根据文意推，是指元鼎六年以后。
[3]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1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9～493页。
[4]《汉代河西四郡的建置年代与开拓过程的推测：兼论汉初西向扩张的原始与发展》，《汉代边疆史论集》，台湾食货出版社，1977年。
[5]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续）》，《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
[6]李正宇：《玉门关名义新探》，《甘肃文史》2005年第2期。
[7]《后汉书·西羌传》。
[8]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9]张俊民：《东西交通驿站地理位置的确定与档案文书的出土——记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的发掘》，《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第12页。
[10]张德芳：《汉简确证：汉代骊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
[11]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第318～319页。
[12]劳：《居延汉简考证》，第26页。
[13]2001年出版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1页，公布一枚元康四年（前62年）的纪年简，系长安令发给各地的通缉令，内列天水、安定、北地、金城、西河、张掖、酒泉、敦煌诸郡名，唯独缺武威之名，从而对劳意见提出挑战。我们以为，简文或系当时抄写遗漏，不足为凭。原因有二，一为《汉书·霍光传》中有：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薨后……数月，复出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说明至迟公元前68年已设武威郡。二为第51页公布有一神爵元年（前61年）大司农下拨河西诸郡农官钱谷的文移，即具列武威于五郡之中。时与不列武威名的元康四年通缉文仅差一年。
[14]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5]《汉书·地理志下》，应劭注。
[16]《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17]钱伯泉：《敦煌和莫高窟音义考析》，《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杨富学：《少数民族对古代敦煌文化的贡献》，《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18]《汉书·昭帝纪》。
[19]《汉书·昭帝纪》注。
[20]《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85页，2086号简文：“金城榆县传教。”“榆”为榆中之省文，教后缺字当为“里”字，故列之。
[21]《汉书·西南夷传》。
[22]刘琳：《华阳国志·汉中志》校注言：“疑（武都）秦已置县。”可备一说。
[23]《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24]《汉书·食货志》。
三、属国的设置
属国是秦汉时代对归附少数民族实行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属国的设置始于秦代。《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这里的“典客”“典属国”就是秦廷专司管理少数民族归附部落的官员。汉文帝时，已有上郡属国之名，但由于史书记载简单，情况不明。汉武帝时，匈奴浑邪王率4万余众降汉，河西地区划入西汉版图。能否妥善安置他们，如何管理这些归降部众，成为西汉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这些降人今后的生活，更关系到今后匈奴走向与边地的安危。这是因为：（1）匈奴的语言及生活习惯与中原地区不同。他们原来“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对他们依照内地的方式管理，显然是行不通的。（2）社会组织不同。匈奴是以部落为基层单位的政权，从来没有统一和固定的行政区划，“异性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这些部落是以氏族、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与中原地区以地域为划分单位的郡县制有着根本区别。（3）在西汉时期，匈奴部落内，尤其是地处偏远的部落，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在河西地区一些部落内部生产和分配还是原始公社的方式，一下子让他们接受封建剥削方式，势必引起反抗。
当浑邪王一行投汉的同时，一场如何处理这些降人的争论也就开始了。汉武帝似乎早有成竹在胸，他下诏沿途各县轮番以马车转送来降的匈奴人等。长安县要筹足两万辆车，官府没有这么多的马，也拿不出足够的钱租赁马匹，于是就向民间赊借，百姓不见现钱，有的人家就将马匹藏匿。马匹凑不够，汉武帝非常生气，要将长安令斩首。右内史汲黯到未央官批评武帝说：“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表达了部分大臣对武帝善待降人的不满。当浑邪王一行到达长安以后，出现了商人与匈奴人做生意的事，这违犯了“阑出财物于边关”的律令，有500商人将被处死。汲黯向汉武帝说：“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虏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汲黯认为应该对长期给中原人民带来灾难的匈奴降人予以惩罚，将他们分发给死亡士兵之家做奴婢，将财物分给他们。汉武帝没有接受汲黯的意见，毅然决策对投降的匈奴浑邪王及其部众实行属国制度，“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属国的最大特点，是“因其故俗”，就是保留他们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另择地安置，既有利于西汉政府的统治，又有利于归降部落的生产、生活，更有利于招徕尚与汉朝对抗的其他匈奴人。
西汉设置属国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大致来说，从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经汉昭帝、汉宣帝总共设置8个属国，有5个属国大体在今甘肃地区。
1.安定属国。安定属国是武帝元狩三年为安置匈奴浑邪王归降部落所设的一个属国。《汉书·地理志》载“安定三水县，属国都尉治”，因其地在三水县，故又称三水属国。三水县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东北下马关镇北红城水古城，南临甘肃环县，所以有人又称三水在今环县北。安定郡系元鼎三年（前114年）由北地郡分设，属国设置初此地属北地郡，所以又称北地属国。《水经注》卷2言：“高平川水又北，迳三水县西，肥水注之。”《读史方舆纪要》卷58“平凉府镇远县”下有：“三水城，在县东北百里。汉置三水县，属安定郡，属国都尉治焉。”
安定属国所在地为古代义渠戎活动范围，秦灭义渠后，在此设置北地郡。汉初，匈奴多次南下，北地郡人口散亡很多，元狩三年匈奴降众便安置在此。王莽时，三水县人卢芳“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浑邪王之姊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乱，太子诛，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长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霍将军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孙卿，孙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间。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卢芳之所以能以诳言获得三水属国羌胡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编的故事合乎情理。也就是说，浑邪王及其主要亲属的部属都是被安置于安定属国的。安定属国内除匈奴人外，还有羌人。其来源一是匈奴掠夺的羌奴，一是自愿从陇西、天水等地迁来的羌人。安定属国地处西汉边塞附近，其部落组织一直保留较好，所以在两汉之际卢芳依靠匈奴人实行地方割据，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年）又有“安定属国胡叛”的事情。
2.天水属国。《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勇士县，属国都尉治满福。”勇士县治在今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属国都尉所驻之满福城，历代无记载。何钰撰文认为在今巉口镇，说：“今巉口在汉代是天水郡勇士县的辖地。从定西县巉口镇有面积较大、文化层厚且内涵丰富的汉代遗址和规模较大的汉代墓群分布，及近世以来出土的大量文物，特别是‘新莽权衡’和两汉、新莽货币、官署建筑构件等分析考证，定西县巉口镇就是西汉天水郡属国都尉的治所——勇士县满福。”
王宗维认为，天水属国的设置是为了安置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部众。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从焉支山返回，“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文中所提到的“折兰王”“卢侯王”是统治这个地区的原部落首领。《史记正义》引用颜师古注：“折兰，匈奴中姓也。”又《集解》引张晏云：“折兰、卢胡国名也。”折兰、卢胡都是原匈奴统治下的小国，汉占领河西前都受匈奴的奴役，浑邪王降汉，率部到长安，折兰、卢胡二部并未同行，汉朝在折兰、卢胡原来活动的地区设勇士属国，以安置这些降众，这就是天水属国。王宗维先生的说法颇有牵强之处，特别是他将霍去病作战的皋兰指实为今兰州市南山的皋兰山，显然差距过大。武沐不同意其说，认为天水属国是安置休屠部众的属国之一。他考证1972年出土的《王真保墓志》，指出，“王真保是休屠后裔，其先祖历代的活动中心，大体在秦州、陇西一带。今秦州、陇西等地作为汉武帝安置浑邪、休屠部众的属国除位于陇西郡勇士县的陇西属国，即后来的天水属国外，别无他处，因此最初的秦州王氏休屠显然是随同休屠部众降汉后一同安置在陇西属国的”。
3.张掖属国。张掖属国的设置时间，学界颇有争论。《后汉书·郡国志五》称：“张掖属国，武帝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李并成根据居延汉简资料，认为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以前已设。王宗维认为，西汉张掖属国的设置在太初二、三年（前103年、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后不久。吴礽骧、余尧认为，至迟在昭帝元凤以前已设置张掖属国。
张掖属国置于何处，史无明文。李并成认为，“张掖属国既以张掖命名，则必居于张掖郡近侧。……那么属国都尉所在的城址又在何处？笔者认为，前匈奴西城今民乐县永固乡八卦营古城恰可当之。该城为匈奴在河西的重要统治中心之一，原本就系匈奴始筑，汉朝用来作为安置归降的少数民族部族张掖属国的统治重镇，十分合乎情理”。
4.金城属国。金城属国设置是为安置归降羌人。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当时归降的羌部主要有罕幵、先零、煎巩、黄羝诸部，大约有三四万人。《水经注》卷2有：“湟水又东南迳小晋兴城北，故都尉治。阚骃曰：允吾县西四十里有小晋兴城。”王宗维说，小晋兴城原为金城郡西部都尉治所，后设属国都尉治所于此。
5.北地属国。《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冬十一月“匈奴呼遫累单于帅众来降，封为列侯”。“三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则北地属国是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设置，目的是安置归降的匈奴呼遫累单于之众的一部分。北地属国都尉治何处，不见史书记载。
西汉属国的管理体系，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汉书·百官公卿表序》称：“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
管理诸属国的最高长官为典属国，是秦朝已设的职官，其职为掌管蛮夷降者。当时另有朝廷礼仪官典客，后更名大鸿胪，其职为“掌诸归义蛮夷”。二者职掌的区别仅在于“归义”或“降”的不同。归义应指其投向汉朝是自愿的，而降指其投向汉朝是在军事行动以后。故而到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省却典属国之官，将其职守并归大鸿胪。因而，可以说西汉管理诸属国的朝廷中的最高长官，先是典属国，后来是大鸿胪。必须注意，古代所谓蛮夷，并无境内与境外之别。朝廷举行大型典礼时，大鸿胪专门负责引导各国和各民族使臣列班行礼。平时专门管理边境各国及各民族同中央的关系和外交等事务。典属国衙署的官职设置情况，除九译令之外，史无记载。九译令，就是从事翻译工作的长官，其下应该有精通诸国及诸族语言的译官若干名。大鸿胪衙署的职官系统比较明确。大鸿胪之下有丞，是其副手；有行人令及丞，负责与各国及诸少数民族联系，奉朝廷命令出使诸国或诸民族，并且管理诸民族到朝廷朝觐皇帝的事务。可以说，行人就是负责具体与外国和诸民族联络的外交官。译官令及丞，负责在与外国及少数民族人员来往中的语言和文件翻译工作。别火令及丞，掌管法律及刑狱诸事，就是处理违犯汉朝法律的外国及少数民族人员，对其进行监禁或处罚。还有郡邸长及丞，主管各郡国在京师设置的宅第（犹如当今各省区驻京办事处）及各少数民族来京人员集中居住之蛮夷邸的官员。
诸属国长官称属国都尉，由朝廷直接任命，职衔低于郡太守，为比二千石，受典属国的领导。属国都尉既主兵，又主民（属国中安置的少数民族）。属国牧民被编为军队，称“属国兵”，其中骑兵较多。王莽末年，窦融曾称“张掖属国精兵万骑”。属国兵用以守卫边境，威慑属国中怀有异心者，必要时弹压其反叛，并随时接受朝廷调遣，参与作战和军事活动。属国衙署的属官有丞、候（或称侯官）、千人（或千人官、千人长、千长）、百人长。丞为属国都尉的副手，协助都尉处理日常诉讼、文书、财务，必要时代行都尉职权。候，是情报和参谋官员，也是军职，其下有候史、斥候，分布在边塞，侦察动静，担任警戒以保卫属国的安全，同时也处理其他日常事务，有属员、候卒等。千人、百人长，原是匈奴的官职名，汉朝在属国地区沿其故俗，仍设这一名称称呼直接带兵的军官，一方面管理归附民众，另一方面对其进行军事编制的作战与训练。另外，还有司马，如居延汉简53·8简文“张掖属国司马赵繁功一劳三岁十月廿六日”。这样从上到下，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政合一的管理体系。
检诸史书及汉简资料，西汉时曾任甘肃地区诸属国都尉的有：
安定属国都尉——哀帝末刘歆。《汉书·楚元王交传附刘歆传》：“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
天水属国都尉——成帝时张放。《汉书·张汤传附张放传》：“上（汉成帝）不得已，左迁（张）放为北地都尉。数月，复征入侍中。太后以放为言，出放为天水属国都尉。永始、元延间，比年日蚀，故久不还放，玺书劳问不绝。”
张掖属国都尉——昭帝元凤三年前至宣帝本始二年（前78—前72）郭忠。《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成安严侯郭忠，以张掖属国都尉匈奴入寇与战，斩黎汙王，侯，七百二十四户。始封（元凤）三年二月癸丑封，七年薨。”
西汉朝廷以设置属国的方式安置少数民族归降部落，有利于争取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归附汉朝，分化瓦解了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贵族统治；有利于稳定边地的生产，促进边地的开发；有利于引导少数民族人民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先进的生产水平，不仅对当时西汉王朝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1]《汉书·百官公卿表》。
[2]《史记·匈奴列传》。
[3]《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史记·汲黯列传》。
[5]《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6]《后汉书·卢芳传》。
[7]《后汉书·光武帝纪》。
[8]何钰：《汉代天水郡属国都尉治所地望的探讨》，《陇右文博》2001年第1期。
[9]《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10]王宗维：《汉代的属国》，《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
[11]武沐：《匈奴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12]李并成：《张掖属国考》，《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
[13]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140页。
[14]《汉书·宣帝纪》。
[15]王宗维：《汉代的属国》，《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
[16]《后汉书·窦融列传》。
[17]陈连庆先生认为，属国兵为匈奴等少数民族士兵，详见《西汉与新莽时期的少数民族士兵》，《中国古代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